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当年抓捕李大钊的主凶，就是日伪时期滦县汉奸县长雷恒成
　　1964年腊月，我去上海查找辛亥革命史料投宿一家小旅店。因无身份证明，半夜被送往收容所。收容所的领导问明情况，很同情，便安排我到另外一间屋子继续睡觉。早起遥望窗外，发现窗户框上贴着旧报纸，显然是入冬时防止窗缝进风糊上去的，开窗时被划开，分成左右两窄条，颜色已经发黄。我有意无意地浏览报纸的内容，这张报纸的出版时间是1954年10月，日期被撕掉了。我继续往下看，一行横排黑体大字标题《当年抓捕李大钊烈士的主凶昨日伏法》引起了我的兴趣，便赶紧寻找正文，正文只剩下一行：“本报 讯：当年抓捕李大钊烈士的主凶雷恒成昨日伏法被枪决……”雷恒成三个字当时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日伪时期滦县有位县长也叫雷恒成，怎么这么巧？
　　前人有言：“疑似之迹，不可不查。”此后数年间，我多方寻查，最后得出结论，这个雷恒成就是1939-1942年在滦县任职的汉奸县长，正是抓捕李大钊的主凶。骗局之险恶，令人发指。
　　1975年10月11日写完第一次考结论文，当时曾顺手写下几句打油诗，内有“不疑同名巧，不知离奇案”，“烈士门前添恶犬，恶犬竟作慈佛面”，“不是史家警言劝，不懂家门四年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此文再作充实，现发表于此。研考 过程不说了，且说雷恒成的来龙去脉。—
　　一、从留日十一年到一身三职
　　雷恒成，原籍北京宛平，满族皇廷近支之后，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维新变法时他刚13岁，机敏可人。后来他到日本振武学堂留学，毕业后入选日本宪兵司令部附设教练所，前后11年。宣统元年（1909）回国，受赏“兵科举人”，任“九门提督衙门总教习”。时年24岁，自诩青云得志。“总教练”一职，使北京所有的警官、特务、侦探、缉捕人员全都成了他的高足，形成一股盘根错节的庞大势力。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袁世凯成为民国大总统，“九门提督衙门”继续保留。镇压北方革命的屠夫王怀庆任提督，他专门任用目不识丁但绝对盲从的武夫为部下，而“洋举”身分的雷恒成却以善于逢迎而继续留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时黎元洪、徐世昌、高凌霄、曹辊、段祺瑞、颜惠庆、张作霖频繁换马，雷恒成却金刚不倒。特别是张作霖1927年6月占领北京，自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推倒原来的中央政府，自建“安国军政府”，宣布“反共讨赤”，气势汹汹，但这时北伐军正胜利推进，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北京风潮迭起。雷恒成在张作霖眼里显得特别有用，任命他为“安国军总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接着，由于“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和“京师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共同推荐，张作霖又任命雷恒成兼任了“京师侦缉处”副处长并兼侦缉队队长。一身三职，恶犬出笼。
　　二、抓捕李大钊的主凶
　　在北伐军胜利推进声中，张作霖申饬下属：“前方战事吃紧，京师治安至关重要。”军警宪特倾巢出动。中共北方区委及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秘密转移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
　　雷恒成通过邮局系统的亲信对使馆的信函进行了非法拆检，从中发现馆内驻有国共两党革命者。按照国际公法，使馆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得搜查。雷恒成等却奔走外交部，进而与各国公使疏通，当时列强与张作霖串通一气反共反苏。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个借口：当年在《辛丑条约》上签字的是沙皇俄国而不是苏维埃政府（其实是国内政权更迭不影响国际条约）。以此为说词，1927年4月6日由“各国驻华公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纳发表非法声明：“苏俄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民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②
　　就这样，雷恒成越过了国际公法的雷池，办成了普遍认为办不到的“大事”，深得张作霖的青睐。传说某要员亲书一幅中堂，悬挂于雷恒成的厅堂正中，大书四个字：“雷恒成也”，言外之意就是雷先生，永远成功。
　　雷恒成忘乎所以，他又探得馆内住有共产党北方重要领导李大钊，更加立功心切。先是派出密探，连续抓走了出馆送信和买菜的工友阎振山、张全印。4月6日一早他又亲率特务冲进了苏联驻华大使馆。7日北京《晨报》曾刊载记者所见：“午前七时半，先有数名便衣巡警，三五成群。”“迨十一时，有制服警察一大队约150名，宪兵一队亦有100名，均全副武装。自警察厅分路直趋东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围俄国大使馆旁邻之‘中东路办事处’、‘俄款委员会’、‘远东银行’。所有便衣侦探一律胸系红线为记。搜查队到上列三处门口时即严守大门，大部即附全体入内搜查。”③据大钊长女李星华（当时16岁）回忆录：“1927年4月6日，那天正是清明节，早晨起来，天气非常温和……母亲兴致勃勃地带了妹妹去了兵营那边散步……父亲在里间屋里伏在黑色的桌子上写字，我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短短的一段新闻还没看完，就听见‘啪’一声尖锐的枪声……一阵纷乱的喊叫。（父亲）不慌不忙地从抽屉里取出那支闪亮的小手枪……走出这充满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间安静的小屋……一会儿，外面传来沉重的皮鞋声……听声音来的人不在少数，已经把这座小屋团团围住。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宪兵、侦探、警察们蜂拥而入，一瞬间挤满了这座小屋子。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一个大坏蛋立刻冲到跟前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④这个夺手枪的大坏蛋就是雷恒成。
　　当时与李大钊共同被捕的还有共产党员范鸿吉、谢伯俞、谭祖尧、杨景山以及国民党人士邓文辉、张挹兰（女）等数十人。至4月28日下午1时许，雷恒成在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将李大钊等19名革命者残酷处绞。大钊同志时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书记、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殉国时尚不足38岁，这是雷恒成所欠国人共愤的一笔血债。
　　三、在大钊烈士家门口暴政加“慈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雷恒成由反共到叛国，跻身日伪汉奸“北京维持会”。因为卢沟桥就在他的老家宛平县，守桥二十九军奋勇首战激起了全国瞩目的抗日烽火，日本侵略者特派雷恒成回乡任宛平县长。他利用在京经营多年警匪特务班底，完成了灭火重任。接着，他被派赴以地雷战闻名中外的清苑县任县长，消弭了京南门户上的抗日保垒。
　　1939年6月2日，他被委任“河北省一等大县”滦县（包括今滦南、唐海、滦县三县及开平、古冶、丰南三区的各一部分）县长。这既是日伪对雷恒成的奖赏，也是让这个抓捕李大钊的主凶直接在大钊家乡坐镇。因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将首府由通州迁到唐山以后，唐山已由滦州划出，单独建市，但深感滦州的威胁。因为这里已经将日本由东北带来的大汉奸刘佐周击毙，接着又爆发了20万人抗日大爆动。击毙汉奸刘佐周的民间侠士高志远、李大钊介绍入党并派赴黄埔军校的李运昌和国民党人士洪麟阁已分别任职冀东抗日联军正副总司令，滦县师范的党团员每年都在沉痛悼念李大钊。雷恒成坐在这个火山口上，反革命的两手都发挥到极致。在日伪档案中有下列记载：
　　滦县县知事〓姓名：雷恒成
　　年龄：五十四岁
　　到任日期：（民国）二十八年六月二日
　　兼任滦县新民会指导部部长，滦县青年训练所所长，滦县警察队总队长
　　月薪：（银元）四百元⑤
　　雷恒成在滦县四个年头，有何“德政”？我曾请滦县籍台湾资深老记者李靖寰女士写点回忆。她寄回的资料称：“雷恒成在任时，我正在滦师读初二，经常看见成卡车的由四乡捉来抗日百姓，载到滦河边上砍头，血把河水都染红了。县衙门养着日本狼犬，有时候酷刑过后，故意把人放了，单等人一出门，就放狼犬上去撕咬。”“男人被捉住，多半不是立刻处死，而是一点一点地割，让你哀嚎。女人逃避不及，往往是先轮奸，然后下体插进刺刀，凌辱而死。主要是用这些法子吓人，让人再不敢反抗。”“我大舅葛秉钧卖豆腐为生。一次去买黄豆，走到半路上，无缘无故就被日本人打了活靶……”
　　但是，雷恒成毕竟是到了李大钊烈士的家门口，他非常注意“个人形象”，再也不是当年那种耀武扬威、蛮痞野暴的样子，而是言语和善，儒雅斯文，衣着朴素，滦河发水还曾卷起裤腿下水铲土，还曾亲自为抢险的民工送大饼、送黄瓜。原县政府“文案”、古马镇包麻子村王恩泽老先生总结一条规律：“凡有杀人、行刑等情况，雷某总要安排自己另有公务。凡在死刑书上签判 ，他总是一边打红勾，一边用痛心的口气向我们说：‘好好过日子多么好，偏惹人家日本人，闹得判死刑，留下妻儿老小怎么过呀，真让人难过！’”
　　李老先生用孔子的话来评价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从皆悦之，谓之‘乡愿’，德之贼也！”这个总结是比较深刻的。当年如果滦县、乐亭县百姓知道雷某人就是抓捕李大钊的主凶，肯定饶不了他。
　　暴政加慈佛，雷恒成在滦县功勋卓著，1943年升任山东省日伪“真渤行政公署”专员，统治渤海沿岸22县。
　　正当他再次青云得志，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战败无条件投降。树倒蝴孙散，雷恒成不敢在山东久留，偷偷跑回北京。
　　四、禅师〓长者〓死刑犯
　　雷恒成回京以后，被“欢庆胜利”和“追查汉奸”的气氛所包围，老谋深算的他急忙剃成光头，穿上袈裟，去往北京西北角一个僻静的寺院，自称“远道而来，看破红尘，皈依佛法，以修来世”。寺僧见他谦恭和善就收留了他。雷恒成从此当了和尚，法号“了明法师”。但是当年他太出风头了，一些同龄、同行又同样假充和尚的汉奸有人认出了他。虽然心照不宣，但异样的目光与神态，使雷恒成颇觉疑惧。加之殷汝耕、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各地大小汉奸接连伏法，不时见报，雷恒成“总觉得处在监视之中，下一分钟就会出事”。于是，偷偷溜出寺庙，不辞而别，从此音讯杳然。
　　其实他是潜往上海，改名赵治安。市民打扮，留下胡须，变成一位安祥老者，天天在街头替人看相、打卦占卜，广结善缘。那几年间时局动荡，人心慌慌，大上海很多人求他指点迷津，所以他生意甚好，声望日隆，直混到新中国建立之后。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反运动深入展开。6月10日北京三里屯派出所接到知情者赵某检举信称：“谨向政府举报：数年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法师’，实是认贼为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由他带领警察包围了当时苏联大使馆兵营，拿捕革命先烈李大钊等革命党人数十人，使大钊及诸同志惨遭绞刑而遇难。大钊同志被捕时手持一支蓝色小号勃朗宁手枪，后被其收为自用……”
　　北京市公安局专案侦破组据此追查了一年零四个月，千辛万苦，最后追到上海市马立斯新村（今重庆北路）46号2楼。户籍上登记的是：
　　姓名：赵治安，别名：了明禅师
　　年龄：66岁
　　原籍：河北省宛平
　　当公安人员来到46号2楼，见到赵治安（汉奸雷恒成）时，严然是一位银须飘洒、年逾古稀、儒风道骨的“忠厚长者”。但是，天网恢恢，变色龙终于恢复了“德之贼也”的本相。他亲笔交代：“1927年左右，我任京师侦探处副处长兼侦缉队长时，先是北京邮政局在信件中发现有一批共产党人在俄国大使馆的兵营内，因地点是在俄国使馆，事先必须……设法排除障碍。后经交涉”，“即率军警入内，逮捕了李大钊数十人……是共产党头子，有名的‘南陈北李’。当时是由我带领警探去执行搜捕的。李大钊的小号勃朗宁手枪是被我留用了。”（抄自《供词》）
　　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于1952年10月上交审结报告：“查雷恒成为大汉奸，又确为当时逮捕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十余同志的主要凶手之一。……拟判处雷犯以死刑。”
　　1952年12月17日，华东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后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在《审结报告》上亲笔签批：“同意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处决雷恒成的布告中，这样表述：“雷犯……又充任日寇所侵占的宛平、清苑、滦县等三县伪县长。”虽然是一语带过。但留下的历史思索却是深刻而悠远的……
　　注：
　　①、北京《晨报》民国16年3月29日。
　　②、③、北京《晨报》民国16年4月7日。
　　④、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乐亭文史资料》等八辑) 166-167页。乐亭政协1999年。
　　       ⑤、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指导部《地方事情调查资料》第12号：《河北省滦县事情和唐山事情》14页、29页、166页。民国28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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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二：辛亥北方革命的史诗与诗史
　　——解读国人误断九十余年的李大钊《岁晚寄友》诗
　　李大钊有《岁晚寄友》诗二首，未注写作时间，发表于《言治》月刊一期（1913年4月1日）。
　　其一，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岁晚军书急，行人归未归？
　　其二，几载不相见，沧桑又一时，廿年余壮志，千里寄新诗。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
　　考察发现，对这两首诗，90多年来国人一直没有读懂。
　　解读这两首诗的关键有三：一是写作背景，二是写作时间，三是诗中的“辽宫”。
　　一、《岁晚寄友》的写作背景
　　——湮灭已久的辛亥北方革命
　　这首诗是大钊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具体地说是他在天津接到滦州起义的电报后极其兴奋中写的。这里涉及到久已湮灭的辛亥革命，需要根据考证略加揭示。
　　孙中山早在立志革命之初，就已瞩目“中央革命”。他说：‘中央革命’较之‘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①，又说：“北京是中国首都，如有攻占，那么，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是为上策。”②由于攻占北京之难，衍生出“北方革命”。当时革命党人所说“北方革命”具有专名性质，是指由“北方革命协会”、“北方共和会”等团体策动的，以推翻清廷统治中枢、建立“中华民国北方革命军政府”为目标的革命运动。随着南方起义一再受挫，孙中山战略重心北移。但正如胡绳先生说：“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本不在孙中山预计之中”（《胡绳全书》5卷391页，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也就是说，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不再谋划南方起义，也没有谋划武昌起义，那么，孙中山在谋划什么？史料表明，他在全力谋划北方革命，明言“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③北方革命的主要活动地区，一直集中在北京、天津、张家口、保定、石家庄、任丘、通州等地。1911年夏清廷公布：将于当年八月在京东永平府滦州境内百里铁路沿线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史称“永平秋操”）。同盟会随机应变，决策“京津稍缓，树义帜于滦州”。滦州乃成为北方革命的焦点。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1912年1月3日成立“中华民国北方革命军政府”，宣布：“本政府设于北京，暂设滦州。”从“中央革命”的战略构想，想到“北方革命”的曲折推进，再到滦州成为北方焦点并终于庄严建府，这是一个前后相续的战略整体，已经凝聚了孙中山和南北志士17年的心血。
　　辛亥北方革命是末世王朝与革命势力在京畿地区的短兵相接，是辛亥革命的最后一战，与全国各地的反清起义相呼应，39天之后（1912年2月12日）迫使清廷退位，中国封建帝制至此终结。所以孙中山题词称“滦州大计”、“建不世勋”（不世：不是每个时代都有；特别有，非凡的）。原《国民政府令》称：“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李大钊也说“这 是历史上的纪念地。”④《岁晚寄友》写的正是这一段历史。就天下苍生而言，是报了九世之仇，这里的“九世仇”不仅有传统本义，而且特指清朝。因为清入关后历经十帝，但同治光绪兄弟相继，二帝为一世，共历九世）；就个人而言，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李大钊从13岁立志反清到23岁投身辛亥，确是一以贯之，坚持了志向。这是一首格局宏阔、内蕴深远并极具时代价值的史诗。
　　或问：北方革命的地位与评价如此之高，为什么世人竟无所知呢？原来，辛亥北方革命被袁世凯所绞杀，但绞杀之后，为了窃踞民国大总统职位，他密施权术：一方面表彰各地辛亥人士，大得民心；另一方面却咬定北方革命是“贼匪、兵叛、人人得而诛之”。声讨“国贼”孙文，表彰袁党屠夫，对北方革命业绩实行了血腥封禁：“言者成祸，片纸不留”；如美国史学家薛立敦所说，是“实行了保密政策”⑤，因此，辛亥北方革命的内情湮灭扭曲至今，公众几无所知，也就难怪世人读不懂这两首诗了。但这样一来，却更加凸显了《岁晚寄友》的历史价值：它轰然冲破了袁党的封禁，无可驳辩地表明了辛亥北方革命的存在及其历史震憾力，壮伟的史诗又成为确凿的诗史。
　　二、《岁晚寄友》的写作时间
　　——1911年12月31日接到滦州起义电报之后
　　原诗刊于《言志》月刊第一期，时为1913年4月1日。一般都是想：4月尚未到“岁晚”，说“岁晚”必在前一年，所以各家大都把它的写作时间定为1912年年末。
　　然而这是常情常态下的推论，却不适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北方。李大钊曾指出1912年的中国是“环顾神州，危机四伏”，“黯黯中原，将沦为盗贼世界”，“民间愁苦怨嗟”⑥，哪里有“岁晚寄友”中的欢快与惊喜？1999年版李大钊文集定此诗写于1909年冬，也因世情之悲抑困苦而可知其错。

“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这是翻天覆地的变革，是除旧布新的振奋。揆之中国近代，唯有辛亥革命方可当之。而当时“京、津、保、石、通各地配合滦州大举”，终于在12月31日爆发起义。接着成立了瞩目已久的“北方军政府”，“以铸造我数千年神圣中华”。“共和成立，天下欣然”，“诚为创古以来所未闻者也！”⑦时为农历十一月十二，确是“岁晚”。国仇既报，大志已伸；江山依旧，换了人间；只等驱驰漠北，遍插共和之旗！其情其景，丝丝入扣。
　　考察判断，此诗写作时间之上限在1911年12月31日，下限在1912年1月3日。因为30日之前起义尚未爆发，滦州尚处在白色恐怖之中；4日之后在袁党绞杀之下北方已成黑暗世界，“惨极一时”⑧，均不能产生《岁晚寄友》的诗情。
　　或问：12月31日和1月3日，哪一天的可能性更大？笔者考订，认为应是前者。因 为诗中充溢惊喜，只能产生于初接电报之时。到3日军政府成立，人们的心态是郑重、欢庆，而不仅是惊喜，所以此诗应写于12月31日。
　　又问：写于12月31日的什么时候？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库所存《辛亥滦州起义记》可窥见线索：“天津同志昨接（滦州）举义之电，已在共和会开紧急会议响应，公决派段亚夫、汤笏卿赴山东，余毕分布津 、京、保三地，专候袁氏调兵，乘机即起，以为声援。”⑨
　　具体来说，《岁晚寄友》诗就写在上文所说接到滦州“举义之电”之后。电报一到，中国北方两千多年的帝制已从滦州打开缺口，李大钊这样爱国情切而又才思敏捷的高手自会浮想连翩，欣然命笔而成诗。
　　还可以判断：大钊动笔之初，并无“寄友”之意，且只写了一首，抒写的完全是电报引发的思绪，从历史到国家，从家乡到自身，从天津又想到起义前线的征人。
　　但写完之后，他平静不下来，因为这件事实在是太伟大了。他渴望着让好友分享自己的振奋，要把刚写的这首诗寄给他，于是以“寄友”为念，又续写了一首，写完标明“其一”、“其二”。此时“寄友”也不是泛泛思念，而是仍沉浸在北方革命高潮带来的亢奋之中，所以诗中写的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和关怀问候，而是先讲沧桑巨变，再说壮志新诗，接着告知自己的境况（很想投笔从戎，但有更艰难的任务，所以正处理军书，未能奔赴前线），最后抒志共勉，推翻清王朝，遍插共和旗！可见第二首中“寄友”的成分很明显，至于寄给哪位朋友，尚等考证，但对于本文来说已经不很重要。
　　此诗写成之后，风云突变，袁党纠合中外反动势力绞杀了北方革命，白色恐怖之中，此诗不能发表。清廷退位后，袁窃踞大总统，对北方革命又血腥封禁，“言者成祸”，此诗更不能发表。1913年4月1日，大钊将此诗刊载于自任编辑的《言治》月刊才得以问世。此诗是对志士们的怀念，也是对民初政局的抗议，不料却引起40多年的误解，误以为写于1912年末，这就错了。

　　三、《岁晚寄友》中的辽宫
　　——宏伟壮丽的滦州偏凉汀行宫
　　“辽宫昔时燕， 今向汉家飞。”这是全诗的“诗眼”，也是普遍解错之处。
　　辽太祖（契丹族杰出领袖耶律阿保机）于天赞二年（923）始建滦州，境内辽代遗迹很多。城北五里滦河西岸有一处名胜叫作“偏凉汀”，筑有辽金元明清五代帝王行宫，民间称九楼十八殿。因为始建于辽⑩，所以俗称“辽宫”。
　　“辽宫”的众多楼台亭阁，依山就势，建在横山东侧，由峰顶迤逦而下。山脚是南北御路，御路东靠滦河。横跨御路，是辽宫最下方的建筑——上下双层御碑亭。下层呈门洞式，西墙建在山崖，东墙建在河岸崖壁上，行人车马由“门洞”中通过。上层以“门洞”的顶盖为地基，西面垒墙到顶，南北东三面垒半墙，十二根立柱支撑亭顶，顶上起脊，雕梁画栋，亭内是康熙、乾隆两代皇帝驻跸“偏凉汀行宫”时撰书的十首诗，诗书俱佳，名闻南北。
　　大钊在永平府中学读书三年，来往必经辽宫。他的挚友蒋卫平原籍蒋庄，也在辽宫附近。所以大钊对辽宫很熟悉，也很有感情，曾在文中写道：“车站在滦州城北五里许，紧靠着横山。横山东北下临滦河的地方，有一个行宫，地势很险，风景却佳，而今做了我们老百姓旅行游览的地方。”(11)

　　“辽宫”向来是皇家禁苑，百姓不得进入。当滦州起义爆发，北方军政府成立时，曾把“开放行宫”作为庆典盛举之一，滦州士子李东林登上宫顶写诗说：“从此不知天子贵，与君同作主人翁！”同样是把“辽宫”看作清廷封建统治的象征。
　　大钊在天津收到滦州起义的电报，动情成诗之时，也立即想到了它，只因五言诗的字数限制，无法使用“滦州偏凉汀五代行宫”全称，而用了“辽宫”俗称，其含义有三：

　　一是借代。正如以天安门代指北京，这里以“辽宫”代指滦州，从而坐实了《岁晚寄友》写的是以滦州为焦点的辛亥北方革命。
　　二是象征。“辽宫昔时燕”，但“岁晚”隆冬并无飞燕。这里是以“辽宫”象征清朝王朝的统治，以起义的成功象征报春的燕子，预示着再造中华之成功。
　　三是影射。清末的革命宣传品中常以“辽”、“胡”影射“满”。诗中“辽”“汉”对举，影射的是满汉对立，其实质是封建帝制与民主共和的对立，呼唤的是国家的新生。
　　四、错解与结论
　　长期以来，由于背景不明，时间定错，再加上错猜“辽宫”，所以各家对《岁晚寄友》的解读往往都是以意为之，五花八门。中山大学说它“描写了诗人对朋友的留念与勉怀（按：“勉怀”不成词，应是缅怀），也写出了作者自己想投笔从戎，横躯漠北，‘遍树汉家旗’的壮志。”(12)天津专著认定该诗写于1912年，“作者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感到欣慰……对沙俄藉机挑动外蒙独立，对中国进行野蛮侵略表达了不满，”(13)已经离题万里。另有一篇，把“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的下句改为“会向汉家飞”，然后说：“辛亥革命后来归于失败，诗不免流露出失望。”(14)这属于“改字解经”，大错，但可以理解为困惑中的无奈。总的来说，对“辽宫”的理解都是虚化、泛化、空洞化，一是时间远离辛亥多年，二是地点远离滦州，三是内容远离了李大钊当时的亲身经历。多年来陈陈相因，研究证明都是错误的。
　　结论：《岁晚寄友》二首是辛亥年冬李大钊在天津共和会策动辛亥北方革命时接到滦州起义电报后喜极而写，写作时间应是12月31日（辛亥年十一月二十日）起义爆发当天。该诗记载了这场历史变革的强烈震憾和自己的重任、壮志与抱负，是中国辛亥北方革命的确凿诗史和壮伟史诗。
　　五、文后特记
　　关于《岁晚寄友》的解读，有必要提到乐亭县一位青年研究者张海军。我与他当年虽有师生之谊，但对海军这首诗的研究却是独自进行的。从背景看，我是在多年从事“辛亥北方革命”研究的基础上来研读《岁晚寄友》，自然容易发现二者的关联，从而看出90多年来诸家解读之错；而海军却以独特的学术敏感和联类考校的方法发现了传统解读之误。简而言之，他有三个突破点：
　　第一，传统解读总是把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定为1912年末，但海军质疑：1912年哪里发生过“九世仇堪报”、“千里寄新诗”这样振奋人心的大事？因此他断定此诗必定不是1912年末所写。
　　第二，1911年的辛亥革命确是“江山依旧是，遍树汉家旗 ”。那么是不是写武昌起义的？海军查阅，武昌起义爆发于10月10日，相当农历八月十九，不是“岁晚”，各省的响应，据史料是“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先后独立”。“两个月内”即农历十月十九以前，仍然不是岁晚。所以他断定：大钊所写肯定不是武昌起义和上述14省。由此又断定：当时大钊所在的北方，1911年“岁晚”必定发生过一场大的事变，这场事变之大，已经大到“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遍树汉家旗”的程度。显然，这件事正是以滦州为焦点的辛亥北方革命。
　　第三，海军把一般认为虚泛对举的“九世仇”和“十年愿”作了考订，认为不是虚指而是写实：“九世仇”是指清代十帝九代的历史；“十年愿”是指大钊自己从13岁到23岁（1911）的立志践行。
　　在此基础上，一旦了解了以滦州为焦点的辛亥北方革命，自会豁然开朗。
　　我摸索了二三十年的思路，他却通过三个方面的考证，很快发现症结，做出了判断，令人深感后生之可畏，运思之可喜。
　　本文已经吸纳了张海军的考证意见，并由滦州起义研究会侯艳芝进行了修改斟酌，是我们三个人的一项小收获。

注：
　　①、②、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69页、356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③、胡鄂公：《辛亥北方革命录》，《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216页。台北1962年再版。
　　      ④、(11)、李大钊《五峰游记》《李大钊文集》第三卷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薛立敦：《冯玉祥的一生》760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⑥、李大钊：1912年6月《隐忧篇》《李大钊文集》第一卷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⑦、⑧、⑨、《重要文电》330页、281页。《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台北1962年再版。
　　      ⑩、据民国二十六年《滦县志》卷 十《建置志·楼阁》第62页。辽宫始建于“辽隆统元年”，即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元年（983）。
　　     12、中山大学中文系李大钊诗作研究小组：《李大钊同志的诗》。载《李大钊研究论文集》303-30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3、刘民山：《李大钊与天津》194页。天津社科院1989年版。
　　   14、呼晓川：《李大钊诗歌的崇高美》。《相知》2003年3期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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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三：李大钊曾参与辛亥北方革命之策动

　　关于李大钊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原有权威结论是：“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李大钊对于辛亥革命是热烈拥护的，却未能直接参与这场革命的实际斗争”。①
　　笔者在多年挖掘考证的过程中，史料的昭示超出了个人预想，使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绪论：“1911年，46岁的孙中山和23岁的李大钊曾经在互相隔绝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层面和境遇中，分别参与了辛亥北方革命的部署与策动。”
　　问题的症结在于，由于历史的曲折，“辛亥北方革命”湮灭已久，相关的史绩也就不为人知，因此有必要根据考证略作揭示。
　　“辛亥北方革命”是北方革命在辛亥年的决战，而“北方革命”是由孙中山“中央革命”的战略构想而衍生的。孙中山从立志反清之初，就提出“中央革命较地方革命为事半功倍”，认为“北京是中国首都，如能攻占，那么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是为上策。”随着南方起义接连失败，他的战略重心北移。1907年底廖仲恺到天津组建同盟会即可证明。但北京是清廷中枢所在，中外戒备森严，乃改策动北京外围，统称“北方革命”，它有广狭两义：广义者泛指北方各省的反清起义，狭义者特指由“北方革命协会”、“北方共和会”等团体在京畿策动的、以清廷中枢为对手、以建立“中华民国北方革命政府”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当时革命党人讲“北方革命”主要用其狭意，带有专名性质，其活动地域主要是北京、天津、张家口、宣化、保定、石家庄、任丘、通州等地。但1911年夏，清廷为了炫示军威镇慑天下，宣布农历八月将在京东永平府滦州境内百里铁路沿线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数万新军即将集中滦州，引起同盟会严重关切，遂应变决策：“京津稍缓，树义帜于滦州”②，攻占津京。从此，滦州成为北方革命的焦点。历尽曲折，于12月31日起义爆发。1912年1月3日成立“中华民国北方革命军政府”，宣布“本政府设于北京，暂设滦州”，并立即西进。从“中央革命”的构想，到“北方革命”的推进，再到滦州成为北方焦点并庄严建府，作为一个战略整体，已经历时17年。

　　但辛亥北方革命遭到袁世凯的残酷绞杀。绞杀之后，袁为了应对民国总统大选，又对北方革命实行了血腥封禁（美国学者称为“实行了保密政策”③），“言者成祸，片纸不留”，包括孙中山李大钊在内的相关史绩遂湮灭至今。孙中山是北方革命的灵魂，据挖掘史料，他曾亲发函电，亲制表格，亲约谈话，亲批军费，亲笔题词并亲来滦州视察，但史学界却长期错判他“无暇顾及”北方；李大钊相关业绩的湮灭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笔者多年来陆续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计4类14项，合而观之，互参互补，证明李大钊当时是北方共和会发起人之一，参与了辛亥北方革命之策动，从而订正了原有结论。
　　一、亲历者的三项记载
　　进入民国，共和会成员大都成为国民党人士，而李大钊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并被残酷处绞。因此，原共和会员的回忆中一直讳言李之参与。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资料库《辛亥滦州起义记》（以下简称《起义记》）却长期保存着以下记载：
　　1、原文第三节，是在发起共和会之时：“革命同志久已愤恨，又经此次挫折（指立宪请愿失败），势非团结前进，不能立足，由凌钺、王法勤、李大钊、胡宪、于树德等密约至日租界荣华里开会，公决实行严密组织，广求革命同志。又以‘同盟会’易引起敌探之注意，特取避人耳目之手段，组织北方共和会，总机关密设于法租界梨栈生昌酒店”……“迭开严密紧急会议”，“继续往滦州向第二十镇各级官长进行……”
　　以下各节，详叙共和会策动起义的过程 。李大钊作为该会骨干，自然全部直接间接参与。
　　2、原文18节，记起义被绞杀之后，……会中同志如马浩、汪瀛、李大钊、徐铮、凤文祺等数十人，或愤而悲痛失声，或疾首痛心而莫知所措，或搔首问天愤不欲生；或疑信参半，化装亲至唐山、开平、古冶（按：三地当时均为滦州西部村镇，今属唐山）密探真相，悲歌慷慨，惨极一时”，又“急在生昌酒店召开会议”，“决计誓不短气，急为死难烈士复仇。”
　　3、原文第二节，事在发起共和会之前，“天津学校，又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人才为最多，如凌钺、李大钊、胡宪、张良坤等，富于国家思想，革命志愿，早与革命同志秘密结合。”④
　　文中记载了对李大钊等人的三点评价：一是富于国家思想，二是立下革命志愿（摆脱了立宪路线），三是与革命同志秘密结合；而且公认为校中人才；这正好说明李大钊等人组建团体，策动起义所必须具备的思想基础和才学声望。

　　史料的提供者就是文中的凌钺和张良坤二人，是大钊同学，共同发起共和会。在滦州成为北方焦点以后，他们共同参与策动，其中李大钊留守天津，凌、张二人东来滦州为敢死队（凌 任队长），后凌张分任“北方军政府”外交部长和秘书长。20世纪30年代凌张被排挤，困居底层。日伪占领滦州以后，他们痛感史绩湮灭扭曲之甚，愤然抱病合写《起义记》，上交中央党史会。他们是在困境中申述自身史绩，所以一反常情，破釜沉舟，举出外人不敢讲的“异常首犯”之史实，以表明“钺等为当事之人，知之最详”和“一笔若假，全史无人相信”的心迹，从而保留了大钊三项史证，后经当局“签注认为属实。”⑤三项史证，分别在发起前、发起中和发起后，清楚而确凿，证明李大钊确系共和会发起人之一，并投身于辛亥北方革命。
　　二、大钊诗透露的四点信息
　　1911年12月31日李大钊作为留守天津的共和会骨干收到了滦州已宣布起义的电报，心潮澎湃，写下了《岁晚寄友》诗。此诗不但是辛亥北方革命的史诗和诗史，而且它透露了李大钊参与北方革命的一些重要信息。
　　1、“岁晚军书急”——透露了起义前李大钊的分工职责
　　共和会会长白雅雨当时正率会员赴滦州策动新军起义。新军是清廷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皇家军队，策动他们掉头反清，是危险的机密。诗中所说“军书”就是这种机密的军情函电，显然不是谁都可以看的。大钊一生严谨，不可能违纪偷看（偷看也不可能写入书中），那么，为什么他能接触“军书”，并且知道军书之“急”呢？这里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李大钊的职责就是分工处理军书。这也正体现了会长白雅雨老师知人善任，凌钺果敢而任敢死队长，张良坤文笔敏捷而任秘书长，大钊沉稳而留守天津并处理“军书”。
　　2、“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透露了起义后大钊的分工职责
　　李大钊慷慨有志，极想投笔从戎——奔赴起义前线，却因为面临更艰难的任务而不能前往，那么，大钊面临了什么任务呢？《起义记》中说，接到滦州起义电报后，共和会派二人（段亚夫、汤笏卿）赴山东联络，“余皆分布津、京、保三地”，“余皆”二字，自然包括大钊。经察，他未去京保，继续留守天津。那么，他留守天津做什么呢？《起义记》载：1912年1月4日北方革命军西进天津前“义军（在滦州）集合之时，由白（雅雨）参谋（部）长分派敢死队长凌钺率敢死队会同王大都督攻占（天津）总督衙北洋造币厂，参谋（部）长随军一部守（天津）新车站。部署已定，由秘书长分电……津、京、保各同志。”⑥大钊当然也接到了秘书长代发的白会长分派任务的电报。原来，留守天津者是要接应西来的义军共同光复天津。天津是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北京门户，外兵控制的港口，占领天津显然比起义滦州艰难得多。所以当初他要投笔从戎奔赴滦州前线时，白雅雨未准，遂有李大钊“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的诗句。
　　3、“行人归未归”——透露了大钊对战友的挂念
　　按：此处“行人”指出征的人。大钊一边处理紧急军书，一边惦念着起义前线的战友是不是已经平安归来。这里还透露出：按事先部署，出征者是应当回天津的，而大钊是知道这一部署的。
　　4、“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透露了他对辛亥北方革命的欢呼、评价和展望。
　　诗中透露的4项信息，表明大钊一不是辛亥革命的反对者，二不是旁观者，三不仅是同情者，而是坚定热诚的参加者和策动者。
　　三、大钊讲演中的四项自述
　　有文章说：“没有一个地方读到他（指大钊）谈到他参加过辛亥起义。”
　　按：不是没有“读到”，而是没有“读懂”。1923年12月31日，他应邀回母校做《十八年之回顾》讲演⑦（当天正是滦州起义18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已经，“谈到”他参与辛亥北方革命之事，不过是以他个人独特的方式来谈的。
　　朱成甲先生研究李大钊的人格风范，曾做出这样的总结：李大钊“从不提到他个人，他尽量避免谈自己的作用。”⑧这是非常深刻的剖析，不了解这一点，就不了解李大钊，也就永远读不懂李大钊的辛亥自述。
　　李大钊对于他投身辛亥革命（以及其他功业）并不回避，也无须隐瞒，但他就是从不提到他个人，特别当全社会已经把投身辛亥革命视为一种崇高荣耀的时候，他更是“尽量避免谈自己的作用”。类似的事例是：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之人而受到普遍敬重，但我们同样是“没有一个地方读到他谈到他参与创始的自述”，一个字也没有，难道因此就否认他的创始之功吗？如果我们想什么时候读到李大钊一篇文章，洋洋洒洒地大谈“我在辛亥革命中的十大功劳”之类，那只能是幻想，因为那是当今自我推销者的广告决不是李大钊。李大钊的辛亥自述，也只能从大钊风范中去体味，去把握。
　　但，这就产生了矛盾：既不隐瞒经历，又要“从不提到他个人”；既要回顾历史，又要“尽量避免谈自己的作用”——这办得到吗？自我张扬者办不到，但大钊办到了，不但办到了，而且贯穿一生，形成了独具光彩的人格风范。研究表明，他是用群体性称谓来涵概自己的存在，用群体性活动来包容自己的经历。鉴于此，则《十八年来之回顾》一文中，前半的“我们”、“同学们”“立宪派的人”，后半的“革命派”、“同学”、“我们”、“大家”等群体性称谓中，其实都涵概了“我”，都包容了大钊的心态言行，都提供了李大钊的辛亥自述。
　　这一方法，笔者是由著名李大钊研究专家朱成甲先生的著作中受到启发，是朱先生开创了先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李大钊在《十八年来之回顾》一文中曾有这样一句话：“上海的《克复报》、福建的《民心报》、香港的《中国报》，对于革命思想充量给介，同学们订阅该报的不少。大家都抢着看报，情愿不上班也看报。”
　　这里李大钊只是说“同学们”、“大家”，并没说“我订阅了该报”“我抢着看报，情愿不上班也得看报”。但群众性称谓和活动显然包容了李大钊自身。所以朱成甲先生由引得出结论：“ 我们从他对于革命报纸的深厚兴趣，对于革命形势的热切关心，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和革命已经是紧紧相连9。”
　　朱先生由于体察到李大钊人格风范，所以他能够从“同学们”和“大家”之中提炼出“他”，而这个“他”就是李大钊自述中的“我”，从而找到了“尽量避免谈自己”的李大钊的自述性史证。这是精细解疑的研考，是触隐探微的发现，而任何科学的思路都不会只局限一个事例。我们遵循着朱先生的思路，类而推之，扩而展之，顿觉豁然开朗，至少可以“读到”李大钊四项有价值的辛亥自述。1、由立宪派转向革命派的自述。李大钊原属立宪派，是“立宪请愿八代表”之一，他在回顾中说：“这次风潮（指立宪请愿被镇压）算立宪运动失败……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
　　这里是说，“我”从此完成了由君主立宪派到反清革命的转化，开始投身于辛亥革命了。
　　2、投身北方革命的自述。大钊“从不提到他个人”，因为他不说“我当时也参加了革命运动，”不说“我参加发起组织革命团体”；而是说“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说“我们同学当时也参加革命运动，有奔往滦州的，有奔往徐州的”（但不说“有留守天津的”）。其实，他发起共和会等情况在凌钺、张良坤《起义记》中早已得到证明（见本文第一节）。“我们”、“同学”、“革命派”这些群体性称谓中都包含着“我”。“我”如果不参加秘密团体，又何以知道“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又何以知道“秘密团体”的秘密成员的秘密动向？
　　3、起义失败后痛心立志的自述。大钊讲：“滦州革命失败……噩耗传来，大家悲伤得很！”
　　他说的是“大家悲伤”，而没说“我悲伤”，但凌钺、张良坤《起义记》明言：“……及闻事败，会中同志如马浩、王瀛、李大钊、徐铮、凤文祺等数十人，或愤恨而悲痛失声，或疾首痛心而莫知所措，或搔首问天愤不欲生，或疑信参半，化装至唐山、开平、古冶密探真相，悲歌慷慨，惨极一时……”可见，“大家”里确实包含着“我”。
　　4、对辛亥革命进行反思的自述。他说：“同学参加政治运动的死了大半，而民国建设还没有成功”；“我们没有开出路子来，觉得非常的惭愧。”⑩这些悔恨自责之言，表明李大钊必定参与了北方革命之策动，否则，一个局外人怎么会代表策动者们表示“惭愧”呢？特别是“我们没有开出路子来”一语，非常有分量。他是从“革命路子”的高度来反思历史，实际是讲：“我”亲历了辛亥革命和它的失败，痛感这个“路子”救不了中国，必须寻找新的“路子”。从此他艰辛求索，终于找到了马列主义，从而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
　　特殊的人格风范决定了特殊的表达方式，李大钊就是用这种方式谈到自己参加过辛亥起义。其特点是：个人溶于群体，明确而不炫耀，语境清楚，文意确切，已达到“不言而喻，呼之欲出”的程度。世人所谓“找不到”，实际是未能体察大钊的人格风范，因而理解不了相应的表达方式。也难怪，听惯了说惯了自我张扬的话，用惯了查辞典式的“研究”方法，“一查即得”，“一读即明”，当然就不习惯于品味大钊文著中的微言深义，以致造成多年的误断至今。朱成甲先生曾经强调：“李大钊是一个做事非常细致，非常认真严肃的人，对于他所写的东西我们必须充分的理解和尊重。”(11)
　　可惜，史绩湮灭已久，世人成见在先，对大钊的人格与诗文又都是不甚了了，所以就“找不到”又读不懂了。

　　四、知情者的三项证言
　　1、中共创始阶段的重要人物张申府先生撰《忆守常》一文称：“守常同志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中之一人，但他其实早参加过辛亥革命了。”(12)张先生曾与李大钊共同任教北大，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共同担任《新青年》编委，共同参加五四运动，共同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共同编辑《少年中国》杂志，共同筹组“北京工读互助团”，共同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后任中共旅法小组负责人，与刘清扬结为夫妇，而刘清扬也正是策动北方革命的共和会员，所以，张先生是李大钊辛亥史绩的重要知情人。
　　2、1927年5月23日《中央副刊》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 》内称：“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亦极多。”(13)朱成甲先生曾经指出：“高一涵写的这个《传略》是迄今为止由直接了解李大钊的人所写的最早而又最有价值的一篇。”其一，高一涵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时的支柱之一，李大钊对他十分仰慕，最后在东京相见，一生相知。其二，此文发表于大钊遇难后第25天的白色恐怖中，一语不实，即有杀身之祸，因此它有很强的可信性。可知李大钊不但参与了辛亥革命，而且“奔走之亦极多”。
　　3、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在《忆父亲李大钊》一文中记载：“父亲早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期间就参加了辛亥革命……还写了‘慷慨思投笔’那样一些抒情言志的诗句。”(14)
　　李星华在父亲牺牲时已16岁，她的上述记载已被相关研究所证实。结论：“亲历者的三项记载”、“诗作中的四点信息”、“演讲中的四项自述”、“知情者的三项证言”，四个方面14项史证，互参互补，交互勘核，证明李大钊1911年曾经是天津革命团体北方共和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参与辛亥北方革命之策动。原有“李大钊未参与辛亥革命”的结论是历史曲折导致的误断，应予核否。

注：
　　①、⑧、11、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101页、86页、102页、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版。
　　②、《革命人物志》第一集《王金铭》133页。台北复印件。
　　③、刘清扬：《辛亥革命时期的天津共和会》、《辛亥革命回忆录》6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④、⑥、凌钺：《辛亥滦州起义记》、《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274页、285页、283页。台北1962年再版。
　　⑤、凌钺《致张继夫妇函》，1936年5月29日手书复印件。
　　⑦、⑩、李大钊：《十八年来之回顾》，《李大钊文集》第四卷358-36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张申府：《忆守常》，《文史精华》1993年6期32页。
　　13、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 》，《中央副刊》30号，1927年5月23日，转引自1，100页。
　　14、李星华：《忆父亲李大钊》，《李大钊与故乡》2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15、李大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李大钊文集》504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005年1月31日
　　（作者系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