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是盐的故乡。人类在大海的边缘，建起无数盐田，收获维系生命的宝藏。

　　丰南沿海一线便是其中一处天赐之所。这是几千年前海退形成的滨海旷地，滩涂渗透量小，表层海水盐度高，加之气候条件优越，古往今来，源源不断地生产着白花花的海盐。丰南与渤海湾的海兴、黄骅诸地，俱为享有盛誉的长芦盐的发源地和主产区。

　　一、煮海为盐

　　丰南沿海制取海盐历史悠久。早在西周时期，这里就有渔盐之利，春秋战国时，燕国因丰润等地的渔盐之利而崛起于渤碣之间。到北魏时，丰润盐业始入史册，“北魏孝昌二年，魏以国用耗竭，乃因丰润近海，可煮为盐，遂置盐监司”（明隆庆四年《丰润县志》）。当时“丰润近海”之煮盐，主要指越支盐灶（今丰南境内）。

　　唐宋两朝，越支盐产在河北盐产区中都占重要地位。辽金时期，以越支等盐产为主的河北盐业地位更为突出，成为北方食盐的主要基地。

　　到元代，越支盐产至鼎盛时期，在长芦二十二个盐场中，以越支盐生产最盛。至元二年（1235），甚至出现了海盐“席袋山积”，运盐车辆“牛马蔽野”的景象。到明隆庆三年（1500），越支场在河北盐区“北场”十一个盐场中，生产规模仍为上等。清顺治年间，经巡盐御史亲临各场调查，从山海关到老黄河入海口千里沿海24个盐场，总面积10285公顷，越支场为1369顷，草荡140顷，其面积和生产规模都为最大。到清朝末年，盐田荒废，仅剩8场，面积缩至5637顷，其中，越支场面积1376顷，占四分之一。可见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丰南境内的越支盐场在北方盐田中的重要位置。

　　丰南海盐生产，和众多沿海盐田一样，最初的生产方式为“煎盐”，明代以前，多用此法。

　　煎盐，不是用海水直接煎煮。因海水含盐浓度只有2.5-3%，直接以海水煎煮至饱和结晶，要费许多工时燃料，得盐却很少，而是先行“制卤”（高浓度海水），而后煎炼。

　　元以前为刮土淋卤。先将卤荒地上碱土刮起，淋以海水，渗出咸卤储于坑内。后将草木灰挖坑贮存，农历十一月取海水浸之，来春晾晒出现白亮，再以海水浸润淋出卤水，叫晒灰淋卤。

　　盐卤制成，架锅煎炼。一种是将水完全烧干，结晶为盐。一种是适时捞取随时加新卤水，再煮再捞，连续出盐，“如此则昼夜出盐不息”，较前倍功省力，越支盐场大体沿用此法。每12小时为“一伏水”，每伏水出盐六锅，每锅百斤左右。初时，每灶一锅，后每灶置锅两三面，产量大增。辽金时，军民竞相制卤熬盐，出现了“万灶煮海”盛况。其时一个个盐灶绵延排列，灶火熊熊，昼夜不息，烟火连天起，灶煎满天星。那时，越支盐场年产海盐已近万吨。

　　煎盐所需燃料，靠山之处要进山伐薪，丰南众灶全部是当地草泊所产芦苇。生长芦苇的“灶荡”皆为官地，灶户按地配引，谓之“灶额”。所产之苇专供煮盐，禁止私人割取。

　　明永乐年间，自山西迁来移民，建村李家沙坨、孙家沙坨、郑坨（今属唐海县），明万历八年起，他们的后代迁居小裴庄、四间房、孙家坨、郑庄子、李八廒（今属唐海县）等村靠种地为生，而后人口增加，取食困难，后世不得不南迁至滩涂之地，或一两户，或两三户居住一起立灶熬盐。丰南沿海计有15个带“灶”字的村庄（如孙家大灶、李家大灶等）即由此而来。1958年，这些村庄已由丰南划归柏各庄区（今唐海县）。这是明清以来越支盐场东南灶民的来历，而靠西的灶民多由海张庄子、尖坨子诸地迁来的。

　　至清朝中叶，日晒法在长芦盐区逐渐普及。日晒法生产原盐，节省能源，成本低廉。且丰南沿海属大陆性季风气候，风多雨少，日照长，蒸发量大，非常适宜日晒之法。但越支场却因循守旧，依旧置灶煮盐，落伍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它们走向衰退，到民国年间，即被有司裁撤。自有正式记载以来，历经一千四百多年的越支盐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湮没无闻。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丰南盐业再度兴起，大片沿海荒滩辟为盐田，到二十世纪中期，年产盐已达百万吨以上。

　　二、盐丁之苦

　　煮海为盐，艰苦异常。古时在海边熬波煮海的盐民，多是朝廷流放的罪犯，后均入“灶籍”世代因袭。宋代社会地位低下的是所谓“三籍”，即军籍、匠籍和灶籍。灶籍就是盐民，是“三籍”中最没地位的被人瞧不起的人群。灶民生产生活环境极为恶劣。沿海滩涂斥卤不毛，灶民到来，搭起临时窝棚，这一“临时”，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冬日北风呼啸，瑟缩难捱，夏天蚊虫肆虐，苦不堪言，吃穿所用，要走数里数十里外购，天阴雨湿，犹如困兽。初始没有水井，饮用雨水，存放时间一长，虫生味变。干旱时，滴水如金，烟薰火烤无以洗涮，人畜饮水须细细掐算，一年到头，真个是野人一般。

　　盐民劳作极其繁重劳累，从春到夏，制卤熬盐，灶火不息，人不得歇。庄稼人尚可歇伏歇冬，灶民们一年四季，没有得闲之时，冬日还要割苇拾草，备下燃料。明刑部侍郎彭韶在《上盐场图诗略》中曾这样记述灶户之苦：

　　“臣近履盐场，始识其概。粮食无足，安息无所，未免预借他人。所得课余，急还债主，艰苦难以言尽。小屋数椽，不蔽风雨，粗粟粝饭，不能饱餐。此居食之苦也。晒淋之时，举家登场，刮泥汲海，汗流如雨。隆冬砭骨，亦必为之。此淋卤之苦也。煎煮之时，烧灼薰蒸，蓬头垢面，不似人形。……疾病死伤，尤不能堪，逃亡则身口飘零，复业则家计荡尽，去住两难，安生无计。”

　　煎盐苦不堪言，灶民们还要受官府盘剥欺压，其状更为惨怖。丰南现存少数碑文中，有一通就是记越支盐场的。碑文记述了越支场设立发展概况，也留下了盐官对盐民残酷剥削与殴打的记载：“聚落未成，京使已旁午，令大偿巨价债缗，鞭笞甚急，田野为之骚然”。大意是说，盐场还未建好，京城使官已纷至沓来，责令灶民偿还巨额盐债，鞭打紧逼，几乎酿为骚乱。接着又记述了官吏以欺诈手段加倍征收盐税，恨不得将矿山熔化，把海水煮干，把一切可榨之财全部搜刮而去，灶民贫困到了极点（元徐世隆《越支盐场重立碑记》）。

　　这是元代一位官员撰写的碑文，盐丁之苦，可见一斑。

　　三、缉私之祸

　　食盐为民众所需，也是历朝历代税赋的一个重要来源，官府一直垄断盐的流通和经营。为垄断盐利，皆定出严苛法律，以禁私盐。如明永乐年间盐法规定：“卖私盐者，处以绞刑。知情不报者，杖一百，充军。”这是历史上最严厉的盐法。清代对犯私盐者施以杖徒之刑。

　　食盐官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任何形式的垄断，都必然排斥竞争，导致价格昂贵，滋生腐败，走私不断。旧时食盐垄断经营，虽法律严酷，但贩私活动一直未断，以至私盐盛行乃至泛滥。

　　丰南沿海偷运私盐现象曾长期存在，许多人家都偷着买私盐，还有穷苦百姓冒险“挑盐”的，即到盐滩上将官盐偷挑出来。挑盐者挑着两只柳筐，乘夜潜入盐田，乘人不备，装满筐后即潜踪蹑影，悄然离去，一路疾行，隐没于荒旷僻野。挑盐的都是独来独往，与人走个对面，即使相识，也视若路人，从不搭话，这样，万一被抓住，也牵连不上别人。

　　在那些月黑风高之夜，一个个挑盐汉子，悄无声息地行进，留下不少诡谲的传闻。如果挑盐者途经一片坟地迷了路，大半夜就在坟地里转，天亮一看，坟地里的草却被踩平了，人们叫“鬼打檑”。也有的挑盐者，夜遇“泥乖子”的，现在听来，都是匪夷所闻。

　　官警亦常借缉查私盐之名祸及百姓。据当地老人讲，民国年间稻地盐警队，在做酱和腌咸菜季节，常到村中大户突然检查。用木棍在腌菜缸里搅动一通，然后从缸底取一捏盐（腌菜之初，放入缸中的盐常有一些尚未溶解），在手里捻几下，看盐的成色，又凑近鼻子闻几下，嗅出些蛛丝马迹，突然吼一声：“找盐票!”户主急忙找出从某号买盐的票据，小心翼翼地递过去。盐警拿过票据好歹一看，即一把将票据撕碎，吼道：“这是民国三十八年的票，你用的盐不是。”意思是说，这家腌咸菜用的盐与票据所载之盐不符，接下来就是罚款。所查之家，多是商家大户，有“油水”可捞。遇到这种情况，东家忙陪笑打点，以期少罚，这其中不乏敲竹杠的。那些盐警怎么能判别缸里的盐是哪年的呢。盐警出言，即是板上钉钉，认定私盐，百口莫辩。那年月，许多盐警都因此发了财。

　　海水不竭，海盐不尽，海边人家不买盐，也从不缺盐。大海近在眼前，盐近在咫尺，他们总有办法弄到盐的。内地人家也多从海边亲戚那里驮来食盐，或偷偷买些私盐来用。

　　为省下买盐钱，乡间也有熬制土盐的。境内不少地方是海退之地，土壤多含盐碱，春起常见垄头沟埂白花花一片。用木板刮下盐土，放入底上凿有漏眼的缸中（缸底预先铺一层苇箔），盐土积得多了，于缸下接一口盆，然后自缸上往下淋水，淋出卤水，滴进口盆，最后倒入锅中熬煮，析出黄白色晶体。这种土盐，颜色重，杂质多，味咸苦。古之刮土淋卤之法在乡间一直绵绵不断，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吃过土盐。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自制盐碱之法也就绝迹了。

　　（于东兴，丰南区志办、高级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