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赤子情——记孟昭英院士
来源：未知 时间：2006-01-08 19:03:00
孟昭英院士是乐亭县走马浮村人，他是国内外著名的物理学家，是我国电子学的奠基人之一，是国家一级教授，也是建国后清华大学首任物理系主任。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于1995年逝世。
孟老逝世后，清华大学物理系师生为他塑造了一座铜像，以表达对老学者的怀念和敬意，许多报刊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家乡也有多人著文介绍他的事迹。我有幸于1991年访问过孟老，他的学识和人品，他在科学上的追求与贡献，他那学者的严谨和朴实可亲的长者风范，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那赤诚的爱国之情和关心贫困学生的博大慈爱的胸怀，更使我终生难忘。
一、赤诚的爱国之情
孟老对于祖国的赤子之情，就像一条红线贯穿着他的一生，虽然历经坎坷磨难，而愈加赤诚。面对人生机遇，他有过几次重大选择，但他都从“祖国”这个神圣的高度，做出了为世人所遗憾的选择。
孟老于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物理系，因成绩优异，深受老校长司徒雷登的器重。毕业后，他留校读研究生兼任助教。1933年，他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由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密立根主持，已成为美国最有生气的科研与教育中心之一。他在名师的指导下，从事短波的研究。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他用自制的微型电子管，产生了波长一厘米的连续振荡。这是当时世界上用电子管获得的最短波长。并以此写成博士论文，于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电子真空专家”的称誉。
当时微波在美国非常时髦，人们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学子刮目相看，对他许以优薪待遇。这时在他面前摆出了两条路，第一条是留在美国，这无论在事业上、在生活上都是一条诱人的腾达之路，站在个人的角度望去，可以说是前程似锦；另一条路，就是回去为多难的祖国服务，既冒险又艰苦。孟老于1906年出生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民族的危亡，国家的孱弱，在他心灵中蒙上了一层抹不掉的阴影。在他学成之日，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正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他这位年轻的燕赵学子，早已慨然以身许国。
在第一次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面前，孟老只有一把最简单不过的尺子：美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国家，我是中国人，理应回去为中国服务！为此，他对前条道路上那辉煌的前程不屑多顾，而一颗赤子之心，早已飞到大洋彼岸那饱受日寇蹂躏的父母之邦。
不久，他便满腔热情地回到祖国。在母校燕京大学任专任讲师（相当于副教授），讲授无线电学和电子学。他披荆斩棘，在电子学这片荒原上点燃了星星之火。
1937年，孟老去杭州参加中国物理学会学术年会，当他在天津等船时，“七·七”事变爆发，学术会取消。这时他遇到了从北平南下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吴有训、周培源、赵忠舜等教授，当他了解了北平的情况后，顾不上与家人告别，就义无返顾地投身到全民抗战的洪流，只身随清华大学南下长沙。后又随校迁到昆明，在清华大学设立的无线电研究所工作，同时兼任西南联大教授。
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信息闭塞，仪器缺乏，敌机轰炸，生活困难，但他仍进行着卓有成效的研究。他为“学兵队”设计了“便携式”收发报机，培养了一批通讯人材，直接为抗战服务。同时又完成了“三级管射频放大器线性调幅”的研究。此项成果可使大功率发射机的利用率显著提高。该论文在美国发表后，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
1943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再次去美国，任加州理工大学的客座教授，从事金属波导阻抗的精确测量研究。他发明的量测方法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精确度，因而获得了一项美国专利。随即，他又参加了战时雷达的创始性研究与发展工作。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曾指出：“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雷达则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说法不论正确与否，至少说明雷达的研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40年，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建立了“辐射实验室”，从事战时急需的雷达研究。这个实验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研究原子弹的“哈曼顿计划”齐名的。它集中了当时电子界的精英和尖端设备，许多学者为此中断了原来的研究工作，投向到这一重要的研究工作中来。
1944年，孟老受聘为“辐射实验室”的研究员，他研究的课题是10厘米波段雷达系统中发射——接收开关的研究。他开创性地研究出只用一副天线，雷达就可以同时进行发射和接收。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战后，该实验室研究成果多数解密，编辑出版了《辐射实验室丛书》。该书第十四卷《微波双工器的著作者序言》中，介绍了孟老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辐射实验室”并未立即解散，他就利用该实验室先进的设备，开始了微波波谱学的先驱研究工作。研究成果《氧的毫米波吸收波谱》是微波波谱学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从而使他成为微波波谱学的先驱者之一。
孟老出色地研究工作，使他成为美国著名的微波专家。这时，美国又为他铺就了一个异常辉煌的前程。美国许多著名大学、国家重要研究机构和一些大企业集团，都出高薪聘请他。一位权威人士告诉他，如果他想留在美国，立即就可以成为公民（不是绿卡）。
对此，我曾问孟老：“所谓高薪，高到什么程度？”孟老回答说：“我在辐射实验室的年薪为五千美元，以后聘用加到一万美元。”当时我想，听说在美国打杂工每小时都8—10美元。那一万美元的年薪何足称高。孟老看透了我的疑惑，就解释说：“那时是旧美元，非常实。”他又进一步比喻说：“那时我是著名教授，每月的生活费不过十二美元。”我才明白了高薪的含意。
一边是高薪的诱惑，一边是朋友们的规劝，都劝他留下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却又做出了使一般人深感遗憾的选择。他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几项发明和成果，更不是那使世人流涎的美元，而是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的故国。国家经过八年抗战，现在要从新开始建设，物资人才都非常缺乏，这正是自己报效祖国的时机。“梁园虽好，非欠留之地”，自己的根在中国，理应回去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他毅然踏上了归国的征途。
1947年初，孟老回到北平，他用从美国带回来的实验器材，为清华物理系筹建了一个当时在国内很先进的电子实验室。但他报效祖国的愿望很快就破灭了，国民党又把饱受八年抗战之苦的中国人民投入了内战的火坑。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派飞机来接北平的知名人士，孟老又面临新的选择。如果说前两次选择是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考虑，那么这次选择，则是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失望。他相信新政权一定比国民党政权要好，自己应该留下来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才干。
建国以后，孟老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被授予一级教授，当时这在清华园中也是屈指可数的。他迅速把美国辐射实验室的成果和雷达的最新发展介绍到国内。并用《辐射实验室丛书》的初稿作教材，开设了无线电、电子学等课程。利用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器材，建立了国内最先进的电子学实验室。
这时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抗美援朝捷报频传，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物价稳定，人民生活稳步提高，社会秩序真的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境界。这与国民党统治时有天壤之别。他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他回顾这一认识过程是“由观望到期待，由景仰到爱戴”，并决心有所图报。
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孟老被推举为学部委员（院士）。这时技术科学部只有40位委员，而无线电领域只有他们两位。他担任电子学组副组长、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筹委会第二副主任。他精神焕发，一边担任繁忙的科学组织工作和教学工作，一边坚持科学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当时的中国，他是物理学界、电子学界屈指可数的科学家，具有“南冯北孟”的佳称。
就在孟老决心对祖国“有以图报”的时候，整风运动开始了，他本着一位科学家的求实态度诚心帮助共产澡员整风。他就党群关系、党对非党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的态度、对领袖 的神化以及中苏贸易等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久反右派开始，他成了清华园内继著名力学家、副校长钱伟长之后的第二号大右派，被撤销了系主任的职务，由一级降为三级教授，又撤销了学部委员的荣誉称号。
对反右问题，我曾问孟老说：“您是一位教授，为什么说您反苏？”他平静地说：“我哪里是反苏，只不过和苏联专家有不同的意见。”原来，清华大学物理系有两位苏联专家，一位是刚刚由讲师提升的副教授，而另一位则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硬搬苏联的模式，指导思想是实用主义，只讲操作而不重视基础理论。像电子管课，苏联专家要给学生讲20种电子管，孟老则主张先讲清电子管的原理，原理一通，则一通百通，讲上两种电子管也就够了。而苏联专家出口便是圣旨。有一次孟老忍无可忍，就拍案而起说：“中国的教育，由中国人做主，不能听洋鬼子的……”这一下就闯了大祸，最后变成了反苏。
孟老被打成右派以后，被剥夺了科研的权力，万幸的是还允许他给学生讲课。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他坚持完成了《阴极电子学》这部专著。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仍不许他从事电子学这项保密技术的研究。他只好进行阴极电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最大的厄运还是文化大革命，他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倍受折磨。他的长子是位才华出众的物理学家，留苏时曾获副博士学位。“文革”中，被诬陷为“里通外国”的特务，因受残酷迫害自缢而死。次子是一位采矿工程师，因对造反派的行径不满，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被判刑，折磨得患了精神病，原配老伴在接连的打击下惊忧而死，只剩下一个年仅四岁的孙子和他相依为命。
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拨乱反正，孟老被错划右派的问题第一批予以改正。接着恢复了一级教授的职称和学部委员的称号。他高兴地看到，共产党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党的改革开放、尊重科学、尊重知识，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政策，使他看到了祖国辉煌的未来。民族振兴，中华崛起的愿望使他慰平了心灵深处的创伤，又热心而自觉地报效祖国。
遗憾的是，这时他已是73岁的老者，他考虑到自己已多年脱离电子学界，故决定致力于培养人才和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他作为博士生导师，又积极指导激光单原子探测技术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多次率团访美，为中美科技交流作着有益的工作。
1986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为他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举行了庆祝大会。同年清华大学也为他执教58周年暨80寿辰举行庆祝大会。他在会上致答词时深情地说：“要完成整个民族的使命，就像接力赛。每一代都要比上代跑得更快、更远；一般说跑接力赛，交掉接力棒就可以不跑了，可我还要跑个十年八年的，为祖国多做贡献。”
1989年北京动乱之时，方励之搞了个什么提纲，他想组织四十多位著名专家教授签名。当找到孟老时，孟老看后立即撕碎了方励之的信，把来人轰出门外，并愤怒地喊：“方励之想当中国的XX琴珂（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
1990年动乱之后，在一些人想移居国外和向国外存款的热潮中，孟老夫妇去美国探亲，并准备把自己在美国的存款转回国内。当他去美国领事馆办理签证时，领事馆的何振模（音译）看了孟老的履历表，发现面前这位老人就是世界一流学者，名列世界名人录， 在美国颇有名气的孟昭英教授时，马上站起来表示敬意，然后用流利的中国话问道：“孟先生，您对回到中国来，不感到后悔吗？”孟老听完摇摇头，严肃地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中国作事，有什么后悔的？”这位美国人听了，由衷地翘起了大姆指。这就是孟老对祖国终生不渝的情结。
1991年孟老已经85岁高龄，身体欠佳，心脏也按上了起搏器，但仍担任着《科技导报》的主编，这是美籍华人学者与中国科协合办的高层次的刊物，它为中外科技交流搭起了一个便捷的平台。我望着孟老桌上那叠厚厚的英文稿件，就好像看到了在中华崛起的跑道上，孟老那永不停止的步伐。我不禁暗暗诵起《游子吟》的末两句“谁知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二、关心贫困学生，设立奖学基金
孟老自幼家境贫苦，求学期间饱受经济的困扰，特别是他在大学二年级时，因兄长破产，中断了经济来源，使他几乎辍学，全靠半工半读和学校的贷学金来维持学业。这种艰苦的求学生活，使他对贫困学生特别是来自农村的贫困学生，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几乎在他的一生中对此 都念念不忘，频频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就是在自己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也慷慨解囊。
在孟老80寿辰的家宴上，郑联达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讲了这么一段往事：“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由于是转学来的，没有助学金，且家中经济来源也中断了，冬天连一床棉被也没有。孟老知道了，把我叫去说，他最近有一个外国朋友寄给他一笔约合三百元大洋的款子，他愿意给我一百元，让我读完大学，待工作后还他，他可再将这笔款资助别人。我真是激动极了，因为一百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而教授的生活在战时也相当清苦。 我知道孟老还资助了班上其他三位学生。”他又说：“孟老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也是教书人的一面旗帜，使我终生难忘。”
孟老资助贫困学生的事情是太多了，资助过多少人，他自己也不清楚，对此事更是很少提及，孟老晚年对贫困学生更为关注。1990年，他将从美国转回国内的款子中，取出两万美元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奖学基金，资助电子工程系和物理系家境贫困的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谈及此事，孟老慢 声说：“40年代我在美国辐射实验室工作时，在银行存了一点钱，本想留给儿子将来到美国留学用，现在我从中捐出两万元，作为奖学基金，其实是助学基金，资助那些贫困学生，特别是那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我出身农村，家境贫苦，深知贫困学生的难处……”
我一边感慨老学者对下一代学子的殷切关怀，一边就到美国留学问题向孟老问道：“现在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美方只承认清华、北大等几所大学的学历。您熟知美国，那么中美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就清华、北大而言，在美国能属几类学校？”孟老想了想说：“清华、北大足相当美国中等大学的水平。”而对两国高等教育的差距，他却没作正面回答，只是说：“中国学生也不差，我孙子原在北大物理系学习，近年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在入学考试中，物理、数学两门成绩很好，考得名次非常靠前，获得了最高奖学金。这种奖学金外籍学生是很难获得的。”说着孟老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 我怕他的心脏会出问题，就忙把话题回到奖学基金上来。
1991年初，孟老夫妇到中国银行办理捐款过户手续时，银行年轻的营业员不解地说：“别人想得到一百美元都不容易，你却要捐赠二万美元，真不可思议！”孟夫人语重心长地说：“这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老一代知识分子讲爱国不是挂在嘴上的，如果为了钱，那他们就不回来了。”
1991年，孟老这笔奖学金第一次发给七名贫困学生，每人五百元。在发奖学金的大会上，孟夫人说：“你们不要以为孟老捐款设奖学基金，是他的钱多得花不完，孟老的一生是非常节俭的，他从来未买过手纸，都是用废稿纸，他从来未用过香皂，都是使用肥皂。我们家从来未用过净水冲马桶，都是用洗 米洗菜的废水。孟老这样做，不单纯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给国家节约物资和资源。”同学们听了深受感动。
谈话不觉已过了两个多小时，我怕孟老过于劳累，急忙起身告辞。孟老说：“从9月份我就不见外人了，今天见了家乡人很高兴，一点也不累，还可以再聊一会儿。”他看我坚持要走，就问道：“你准备在北京住几天？”我说准备住一星期。他说：“那好，你随时都可以来。”说完他看了看我说：“你穿得太薄了，北京冷啊！”我说：“不冷，穿这些习惯了。”他低声说：“家乡的人总是这么艰苦。”几句话使我倍感温暖。我激动地说：“感谢您今天给我上了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让我懂得了如何爱国，如何关心他人。我无缘做您的学生，可您却是我真正的老师。”说完向老 人深深的一躬。
孟老脚步蹒跚地送我到门口，在寒风中，他那虚弱而高大的身躯，那满头稀疏的银发，特别是他那赤诚的爱国之情和博大的慈爱之心，使我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