王子平按：这是1999——2000年期间写给鲁煤先生的五封信函（略有删节），文中讨论了有关文学、历史、回忆录等问题。近日重新阅读一遍，虽然时间已经过去13个年头，但内中写出的一些想法，似乎仍可供有兴趣的朋友一阅。特借《滦河文化研究》杂志一角，刊登出来，恳望有智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一
　　您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4篇回忆录，我都读了，且读得认真。我忽然想到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问题，这真有点像冬天东北森林中两头需要靠彼此体温来取暖的野猪一样，为了生存彼此都需要靠近，生活需要文学，文学需要生活；问题是如果靠得太近，又会相互伤害，或牺牲文学，或牺牲生活。对此人们都深切地体验了，领受了。现在度过了严冬，炎热夏季来了，两头野猪在互相走开，都清高起来了，彼此不屑一顾。您处的那个时代是严冬，是文学与生活靠得很紧的时代。也就因为靠得太紧了缘故，彼此都付出了代价。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想，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在两者之间保持一种距离，犹如邻居那样，要友好，但不要拆掉篱笆！由您的文章中，我了解了徐放②先生。这一代文人背负了过多的历史使命，灵魂中又浸透着太多的历史传统。这造成了这一代人的悲剧，包括您自己。在这一点上，倒真的像长夜中的火把，照亮了他人，燃烧了自己！这悲剧是历史造成的。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需要代价，一些人注定是要被放到祭坛上做祭礼的，至于是张三还是李四，就很难由自己决定了。
（1999年7月5日）
二
　　您的文章给我印象最强烈的，是您以及您那一代文艺工作者对文学以及透过文学对革命事业那种虔诚、神圣的情感，对待事业的兢兢业业，那种不顾一切地全身心地投入。这是成就任何事业的基本保证。遗憾的是，目前已经很难看到对待文艺和其他事业的这份真诚和神圣感情了。一切变成了“游戏”和“玩”。文学应当肩负起呼唤这种感情的责任。如果要总结解放区的文艺工作经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其次，《红旗歌》的创作成功，也再次证明了这样的道理：一切为社会革命服务的文艺作品，都必须抱有明确而又现实的目的，切切实实地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摆在“武器”“工具”的地位，不讳言，不矫饰。放开来说，发扬人性，培植人们的真善美情感，这是一切时代文艺的使命，但具体到某一个具体历史时期，却又有其特殊的表现内容和形式。您写了那时那家纺织厂的工人，今天的作家可以写企业家甚或资本家，但那目标在基本的方面应当是一样的，都是建造人类精神世界的工具或破坏旧世界的武器。在这一点上，文艺或文学应当放下架子。再次，在体验生活和创造作品的过程中，克服自身的一切局限，尽最大努力表现出作品中那些人物的所思所想并把他们引导到社会的大趋势中来。既尊重这些人，又影响这些人。如果说上面一条所反映的是文艺和革命事业的关系，那么，这里就是文艺和文艺所表现的那些人物的关系。您努力使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却又高于他们，影响并教育他们。共产党历史上 “左”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将知识分子同工农兵对立起来。最后，我的又一个强烈感受是在读您的文章时想到的。那就是彻底的牺牲精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牺牲是在两个层次上进行的：一是外在层次，指物质享受（对于穷人出身的革命者来说，这一点牺牲并不存在）、青春岁月乃至生命等；一是在内心层次上，包括自己的兴趣、爱好、专长、性情乃至个性方面的一切历来为文人视为生命的东西。为实现上面所说的一切，不得不放弃这些。这对于文人来说是最难以接受的牺牲。您和您那一代文人做到了。据我所知，您学的是美术，后来写的是诗歌，而在这时您却写起了剧本，当然还有小说、报告文学等。局外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这是最严酷、最值得尊敬的事情。对于革命队伍中那些非文人来说，这后一条牺牲几乎不存在，也就少了许多痛苦。这种牺牲今后还会有吗？我想还会有的；在个性时代能够这样要求文人或文艺家吗？我想也是应当的。果真如此，那么解放区文艺工作的一条最重要、也最难学到的经验则是这一条。革命战争时代对于文学造成的局限，主要是把文学的使命单一化、单纯化了，共性几乎取代了个性。这在其他时代是难以接受的，这也使得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有了它的局限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那些关于“野猪”的话，的确是随手写出来的，但却是我对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真切感受或理解，在这一点上，它又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从理论上讲，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当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生活需要文学，这所谓生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个人生活等各个方面。革命战争是其中之一。文学对于生活来说，既可以是实现生活目标的工具或武器，又可以是生活享受的对象。其次，文学需要生活，因为生活是文学的源头，是文学的载体，是文学的现实形式。离开了生活，文学无从产生，也无从存在和表现。再次，文学和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种影响和作用不仅是相互的，而且每一个方面的作用或影响又都有着双重性质的效果，既可以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就是说，文学对于生活来说，可能发生积极作用，也可能发生消极作用；同样，生活对于文学也是如此，可能促进文学发展，也可能相反。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保持文学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又有着一定距离。这后一点，同样有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坚持生活永远是文学的源头；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唯一目的是生活；三是，文学在源于生活、服务生活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特性、服从自身的规律、循着自己的轨迹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理解上，我才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做了“野猪”的比喻。由于“左”的政治路线的干扰，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在上述三个方面都发生过失误，引出过教训。在我想来，片面地强调哪个方面都有偏颇之嫌。几十年的文艺史表明，过去年代里强调前两个方面多，而今日则又耽于后者，这就是我讲的文学和生活“在互相走开，都清高起来了，彼此都不屑一顾”的情形！在总结解放区文艺工作经验时，能否也在一个可能的限度内讲讲这局限性。事实上，对于任何时期的文学或文艺，都是可以在三重范围内进行分析的。第一重范围，是就革命时期的革命文艺来分析，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也是多年来正要做的。第二重范围，革命战争时期的包括所有文艺或文学在内的文艺全体来分析。那么，就会看到一种情形：过去长期排斥的灰色文学近年来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文艺史殿堂。人们已经承认，灰色同样为生活所需要。第三重范围，即从一切时代的一切文艺或文学来分析。那情形自然就又不同了。
（1999年7月28日）
三
　　那日晚去汽车站路上谈到的回忆录问题，当时我并没有认真想，只是随口讲了那些话，但我要表达的意思却是许久以来经常想到的。我的想法是，单纯地再去重复过去的苦难，已经难以唤起当今这一代青年人的共鸣，似乎那意义也算不上有多大。我对于历史有一个基本理解。首先，作为进步和发展的代价，苦难是必须要经历的。不同时代的区别只是在于，那苦难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不同罢了。其次，正是这些人们想避免而又难以避免的苦难，使人们成熟和成长起来了。把苦难理解为进步或发展的一种代价，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要抱怨的应当是自己付出代价之后没有能够获得应有的收获与进步，或者是收获与代价之间不成比例，即收获太少，而代价又太大。再次，经历了苦难之后的收获是人性、人的善良本质的提高和发展。而为此，回忆录讲的是苦难，而那目的却在于从中发现人的善良和美好。目的是真善美，苦难仅仅是一种条件、一种环境、一种由头、一种引子，一种形成或造就真善美的因素。最后，苦难对于不曾经受过苦难的人们的意义或价值，在于他不必再去直接地经受这些苦难，而又能够接受这些苦难所带来的教益，让这些人变得聪明起来。这是所有经历了苦难的人们尤其是老年人的义务或责任。依照我的这一理解，任何撰写自己过去所经历的苦难的人，回忆录也好，自传也好，自传体小说也好，都应当写出自己经历了苦难之后所获得的人性的升华与品格的提高。有的讲苦难或失意的书，其目的都是为了作者自己，或为发泄对人对事的愤怒、仇怨；或为自己的失算、失误与失着而辩解；或倾诉失败失落后的无奈、失望与消极，等等。他们是为自己写作。当然，这当中依然会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比如曹雪芹在家道败落之后，于愁苦潦倒中写作的《红楼梦》，如一些人士认为的自传体小说那样，大体上便属于这当中的一类，即倾诉无奈、失望与消极。什么揭露封建社会大家庭的必然败落、什么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等，都是后来人加给这位潦倒的公子哥儿的。就曹雪芹本人而言，哪有那么高的“阶级觉悟”？您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有着那个时代的特征，那个时代的代表性，诸如残酷战争、社会动乱、极“左”的肆虐等等，都经历了。我在想，您如果写作回忆录的话，从经历的这些苦难中，发扬人的责任心、使命感；写出人的善良本性，人的追求；人对自己的完善，品格、知识和能力的完善；更应写出人在困境中的韧性和坚强。这些品质和品格，都是人的善良本性的表现，都是人的基本品质的提高和成熟，带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1999年11月16日）
四
　　关于回忆录问题，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理解和看待苦难与牺牲。对于苦难和牺牲，可以有三种辨析的角度。从个人看，遭遇苦难并做出牺牲，是一种不幸，一种痛苦，值得诉说，值得同情，也有权发出呼喊和抗议，直至进行奋争以求得相应物质和精神的补偿。从社会看，这是进步和发展的一种代价，一种成本，带有很大的必然性，人必须接受必然。当然，这代价有性质、数量上的区别。就性质而言，有一些是人们心理上能够接受的，甚至认为是一种光荣，比如战士在战争中的苦难及牺牲；而有些是人们不愿意接受或难以接受的，这主要指和平建设时期遭遇迫害或其他非公正待遇，像“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的那种情形。这性质又同数量结合在一起，性质恶劣，但如仅只个别，那也似乎尚可忍受，而如发生大面积的残酷迫害，就令人难以接受了。问题在于，这仅是理论上的分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界限是很难加以界定并准确把握的，尤其是在大的社会风暴中更是如此。从社会进步而言，死于战争者和死于和平时期的遭受迫害，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从历史看，苦难和牺牲，都是进步阶梯。原因在于这苦难和牺牲，除了来自自然之外，就是来自人自身的私欲、贪婪和残暴。费尔巴哈认为善良和无私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恩格斯却说，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比费尔巴哈高明，因为黑格尔认为私欲、贪婪和罪恶才是历史的发展动力。事实也正是如此，经济、军事、科技以及文化上的哪一件成就不是同苦难和牺牲甚至罪恶联系在一起的呢？就连我们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长城、故宫、兵马俑等等，哪一件不是由苦难、牺牲和罪恶促成的呢？罪恶不能回避，苦难和牺牲也就无可避免。所以就历史而言，发展与进步需要两个轮子，一个是善良，它导致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平衡，使得种群的生存成为可能。善良保证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一个是罪恶，它导致社会既有秩序、均势和平衡的破坏，逼迫人们为了能够生存或生存得更好而拼命奋争，拼命超越别人，扫除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罪恶逼迫人们追求进步和发展。罪恶需要代价，善良同样需要代价。人类从罪恶中学到的东西，远比从善良中学到的要多。我很难完全同意黑氏或费氏的各执一端的说法。大约到任何时候都不会仅只留下一项，无论哪一项都不行。仅仅是善良，人类就会停止进步，最后是人类自身的停滞和瓦解；仅只是罪恶也不行，那样人类将会自己消灭自己。善良和罪恶既相抵触、排斥，又相补充和促进。一千多年前的苏轼都意识到了指点，他曾经浩叹：“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在善良的人们看来，大自然充满和谐，尤其是那令人陶醉的田园风光，该是何等的美妙。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一种生物要以另一种生物为果腹的食物，就是所谓食物练。对于被吃掉的生物来说，这同样是一种罪恶。可正是这种“罪恶”却保持了自然界的平衡，到头来也保存和发展了自身。无疑也是一种贡献和善举。这三种认识和分析苦难和牺牲的角度，各有其意义：在个人，苦难和牺牲是一种不幸和痛苦，也是一种责任；在社会，苦难和牺牲是一种代价，一种必然，无可回避；在历史，这是一种阶梯，一种途径，要求进步和发展，必须循此而进。如果对促进历史发展的这善良和罪恶两种力量再做进一步的考察的话，还会发现，两者相反而相成、相克而相生。一部人类史就是这两种力量交互作用、此消彼长的历史，善良在发展，罪恶也在发展。所谓文学无非是对这两种力量相互较量的反映罢了。文学常常歌颂善良，其实也变着法地歌颂罪恶。这扯得远了些，目的并不全在如何写回忆录，而是表明我的历史观。其实即如写回忆录，在如何理解和对待苦难和牺牲问题上，也要多一点社会和历史，多一点全局和客观，多一点思考与冷静。这才是看得透，才是大彻大悟。我的这种历史观，不知您能否同意。 
　　我觉得您在思想上有着一个误区，那就是如何看待个人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中世纪以前，个人是被淹没在社会或以皇帝为代表的所谓“公”字之中的，伦理学上称之为社会中心主义。资产阶级倡导个人中心主义，提出人性的解放，这是冲破封建主义枷锁的一场社会革命和历史的进步，在推动历史的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我国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个人中心主义时期，更不曾有过真正的人性解放，所以，才会有“文化大革命”那样打着社会主义旗帜而大搞封建主义的悲惨事情发生。没有个人地位的真正确立，不会有封建主义的彻底清除。在这意义上，无条件地牺牲个人，无条件的“大公无私”，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具有积极意义。实在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以这种无条件牺牲个人为核心的社会中心主义在作祟。您亲自考察了美国那个历来被中国革命者看作是充满自私、欺诈、贪婪和残酷的国家。现在愈来愈多的人看到、理解到那里的实际情形是，有个人更有社会，有自私同样有无私，而且那里的个人与自私是受到道德和法律制约与约束的，秩序是那里的主旋律。这一点同社会制度没有直接的联系，倒是同社会发展阶段分不开。要解放自己，那时才会真正从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自己及自己那个时代所做的一切。近20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进步，正是这种关于个人和社会关系的观念上的演进。不管现今社会上发生了多少令人看不惯、不愉快的事情，也并不改变这一进步的巨大意义。在任何国家，个人的解放、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都是彻底根除封建主义的前提和保证。没有这一点，“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不知什么时候还会重演！因为正是个人独立地位的缺乏保证以及人的独立人格泯灭构成了那种悲剧的社会基础。
（1999年12月19日）
五
　　您好！又见春暖花开，望您的心情如同这春天一样的欢快活跃起来。打开严冬中关闭已久的窗子，让春风和着花香进来，把自己的心绪放飞，伴着鸽声翱翔于蓝天。
　　春节期间我又将您回忆徐放的文章读了一遍。同时我也读了您那篇回忆陈企霞③的文章《他光明地升天去了》（的确如我从题目中所感觉的那样，表现出一种大度）。这两篇文章我都读得仔细，这时我才感到，您不仅没有宣扬苦难，没有像某些回忆文章那样，以苦难作为一种可以独居的“奇货”，通过宣扬那些真的、半真半假的、或者干脆完全属于编造的血淋淋的事实，给寻求刺激的读者以感官上的满足。您的文章以一种平和、冷静的心情来写这些混合着血和泪的史实。这两篇东西给我的强烈印象是文中反映出来的那种朴实无华的文风，折射出来的那种对于事业、朋友的深切感情和对往事的缕缕情思。这些使人如同闻到陈年老酒的醇香一样，开瓶的时候平平淡淡，似有似无，待到风清月白，屏息凝思，却有阵阵清香扑鼻而来。这是一种境界，一种望沧海、临秋风般的境界。记得我在1966年到陕北大串联时走在黄土高原上便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也正是在那次走过高原之后，我才开始领略毛泽东的磅礴诗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宏大深远意境。这说的远了。您在回忆那个时代时，尤其是1949年后的那个时代，有一种这样的气势，大体属于站在高山上俯瞰“群山”的那种气势。
　　现在应该谈到我给自己提出的那个所谓“升华”的难题了。回忆苦难而不能止于苦难，需要通过苦难告诉读者另外一些东西，这“另外的东西”就是我所说的“升华”。近日正在央视上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那标题就反映出两层意思：一是苦难生活与战斗，这是火炉；一是钢铁，从火炉中锻炼出来的。这部小说带有回忆录性质，做一个比较的话，这里的“炼”是指苦难，钢铁则是“升华”，它回答的是人如何在战斗中被锻炼成钢铁般的战士。仅讲“火炉”不行，然而钢铁却也不能离开火炉。就您所写的徐放来说，即使遭受那么大的打击和委屈，也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徐放在监狱里依然在做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就是这种精神的反映。这就值得大大升华一下子。前者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可贵。人追求的理想目标可以改变，但不能没有追求；后者是一个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可贵。这种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这在您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这就是我想的所谓“升华”。我的意思是，在写作时能够在心里想到这一点，将这一点贯穿进去，从而引导读者想到这些，培养和扶植这些，发扬这些，这就足够了。
（2000年3月10日）
　　注释：
　　①鲁煤，河北省望都县人，1923年生。著名七月派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出版诗集《在前沿》、话剧集《红旗歌》等作品。2010年8月，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解放区文艺研究会等文学团体在北京联合召开“鲁煤创作65周年学术研讨会”。
　　②徐放（1921－2011），辽宁省辽阳人，著名诗人，因“胡风反革命案件”而陷牢狱25年。出版有六卷本《徐放文集》。
　　③陈企霞(1913—1988)，浙江鄞县人。文艺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