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圈是一个分布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的由若干文化元素，诸如经济、器物、社会、道德、宗教、民族、风俗等，相互联系地排列在一个地域内，构成其传统相同或相近、功能相互关联的有机文化体系。文化圈的形成是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自然生态的、民族经济生活形态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信仰的、稳定的民族历史沿革的、不稳定的民族迁徙和战争及文化移动和融合等等。文化圈的分布，不是以一个地方行政区划为标志的。不仅有跨国的民族文化圈，在一国之内也有很多跨省区的文化圈，一个省内也有跨市县的文化圈；甚至一个大文化圈之内也存在着相互勾连的小文化圈。

　　基于文化圈的理论，反观河北的文化历史，由于历史因素的作用，大致形成了四个文化圈。即以冀南邯郸为核心的赵文化圈、以冀中保定为核心的燕文化圈、以冀北张家口为核心的洋河文化圈（或称汉蒙文化圈）和以冀东唐山为核心的滦河文化圈。这些文化圈的实际范围通常与临界的省市相勾连。具体到冀东滦河文化圈，是突破行政区划的文化构成，它包括唐山、秦皇岛、承德、廊坊、天津市等冀东的地域。自夏商周以降，流经冀东这个地理区域的888公里的滦河，作为一条母亲河，养育了两岸的山戎、鲜卑、契丹、蒙族、满族和汉族等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了以多民族和移民文化相交融为其显著特征的地域文化。这一地域文化有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我国诸多的地域文化相比，既具有共性，也具有个性。

　　人们通常说的河北燕赵文化圈，是根据战国时代的国别文化而概括出来的。时至数千年之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这种文化圈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演变。我们弘扬某个地域文化的基础是廓清这个地域的历史文化特质，厘清滦河文化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来龙去脉。本文拟就滦河文化圈的组成部分之一——下游文化圈，谈谈它的历史文化特质。

多民族文化的聚合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地域分布和人口数量占有绝对比重，但在边远地区则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交叉生活在同一蓝天下，形成了民族交融的文化圈。以滦河中下游而论，虽说自古以来这里的居民以汉族为主体，但从历史长河的轨迹看，这片热土却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造就了多民族聚合的文化圈。

　　在商朝时期，滦河下游是个方国林立的地区，较大的方国有燕（今北京、蓟县一带），较小的方国有孤竹（今卢龙、滦县、迁安一带）。当时的孤竹国因伯夷、叔齐的谦恭礼让而闻名。它与燕国一样都是最早生活在这里的汉族先民。由于这里土地肥沃，气温适中，成为东部和北部民族觊觎的一块甜美的奶酪。出自东胡而实力强大的游牧民族大举南侵，相继建立了山戎（今玉田一带）、令支（今滦县、迁安一带）、无终（今遵化、丰润一带）等国。由此滦河下游远在3000多年前，就成为汉族与北方民族聚合的地区。

　　公元前664年强悍的游牧民族山戎进犯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援，齐桓公率兵攻打山戎，山戎兵败，退居孤竹国，齐桓公继而进军孤竹国，并将其灭掉。“老马识途”和“寻蚁求水”的典故，就出自齐桓公伐孤竹的征程中。到了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11年燕昭王执政时，重用乐毅为将，联合各国攻破齐国。公元前300年（燕昭王十二年）燕昭王派大将秦开打败了经常侵扰燕国北部地区的山戎，将原属孤竹国和山戎、令支的大片土地，划归燕国。接着，秦开又挥师东进，占领了整个辽东半岛。由此燕国势力逐渐强大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然而好景不长，燕昭王去世后，齐国乘势反攻，占据了燕国的绝大部分领土，将燕王喜赶到了辽东。公元前222年，居于战国七雄之首的秦国发兵辽东，吞并燕国，滦河下游一带易手为秦国的版图。

　　386年鲜卑人拓跋珪建立北魏，并于436年拓跋氏跨越长城，占据了滦河下游，在令支（今迁安一带）设立治所，管辖渔阳郡（即秦汉以来的辽西和右北平郡，即今秦皇岛市一带和唐山的西部和北部）。472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登基后，将燕长城以北的30多万鲜卑人内迁到徐无、土垠（今遵化、玉田、丰润一带），推行汉化政策，鼓励鲜卑人说汉话、易汉服、改汉姓，提倡与汉族通婚，从而在北魏统治的98年中，鲜卑人大量南迁，与本土的汉民族杂居在一起，形成最初的民族迁徙，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第二次民族迁徙是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916年统一契丹各部，建立辽国之后。923年耶律阿保机拥兵南犯，攻克平州（今卢龙），并设置节度使。辽国本来是游牧民族，可是占据了平州、营州（今昌黎西南）、蓟州（今蓟县）等地域之后，在与汉族202年的接触过程中，开始重视农耕生产，发布了劝农桑、保护农田的诏令：“募民耕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鼓励农耕生产。这不仅促使入关的契丹人放弃了游牧生活，还使得这里的土地大部分得到开发，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1125年辽国灭亡后，沦落于长城以南的契丹人由于熟悉农耕生活，逐渐同化为汉人。

　　第三次民族迁徙是女真族完颜阿骨打部落强盛起来之后。1114年，完颜阿骨打举兵抗辽，占领了辽国的地盘（包括滦河下游一带），并于第二年建立金国。完颜阿骨打将大批女真人迁居到关内。可是，女真族在与汉族人民交往中，学会了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学会了汉话，穿上了汉服，甚至连饮食、姓氏都受到一定影响。尽管金世宗（1161～1189）曾下令不准金人穿汉服，改汉姓，但在119年的统治中，仍然没能阻止定居滦河下游的金人融入汉族的生活秩序。1234年，从蒙古草原肯特山起家的成吉思汗发兵打败金国，结束了金国在滦河下游一带119年的统治历史，败亡失国的金国移民自然地融入了汉族大家庭。与此同时，滦河下游一带又在元蒙的统治下度过了134年的岁月。（元朝在汉族地区统治了97年，但由于滦河下游一带随着金国灭亡而早几年沦陷，较其他地区多经受元蒙统治22年。）

　　第四次民族迁徙是在1644年顺治帝率领清军入关后。第二年，发布了“圈地令”，满族贵族在顺天府和永平府圈地最多，有些州县的80%的良田被强占，大批失去土地的汉人成为满族贵族的差役。1667年康熙亲政后，采取适合汉族地区的统治政策，废止圈地，奖励垦荒，改善汉满民族关系。随着圈地贵族的经济生活方式转向农耕，逐渐转向封建地主阶级，一些满族地主逐渐融入到汉族中来。

　　这些伴随着游牧民族入侵而形成的民族迁徙与同化，改变了滦河下游居民的构成，特别是在通婚、易姓的基础上，也加速了民族的融合；明朝开国之后，曾两次组织移民来滦河下游垦荒和调遣部队屯田，以便充分发挥这块沃土的作用和巩固其封建统治。

　　1371年，朱元璋命大将徐达负责组织山西泽州（今晋城一带）、潞州（今长治一带）和浙江西部山区的移民到滦河下游一带开垦荒地。这是明朝统治者的第一次移民。

　　第二次是“靖难之役”之后。为了恢复发展生产，也为了防范京城侧翼的游牧民族的侵扰，下诏移民。从永乐元年（1403）开始连续三年从山西、浙江、江苏、江西等省往这里移民。著名作家曹雪芹的先祖就是从江西武阳渡移民到丰润的。

　　此外，军队屯田也为滦河下游地区输送来很多南方的汉人。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为确保北京的安全，调戚继光出任蓟镇总兵，从浙江带来3000戚家军，携家带口，挥师北上。戚继光在镇16年，戍边之余，依据明代制度，实行军队屯田。屯田官兵以营盘为核心建立屯堡，有战事去打仗，无战事屯田种地。后来这些屯田军户，子继父业，代代相传使得大批浙江军士及家属落户于冀东各县。明朝时期的几次移民和军屯，为这里补充了大量的汉族人口，加强了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纵观整个历史，燕国管辖滦河下游地区78年、南北朝时鲜卑人管辖98年、契丹和辽国管辖202年、金国管辖119年、蒙元管辖134年、清朝管辖267年。仅就殷商到清末的3500年中国历史中，滦河下游地区大约有820年为游牧民族所管辖。这里大约有四分之一多的时间是在游牧民族统治下。

　　其实，这里是多民族聚居之地，除汉族外，曾是山戎、鲜卑、契丹、库莫奚、女真、蒙古、满族等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尽管各民族之间为了自身的生存利益，互相征伐，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过。尤其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汉族文化，始终是那些游牧民族效仿和学习的榜样。即使他们居于统治地位，也深感自身不足，为加强本民族的统治地位，重视从占据先进地位的汉族文化中去寻找营养。比如效仿唐宋政制，吸收儒家学说，启用汉人为官，迁徙民族移民，与汉民错居杂处，鼓励与汉族人通婚等，推动了民族大同化、大融合。到了明朝，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山东枣林庄和江南移民，以及戎边屯垦的江浙军士及其家属，进驻滦河流域，尤其是下游地区，与原住汉族居民形成庞大的汉族人群体。客观上造成江南文化北上、西部文化东进，不仅为汉民族自身文化交流和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汉族文化与其它游牧民族的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促进作用。因而，这里在长期历史演进中是多元化的文化体系。

　　这种文化体系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融合、各游牧民族文化相交融、汉民族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相交流、江南文化北上、西部文化东进所形成的嬗变性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聚合，呈现的不是单一的文化品质，具有多民族文化的相融共存性。

兼收并蓄的民族文化

　　滦河流域文化的多元态势，体现于它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开放性是指它对其他地域的各民族的文化，积极主动地吸纳；而其兼容性，是指在容纳其他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因素的同时，仍然保持着本地域或民族文化因素的主体特质。

　　民俗风情和民间艺术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某个地域的文化特质体现得较为突出。风俗民情是各族人民世代传承的习俗惯制。它是在各民族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并且受到各民族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政治条件、社会结构、心理状态及民族的信仰、语言、艺术等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和影响。

　　首先从语言上看，滦河下游一带，很多方言都不是本地汉人的土语。如：环境不洁叫“邋遢”，流口水叫“哈喇子”，人出风头叫“露脸”，人失节叫“丢人”，揭人短叫“寒碜人”，行无目的叫“瞎赶仗”，无理而妄叫“混账”，游手好闲叫“落道帮子”，行为不检叫“没正形儿”，撒谎叫“扯票”，背后说人叫“屈咕”，不大方叫“抠心”，人不精干叫“二五眼”。这些方言土语基本都是从汉族以外其它民族意译或音译而生，既被汉族人所吸纳运用，又保留了原民族语言表达风格。在长期历史演进中，生活在这里的其它民族，与汉族人错居杂处，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交往中，接受汉族人的影响。作为本民族交际的语言，发生重大变化。汉族人在与各民族人接触中，为理解语音语意，也汲取了其它民族不少富于表现力的生动语汇。比如，清朝中叶，汉族中下层人日常与满族人谈话交往中，常常是兼用满、汉族词汇，称“满汉兼”，如同海外华人说汉话时，时不时地夹带一两个外语词汇一样。说的是汉语，而夹带的那些满族语汇却仍然保留着其民族的语言语意，形成滦河下游——冀东—带的方言。如“邋遢”（脏，不利索）、“胳肢”（用手挠腋窝）、“埋汰”（脏）、“拉忽”（粗心大意）、“耷拉”（下垂）、“哈喇”（食品变质有味）、“累赘”（负担）、“隔色”（特殊）、“哆嗦”（絮叨）、“别扭”（不好受）、“倒腾”（挪来挪去）、“蝲蝲蛄”（蝼蛄）、“捅娄子”（闯祸）、“巴不得”（盼望很久）、“蚂螂”（蜻蜓）、“懒散”（提不起精神）、“把式”（匠人）、“姑爷”（女婿）、“消停”（安静）、“糟蹋”（损坏）、“赤马糊”（眼屎）、“苛答”（讽刺）、“掰扯掰扯”（分析分析）、“勃勒盖”（膝盖）、“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磨蹭”（消耗时间）、“卡巴裆”（裤裆）、“麻利”（动作利落）、“咋咋呼呼”（虚张声势）、“马猴子”（吓唬小孩的鬼怪）、“瞎诌白咧”（胡编乱造）、“撞克”（中邪）等等，这种穿插在汉语中的“汉兼满”的语言现象，在滦河下游一带乡村的口语中更为常见。如今，人们已经不知道这些词语是“外来语”，还以为是地道的汉语呢！

　　其次，在居住习惯上，汉族人建房为室，定居而生。活动在滦河流域的早期少数民族如鲜卑、契丹、库莫奚、蒙古族、女真（满族）等，除女真族“依山傍水”夏则巢居，冬则穴处外，其它民族皆逐水草迁徙，无城廓常处耕田之业，住“穹庐”，居无定所。在长期与汉人相处中，渐改旧俗。有的居于统治地位后，仿汉族建宫殿、修幕府。如契丹族建立辽朝，设立东、南、西、北、中“五京”；蒙古族建立元朝，修建了规模宏大、气势恢弘的元上都，后又迁都北京，实行两都巡幸。有的民族渐习汉俗，定居而生。唐山市开平区的卑家店，就是鲜卑族人建立的定居点，后形成村落。有的则沿习祖俗，住帐篷，游走于广阔草原之上。女真族原居高寒密林之地，所谓“巢居”，就是“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三朝北盟会编》）。所谓“穴处”，就是通常说的地窨子。他们从高山密林中走出来，从金代开始建“纳葛里”（简陋房屋），以后发展成高大宽敞的“口袋房”。清中叶以后，吸收汉族人建房技术，创建满族住宅的独特风格。一般采用坐北朝南的方位，三间或五间一座，中间的房屋南向开门，称堂屋，作厨房或厅堂用。西屋住长辈，东屋住晚辈。房屋南向开窗，分上下两档，上档可开启，下档固定。炕上还放着一张长方形炕桌，吃饭、待客，都在炕桌两侧盘腿而坐。以火炕取暖，其烟囱不砌在山墙内，而是建在房山前约一米的地方。与屋内火炕相连接的部位有橱柜大小，俗称“烟筒柜子”。烟筒一般有一米多高，用砖、坯砌成，便于排烟通畅，也利于防火。官宦人家的住宅比较复杂，一般要建三进或四进，三间、五间不等。第一进为二堂（穿堂客厅），直通大堂。第二进为大堂，中间是办事厅，两侧是客人休息室。第三进为内室，正房是直系家属居所，东西厢房为晚辈或佣人居住。因为滦河下游是清兵入关的大通道，民居受满族影响，以后则演变为“串糖葫芦”式的普通民居，这是滦河下游一带所独有的。这种宅院在庭院南门内设立影壁。一般为三进或四进（俗称三层或四层），可以穿堂而过，从前街到后街。这是借鉴了满族民居的特点而建造的。民居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相融并蓄。

　　第三，从饮食习惯上看，饮食文化也是相融共存的。早期活动在这个地域的游牧民族，以肉食为主。一日三餐离不开肉、奶和乳制品；有的民族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计，食物中总有野味和野生植物。在社会演进中，有的南下融入汉民族，有的掠虏汉人北上，种植粮食作物，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汉人接触交往增多，渐染汉习，食物结构发生变化。他们学会用粮食做成食物，也学会做菜以佐食。原以肉食为主变为以粮食食物为主。而他们有的肉食，也逐渐被汉人所接受。比如蒙古族的涮羊肉，传入滦河流域，而今已遍及全国各地，且花样不断翻新。蒙古族人行军作战所带的“干粮”，是用牛肉干捣成的肉丝，与现在市场出售的肉松极为相似。契丹人善用盐渍肉脯肉干，他们从中受到启示，用蜜汁浸渍鲜果，风干后成为蜜饯果脯，常常作为贡品被带往“南京府”（今北京）。其制作方法被汉族掌握后，制成的产品成为冀东一带的特产。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是满族建立的清朝，滦河下游不但是京畿之地，也是通往关外的咽喉要道，因而饮食受满族人影响很大。如今这一带人喜欢吃的牛舌饼、豆糕、油炸糕、凉糕、“驴打滚”、切糕、豆馅包等原本都是满族食品，后来为这里的人们所接受，以致成为全国人民喜欢吃的日常食品。酸菜汆白肉、酸菜熬粉条，也是满族的食俗。受满族人影响，这里的人们也喜欢吃酸菜汆白肉和酸菜熬粉条，而且已风行全国了。还有，清东陵的大饽饽和小饽饽，俗称清东陵大八件和小八件，本是满族祭拜祖先的食品，后来成为冀东人喜欢的糕点。饮食文化的共融中，也保留了某些民族的个性。比如蒙古族的烤全羊、手扒肉、灌血肠以及用乳汁加工制作的奶酪、奶豆腐、奶皮子等，仍然沿续着蒙古族的饮食特点；而遵化市马兰峪一带的满族人，像回族人不吃猪肉一样，坚守着不吃狗肉的习俗。

　　第四，从服饰上看，各民族的服饰文化也是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居于北部的游牧民族生活在高寒多风沙的草原，其服装为了防寒和便于乘骑，所以著长袍、皮裤，扎腰带，穿坎肩、皮靴，戴皮帽等，服装大体一致。这是他们互相借鉴、互相影响的结果，比如女真族（满族）的红纬帽、马褂、套褂、云肩是受蒙古族服装影响而增加的。但在服装装饰上各有不同。蒙古族以圆帽顶象征太阳，以帽缨象征阳光；鲜卑、契丹的服装为紧身束腰，坎肩的云肩超出肩宽。不同装饰反映不同民族装饰文化的特色。到了清代，满族服装尤其满族贵族服装，又对草原各民族甚至对生活在滦河流域的汉族人产生很大影响。滦河下游地区老辈人喜欢穿的服饰，好多都是从满族服饰演变而来的。譬如，长袍、马褂、坎肩、棉套裤、瓜皮帽、凉帽、毡帽、风帽、幼儿的虎头帽、“兜肚”、双脊脸靸鞋、千层底布鞋等。本来，汉族的衣服在古代是上为衣，下为裳，除了官吏着长袍官服，一般人没有穿长袍的。满族的服装与汉族不同，“衣皆连裳”的“骑袍”，是满族男女老幼的衣着，适合他们的骑猎生活。后因满族划分为八旗改称“旗袍”。清军入关后，这种服装逐渐普及为民间的礼仪性服装——长袍、大衫。上述例举的满族服饰在1940年以前，基本上是滦河下游一带百姓的日常服装。时至今天，除了坎肩、幼儿的虎头帽、双脊脸靸鞋、千层底布鞋外，都成了历史的遗迹或拍电影的道具了。特别是棉套裤和兜肚，恐怕很多50岁以下的人都没有见过。棉套裤是满族人冬季狩猎时穿的一种裤子，没有裤裆，只有两个裤管，套在裤子外，上端系在腰带上。在滦河下游一带农村，曾是农民冬季很流行的服饰。

　　第五，从民间艺术上看，滦河下游一带流行的大秧歌受到满族大秧歌的影响。本来，秧歌起源于唐代的“踏锤”舞，到宋代得以普及，称作“村田乐”。清王朝统一全国后，东北地区较为安定，满族在原有民间舞蹈基础上，吸收了汉族民间秧歌的表演手段，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鞑子秧歌”。“鞑子秧歌”的带队者叫“鞑子官”，手持“花棍”摇晃着引导秧歌队伍边走边演；还有个俗称“外鞑子”的角色，又叫“克里吐”，造型怪异，抹黑脸，头戴毡帽，反穿皮袄，斜挎串铃，手挥长鞭打场，维持秩序。他们的秧歌是由一出出戏剧故事组合而成的舞蹈队伍。汉族秧歌中没有“鞑子官”和“克里吐”的角色，也不按戏剧故事表演；而滦河下游一带秧歌中却与满族秧歌十分相似。这里也按戏剧故事组合演出，如《赶脚》《拾玉镯》《打渔杀家》《傻柱子接媳妇》等。所扮人物分为小妞、小丑、公子、“老”（kuǎi，中老年妇女)等行当，除“老”手持一双棒槌，其他角色皆手持折扇或手绢。表演中，演员把舞蹈动作、手势、道具、哑剧等表现手法融于一身，塑造出各种喜人的形象。尤其是“老”的表演最突出，其“抖肩”很有游牧民族舞蹈的韵味。这说明冀东的秧歌是汲取了满族秧歌的表演特色，与关内其他各省的秧歌有所不同。

　　滦河下游地区的评剧与东北“二人转”也有亲缘关系。二人转演唱形式是从萨满教祭祀歌舞形式演化而来。萨满教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古代北方的民族肃慎、勿吉、靺鞨、女真、匈奴、契丹，近代的满族、蒙古、赫哲、鄂温克等都信奉萨满教，并保留着萨满教的某些遗俗。二人转产生年代约在清代前期, 其说、唱、做、舞、绝等的表演形式和萨满祭祀歌舞中大神、二神演唱形式、形态基本一致。二人转音乐曲牌的“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咳”，如“文嗨嗨”“武嗨嗨”“咿幺咳调”“放牛调”“盼五更”等唱腔，都是脱胎于萨满跳神的单鼓唱腔的。二人转，最初叫“蹦蹦”，也叫小秧歌。演出形式“单出头”和“双出头”，都与冀东的单口莲花落和对口莲花落相似。“蹦蹦”的一些道具，如扇子、手帕、竹板等都与莲花落基本相同。这种相同与相似说明他们之间存在着因袭与借鉴的关系，随着清军入关而将“蹦蹦”传入冀东。“蹦蹦”的“拉场玩艺”，即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表演动作和化妆等，莲花落没有，这就促使莲花落艺人向“蹦蹦”艺人学习，吸收借鉴了“蹦蹦”的曲牌、唱腔和“拉场玩艺”，将莲花落原有的“单口”和“对口”节目提高到能拆开演出的戏曲形式，为评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最初的评剧也被称作“蹦蹦”。看来，评剧的产生与满族文化的影响有着不可回避的渊源关系。

　　从上述来看，滦河流域文化的开放性，成就了她的兼容性。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其它游牧民族都以积极吸纳的精神，与时俱进的互取优长，并随着社会发展，保持和充实了某些民族性基本特质。

民族融合的特质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区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致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冲积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由此看来，地域环境确是人类文化历史的舞台，不同的地域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民族精神，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色。

　　地域环境对于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人的性格、思想意识、生活习俗，无一不包含着地域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或明显，或隐藏，却潜移默化地存在于代代相传的血脉里，俗话说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情”，就生动地道出了地域文化的特征。其实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有一种近于同一性的性格，这种性格的形成和他们的祖先生存居住的环境密切相关。但是，地域环境和生活境遇的变化也会使人的个体性格由于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尽管这种变化从宏观上难以摆脱祖先的遗传基因，但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种渐变即使本族群的人察觉不明显，而对异地人却是感受很鲜明的。

　　滦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生活在地域广阔的大草原，人烟稀少，生活节奏缓慢而惬意。游牧生活的环境促使他们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和粗犷的性格，而且单调的生活又培养了他们能歌善舞，鲁莽冲动的个性。这种地域环境培养成人们豪爽质朴、热情直率、骁勇无畏的性格特征。他们待人真诚、热忱、直率、乐于接纳、勇于助人。这些性格特点是在地域性的历史文化的哺育下，经过漫长的代代延续，对人的性格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从而在宏观上给人一种同一性民族性格的印象。然而，游牧文化的主宰者们在进入滦河下游这个农耕文化的大世界之后，在北部有山，南部有海和中部有平原的地域环境里，诱发了放弃游牧生活的强烈愿望。折服于汉族文化的魅力，学习汉制，奖励农耕，提倡民众以种田为生，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就逐渐地融入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文化中来。

　　当然，导致游牧文化融入农耕文化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本地汉族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商朝末年孤竹国国君死后，伯夷、叔齐谦恭礼让、崇尚气节、讲究仁义的精神，对滦河流域尤对滦河下游地区民众的影响深根蒂固。

　　明代永乐年间的山西移民，也带来了山西民众的生命基因。山西多山少水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山西人多山性少水性的性格特点。如多稳定性少流动性，多原则性少灵活性，多封闭性少开放性，多儒家传统少道家思想，多质朴少浮华等。有鉴于此，山西人由于受亚文化的影响，长期与土地打交道的农耕生活，使他们与土地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守土不离乡，安土重迁，恋家爱乡，成为挥之不去的不老情结，流进血液注入骨髓，使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生态无不打上了鲜明的黄土地烙印，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正如孔子所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其实，山西的文化圈也不只是一个，而移民到滦河下游的山西人大多来自山西的南部，典型地体现了晋南人礼让文雅的性格特征。

　　明朝中期，戚继光被任命为蓟镇总督，带来他的浙江籍3000子弟兵。这些浙籍军士一向训练有素，不畏艰苦。有一次在教场进行列队训练时，突然电闪雷鸣，滂沱大雨倾盆而下。可是这些军士却面不改色，始终笔直地在大雨中完成着每一训练动作，直到训练完成，与平时相比丝毫没有走样。这种军纪似铁、军令如山的严明纪律和严谨精神，随着军屯的开展，安置在丰润、滦州等平原地带进行军屯的军卒及其家属，也将浙江人的讲求实效、不尚空谈、严肃纪律、踏实苦干的性格带到了滦河下游。

　　本地土著文化与游牧文化、移民文化相交融，使得滦河文化吸纳了异族和异地文化的优长，丰富了本地域文化的内涵，从而形成兼收并蓄的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化特质。

　　这种文化特质具体到人文性格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古道热肠、安土重迁、重传统、重礼仪、善待人、尊贤礼让，冒险精神稍逊。滦河下游虽然没有出现冀南的董仲舒那样的大思想家，可是他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于汉代大一统当局的推广，使得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主流文化，滦河下游地区在汉朝的统治之下，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是顺理成章的。另外，这里在辽国、金国，以致后来的元、明、清三朝都是京畿重地，为统治者重点防范的地区，十分重视对人民的“王民教化”，因此这个地域的民众在长期“王民教化”的规范下，养成了重传统、重礼仪，恪守传统的道德规范，与东北和冀中相比，侠义和慷慨悲歌之士较少。在古代这个地域是兵家必争之地，人们饱受兵燹战乱之苦，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加之这个地域鲜少豪门地主，阶级矛盾较为缓和，很少外省那种官逼民反的血与火的斗争，基本上没有爆发过自发性的农民起义。人们自食其力，安分守己，本地有句俗语：“出头的椽子先烂”，就十足地表现了安于现状的顺民心态。

　　其二，诚厚朴实、务实求稳、知足常乐、小富则安、思想较为保守，创新性稍差。滦河下游地区的地形是北山、南水、中平原。北面的燕山形成了天然的屏障，南面临海，中部平原又相当开阔，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自给自足，对外部依赖性很差，因而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疏离状态，使得老百姓能专心于农耕经济，养成了独自经营，知足常乐的性格。尽管在数百年的游牧民族的管辖时期，难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兼收并蓄的本质却能雍容消纳，使地域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因而呈现出保守性和封闭性的特征。同时，这里的百姓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平原地带又土质肥沃，百姓容易得到温饱。早期农业文明使农民在一分辛苦一分收获的劳动过程中，形成了勤劳、诚实守信、务实求稳、平和温顺的文化品质，但也导致了人们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心态。冀东人有句俗语：“不见兔不撒鹰”，就生动而形象地道出了他们务实求稳的心态。即使生计不如意，也能忍辱负重地适应环境，鲜少铤而走险的内驱力。

　　其三，不欺生、不排外、独善其身，但老乡观念不强。滦河下游地区有句俗话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这种观念的形成恐怕与这里的移民和很长时间的战乱频仍，兵燹不断有关。一方面诚厚的原住民敞开胸怀接纳了外省和外族的移民，从这些移民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丰富了自己的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因此对外来移民产生了一种亲和力。在原住民与移民的交往中，养成的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文化包容性，形成了不排外、不欺生、热情好客、乐善好施、善于交往的性格。另一方面在这块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人们饱经战火沧桑，统治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安居乐业的居民为了自家的安定生活，只好逆来顺受，顺从接纳，独善其身，以求得自身安宁。

　　这里的人在异地，彼此相见很少有南方某些省区的人们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亲和感；也不像东北大平原那样，人烟稀少，人与人见面，不管陌生与否，一种渴望交流的心态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恩格斯说：“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滦河下游地区淡化的老乡观念是由于地理和人文环境，以及经济状况的结果。这里虽然在1.5万年前就有先民生活在这里，但地广人稀，是多次移民或军屯增加了人口密度。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要生存，二要温饱，注重生活的实际需求和理念。他们以小农经济生产关系各不相扰地和谐相处，形成了“泛故乡”的观念，乡里的情愫相对淡化；同时也与本地历史上望族较少有关，缺少望族的历史积淀和张力，缺乏宗法大家族的社会结构的社会土壤，因而松散的移民组合，没有形成家族集中聚居的社会族群，没有出现豪门贵族的宗法势力，更没有形成相互依存的群体关系和地域圈子。加之，这里平原多，土地肥美，人口密度小，生活不是很艰难，互相依赖性相对较少，尤其是独立自主的农耕生活容易自给自足，不需要团结协作地对付生存难题，使得这里的百姓养成了既不排斥外来人，也不亲近老乡，追求独善其身的生活方式。长此以往，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行为便会传承下来。闲适、独立而自足的生活导致乡亲间的依赖性淡化，因而造成老乡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不强。人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里，“存在决定意识”，便会形成一种行为规范和观念，深深地融入到人的思维中去，成为地域文化品格。

弘扬滦河文化的时代内涵

　　滦河下游文化的历史基因是趋向于守旧的独善其身、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缺乏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进取、创新、平等、自由、契约、等价交换等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也束缚着他们的思想和手脚。只有转换思维模式，厘清历史文化与新时代创新的关系，才能赋予这个地域文化以时代的内涵。

　　首先要大力加强开放、超越的理性精神培育。市场经济是重视理性精神的经济，讲求效益、注重谋划，更需要“运筹帷幄之中，决策千里之外”的智勇双全的魄力和胆略，因此我们要改变对传统和教条盲目依赖的思维模式，努力将经验型的思维模式转变为知识型的思维模式，培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吸纳精神。敢为人先，勇于超越，不断拓展思维视野，既善于利用他山之石攻玉，又善于发挥自我的进取精神，开创事业的新天地。　  

　　其次要努力培养感恩、博爱的人文精神。滦河下游的地理环境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它不同于大西北的地上荒芜，地下富饶，也有别于江南的地上富庶，地下贫瘠，而这里是山地有多种有色金属的矿藏，平原的地下有煤、铁和石油的矿藏，地上土地肥美，旱涝保收，沿海地域又适合农牧渔业发展和良港的天然优势。可以说这种富饶的地理环境为滦河下游的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后劲。这里还是人杰地灵的热土，自古以来就出现了很多杰出人才，在历史上都留有值得彰显的业绩。但在一定程度上存有故土自恋情结较弱的现象，缺少著名诗人艾青写的那种“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的感情。因此，我们要努力增强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解放思想，切实从历史传统的惯性思维羁绊中走出来，加强培养明礼诚信、感恩博爱的人文精神，养成一种感激故乡养育之恩的回报情怀，将热爱家乡与热爱祖国的观念统一起来，在为国家奉献聪明才智的同时，不忘为故乡添砖加瓦，树立对故乡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以便充分发挥本地的自然生态优势，闯出一条主动进取、积极创新的创业道路。　

　　总之，开放、超越、感恩、博爱，集中地体现了滦河下游地区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精髓，凝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大力倡导这种人文精神，必将引领人们突破经济社会的文化禁锢，对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具有根本性的推动力量。

　　（赵朕，唐山师范学院编审（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唐山市拔尖人才、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国际学会）名誉委员。主攻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解放区文学及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