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先生的新著《滦河作家论》绝对是一部巨著，说它是一部巨著，不仅是它的字数多——洋洋一百余万字，更在于它的内容之宏富让人瞠目结舌。它以滦河为经线，以“五四”以来的历史为纬线，对于滦河流域内的103名作家逐个梳理、评析，在此基础上得出某些带有普遍性的结论，揭示出某种地域文化的独特内涵。这在新中国的文学史上还是首次出现，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也是首次出现，同样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因此在拜读这部巨著之后，总想说一点什么，可是却不知道从何说起，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这样一部巨著里面徜徉，真如在云雾缭绕的庐山里面穿行，难识其真面目。若要识得真面目，恐怕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跳出来，站在一个比它更高的立足点上，俯视它，庶几可以把握它的脉络。可惜我不具备这样的胸襟与才情，对于这样的巨著，我只有拜读和仰慕的份儿。但是话还是要说，因为这部巨著的出现是一件大事，一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大事，没准儿就能够引发一场动静不会很小的关于地域文学的研究与言说的热潮，因为关于这个题目素来研究得很少，言说更是微弱，它的出现就像清晨林子里鸟儿的第一声啼叫，紧接其后的将是喧闹的百鸟争鸣，是无尽的霞彩在天边铺展。因此我不揣谫陋，说几句不成句的话，以期引起人们说话的兴趣，说更多的话。
　　一、海纳百川般的宏阔胸襟
　　不同的作家，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出身于不同的家庭，面对不同的生存环境，自然会有不同的人生取向，不同的信仰与追求。而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也必然会有他自己的人生取向，自己的信仰与追求，因之对于作家的取舍就必然会有自己的标准，“党同伐异”几乎是一种必然。而滦河作家群体恰恰是这样一种状况，他们的出身不同，经历不同，人生观和世界观更是不尽相同，表现出一种五彩缤纷的迷乱景象，要对每一个作家都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对每一位作家都给予最大的理解与同情，就成为考较一位文学评论家胸襟气度的标尺，没有几个评论家能够通过这个标尺的考量。杨立元先生在他的《滦河作家论》中恰恰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几乎是前无古人的宏阔胸襟，对于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品，都给予一视同仁的重视，对于不同的思想倾向和人生取向都给予最大的同情与理解，因之使这部著作表现出与一般的文学评论著作截然不同的最大的包容性。
　　这里我想以张爱玲和管桦为例。
　　张爱玲，河北丰润人，她的祖父是晚清重臣张佩伦，她的祖母是著名的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可谓家门显赫。可是她却有一个残缺的童年，一个残缺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老，母亲却是一个有着新思想新追求的新女性，父母不同的生活态度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不合与纷争，最终导致母亲只身一人漂洋出海去留学，把幼年的张爱玲遗留给了抽大烟的父亲和厉害的继母。张爱玲从此有了一个梦魇般的童年，她曾经被父亲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有了病也不给看，还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她几乎死掉。
　　成人后，她又经历了一段梦魇般的爱情，她与著名的汉奸文人胡兰成相爱、成婚。胡兰成是一个典型的“有文无行”的旧日文人的代表。据说他晚年到台湾讲授《易经》之类，他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阔太太阔小姐，他在前面走路，她们就在后面跟着，看他走路的姿态。晚年尚且如此，可以想见青年时代他会是多么风流倜傥，卓尔不群。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在政治上毫无操守可言，充当汪伪政权的高官，在私人生活上也极端自私放荡，毫无情感可言。他与张爱玲结婚仅仅半年就开始移情别恋，张爱玲不得不离开他。
　　梦魇般的童年与梦魇般的爱情，使张爱玲对于人生有了与别人迥然不同的理解，命运是残酷的，欢乐是虚伪的，个体是脆弱的，她对人性、对历史、对现实充满了彻骨的悲观。表现在作品中，就有了太多的苍凉、虚无的韵味。
　　管桦与张爱玲截然不同，他和张爱玲是同乡，也是丰润人，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爱国情结，在著名的1938年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中，他拉起一支队伍南征北战，是名震冀东的抗日英雄，曾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第七师师长，后任八路军冀东军分区联络科科长，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由于父亲参加抗日斗争，管桦和母亲弟弟一起到天津躲避，在那里上完了中学，1940年他参加了八路军。当张爱玲在沦陷后的上海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的时候，管桦在冀东八路军办的报纸上也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行军》，从此开始了他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战士作家生涯。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写出了著名的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全国解放后，管桦作为专业作家，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创作了大量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写战争，写战争中的人民、战士如何与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成为最为显著的特征。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家，如何深入地了解他们，解读他们，对他们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无疑是对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考验。
　　杨立元先生恰恰在这一点上突出表现了他那海纳百川般的宏阔胸襟，他的兼容并包的艺术眼界，他立足于人物与作品，把人物与作品分别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对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作家各自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评价张爱玲，他紧紧抓住“苍凉”这个“张爱玲人生和艺术的基调”，从剖析她的身世入手解读她的作品，深刻地指出：“她的作品处处透露出敏感自省的现代人以苍凉为特征的悲剧美。她清醒透彻地剖析着人性，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在她的艺术世界里，有无数种矛盾，现实与虚幻、希望与幻灭、疯狂与无力……而我们在其中所能感到的只是随处可得的苍凉。”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剖析了张爱玲笔下这种无处不在的苍凉感的心理、认识论根源：“为什么在张爱玲的笔下充满了苍凉感？这是因为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但获得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反映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里，就处处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人性的自私、卑琐、虚伪、冷漠、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文明、人性、社会、世界……在张爱玲那里只化做了一个‘苍凉的手势’。”
　　这种评价无疑是深刻的，更是准确的，寥寥几笔，就为我们画出了一个立体的张爱玲，张爱玲立体的灵魂。
　　管桦与张爱玲不同，张爱玲生活的主要场景是旧上海的十里洋场，她笔下所描写的是十里洋场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管桦则始终生活在家乡涌动着大片绿色的土地上，战争时期，他在家乡的土地上转战，建国后，他虽然进入北京，却始终保持着与家乡的密切联系。他曾经挈妇将雏到家乡安家落户达十年之久，他的那一支笔始终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土地。他为家乡土地的每一点新的变化而欢呼，为它的每一个挫折而焦虑，他笔下所描写是家乡怒耸的山峦，是奔腾咆哮的河水，是燃遍烽火的土地，是战马的嘶鸣，钢铁的撞击，是人民的鲜血与眼泪。他曾经说过：“小时候，我以为家乡就是祖国。”他在一幅墨竹的题词中曾经这样写道：“根扎千尺土，叶拍苍梧云。平生近红日，萧萧金石声。”这是为竹子写照，为一位伟人写照，更是为他自己写照，他脚下的千尺厚土就是家乡的土地。他的作品，无论是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还是长篇小说《将军河》，或者是那一首著名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都是写的家乡故事，家乡人物。正是这种对于家乡的眷恋与挚爱，构成了他每一部作品中所洋溢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最后也病逝于家乡的土地之上。
　　杨立元极其敏锐地抓住管桦的这种本质特征，由他对于家乡土地的深情眷恋入手，解读他的作品与人格。找出了贯穿于他的每一篇作品中的一条不变的主线，那就是对于家乡的热爱，对于家乡的眷恋，对于管桦来说，家乡既是祖国与民族的具象，又是祖国与民族的象征，于是家乡便成为一种具象与抽象相熔融的图腾，他把全部情感与思索投注于家乡的土地，全部的情感与思索在家乡的土地上升华，熔铸成一位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传统艺术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家。正如杨立元在书中写道的：“管桦是一位钟情乡土、深爱家乡的作家。家乡是他‘生命的原野’和精神的乐园。他有着深厚的恋土情节和怀乡情绪……因为故乡是管桦最喜爱的地方，也是他一生向往的地方。这里是他生命的出生地，也是心灵的栖息地、灵魂的归宿……他的作品成为了家乡的永久的记忆，他也成为了家乡人永远怀念的作家。”
　　二、游目千里的艺术视域
　　滦河作家林林总总，千恣百态，不但人生道路、人生取向不同，艺术手法、艺术特色亦是千恣百态。如何准确把握不同的艺术流派，如何评价不同的艺术特点，始终是一个文学评论家面临的最大问题，评论一个两个作家也许还容易办到，若是评价近百个作家，在目迷五色的作品之中找出其本来面目，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杨立元在对于各种不同的艺术特色的把握上充分显示出作为一个优秀文学评论家的坚实的功底和深邃的眼光，显示出一种罕见的无比宽广的艺术视域。这里我们以对于张学梦和东篱的评价为例略加赏析。
　　张学梦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诗人，他有长时期的大工业生活背景，有博览群书的渊博学识，有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思辨能力，因之他对于事物的认知与传统诗人截然不同。传统诗人大抵流连于事物的表象，通过事物的表象抒发一些感慨。张学梦的目光则游走于牝牡骊黄之外，直达事物的本质。别的诗人如照相，为世界留影；他则如Ｘ光，为世界造影。世界在他的眼中不是以具体的形象呈现，而是以抽象的规律呈现，就是处理最为普通的题材，比如对于祖国的歌颂，他也不像一般诗人那样基于一种素朴的感情，而是根基于对于祖国的过去与未来的深刻认知。他的诗歌往往是高昂的，乐观的，那是因为他对于事物的基本走向有着切实的把握，因而不为暂时的云雾所迷惑。他以这种高超的思辨深刻的认知为基础，再来世界中寻找能够承载这种思辨与认知的具体形象，把思辨与认知投注于这些具体的形象，便成为诗歌。在他的诗歌中具体的形象只是抽象的思辨与认知的载体，所给予人的不是情感的冲击，而是思想的震撼。这种创作特色正是西方现代派诗歌最为本质的特征，当张学梦写出他的成名作《现代化和我们自己》时，他未必接触过西方现代派诗歌，但是他的创作路径已经十分接近西方现代派诗歌，这就不难理解，他的诗歌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固然在于他的思想的超前性，还在于他的创作路径的超前性，他的艺术追求的超前性。思想找到了最为合适的表现形式，思想与形式水乳交融般的完美结合，造成一种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使人耳目一新。就好比把植物的内部组织结构与它的枝干、叶片、花朵一同描绘出来，世界以一种奇异的多维造像显现，使他的诗歌在极度浓缩中产生了一种极大的张力，给人以巨大的思维空间。比如这样的诗句：“蒸汽机轻轻嘘了一口气，无数顶王冠落地。”短短两句诗，概括了一部世界近代史。还有这样的诗句：“那在冻土上蹒跚的小甲虫，忍受着早醒的痛苦。”同样是短短的两句，十分准确地描画了“文革”刚刚结束以后一批最早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无疑，评价这样一位堪称大师级的诗人是困难的，它要求文学评论家必须具备与其相匹配的思想高度、思辨能力、艺术修养，同时还要具备高度的概括能力。杨立元正是很准确地抓住了张学梦最为本质的特征——他的超前的现代性，以此为基点，对他的诗歌进行了多层次的剖析。他首先指出：“张学梦是一个现代诗人，是现代精神的歌者。所谓现代诗人，不仅仅是在他的诗篇展布了现代词汇和现代写法，而更重要的是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张学梦的思想和灵魂都是‘现代化’的……他以强烈的现代意识、博大的人文情怀、诚挚的爱国精神、广阔的全球眼光关注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走向，表现出一个现代诗人的诗歌精神和审美思想。”接下来他便从强烈的现代意识、博大的人文情怀、诚挚的爱国精神、广阔的全球眼光，几个侧面详尽解读了张学梦的诗歌，使张学梦以及他的思想和艺术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他同时指出：“张学梦具有某种超越性的视野和襟怀，他努力站在人类思维的前沿，去观照和歌唱人类的进步，他的诗不仅有高度、有深度、有美感，更重要的是大度。”应该说他对于张学梦的解析是全面的，评价是准确的，而这一切来自他对于诗人的深度了解，正如他在文章的开头所说：“给张学梦作论，我不想用惯用的格式、理性的词语来解读他的作品，而是想用自己近距离的心灵介入、透视，并以散议的笔法来写他。我与张学梦生活在一个城市，算是与他很接近的人。我与他的接近不仅仅是距离上的，而是那种思想和精神的接近。这是因为我们在生存立场、哲学立场、文学立场乃至生活习惯和追求上有一定的近似性，这样就使得我能够走进他，达到了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契合。”
　　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能够与评论对象达致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契合”，应该是文学评论的最高境界，正是这种境界使杨立元获取了一种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高度，成就了他一个杰出文学评论家的地位。
　　东篱出生于1966年，比张学梦年轻26岁，不但在年龄上张学梦是他的长辈，在诗坛的位置和影响更是他所不能够比拟的。但他毕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位极有前途的青年诗人，杨立元在浓墨重彩地评论张学梦的时候，并没有忽视年轻的东篱，他给予了东篱和张学梦一样的重视。
　　张学梦的取径在于融入，融入时代，融入人群，融入某种规律，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以集群的力量认识某种规律，把握某种规律，从而成为历史的创造者。他在融入中获取一种博大，一种强悍，一种高昂的态势。因之他笔下的人是复数的人，是一个集合体，其着眼点在于探求人类共通的情感和某种本质属性。
　　东篱与之相反，他的取径在于剥离。他承认自己的渺小，肯定自己的渺小，以渺小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他就像马路当中滚滚车流中的一员，不时停在路边，望着马路上的滚滚车流自言自语一番，以自言自语证明自己渺小的存在。因之他笔下的人是张三李四很具体的人，是纯粹的个体，他所低吟的是纯粹个人在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下的具体感觉。
　　艺术取径的不同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张学梦开始歌唱的时代是“文革”刚刚结束，改革正在艰难地起步，人们热切地期盼着某种变革，对于这种变革能够带来的前景有着灿烂的梦，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宏大的东西对于人们有极大的诱惑，人们希望它们给自己带来福祉。
　　东篱所处的时代却是改革开放的现在进行时，旧的东西已经打破却仍顽强地存在，新的东西已然出现却还须完善，改革的成果日益显著，旧有的弊端也暴露无遗。当我们向着现代化迈进时，却发现别人已经进入后现代。工业化变革尚未完成，信息化时代迅猛而至。操控社会运行的传统宏观力量、宏观权力日见削弱，与之对应的非中心化的、分散的、弥散化的、多元差异的微观力量、微观权力悄然出现。社会的运行表现为这种宏观权力、宏观力量与微观权力、微观力量相互交织、相互制约的网络。人们发现在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中，过分强调了规律对于人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了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动作用，个体在日常琐碎存在中所体现出的个体性、差异性、特殊性被抹平，甚至造成“人学的空场”。于是在整个精神领域，一个极可重视的变革发生了，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颠覆以往的宏大叙事，而关注个体日常生活的微观史学派、日常生活史学派、个案史学派。政治学领域出现了微观政治学，在哲学领域则出现了批判传统的以宏大叙事为表现形态的意识哲学，重新关注日常生活世界，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与此相应，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所谓“后现代”写作，这种写作样态同样以颠覆、解构以往的宏大叙事为特征，更加关注个体的生存，个体的感觉，甚至把那种大量的碎片式的零星感受也完整呈现。
　　东篱和他的诗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如果说张学梦是一位了不起的现代派诗人，东篱的身上后现代的质素则更多一些。
　　杨立元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东篱的这种本质化的特征，他在文中非常精准地称引了一首东篱的诗歌，完全能够代表东篱的主要创作取向：
　　1974年秋天，我因要求买一个铅笔盒，在饭桌上/被父亲狠狠地抽了两筷子/后来，他用他使过的注射液盒，亲手给我缝制了一个/我一直使用到小学毕业/１９７５年夏天，我因偷村里张乃军家的火柿子/被父亲狠狠地扇了一耳光/１９７６年春天，父亲因病去世/我跑到村南，上树折了几枝槐树花，放在他身边/我的手被槐树刺扎出了血/１９７６年，国人相继失去了三个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我的父亲叫张俊阁，西张稳村人背地里都叫他老毛蛤（蚶子）
　　普通人与伟人同是一种存在，仅就“存在”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同质的，他们具有同等的价值，同等的分量，对于抒情主人公来说，失去父亲比之失去伟人的感痛也是同样的，甚至更重一些。个体的人，普通的人，渺小的人，在这里受到从来未有过的关注，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价值与尊严。
　　杨立元透过这种似乎平实的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的叙述，看到了一种新的写作样式，他在文中写道：“东篱无疑是河北近年来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写作显然区别于当下任何诗人。始终在实现着一种诗歌的行进感和现场感，以朴素的叙述显示日常生活的质感和深度，并且有着生活的趣味和起承转合的偶然意味，与本质的生活当中，传达出具体而又真实的人生况味和生活品质。他的诗歌大都直接来源于生活，在微小和不经意之间，透露出人在某个环境中的特有姿势和特定气息。”
　　杨立元与张学梦属于同一时代，他们的人生经历、心路历程有着更多的相近之处，他们之间能够契合、理解，有着坚实的基础。可是他和东篱属于不同的时代，心路历程和致思路径迥然不同，但是他能够理解东篱，解析东篱，准确地评价东篱，使人不得不感佩他的那种纵目千里般的广阔的艺术视域，这是一种平庸的文学评论家很难达到的境界，一种对于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和自信的把握。
　　三、入木三分的深刻解析
　　关仁山、谈歌、何申，被称为河北省的“三驾马车”，当年他们以贴近现实，直面生活的笔触，清新刚健的艺术风格，掀起了一阵“现实主义冲击波”，给中国文坛以很大震动。杨立元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是全国第一个关注“三驾马车”的，他第一个写出了关于“三驾马车”的评论文章，第一个出版了解析“三驾马车”的理论专著，在对于“三驾马车”深入持久的研究之后，又写出了专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理论著作。“三驾马车”当中的两驾——关仁山和何申都出自滦河流域，因之关于他们的评论成为全书中尤为厚重沉实之作，异常鲜明地体现了杨立元敏锐的感知能力，深邃的艺术眼光。
　　对于关仁山，杨立元首先指出，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家在一个远离县城的偏僻荒凉的小村庄，他的父亲是由农民成长起来的乡镇干部，母亲则一直是农民，至今也还有承包的土地，由他的叔父代耕。他和农民、和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这就从血缘上决定了他成为一位以写农村、写农民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他的目光一直关注着农村的每一点微小的变化，关注着农民精神世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所发生的巨变。“他注意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写出市场经济对于迟滞保守的农村社会的深层冲击，在新老两代农民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对峙碰撞中显示出社会转型期所引起的他们内心的冲动。他热切关注乡村社会变革，大胆深刻地逼视现实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农村改革利弊、乡镇企业兴衰、进城打工热潮、村镇政权建设等重要问题，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和必然的历史走势，深刻地表现了农民走向自我觉醒、自我选择地确立自主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写出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乡村文明的衰落和农民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不堪重负的生活境况。”
　　关仁山以一种极度自觉的责任意识扎根土地，用文学积极回应时代，生动反映了农民土地观念的演变，真实表现了农民精神素质的升华，深刻揭露了乡村政权的腐败，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抗争精神，诗意地展示了农业的美好愿景。在他的作品中着意塑造了新型农民的形象，肯于奉献的乡镇干部形象，善恶并举的民营企业家的形象，构建了一个当代农村的人物系列画廊。
　　尤为可贵的是，杨立元有意把自己与一般的庸常评论家区别开来。一般的评论家评论以写农村题材见长的作家时，往往只着眼于主题的开掘、人物的塑造这些方面，而较少谈及艺术手法的创新，似乎艺术手法的创新不属于这些人。杨立元以充分的笔墨详细分析了关仁山小说中所体现的艺术手法的创新意识，指出他用客观冷峻的写实手法，多样化的结构模式，质朴生动的语言风格，现代主义的象征手法等等，来表现当代农村，表现他自身对于当代农村的认识。他几乎对于关仁山的每一篇作品都做了详尽的分析，然后指出，关仁山“在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审美态势与社会生活同构顺应，积极地吸纳各种模式，大胆地借鉴运用其他创作方法的创作技巧，以丰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这种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一针见血，深刻而公允。不仅揭示了关仁山切入生活的独特视角，思考生活的独特方式，而且揭示了他作为一位新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那种强烈的艺术创新意识。如何把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坚持下去，发扬光大，始终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课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始终保持艺术上的创新态势，及时地把各种创作手法吸纳过来，为我所用，应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只有保持艺术上的不断创新，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也时时提醒作家要不断更新自己的表现手法。杨立元异常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通过对于关仁山的评论特意把这个问题突显出来，实在难能可贵。
　　何申与关仁山同是以写农村见长，但是他与关仁山又有着明显的区别。他的家在天津，文革当中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到承德乡村，他在这里真正扎下根来，死心塌地地摸爬滚打，由乡镇干部到县级干部，到地区级报纸的总编辑，走过了大半生的历程。他与那些乡村干部同甘苦，共命运，经历了相同的生命历程和生活状态，因之与他们息息相关，深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所描写的人物故事便主要集中到这些人身上，从村民组长到县委书记，都是他描写的对象。“他的作品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深刻反映民生民意，努力贴近生活主线，大力弘扬时代精神。他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度的人生体验、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意识融入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建构了平实而又厚重、平淡而又丰富、平凡而又深邃的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美学世界，创立了‘乡镇干部系列’等系列小说，在中国文坛上引发了‘现实主义冲击波’（或曰新现实主义），使之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
　　对于何申的把握，杨立元由他的作品入手，以揭示他的作品当中含藏的美学内涵为着力点，深入开掘，提炼出“平凡与崇高共容：塑造‘美丑并举’式的农民和农村干部群像”，“同情与感伤相依：与山乡休戚相关的忧患意识”，“平实与深邃并存：具有独特意味的美学世界”，这样三大特点，然后逐一展开剖析、论述。他指出：“何申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度的人生体验，选择了自己得心应手的题材内容、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段，充分表达自己的人生见解和审美体验，使他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审美特征。他的创作似乎不讲究什么技巧，传统的白描手法、幽默质朴的语言、历时性的叙事结构……但这种‘无法之法’却创造了一个简单平实却又丰富深邃的美学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汲取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创作技巧，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民族文化雄厚的根基之上的。他把读者的审美注意从形式感上拉离，而直接切入内容美的范畴，用正在发生的故事给人一种亲近和新奇……这样，他的小说与读者没有间离和隔膜，而有一种令人置身其内、情容于理的审美拉力。”
　　这样的评论方法好比打仗，选择一个突破口全力突破，然后扩大战果，向纵深发展，避免了那种正面平推的笨拙打法，避免了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使评论对象以更为鲜明独特的形象呈现于读者面前。
　　杨立元在《滦河作家论》的《总论》中，开头就说：“滦河是一条母亲河，它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哺育了两岸优秀的儿女，催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滦河文化也犹如宽阔浩荡的滦河一样，接纳了从多处流淌而来的涓涓溪流，包容了草原文化、燕山文化、游牧文化、长城文化、平原文化、工业文化、老呔文化、渤海文化等多种多样的文化现象，形成了刚柔相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征，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品格和艺术魅力。作为滦河文化主流的滦河文学更是像滦河一样源远流长，波澜壮阔，以宏伟博大的气势汇入了中国文学奔流不息的滔滔浪潮中。”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它鲜明地展示了杨立元写作这部巨著的致思路径，他是非常自觉地把“滦河文学”放在“滦河文化”这个大的系统当中加以考察。
　　河流是人类文化的摇篮，中国的长江与黄河就分别造就了风格各异的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滦河文化是北方文化的分枝，但是其地位却远非一个分枝所能概括。中华文化两个最主要的图腾形象龙与凤，就很有可能均起于滦河文化，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也可能起于滦河流域，因此研究这个地域的文化，对于研究整个中华文化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文化这个概念可能是目前歧义最多的概念，据说光它的定义就有一百多个，外延最宽泛的定义可以与“文明”这个概念重合，最狭窄的定义则如评剧《刘巧儿》里所唱：“我们学文化，纺棉花”，意指最简单的文化知识。杨立元在这里使用的文化概念是在它的最宽泛的含义上使用。文学是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研究滦河流域的文学对于研究这个流域的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于从文化这个大的系统入手切入文学，使杨立元获得了一个高出于文学的立足点，因之他的视野就更为开阔，对于文学发展脉络的把握更为清晰，使他能够在文学之上观照文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这部巨著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没有这个制高点，作者在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游走，在灿若星空的作者间游走，必致迷失方向，不知所云。
　　这是全国第一部研究地域文学的专著，有着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功勋，它的出现犹如清明时节的第一场雨，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必将吸引众多学者的目光，转而对于地域文学，进而对于地域文化做一番细致的考察与发掘，这对于理清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态势有着非凡的意义，对于当今的文化建设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中华文明的未来走势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杨立元的这部著作本身就已经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他的胸襟气度，他的目力器识，他的才华与哲思。他以前的成就可以不论，仅凭这部著作就已经毫无愧色地跻身于当代中国最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之列。
　　奔腾不息的滦河曾经为中华文化贡献了许多优秀儿女，杨立元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向他致敬。
　　（王家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