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河之子]举世闻名的考古学家裴文中
来源：未知 时间：2006-01-14 09:42:00
裴文中(1904—1982)，字明华，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小集镇西纪各庄(原属滦洲)人。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中国旧石器和第四纪哺乳动物考古工作的奠基人、中国古人类学的创始人。
新中国成立后，裴文中是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兼古人类室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自然博物协会理事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1957年被英国授予皇家人类学会荣誉会员称号；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史前学和原始学协会名誉常务理事；1982年被选为国际第四纪联合会荣誉会员。
追求进步，向往革命
裴文中出生于一个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家境清贫，靠其父微薄的小学教师工薪来维持家庭生活，养成了他俭朴的生活作风，且好与穷童结伴为友。他目睹乡邻水深火热之处境，也培养了他淳朴的乡情，这对他始终保持平易近人的品格，起了一定作用。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父亲。
其父裴廷楹是清末秀才，因目睹清廷腐败、列强侵吞、山河破碎而激起他的爱国情怀，毅然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宣统三年(1911)参与领导了以推翻清廷为目标的滦州起义，险遭清廷杀害。民国建立后，他积极从事教育改革，提倡平民教育，大力开展扫盲，启发民智。这对在父亲身边长大的裴文中，不啻是一种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使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自觉地投入到变革社会的潮流中去。1913年，9岁的裴文中跟随父亲到开平高等小学念书。1915年袁世凯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遭到全国各界的反对，年仅11岁的裴文中在父亲的鼓励下，积极投入反袁斗争，在开平庙会上，发表演说，痛斥袁世凯的卖国行径。
1916年，裴文中高小毕业，因家境贫穷，无力资助他上普通中学，便考入供给食宿的直隶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今滦县师范)。1919年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以裴文中为首的同学带头响应，宣传鼓动群众，建立护 国会，成立讲演团，集会、讲演、游行。这些正义活动引起校方反动势力的恐慌，将裴文中等10名学生开除学籍，并下戒严令，切断学校与外界的联系，以平息学潮。校方的倒行逆施，激起广大进步师生的反抗。裴文中挺身而出，与学校当局展开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并联合滦县中学开展罢课，要求恢复学生救国会和讲演团，公开发表宣言，指出：“帝国入侵，军阀卖国，实属罪大恶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爱国青年有责；当兹外患，略申义愤，自甘流血，何当不该?”罢课斗争延续十余日，迫于学生和社会的压力，学校不得不收回开除裴文中等10名同学的成命。
1921年裴文中毕业于直隶第三师范。那年月，多数人毕业即失业，裴文中也不例外。因找不到职业，便想继续求学，是年署假在同校学友李慎言的鼓励下，到北京拟投考北京大学(李慎言系北大学生)。不巧，北大第一次招生已过，待到第二次招生时，他前往应试，被录取为北大预科甲部(理科)，两年后转入本科地质系。
入北大学习不久，其父于1922年失去教职，于是，家庭经济资助基本断绝。为解决饭费、学费，他利用课余时间为《民舆报》、《东方时报》当校对，给私人整理文稿，还到中、小学当兼课教师。当年孔德中学(北京27中前身)的“博物”课就由他执教，剧作家吴祖光就曾听过他讲课。最困难的时候甚至当卖行李、衣物以解燃眉。对此他不但不以为苦，还以幽默的口吻自嘲：“君子常当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清贫、艰苦的物质生活磨炼了他的意志，促使他更加奋发图强，不但他学的地质专业成绩突出，还常去听北大著名文科教授钱玄同、鲁迅的课。鲁迅先生在北大一院(文学院)讲《中国小说史略》时他几乎堂堂去听。他还经常读《向导》、《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进步文艺刊物，使他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并不时操起文学这一锐利武器，以诗歌、散文、杂感和小说等各种形式，抒发感慨，针砭社会的痼疾，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山海关、滦县一带是战斗的前沿。裴文中和家乡的几个同学得不到家乡消息，奔走问讯，焦急万分，他将这种心情写入小说《戎马声中》，刊登在《北京晨报》副刊。这篇作品朴实无华，感情真挚，鲁迅先生十分重视，亲自将其选 入《中国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为该篇小说写下了这样的序言：这篇作品“记下了游学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时感”。
本世纪20年代，是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的时代。工人运动为其重要标志，裴文中积极投身其中。1923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北平学生在汇文中学集会，声援长辛店铁路员工的罢工斗争，裴文中在会上发言，痛斥军阀对外奴颜婢膝，对内血腥镇压工人的罪行。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裴文中是北平学生声援“五卅”惨案的组织者之一。
1925年6月25日，是全国总示威日。这一天，北京二十余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但是集会的口号有些深奥难懂，为了对一般群众进行通俗的爱国宣传，裴文中特意撰写了《新出爱国曲》，发表于同年6月28日《晨报》。诗中号召：“第一不买卖日货，不占便宜不取巧。第二不做他的工，无论工钱给多少。第三咱们结成伙，将来打仗往前跑。不怕洋枪不怕炮，不要性命把国保，保国就是保咱们，国亡咱们活不了。第四还得去读书，识字才能站住脚，人人读书能识字，外人不敢欺负了。”后来，这首诗被印成传单，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
一系列的斗争实践，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激励他去继续寻找真理，并主动写信向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了解情况，终于于1926年秋经李大钊、李副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大党的地下小组的活动。1927年春，北平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奉系军阀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4月6日奉军京师警察厅逮捕了李大钊等人，10月28日李大钊等10人英勇就义。在一段时间里，北平处于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下，裴文中因躲避敌人的搜捕，而与组织失去联系。
震惊世界的新发现
1927年，裴文中北大毕业，在反动统治下，他的“办党办新闻事业”的志向已无从实现，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觅他途。这时虽已冬去春来，仍寒风悚悚，衣不避寒，食不果腹，给裴文中带来极大困惑。为了求生报国，他天天写信，到处求援，不是石沉大海，就是被婉言拒绝。万般无奈，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地质所所长翁文灏先生想办法，承翁先生惠允，让他到地质所从事山东寒武纪三叶虫研究。完成此项工作后，又临生活无着，只得再求翁先生帮忙。由于地质所经费紧张，无法在所内安排工作，于是推荐他到周口店工作。
周口店在北京西山的南端山脚下。北京西山，层峦叠嶂，由河北平原中耸立而出。周口店附近的山，多半由4.5亿年前地质学上叫奥陶纪石炭岩及3亿年前石炭纪的页岩等组成，是祖国的化石圣地。1914年任中国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曾察看过周口店，从1921年起安特生专聘奥地利籍古生物学家师丹麦斯到这里协助他挖化石。在挖出的许多化石中，发现有两颗牙齿很像人类的牙齿，引起了轰动。周口店的系统挖掘始于1927年，中国由地质学家李捷负责。1928年李捷因另有工作，辞去周口店的工作，改聘刚从法国留学归国的杨钟健为中方负责人。
裴文中到周口店的时候，开始主要承担管理杂务，记算账目，这对精力充沛、学识渊博的裴文中来说，简直有点“闲得难过”。他不愿虚度光阴，就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自学计划。在工作之余，他晨昏苦读，手不释卷。有一次，他上街修补旧鞋，在路上走着还专心致志地看书，到修鞋铺时，竟不知一只鞋丢到了何处。
他勤奋好学、不耻下问的敬业精神，引起了周口店挖掘工作负责人的注意，不久，就让他当杨钟健的助手。裴文中抓住这一良机，亲自上山挖化石，遇有疑难便虚心向行家请教。通过仔细地观察和深入领会，夯实了自己的基础知识。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他终于掌握了辨认多种化石的本领。一块化石露出一小部分，他就能断定是什么动物骨骼，同时可以决定怎样挖掘才不致被损坏。
1929年是裴文中科学生涯中很重要的一年，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碰到了坚硬的石层，许多专家认为石层下不再会有什么化石了，但裴文中却敢唱反调，认为不坚持挖下去甚为可惜。挖掘指导步林博士去西北地区考察，杨钟健和德日进(法国顾问)等到山西、陕西一带考察晚新生代地层。有权的专家纷纷离去，周口店的发掘事宜由裴文中负责。历史的机遇，使他由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脱颖而出，一跃而成为向科学顶点攀登的勇士。在艰苦地开凿最坚硬的石层之后，果然又露出了比较松软的土石层，渐渐又有了化石。
是年11月底，天气已很冷，到了该结束野外工作的时间了，但裴文中仍想把底部堆积弄个清楚，决定延长几天。因为每次挖掘裴文中都是不顾艰险，身先士卒，所以他的“决定”能付诸实现。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会成为他创造奇迹的锁钥，打开了古人类学的大门。12月2日下午4时，天色渐暗，朔风在山谷中呼啸，在30多米深的洞里紧张工作着的裴文中和发掘工人们，点起了蜡烛继续挖掘。在昏黄的烛光下，突然，一件奇特的东西映入眼帘，裴文中浑身的血管膨胀起来，他禁不住喊叫：“是猿人!”在场的工人立即围拢过来，一看，果然是猿人头盖骨。头骨一半埋在松土中，一半还卡在硬土中，惊喜过后，人们冷静下来：是立刻把它挖出来，还是等第二天再挖?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及时把它挖出来。裴文中亲自操起铁铲、撬棍，连挖带撬，使这个在龙骨山下度过了漫长岁月的远古人类祖先的头骨，终于重见天日。
当晚，裴文中在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中，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他连夜写好了报喜信，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专人送给北平地质调查所翁文灏所长。送信人刚走，裴文中又觉得翁先生晚上才能得到信，翁先生又未必能通知关心周口店事务的几位朋友，为让同行们早一点知道这个消息，他又给城里发了个电报。北平方面收到电报后，都不相信这是真的，不是说他“认错了化石”，就是说他“不致有这样的好运气”。这也难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还从来未得到过呀!
为预防运输中将头盖骨震坏，他小心翼翼地将猿人头盖骨糊了几层纸，包上麻布条。他担心不易干，夜间生上炭火盆烤着，连烤了两夜，一直到12月6日，裴文中用自己的两床旧被子，将猿人头盖骨包裹起来，外面又加褥子和毡子捆了又捆，这才亲自坐上房山县到北平市的长途汽车，百般谨慎地将猿人头骨护送到了地质调查所。
这一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重要的一页，把人类历史推前了四五十万年，大大提高了对于人类起源和人类发展的认识。过去，历届的发掘只注意动物化石的搜寻，没有注意人类文化遗存。此后，裴文中从1931年起通过对鸽子堂的挖掘，又发现了中国猿人用过的石器、烧骨和用火灰烬，从而明确了中国猿人的文化性质。
1933年至1934年开挖山顶洞，又获得石器时代后期山顶洞人化石及文化遗物、遗迹，这是裴文中在周口店挖掘中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就。
赫赫有名的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对裴文中的才干大为欣赏，一再邀请裴文中到法国深造。1935年夏，裴文中暂时离开了奋斗近8年之久的周口店，踏上了旅法留学的新征程。在近两年的留法学习中，由于他聪明、刻苦，不仅精通法语，还完成了石器与非石器区别的研究课题。他写出题为《史前人类使用的硬岩石的破碎和成型中自然现象的作用》的博士论文，于1937年7月获得通过，并被授予巴黎大学理学哲学博士学位。
爱国爱民，不忘桑梓
1937年11月，裴文中结束了留学生活，回到南京，翁文灏所长令其北上接家眷，然后与地质调查所一起搬到长沙，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当时的北平已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地质所无人负责，暂委协和医院代管。协和医院的美国负责人早已感到代管地质调查所的麻烦，看到裴文中回到了北平，就马上暗中给南京地质所打电报。一个月后，裴文中接到了翁所长的亲笔信，让他代管北平地质所，负责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并照顾美国教授葛利普的生活，于是，开始了长达8年的恐怖生活。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周口店的发掘事业中断了，新生代研究室解体，裴文中因而失业，生活非常困难。为了糊口，只能靠典卖旧物维持生计，最后，竟连葛利普送的一架老式钢琴也典卖出去了，可谓达到了四壁皆空的境地。使得名教授也不得不做点小生意：卖油、送药、接电话等等。更使他心焦的是日本侵略者为找中国猿人化石的下落，不断找他的麻烦，追问中国猿人化石在哪里，他总是以“不知道”搪塞。日本侵略者对此非常痛恨，不断对他进行威胁、恐吓，甚至盯梢监视。任敌人怎样猖狂，裴文中总是沉着应付，冷眼相待，使敌人无可奈何。
1944年5月的一天，日本宪兵跳墙进入裴文中家将其逮捕拘押。在审讯时强令他背诵“大东亚共荣圈”的陈词滥调，他断然拒绝。当追问他“北京猿人”的下落和与八路军有何联系时，他或者闭口不答，或者答曰“不知道”。在一次审讯中，他不堪凌辱，竟与日本的审判官对打起来。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给裴文中灌凉水与辣椒水，并以“顽固不化”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又故作姿态地问他“判得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义凛然，揶揄作答：“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罗索!”日本侵略者一看硬的不行，又来软的。狡猾地说道：“你把我们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义正辞严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杀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抗日!”由于日寇找不到“罪证”，无计可施，又迫于社会压力，在关押他36天之后，只得释放了他。
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之后，裴文中恢复了自由，他庆幸希望之光的降临，急盼科学研究工作能够很快恢复。他立即给国民党当局寄航空信、打电报，要求马上寻找北京猿人化石的下落，恢复周口店发掘工作。可是国民党当局居然认为是“小题大作”，不予理睬，这无疑是瓢冷 水，使裴文中对国民党政府的希望开始降温。他回到地质所不久，蒋介石又挑起内战，一时战火四起，广大人民又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裴文中的家乡是解放区，1947年，以王子林为首的地主武装，乘机窜回解放区，在裴文中家乡南边的小集镇安上据点。他们秉承国民党反动派旨意，网罗地痞流氓、反动地主武装，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对人民进行报复，抓捕革命干部，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搞得民不聊生。此时，裴文中曾回乡探亲，看到家乡人民所遭涂炭，对这伙反动地主武装异常痛恨。回到北平后，他奋笔疾书，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写了《今日之乡村》一文，发表在1947年5月23日的《大公报》上，文章尖锐地抨击了“伙会”头目的诸多罪行。在文中写道：“这是一帮有武力的集团，最早在乡间游手好闲，日本占领了，他们给特务当‘特务’，敌伪清乡了，他们是向导……国军来‘剿匪’，伙会兄弟及头目，指给国军：何村有八路，应该痛剿，何人是八路，应该枪毙。换句话说，就是伙会之一言，可以使一个村子化为灰烬，一个农民丢掉性命。”对于所谓“剿匪”问题他提出首先要辨明究竟谁是匪?明确指出，这些反动地主武装“伙会”才真正是匪。
《今日之乡村》一文，是刺向国民党当局的一把利剑。文章发表之前，有人劝裴文中最好用笔名发表，但他仍坚持用真名发表。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几次想抓捕他，由于朋友的劝告和督促，才暂离北平去甘肃、青海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以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抓捕。
《今日之乡村》一文当时流传到解放区，董必武同志看到过。解放后，裴文中有一次见到董老，董老夸奖他说：你写的那篇《今日之乡村》我看过，写得很好。”
当北平临近和平解放时，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劝他去南京，遭到他的拒绝。他决心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迎接中国考古事业的春天。他在论文中写道：“这个内战不久将会结束，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考古学会开展更广泛的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多荣誉，他成了海内外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一直不忘家乡，同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不管家乡去了什么人他都热情接待。因他是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两次回家乡参加代表的选举，一次是1954年，一次是1958年。每次来丰南都受到家乡人民的热情接待，在县招待所吃饭他总是要求越简单越好，他深情地说：“目前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要处处节俭，我是人民代表更应作出表率。”他要求吃家乡饭：秫米饭熬豆芽，玉米面饽饽熬小鱼。他还回到村里小住几天，每天总是天不亮就起来，到地里看庄稼、拾掇棉花(整枝打杈)，俨然一位老农。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乡亲们都亲切地说：“文中，你是个大知识分子，出外40多年，想法帮咱这大沙窝变变样啊!”裴文中听后心情特别沉重，他走遍了全村的沙滩、沙窝、沙岗，察看了沙河水情，晚上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写了画，画了写，直到天明，一幅“改造沙荒、田园绿化规划图”就这样拟成了。可惜在那左倾错误盛 行的年代未能实施，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裴文中的梦想才变成了现实。
1958年裴文中回村时，家乡正在搞“大跃进”和技术革命，为解决抽水和排水机具的问题，有人酝酿研制“永动机”，特向裴文中请教，他斩钉截铁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大家的干劲和热情确实可嘉，但热情不能代替科学，有干劲但不能蛮干，只有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才会有成效。”对制“永动机”他就这样泼了冷水。
忘我工作，成果丰硕
中华民族所具有的无私奉献精神，在裴文中身上有具体的体现。他不屈服于命运，奋发有为，殚精竭虑，倾毕生心血于科学事业。从1928年到周口店算起，扣除“文化大革命”中3年完全中断科研外，到1982年逝世止，他奋斗了整整54年。其研究成果举世瞩目，其学术体系博大精深，就是他这种奉献精神的回报。
1928年，他在新婚的第五天就到了周口店工作，在生第一个孩子时，却把所有的钱买了石器标本，至今仍存放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尽管裴文中身处白色恐怖之下，生活极度困难，但他忍辱负重，历尽磨难，仍对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或考察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他已过不惑之年，但仍像青年人一样，以满腔热情投身到考古、古生物的研究中。1949年出任北京市科协主席，并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两次访问前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从新中国成立到他逝世的38年中，他不仅重视理论研究，更重视实地考察。其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如1954年参与领导山西丁村遗址群的调查、发掘，揭开了我国系统发掘旷野类型遗址的序幕，为探讨古文化的多样化、复杂性提供了一批重要资料。1955年通过对治淮工程中采到的化石进行研究，写了有关安徽省有古人类活动的文章。同年冬，他率队去广西寻找巨猿，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柳江县楞寨山上的巨猿洞。为了搞清地层，他虽年过半百，仍手拉麻索，登上高90余米的巨猿洞，获得了第一手资料。1956年，他带领学生，前往扎莱诺尔考察，同时考察了哈尔滨黄山，在两地首次记录了冰滑作用的遗迹，在扎莱诺尔还采到了许多细石器标本。为解决“河套文化”问题，1963年他率队前往内蒙古、陕西和宁厦考察。1964年末，他通过对贵州黔西观音洞试掘出土的石器品的研究，进一步确定了其文化性质。
1966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潮开始席卷全国，像裴文中那样心直口快的权威学者，是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并被关入“牛棚”。当时，他已年过花甲，生活上的突变、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迫害，把原来身体健壮的他，弄得极度虚弱。尽管这样，到1970年他得到半解放时，仍拖着病躯赴鄂西考察巨猿。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继续完成中国猿人石器和柳江巨猿洞动物的研究。1978年他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在会上豪迈地表示：“要把75岁当57岁过。”此后直到逝世，他曾数次到张家口泥河湾地区考察，去贵州、洛阳等地考察，还于1980年东渡日本讲学，以《从古文化及古生物上看中日古交通》为题发表讲演，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在逝世前的8月16日写给亲戚的信中，还提到当年(1982年)的工作计划，去柳州、杭州再至安徽和县考察，来年再去满州里和贵州考察。就是在病情严重、卧床不起的时候，仍十分关注我国的科学事业。当他得知安徽和县发现猿人化石时，他一再表示病好后一定到发掘地，和青年一起大干一场。但天不从愿，终因年老久病，多方医治无效，于9月18日与世长辞，享年79岁。
裴文中学识渊博，毕生著述颇丰，发表了论文、专著150多篇、部。同时，还撰写过不少杂文及短篇小说。
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科学事业的崇高思想，为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品格，生活检朴、平易近人的作风，严谨、刻苦的治学态度，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为纪念和缅怀他的科学功绩，周口店中国猿人陈列馆内陈放着裴文中胸象。1989年为纪念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60周年，各学术单位集资铸造裴文中铜像，陈放于北京自然博物馆内。他的形象和精神风采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1991年此文曾获省政协文史资料十年成果二等奖。1998年收入《河北历史名人传·科技教育卷》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系《丰南县志》、《丰南县续志》主编、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