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庙会议是辛亥滦州起义前夕，驻滦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为推动驻滦新军及时起义，以响应武昌起义而举行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对北方辛亥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已经引起了辛亥滦州起义研究者的重视。山东聊城师范大学马亮宽、赵润生两位先生所著的《直隶惊雷》和滦县唐向荣先生所著的《辛亥滦州起义》两书均记载了这次军事会议。但是，这两部书对这次军事会议的研究却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如文庙会议的地点、文庙的得名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拙文谨就滦州起义前夕的文庙会议及其相关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召开文庙会议的历史背景 

　　1911年，中国已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沉重压迫之下，中国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一场社会大变革迫在眉睫。

　　为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清政府决定于1911年秋，在滦州一带举行新军和禁卫军参加的军事演习。参加军事演习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军。按着演习计划，东、西两军一边演习，一边相向行进，预计两军于1911年10月在滦州城西坨子头附近相遇交战，最后在滦州城西举行阅兵式，结束演习。

　　在参加这次军事演习的新军中，有许多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革命党人，如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和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人称“士官三杰” 。他们得知军事演习的消息后，决定“暗中私带子弹，相机起义”①。就在参加演习的军队按照计划相向行进之时，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遂决定停止军事演习，命令参加军事演习的东路新军第二十镇官兵“暂住滦州，听候调度”。

　　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进驻滦州后，于1911年10月27日，领衔新军第二十镇军官联署签名，向清政府提出了“十二条政纲”，要求开国会、改定宪法、赦免国事犯等，人们称之为“滦州兵谏”。11月1日，张绍曾截留了清政府从东北运往武昌前线途经滦州的军火列车，“滦州兵谏” 达到白热化程度。

　　清政府为解除腋下之患，采取了一系列瓦解兵谏的措施：下罪己诏，假意答应张绍曾的要求；颁布更具欺骗性的“重大信条十九条”，稳住张绍曾；派人到石家庄暗杀了同张绍曾联系密切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控制了京汉铁路南下的咽喉要道。此外还任命张绍曾为“长江宣抚大臣”，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解除张绍曾的兵权。

　　风云突变的形势，加之本来就不彻底的革命思想，张绍曾心灰意冷，失去了利用“兵谏”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斗志。于是张绍曾交出兵权，离开滦州，奔赴天津就医，“滦州兵谏”最终失败。

　　“滦州兵谏”虽然失败了，但滦州的革命火种并没有因此而熄灭。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和驻扎在海阳的第八十标管带冯玉祥等下层军官继续从事反清革命的发动工作。他们在苦苦挽留张绍曾无果的情况下，1911年11月，滦州驻军的第七十九标管带王金铭、施从云以及第八十标管带冯玉祥和第二十镇司令部的部分人员约70余人在滦州文庙举行秘密会议。会上，朱霁青、王金铭等提出：“本镇革命同志，意在脱离专制，伸张民权，为国家谋生存，为民族谋幸福，武昌起义在前也，吾辈当继起于后，专制共和不两立，汉族满虏不并存” ②。王金铭等人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与会的革命同志，会上制定了挽留张绍曾、反对潘榘楹、派人去武昌联络南方革命军、继续策动驻滦州新军革命的战略决策。会后，王金铭慷慨陈言：“国事本非一人所能独任，亦不能以一人去留将国事遽行停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③。王金铭在文庙会议上的发言，坚定了中下级军官的革命意志，分析了当时第二十镇革命党人面临的危险形势，制定了应对危局的具体策略。文庙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滦州革命形势的发展，大大加速了辛亥滦州起义的爆发。

　　文庙会议是辛亥滦州起义从打着兵谏旗号行革命之实到公开进行反清革命的转折点，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事会议。因此，弄清文庙会议召开的地点以及相关问题很有必要。

　　二、文庙会议召开的地点

　　关于文庙会议召开的地点，在《直隶惊雷》一书中是这样的记载：“据说，大觉寺内有一位高僧，精通文理，经常有士人前去请教谈论，于是人们称大觉寺为文庙，故而，历史上称这次会议为文庙会议”④；《辛亥滦州起义》的记载是：“据考察，这次会议是在城北五里车站附近横山之阳的大觉寺内，寺内有一位高僧，深通文理书法，常有士人前去求教，人称你这佛庙简直成了文庙了，遂称文庙会议”⑤。

　　两书对文庙的记载，文字上虽然略有不同，但其表意是一致的。笔者曾经有幸见到过两书的作者，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曾虚心向他们请教。《直隶惊雷》一书的作者称其关于文庙会议的记述是从《辛亥滦州起义》书中沿用的；《辛亥滦州起义》的作者也没有说出大觉寺就是文庙会议地点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只是再次用据说“寺内有一位高僧，深通文理书法，常有士人前去求教，人称你这佛庙简直成了文庙了”来回答我的请教。

　　笔者是滦县人，喜欢了解滦县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根据了解和掌握的材料，我认为，文庙会议召开的地点不在今天滦州古城北侧横山之上的大觉寺，而是在滦州城内西北侧的文庙内，今天滦县老城滦县第一实验小学和滦县第二中学之间及其附近的地方即是文庙的旧址。因此，之所以称文庙会议也不是因“大觉寺内有一位高僧，精通文理，经常有士人前去请教谈论，于是人们称大觉寺为文庙”⑥。

　　文庙是纪念儒家先祖孔子的庙宇，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借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地方，人称之为孔庙，又称夫子庙，通常称为文庙。最早记载辛亥滦州起义前夕文庙会议的是《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吴禄贞被刺》一文。该文作者为罗正纬(1848-1951)，字达存，号涵源，株洲市人，湖南优级师范毕业，辛亥滦州起义的策划者之一，曾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师读书时的老师。辛亥革命后任过湖南省参议会议员，湖南教育会干事，袁世凯执政时任参议院一等一级主事，后又任新国会议院众议员。五四运动爆发，他与李大钊等发动各界人士支持“三罢”运动，又与蔡元培等发起组织全国国民外交大会，作国家外交的后盾，以与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作抗争。谭延凯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时，被聘为顾问，后受冯玉祥的委托，编纂滦州革命史。

　　罗正纬在文章中写到：“张绍曾电请清廷收回成命，既未获准，该镇革命同志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乃召集文庙会议，朱霁青、郭凤山等相继向众宣告……，言罢，众赞成，决议如下，决定次日往张绍增处，推龚百领为代表，（要求）一、电军谘府代奏收回张统制宣抚成命。二、面恳张统制，勉励艰难，阻止离滦，仍得支持革命。三、派李仪吉代表往武昌与黎元洪接洽。四、反对潘榘楹任统制”⑦。

　　从文庙会议召开的时间和文庙会议决定的内容来看，驻滦新军还处在公开举行革命的萌芽阶段，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大多是第二十镇的军官，他们大多是外地人，只是因为举行军事演习的缘故才来到滦州，即便是从张绍曾的第二十镇新军,从进驻滦州的那一天算起到文庙会议的召开，也只有四十左右天的时间，应该说这些人对滦州的地理环境不会太熟悉。那么，参加这次会议的罗正纬为什么将这次会议写成文庙会议呢？可以肯定的说，是因为这次会议是在文庙里召开的。罗正纬怎么就知道这里是文庙呢？因为文庙在滦州太出名了。文庙是滦州城最显眼的建筑之一，其建筑有先师殿、崇圣祠、戟门、泮池、泮桥、棂星门、大成殿、名宦祠、乡贤祠、魁星楼等一系列建筑⑧，它的知名度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那个农耕时代，这里的建筑同普通百姓居住之处有明显的区别，因此这里也是外来人员在滦州期间参观游玩的好去处。罗正纬知道滦州文庙之名应该是通过上述途径，而不是像《直隶惊雷》和《辛亥滦州起义》两书中说的那样，是因为人们对“大觉寺”和尚的敬仰而得名。即便是真的有人称“大觉寺像文庙”，那也是极少数人的形象比喻，大多数老百姓不会把自己经常去烧香拜佛的大觉寺说成是文庙。更何况当时大觉寺是滦州著名的寺院，香火非常兴旺，而且还有庙会，人们怎么会把大觉寺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字称之为文庙呢？这是文庙会议地点不在大觉寺而是在城内文庙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根据文献记载，参加文庙会议的成员有70余人，这么多人在一起开会，需要有较大的场地。大觉寺只有正殿和区区几间僧舍，很难容得下这么多的人在一起开会，而且，到大觉寺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也不利于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在正常的情况下，到大觉寺烧香拜佛的人多为妇女以及中老年人，参加会议的70多名年轻军人即便是着便装也非常招眼，不便于保密。因此，在大觉寺召开秘密军事会议的可能性不大。而文庙场地宽敞、游人成分复杂，即便是着装的军人也不会引起人怀疑；特别是这里距第二十镇军的驻地不远（当时，第二十镇的两个营就驻扎在直隶第三初级师范学堂，即今天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校，该校坐落在滦州城北，距离文庙不足百米，这里是后来滦州起义军三个营中两个营的驻地，滦州起义总司令和大都督都产生在这里的驻军中，外地革命者也把直隶第三初级师范学堂作为联络据点和活动的中心），革命者在文庙召开会议，由于距离短，进出方便，不容易引起清朝反动军官的注意。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文庙会议是在城内文庙召开的，正因为是在文庙召开的会议才称文庙会议。

　　文庙会议只是辛亥滦州起义众多事件中的一个，笔者利用这么多的笔墨辨证召开这次会议地点的真伪，除了求实求真、弄清楚历史真象外，也是出于为滦县现代文化建设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已。

　　近年来，滦县文化建设日新月异，而且把文化建设当做一种产业和转变经济发展的手段来抓。在这个过程中，大觉寺、文庙都是即将考虑恢复建设的地方，考证准确这些地方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利于更好地宣传滦州文化，也是对历史负责和对后人负责。

　　上述论述当否，请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注释：

　　①鹿钟霖：《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滦县文史》第45页。

　　②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第61-64页。

　　③罗正纬：《滦州革命纪实初稿》第67-68页。

　　④赵润生、马亮宽：《直隶惊雷》第127页。

　　⑤⑥唐向荣：《辛亥滦州起义》第56页。

　　⑦台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264页。

　　⑧吴士鸿修、孙学恒纂、顾艳霞点校：《滦州志》，根据第140-146页整理。

　　（刘建国，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校副教授，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