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得获辑印有昌黎晚清画家戴克昌30幅画作的《冀东古近代书画集》，并与戴克昌的嫡系后裔子孙戴勇为邂逅，见到其叔父、戴克昌曾孙戴岫岩口述的《戴克昌生平及家庭族谱简介》，以及戴勇为家藏的戴克昌生前使用的异常别致的“丑石”阴刻画印。这对于厘清戴克昌的身世及生平极有裨益。

　　有关戴克昌的记述，最早见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版《昌黎县志·艺术志·文苑传》：“戴克昌，字丑石，附生。工绘山水、墨龙，能于古人外别创一格。凡题画之诗，皆自作，奇古异常。年七十余尚能泼墨抒写，人咸宝之。子云程，廪贡，任吴桥、清苑等县训导。”次之，见于神州国光社1934年8月影印出版的《中国画家名人大辞典》：“戴克昌［清］ 号丑石，河北昌平人。善画山水，尤工墨龙。”并引述《韬养斋笔记》评析云：“其山水以淡著色者为佳，简练明洁，脱去尘俗，惜普通应酬之作，风雨归舟千篇一律，墨色迷糊，流入恶道，至为鉴赏家所不取。画虽小道，欲作千秋想。”其中的“昌平”，显然是“昌黎”之误。

　　据戴勇为介绍，其家世居昌黎县城观音阁西街中部路北一所比较宽敞的宅院，原门牌号为18号。宅院一直保留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院分五层，正房为四破五结构的瓦房。宅院大门上原挂有一块红底黑字的大匾，上书“一国善士” 四个大字，为清朝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御题。此外，戴家宅院大门还曾挂有红底黑字的“善不求知”“经师人师”和绿底黑字的“内屏悬策”等匾额。

　　清朝嘉庆十一年(1806年)，戴克昌出生在这所古色古香的宅院。其家为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戴奎为人忠厚，乐善好施，系当时昌黎县城的一位名士。戴奎膝下有三子，戴克昌行二，其上有兄戴克盛，其下有弟戴克兴。戴克昌自幼读书，以求功名。只是，少年时家庭发生的一场变故，使他中断了求学之梦。戴克昌年少时，浙江仁和县举人汤承恩自嘉庆十六年（1811）起在昌黎县任知县到嘉庆末年，多达10年。有一次，汤承恩携子到戴府拜访，其子见戴家养的八哥颇为乖巧，可说人语，便张口索要。而那八哥乃戴奎的心爱之物，不肯割爱，汤承恩乃携子不欢而去。后来，汤承恩之子见戴家后院紧挨北城墙，便勾结几人，上北城墙拆了一些砖，偷偷扔在戴家后院。汤承恩就此诬陷戴家偷盗城砖盖房违法，派衙役抄了戴家。戴奎见祸因鸟起，一怒之下摔死八哥，并发誓，戴家今后世代不再养鸟。家里遭此不白之冤，贪上扯不清的官司，戴克昌见继续求学无望，家中的境况也变得日益窘迫，遂在12岁那年（当是嘉庆二十二年，即1817年），随做买卖的商人远离家乡，到朝鲜半岛谋生。到达朝鲜半岛以后，谋生艰难，戴克昌的盘缠花光，落得夜无入宿之资的境地。一天，他连饿带冻，晕倒在一户大户人家门口。次日清晨，户主开门发现了他，忙将他唤醒，带入院中。获悉戴克昌的不幸遭遇，好心的朝鲜人收留了他，让他在家中干一些杂活。那位朝鲜人是一位水墨画画家，精通中华文化。他见戴克昌手脚勤快，聪明伶俐，常喜看他写字作画，遂收戴克昌为徒，教戴克昌一些绘画技巧。戴克昌就此在这户朝鲜画家的家中，学起绘画。在朝鲜画家的精心培养下，戴克昌的绘画技巧提高很快，经过十来年锲而不舍的磨练，最终成为一个画艺精湛的青年画家。后来，那位朝鲜画家见戴克昌学业有成，极度思乡，便应允他回国，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

　　从朝鲜半岛学得一手绘画技艺的戴克昌，回到家乡时已经是20岁出头的青年人。父母见他安然而归，非常高兴。这时，兄长戴克盛已经成为私塾先生，弟弟戴克兴亦能自食其力，惟有父亲戴奎因遭受过致命打击，身体大不如前，成为一个疾病缠身的老人。不久，父母相继去世，家庭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戴克昌及其兄弟肩上。好在戴克盛教过的一个学生后来考取功名，得以到辖管昌黎县的永平府任职，为戴家雪洗了冤情。戴克昌回到家乡以后，主要致力于读书和绘画。他考取附生，当是由朝鲜回国以后。附生为科举制度中生员的名目之一，为“附学生员”的简称。明朝正统时出现在府、县学之外录取附学生员的做法，清代相沿，凡生员初入学皆称附生。也就是说，戴克昌在科举考试中考取了生员，成为了“秀才”。但他成为附学生员后，未再能够进取。后来，他对科举淡泊，专攻绘画，终于成为本地远近闻名的画家。据说，年轻时的戴克昌继承家风，性情豪爽，与人相处从不吝啬，当地官员和亲朋好友求其字画，皆爽快相送。他的水墨画技艺日趋成熟，所画山水和墨龙人见人爱，尤其是所绘云水墨龙，皆栩栩如生，堪称一绝，在当时的画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戴克昌不仅画画得好，还严守家风，乐善好施，常做一些善事。约在道光十九年（1839），昌黎地区遭遇严重旱灾，不少人家无米下炊，戴克昌拿出所有积蓄，倾其所有救济灾民，帮助一些乡亲度过了灾年。此事传到朝廷，感动道光皇帝，赞誉他为“善士”之楷模，亲自题赠书有“一国善士” 四个大字的御匾（曾经长期挂在戴家供奉祖宗像的房屋，后戴家重修房院，扩建门房，与“善不求知”“经师人师”“内悬屏策”等匾一并挂在门口；第二道门上方还曾挂有“积善”匾额，并刻有“墨龙”字画）；知其工于绘画，道光皇帝又赠送数十条含有麝香的金字墨条，令其作几幅画送到宫中。接到圣旨后，戴克昌精心创作了几幅山水画，并根据自家院中一块怪石，画了4幅怪石扇面。道光皇帝见到他绘制的怪石扇面，连连称奇，云之为“丑石”（怪异之石意）。自此，戴克昌开始以“丑石”为自己的绘画字号，并特意找到一块有9厘米高，有3.5×2.3厘米宽窄的“丑石”，刻了一个阴刻的“丑石”画印（“丑”字较大，“石”字较小）。这方印章遗留至今，传藏在戴克昌的五世孙戴勇为手中。

　　戴克昌一生致力于水墨画创作，其山水画功夫颇深。他的山水画的画风除受家乡昌黎城北碣石山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熏陶之外，绘画技法主要学的是宋朝的山水画大师“大米”(米芾)、“小米”(米友仁)父子，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信笔作之”。与此同时，他还尝试多种山水画画法，皴法多样。他的绘画作品题诗均为自拟，亦颇有韵味，多与画面相映成趣。他所信笔勾勒的风雨归舟的山道上的小毛驴更别具一格，常常成奔跑状，十分耐人寻味，深得欣赏者喜爱。据传，为画好山水，他在临摹古画之余，常骑小毛驴进山探幽觅胜，风雨无阻。因此，他绘制的山水画师古而不泥古，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晚年，他以自己稔熟的山水画技巧，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同治五年（1866年）重修《昌黎县志》时，他应邀绘出碣石十景图，印于县志之中。他还绘出《昌黎风景图》，让人刻于长条石碑上，砌在五峰山韩文公祠新修的客厅墙壁之上（至今仍在），使游人对昌黎山水可一目了然。在此前后，他还为水岩寺画了一幅墨龙壁画。据传，由于他的山水画笔墨功夫较深，还曾被朝廷召去绘皇宫园林。他的墨龙画得颇有气势，烟云蒸腾之势淋漓尽致，蛟龙在云雾中翻卷飞舞，似腾身跃出，足见其泼墨功底之深厚。龙，布水之神也。其之所以喜绘墨龙，当与昌黎本地常遭遇旱灾有关；而他之所以获得道光皇帝奖誉的“一国善士”御匾，也缘起抗旱。

　　民国版《昌黎县志》记戴克昌“年七十余尚能泼墨抒写，人咸宝之”，其言不虚。把戴克昌列为京东八大家之首的《冀东古近代书画集》（张哲明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所辑30幅戴克昌遗作中，有8幅为其年交七旬以后所绘，如小写意《夏山湿翠》署“光绪丙子秋月七十一岁丑石戴克昌写”，小写意《玉山寻梅》署“光绪丁丑夏月雨后七十二叟丑石戴克昌写”，大写意《湖山风雨图》署“光绪乙卯冬月七十四叟丑石戴克昌写”，还有两幅大写意《墨龙图》分署“庚辰秋月雨日七十五叟丑石戴克昌写”、“光绪辛巳中秋月雨日七十六叟丑石戴克昌写”，又有小写意《秋山飞瀑》署“光绪辛巳冬日七十六叟丑石戴克昌画”，小写意《寒山烟树》亦署“辛巳夏月雨窗后七十六叟丑石戴克昌写”，另一幅《夏山湿翠》署“光绪辛巳秋月雨后七十六叟丑石戴克昌写”。此外，昌黎县城北杏树园马家山村马汉荣所藏戴克昌晚年所绘五峰山自乐图，题署“庚辰中秋七十七翁丑石戴克昌写”，其为迄今发现的戴克昌署名所标年龄最高之画作。

　　戴克昌的卒年不详。据他在五峰山自乐图题署“庚辰中秋七十七翁”推算，其当辞世于清光绪六年（庚辰年，1880年）以后，年近八旬，或八旬以上。

　　戴克昌的山水、墨龙在京东一带很有影响，传世作品很多。据介绍，他的绘画作品还传到日本等国，在海外亦有收藏。后人对其画有褒有贬，评价不一。《中国画家名人大辞典》所引《韬养斋笔记》，云“其山水笔苍墨润，简洁明净，脱去尘俗”，显然是其山水画超凡脱俗，不同凡响；但其又云“惜普通应酬之作，风雨归舟，千篇一律，墨色迷糊，流入恶道，至为鉴赏家所不取”，并云“画虽小道，欲作千秋想”，当是又一个比较确切的评析。“惜普通应酬之作，风雨归舟，千篇一律，墨色迷糊，流入恶道，至为鉴赏家所不取”，这不能说不是戴克昌的遗憾。当然，对画作几乎等身的戴克昌，后人不可苛求。尽管他曾随手画过一些难以入流的应酬之作，但此非其绘画成就的主流，其留给后世的作品仍以脱俗上品居多，堪足津津乐道。

　　戴克昌育有戴孝仁、戴孝义、戴孝礼等3个儿子，皆经商；其长子戴孝仁育有戴作霖、戴作舟两个儿子。其长孙戴作霖曾在乐亭县刘石各庄刘家当管家多年，病逝于清朝末年。戴作霖生有一子，名戴祖生（1891～1930）；戴祖生生有一女二子，分名戴云岩（1921年生）、戴峻岩（1924年生）、戴岫岩（1927年生）。戴家曾藏有不少戴克昌的画作和其他字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于1933年春天把侵略魔爪伸向冀东。在日军即将开进昌黎县城之际，到处兵荒马乱，戴家极度担心家藏戴克昌画作难保。这时，昌黎乡绅宋宗禹找到戴祖生的妻子田氏，提出由他代为收藏。田氏惊慌失措，把家中存留的戴克昌字画全都交给了宋宗禹。宋宗禹把这些字画带到北平，放到其女儿宋玉珍家。后来，局势稍稍安稳，戴家派人去北平索要字画，宋玉珍却说字画皆已丧失。就这样，戴家所藏戴克昌的不少字画，在上世纪30年代几乎尽数失散。后来，戴家生计艰难，不得不靠变卖家产维持生活，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仅剩有前排院落；“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在“破四旧”时，“一国善士”等匾额皆荡然无存。

　　（董宝瑞，昌黎县文联原主席，昌黎县作家协会主席，秦皇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