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县评剧团建立于1959年9月，撤销于1967年秋季。在这8年的历程中，既有创业的欢慰，又有坎坷的伤感。对此，笔者予以简单回忆。
昌黎县评剧团的建立过程
　　20世纪50年代，昌黎县是全国有名的文化县，但始终没有建立评剧团。主要原因是，当时昌黎县城为中共唐山地委和唐山专署所在地，建立有唐山专区实验评剧团，经常在昌黎城乡演出。唐山地委、专署迁址唐山市区后，唐山专区实验评剧团也于1959年夏季随之搬迁到唐山市区去了。为了弥补昌黎县没有评剧团这一空缺，经县委、县政府请示，地委、专署批准，唐山专区实验评剧团青年队的大部分人员被下放到昌黎县，组建了一个新的评剧团。1959年9月4日，由昌黎县文化局局长赵维钧、皮影社社长郑化民代表县委、县政府，将青年队的这些人员从唐山接到了昌黎，开始筹建昌黎县评剧团。
　　不是第二天，就是第三天，县长邱彦光在赵维钧局长的陪同下，接见全体同志，并做了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一是宣告昌黎县评剧团正式成立，二是大谈评剧团今后的发展前景，以稳定大家的情绪。特别是她最后讲的几句话，令人深受鼓舞，至今难忘。她说，剧团新起炉灶，肯定会有不少困难，我们要共同克服。能自己想办法解决的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找你们赵局长，老赵解决不了的就找我。大家放心，既把你们要来，就要对你们负责到底。她刚刚讲完，大家一个劲儿地热烈鼓掌。
　　剧团宣告成立后，县里明确刘昌任代理团长，主持全面工作。时间不长，县委派江顺治来剧团任党支部书记，任命姜少亭为副团长，实行在党支部领导下的团长负责制。剧团下设演员队，队长高凤荣，副队长王茂昌；乐队，队长赵克明；舞台工作队，队长苗流生；编导室，主任姜少亭，导演郭继明，编导为笔者。还设有总务股（股长空缺）。由队、室、股负责人组成团务委员会。
　　当时，剧团的主演是高凤荣（青衣、花旦）、乔秀华（花旦）、于洋（小生）。她们在所演的剧目中，均扮演主要角色，为剧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建团初期，在县城剧场演一场、两场勉强可以，要是进行正常演出，特别是下乡演出，连演数十场则很难做到。困难不少，主要就是“四缺”。一是缺演员。剧团刚建，演员较少，剧中主要角色和“四梁四柱”（主要配角）有人担当，而一般角色，如大兵、家奴、丫环、彩女等角色无人扮演。二是缺演出剧目。那时的演出，无论是走城市，还是下农村，每到一地，一演就是七至十天，每天两场，有时还演三场，没有20多出大型剧目是达不到售票演出要求的。然而，下放昌黎县的专区团青年队，并不是原班人马，缺人较多，有甲缺乙，或有乙缺甲。三是缺后勤人员。青年队下放昌黎县时，人员组成注重了演员和乐队，后勤人员几乎没有怎么考虑。然而，剧团下乡演出，后勤人员相当重要。因为在那时下乡演出，场地不是设在学校或农家大院，就是用秫秸夹栅子圈上（后改为帆布），四面全部封闭，仅留一门入场。演出时，需要有售票、检票、安保、结账等后勤人员。另外，下乡演出要带伙房设施，需要炊事人员。四是缺关键设备。剧团下乡售票演出，必须有两大关键设备，一是活动舞台。那时，农村看戏的人很多，每场达七八千人，有时上万人，并习惯站着看，不搭建舞台观众是无法看戏的。二是大型发电机。当时，农村还未通电，没有发电机发电，夜间演出既无照明，又无灯光布景。
　　四大难点，摆在面前，如不解决，剧团根本无法进行正常业务演出。正当大家发愁、着急之际，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县领导决定，由人事部门负责尽快给剧团选调所需人员，由财政部门按需给剧团拨款，迅速购置流动舞台和大型发电机。这一消息，很快在全团传开，一时间，群情振奋，欢欣鼓舞，有的拍手欢呼，有的流下激动的眼泪。
　　县领导的重视和关爱，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气，特别是后勤人员和关键设备两大难点的解决，激发了演、职员的积极性，人人出主意，个个想办法，终于有了应对另外两大难点的办法。
　　为解决演员“缺”，一般角色无人扮演的难题，演员们一致表示，打破主演只演剧中主角，旦角行当只演旦角，老生行当只演老生的界限，宁可每场连赶几个角色，也要保证尽快正常演出。大家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笔者记得，有一组戏的帽戏是《井台会》，大轴是《绣鞋记》，高桂兰在《井台会》一剧中扮演李三娘，是剧中的主演。当她演完《井台会》后，先是赶扮《绣鞋记》“县衙”一场的衙役，下场后又赶扮了《绣鞋记》“大堂”一场的大兵。一场演出，连赶仨角，没有任何怨言。就是凭着这种不计主次、不分行当的无私精神，剧团终于攻克了男女演员都“缺”的难关。
　　为了解决“缺”剧目的问题，剧团一方面抓紧缺角剧目的补角，尽快把原来上演的剧目恢复起来，一方面充分发挥主演高凤荣传统剧目会得多的特长，让其言传身教，教会几出老戏。思想统一后，大家说干就干。剧场里，宿舍里，这边对台词，那边拉场子，白天排，早晚练，有事不请假，小病不吱声，掀起一场互教互学、争分夺秒的排练热潮。有一次，张维华与笔者利用在食堂吃饭的时间对台词，由于台词不熟，却又非常投入，张维华说到激动处，不慎将饭噎在嗓子里，憋得满脸通红，呛得米粒到处皆是。在场的同志，先是虚惊一场，然后哄堂大笑。最忙最累的要数高凤荣，因为受“宁给十亩地，不教一出戏”的观念影响，师傅教戏，全凭口传，没有留下剧本。恢复传统剧目，全靠高凤荣用嘴说。她说完老旦说彩旦，说完小生说老生，费气，费力，累得浑身是汗。当时，剧团数她的戏路宽，在教大家时认真热情，深得大家尊重，被大家誉为“戏篓子”（会的多）。通过大家努力，时间不长，就补好了《沉香扇》《唐知县》《审诰命》《御河桥》《女驸马》等10多出戏的角色，恢复了《王二姐思夫》《六月雪》《绣鞋记》《李香莲卖画》等多出传统剧目。这些剧目，均由高凤荣、乔秀华、于洋主演。
　　“四大难点”的解决，为剧团业务演出铺平了道路。建团当年冬季，大家就到九龙山、指挥、靖安、新集、荒田庄、刘台庄、泥井等集镇演出，既展现了剧团的阵容，又收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剧团的今后发展和壮大，打下了有力基础。
昌黎县评剧团的辉煌业绩
　　昌黎县评剧团成立后，在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指引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拼搏，剧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演员阵容不断强化
　　演出实践，使剧团的领导深刻认识到，演出质量高低，观众反映好坏，关键在于演员阵容的强弱。根据当时演员状况，急需打造一支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唱、念、做、打技术水平较高的理想团队。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剧团领导先于1960年、1961年通过多方联系，从外地剧团引进了林仲英（刀马花旦）、肖玉华（文武小生）、冯玉波（文武小花脸）、单永春（文武老生）等具有相当水平的演员。再有就是，切实加强对随团学员的培养，给具有培养前途的马鹤鸣、景风珍、桑晓峰等人压重担，让他们排大戏，任主角，尽快成才。经过一年多的培养，这些学员技艺大长，马鹤鸣（花旦）、景风珍（青衣）、桑晓峰（小生）不仅能超常地完成剧中配角演出，还在《御河桥》（主演马鹤鸣）《沉香扇》（马鹤鸣）《李会娘》（主演景风珍）《真假太子》（景风珍）等戏中扮演主演角色。为了强化演员阵容，做到后继有人，剧团于1960年经县里批准，招收了18名学员，并选配文、武教师，调入文化教员，既练武功，又授文戏，还学文化，实行“科班”式的教学方法。经过半年时间的练功、排练、演出等各个环节的考核，对其中少数条件较差的令其返校，多数正式录用。1962年，又实行拜师收徒。这些学员，在师傅的指导和培养下，进步很快，大多能胜任配角。特别是李志华，在师傅高凤荣的精心培育下，从唱腔到念白，从身段到表演均有很大进步，先后在《穆桂英挂帅》（饰穆桂英）《要彩礼》（饰佘太君）《三娘教子》（饰三娘）《春草闯堂》（饰春草）《徐学会》（饰徐学会）等剧中担当主演，成为花旦、青衣、老旦均能胜任的一位后起之秀。
　　到1963年，剧团人员由建团初期的不足40人，发展到近70人，其中男、女演员达到40多人，实现了“多”“全”“强”。即：骨干多了，行当全了，阵容强了。
　　演员阵容的不断强化，带来了戏剧演出质量的不断提升，剧团每到一地演出，均获得好评。
　　二、演出剧目不断增加
　　后来，为了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落实“送戏下乡”的号召，剧团在下乡演出的时间与场次上，比建团初期有了明显增加。这样也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原有一些剧目屡次重复上演，渐渐难受观众欢迎。要想扭转这一局面，必须抓紧不断地排练新戏。可是，下乡演出，一天最少两场，演员均分住在老乡家中，排练场地、排练时间等均受到限制。为达到边演出、边排练，不断演出新戏的目的，团长刘昌苦口婆心地讲意义，提要求，号召大家挤时间，舍休息，不怕难，不怕累，打一场剧目更新的“攻坚战”。记得，那年在皇后寨演出，高凤荣与几位配角冒着风吹尘袭排练《对花枪》“训斥罗成”一场戏，弄得满身尽是沙土，但她视风沙而不顾，坚持排练。当她唱完“小罗成休得要太任性”一段成套唱腔后，围观的乡亲就像看戏买票一样，有的叫好，有的鼓掌，使参加排练的演员和乐队格外起劲。大家就是凭着这种放弃休息时间，不怕苦、不怕累的拼搏精神，先后新排了古装戏《小忽雷》《同根异果》《意中缘》《樊梨花送枕》《孟丽君》《春鱼人间》《对花枪》《春草闯堂》《卧薪尝胆》《李慧娘》《真假太子》《红姑女》等剧目。为了配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政治任务，大家还以边演出边排练的方法，排演了现代评剧《夺印》《三月三》《徐学会》《槐树庄》《东风解冻》《杜鹃山》《李双双》《海防线上》《彩虹》《邢燕子》《岗旗》等剧目。到1963年底，剧目由建团初期的20多出，增加到70多出。每到一地演出，群众想看啥，剧团就演啥，达到了观众爱看，剧团增收的目的。
　　三、新编剧目不断问世
　　剧团的编导，如同建筑行业的设计师，新产品的发明者一样，在业务环节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了较强的编导力量，剧团的演出剧目就会达到新（鲜）、特（殊）的效果。否则，就只能学人家演过的戏，吃别人剩下的馍。建团初期，剧团的导演郭继明有不少导演经验，为剧团导演了不少剧目。他在全专区的县级剧团导演中，是最优秀的一个。但编剧力量却比较薄弱，几乎是没有。为尽快改变这一状况，经团务会研究，指定让笔者攻克编剧这一难关。团长刘昌一方面派我参加唐山专区文化局举办的剧本创作培训班，进行深造；一方面给编导人员找素材，出题目，提供方便，创造机会。在领导的培养与个人的努力下，功夫不负有心人，笔者和姜少亭等人先后创作了《夸昌黎》（姜少亭执笔）《徐学会》《红姑女》《红花》（均由我执笔）《铁骨红心》（姜少亭和笔者执笔）《凤凰高飞》（冯秀昌执笔）《贺相奎》（林仲英执笔）等剧本，还根据话剧、电影和报告文学改编了《槐树庄》《李双双》《焦裕禄》《邢燕子》等剧本（均由笔者执笔）。这些剧目，均是剧团在那一时期上演的剧目。其中由乔秀华主演的《徐学会》，于1960年代表唐山专区参加省里举办的文艺汇演，得到较高评价，全剧由河北电视台转播，剧本被《河北戏剧战线》刊物发表。由高凤荣主演的《凤凰高飞》，于1963年参加唐山专区举办的文艺展演（评委分赴各县观看），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由高凤荣主演的《李双双》唱红一时，特别是到唐山市演出，连演近半月，场场满员，专区文化局的领导非常满意。由高凤荣主演的《海防线上》，到辽宁省部分中、小城市演出，也是演一地红一地。由李志华主演的《红花》于1966年代表唐山专区参加省里举办的文艺汇演，获得极好评价，被省文化局选定为代表河北省出席华北局文艺汇演剧目。
　　由于编导人员写作水平不断提高，常有新的作品问世，不仅优化了剧团的整体艺术水平，而且还为县、区争得了荣誉。因此，剧团名声大增，在全区的县级剧团中名列前茅。
　　四、演出区域的不断拓宽
　　那时候，剧团的领导常对大家讲：“要让剧团存在下去，壮大起来，光靠财政拨款‘过日子’是不行的，必须靠自己努力，多演出，多收入，多积累，为剧团的发展壮大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这话讲得很有道理，但真要做起来相当困难。剧团若总是在本地演出，一是中心村镇有限，缺少足够的演出地点，二是一年之中多次去演，群众买票看戏有些吃力。面对这样的困境，几经开会研究，大家终于形成一个新的思路，这就是设法打进邻县，拓宽演出区域。按照这个思路，团长刘昌，带领苗流生、董永安等外联人员，去抚宁，赴卢龙，找关系，求领导，争取给以支持。通过积极努力，剧团先后一一开拓了抚宁县的马家峪、坟坨、曹东庄、台营、留守营、西河南和卢龙县的刘田各庄、双望、下寨、陈官屯、刘营、蛤泊、石门等新的演出地点。从此，剧团再也不愁下乡演出无处可去。
　　提起下乡演出，不由往事历历，涌上心头。那时，剧团到农村演出，均在农闲季节，大多是在天寒地冻时节。在外界看来，剧团每天吹拉弹唱，很有乐趣，其实不然，这个行业相当艰苦。那个年代，剧团送戏下乡，没有汽车，拉运戏台、行李、戏箱、炊具和发电机等全靠大马车，多时十七八辆，少时十四五辆。出行途中，全团人员仨一帮、五一伙，步行或分坐在马车上，冷风袭面，沙土染身，其情景与电视剧中“走江湖”的场面一模一样。到达演出地点后，为了保证当晚演出，大家赶紧卸车，然后按分工各干其活，搭台的搭台，整衣箱的整衣箱，做饭的做饭。最忙最累的要属搭戏台。在棚匠师傅的指挥下，不分男女老少，不论主演还是一般演员，大家一齐干，挖坑的，扛柱的，抬板的，缝席的，挂篷的，你来我往，手脚不闲，一片繁忙景象。搭好戏台，安排住宿，全住在老乡家。冬季寒冷，需要烧炕取暖，号的住房多数是老乡家的多余房间，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一烧炕火往外燎，不往里进，只好作罢。为了夜间睡觉有点温度，有条件的买一个暖水袋，没条件的做一个草褥子。演员演戏更加艰苦，上妆时必须脱掉棉衣，仅穿一件毛衣或绒衣，虽有舞台，但四面透风，夜间演戏，非常寒冷。一旦遇上变天，阵阵寒风，吹的全身发抖。特别是高凤荣、乔秀华、于洋等主演，戏一开场基本都是在舞台上，很少有去后台取暖的机会，更是冷上加寒。一旦忍受不了，就只好用暖水袋取取暖。不知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深厚感情，还是因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大家不仅没人叫苦，反而都很乐观。演员们，不只是演戏，还干一些勤杂、保卫工作，凡在戏中无有角色或有角色而后登场的演员，在开场前均被分配去卖票、把门、站岗，待要登场时再回后台上妆。大家把这些工作，视为与演戏同等重要，没有任何怨言。60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剧团一到，马上就热闹起来，有的接闺女，有的请亲友，买猪肉，办酒席，如同过年一般。戏报一贴，方圆十几里的老百姓，成群结队，步行或坐车前来看戏。多时一万多人，最少也在五千人以上。看戏的观众，不住地拥挤，有时好似池塘波动，有时犹如海潮汹涌。记得在台营演出时，观众太多，后边的观众看不清，就往前挤，最前边的观众手扶台板往后顶，由于用力过大，不慎将台板掀翻落地，万幸的是无一伤亡，闹了一场虚惊。场内演戏，场外照样热闹。有卖糖葫芦的、水煮饺的、炸饼的和捏糖人的，还有耍猴的、变戏法的、演西洋景的和打把式卖艺的，真是各显其能，热闹非凡，不亚于庙会。
　　农闲季节的演出地点虽然解决，但农忙季节的演出地点还需开拓。农忙季节，农活多，雨水勤，不宜下乡演出。但一直停演，必然坐吃山空。怎么办？剧团领导的研究结果是，打进中、小城市。当时，因没有把握，决定先搞试演。1960年夏天，剧团派人到唐山、秦皇岛一些厂、矿联系演出，结果很受欢迎。通过试演，心中有了底，1961年夏季，又派外联人员到辽宁省的绥中、兴城、锦州、新民、大虎山、葫芦岛、营口等地联系演出。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各地演出了100多场（有时一天两场），基本是场场满员。
　　五、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由于演出区域的不断扩宽，剧团的演出场次大大增加，每年的演出均在500场以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仅一年多的时间，剧团不仅做到了自收自支，而且还有大数额的银行存款，再也不仅仅靠着财政拨款“过日子”了。
　　经济实力的增强，带来了以下方面的变化。一是购买了苏绣裙袄、小生道袍、红蓝紫官衣、女披、大靠、各色蟒袍等一批戏装。二是更新了简陋的戏台，将席棚改为帆布篷，将小舞台改为大舞台，既加强了防风、防雨、防雪，又有利于演员展示技艺。三是美化了舞台设备，购置两套不同颜色的大幕、二幕、蝴蝶幕，使舞台装置焕然一新。四是提高了员工待遇，经县委、县政府批准，两次增加全员工资。记得最后一次是1963年，实行普遍上调，最高的（主演高凤荣、业务团长姜少亭）调到文艺10级，每月90元，骨干演员每月70元左右，一般演员每月40～50元上下。此外，下乡和到城市演出，按不同标准给以生活补助。
　　昌黎县评剧团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是一个不怕困难，团结奋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历程。实践证明，不论做任何事情，只要人心齐，团结紧，就能创佳绩、谋发展。
昌黎县评剧团解体始末
　　1964年初，正当剧团的演出活动热火朝天、蒸蒸日上之时，文化战线的一股极左寒流突然袭来。一日，党支部书记石俊新（原书记江顺治于1962年9月16日调离）和团长刘昌、副团长姜少亭召开全团大会，传达地区文化工作会议精神。主要内容是：从即日起，实行旧戏封箱。上级规定，昌黎县评剧团只准演《同根异果》《唐知县审诰命》这两个古装戏，其他古装戏全部禁演，全演现代戏。当时的口号是，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戏剧舞台，让工农兵英雄人物占领文化阵地。这一突然变化，如同晴天霹雳，震得全团人员头脑发蒙。这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这对于剧团来说，是不祥之兆。当时，剧团演出的现代剧目较少，而且有的质量不高，演出效果和经济效益不佳。果然，再演出时，无论在本地演出，还是到外地演出，观众都不算多，收入也大大减少。开始几个月，剧团开支靠银行存款补贴尚能维持，时间一长就到了发不起工资的地步。
　　1964年下半年，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开展，剧团的“四清”运动也正式开始。以王礼为组长，李洪才为副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剧团后，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让刘昌等大小干部全部“上楼”（学习文件，检查错误），实行“有枣没枣打三竿”的做法。在工作组的把持下，当时给刘昌、高凤荣等人扣了三顶帽子，一是“刘家门楼高家班”，二是“反党小集团”，三是“成立黑下放委员会”。所谓“刘家门楼高家班”，是说刘昌团长管理严格，为人正义，高凤荣主演角色较多，待遇偏高，那些曾经挨过批评、争过角色或暗中不服的人，借此机会进行发泄。所谓“反党小集团”，是说支部书记常以种种借口，不随团下乡演出，呆在家里。当时，笔者与刘昌、高凤荣因工作关系接触较多，有些观点比较一致，也被扣为“反党小集团”成员。所谓“黑下放委员会”，是说剧团根据上级精神曾搞过一次精简下放，有些被下放人员思想不通未走，心中不满，借此报复，硬说刘昌、高凤荣和笔者背着党支部，成立了“黑下放委员会”。“四清”运动末期，工作组就以上述“莫须有”的罪名，将刘昌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高凤荣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4年秋天，刘昌被调到电影院工作，高凤荣被抽到“四清”文艺宣传队。
　　团长和主演先后离团，剧团犹如断骨折筋，基本不能正常演出。人们着急、无奈，就连当初整过刘昌、高凤荣的一些人也开始醒悟，后悔莫及。
　　1965年夏，剧团的“四清”结束，工作组撤出，石书记调走。县委、县政府派田玉峰到剧团任党支部书记、团长，姜少亭副团长病休。
　　田玉峰到剧团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剧团改为乌兰牧骑式演出团体，主张以演歌舞、表演歌曲等小型多样的演出为主，评剧演出为辅。学习乌兰牧骑无可非议，但不能生搬硬套，脱离客观实际。当时，剧团人员大都在40岁左右，从小就学演评剧，从来没演过歌舞、演唱，排出来的节目一演，唱歌是戏味，动作是古人，看后让人啼笑皆非。这一改变的失败，使剧团的声誉越来越低，已到有无均可的地步。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委把剧团定为运动重点，派来工作组，名曰是协助剧团开展运动，实际是来发动群众揭剧团的“阶级斗争盖子”。在工作组的发动下，剧团迅速掀起运动高潮。鸿兴戏院两侧挂满了大字报，大部分是刘昌、高凤荣的，内容与“四清”时相同，多了一顶“封、资、修的孝子贤孙”的帽子。还有笔者的，内容是“揪出昌黎县评剧团的小周扬”和“炮轰U2型飞机——王庆宽”“《谁是真凶手》是一株大毒草”（指笔者执笔创作的一个大型剧本）等。工作组进驻剧团时，笔者正在省会天津修改剧本《红花》，田玉峰遵照工作组的意见，打电报将我召回，参加运动，接受批判。几天后，剧团接到省里电报，又命我返回天津市；去了半月，剧团又打电报让我回昌黎。就这样，我往返三次，弄得真是无所适从，忧心忡忡。时间不长，高凤荣、刘昌先后从“四清”前线被揪回，开始隔离反省，进行大会批判。记得，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做了两个牌子，一个写的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个写的是“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分别挂在刘昌、高凤荣的脖子上，坠得高凤荣大汗直淌。还有一名“造反派”备好剪刀，要剪掉高凤荣的头发，幸亏有人从中周旋，才未剪成。不仅批斗时挂牌子，就是去县政府食堂吃饭（剧团没有伙房）也要挂牌子，美其名曰“杀威风、肃流毒”。当时，谁也没想到，一个贫下中农出身、入党多年的共产党员，一个为文艺事业不断追求、受千家万户喜爱的演员，竟然会成为“专政”的对象。
　　1967年初，工作组撤离，剧团拉开“群众闹革命”的序幕，先后成立了“红卫兵”“红艺兵”“造反大队”等革命组织，分别去北京、天津、唐山等地串联。回团后，“红卫兵”组织带头夺了剧团的党、政、财、文大权，书记、团长田玉峰开始写检查，受批判，成了“革命”的对象。时间不长，以“红卫兵”为首的造反组织，联合起来“破四旧”，将剧团的不少戏装，道具等烧毁，至今想起，还令人心疼万分。
　　一时，剧团处于无政府状态。那些“革命”组织，相互之间也在观点上发生变化，昔日的好兄弟、好姐妹，变成了争论不休的对立面，同台演戏的好配角、好搭档变成了陌路人。业务无人管了，戏演不成了，剧团完全瘫痪。
　　1967年下半年，在砸烂“公、检、法”，横扫“封、资、修”的极左口号影响下，掀起了一场解散文艺团体的风潮。当时，全国上下有不少文艺团体下马，昌黎县评剧团也在劫难逃。记得是那年8月的一天上午，县夺权委员会副主任高荣和几位“支左”军人来到剧团，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解散剧团决定。当时，除“红卫兵”组织不同意外，其他组织均表示赞同。会后，县夺权委员会委派专人，采取不同措施，终于做通“红卫兵”组织的工作。1967年秋天，昌黎县评剧团解体。至此，成立8年的昌黎县评剧团，就这样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难忘的岁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