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竹与朝鲜
来源：未知 时间：2006-01-14 09:52:00
有位朋友访韩归来，他说：韩国友人说他们祖先的“根”在河北卢龙。乍听惊奇，细想有理。自然，这就联系到“箕子朝鲜”的史实。
《史记·宋微子世家》说：“箕子者，纣亲戚也”(按：古人称同宗至亲为“亲戚”)。纣王昏乱，“太师”箕子屡谏不听。箕子“乃被发佯征而为奴”。“(周)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箕子谈了治国大法，这就是《尚书》里的《洪范》篇。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尚书·洪范》汉孔安国传注说：“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而问洪范……”
二书对箕子入朝，都言之凿凿。不同的是《史记》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尚书》孔氏传说“(箕子)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衡量二说，当以后者比较合理。因为周武灭纣以后，封武庚于殷，封微子于宋，都在中原，为什么单单把箕子封在并不属周王朝版图的朝鲜?箕子跑到朝鲜，自立为王，后来周武“闻之”，不能不予以承认，当是事实。
朝鲜古代史记也记载了箕子在朝鲜建国的历史，与我国古史所记吻合。
箕子“走之朝鲜”并不是偶然的。一般认为商民族兴起于今辽河上游一带，与红山文化有密切关系。《诗·商颂》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毛传：“相土，契孙也。”汉郑玄笺：“胡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出长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这“海外有截”究竟指的是哪些地方?因文献阙如不敢臆断，但总该在夏商版图之外的东方吧!朝鲜半岛北部与商为近邻，自然受商的政治文化影响颇深。商亡后，商遣民东迁朝鲜，是顺理成章的事。傅斯年《东北史纲》说：“商之兴也，自东北来；商之亡也，往东北去”。是有一定道理的。
箕子入朝称王，绝对不是去了他自己，而必定带去数以万计的移民。这是一次民族大迁徙。箕子从哪里带去那么多的人呢?这就涉及到箕子与孤竹的关系。
孤竹，又作“觚竹”，在上古边远的北方。《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日下，谓之四荒。”它是商民族的一部。孤竹国王族墨胎氏，与商王朝同为子姓。传为所封，是个较大的方国。其疆域，史书勾出轮廓：南——“孤竹古城在卢龙城南十二里(《括地志》)；北——“兴中府(今朝阳市)，古孤竹国”(《辽史·地理志》)。近年考古发现提供了佐证：辽宁喀喇沁左旗自治县的北洞村出土的铜〓铸有“孤竹”铭文。这个县和尚沟商墓出土的金钏和卢龙阚各庄商墓出土的金钏十分相似。朝阳魏营子遗址出土了口沿有堆纹花边的红陶绳纹鬲，卢龙双望村的古遗址也出土了这种陶鬲。在辽宁省葫芦岛市有个孤竹营子乡，村名可能出于附会，但总会与历史上的孤竹国有姻缘吧!综上述，可以约略得知：北起朝阳南到海，东到大凌河，西到滦河中下游有过孤竹国。喀左县出土的铜〓铭文有“亚”字徽记的铜器，为商朝“内服”所用，有辅弼的意思。从而可以推知孤竹为商的方伯之国，绝非普通的小国诸候。
孤竹国都城在哪里?因当时生产力为游牧与农耕兼作，很可能迁移多次。文献记载：“辽西郡令支县(按：令支在今迁安东)有孤竹城”(《汉书·地理志》)，“孤竹古城在卢龙城南十二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这个孤竹城或许就是商末周初的孤竹城。伯夷、叔齐揖让的佳话就出在这里。“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孟子·离娄上》)，说明孤竹城距渤海不远。孤竹城一带正是从中原到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地。
箕子“走之朝鲜”是经过孤竹的，并曾较长时间驻留，有出土实物为证。1992年10月，卢龙城西北青龙河畔的马哨村(今属迁安)，出土了饕餮纹商代铜簋，器底有铭文“箕”字；还有一件饰蝉纹雷纹的铜鼎，内壁有铭文“卜”字(见《中国文物报)1993.5.30第四版)。“箕”、“卜”铭文是商代青铜器的徽记。“箕”，是箕子的族徽。从鼎的铭文“卜”字来分析，也是箕子之物，因为箕子是商末著名的筮学家——“其卜”宗师。为什么箕子的铜器出土于孤竹遗址?有人分析是“箕子嫁女孤竹国”的嫁妆，笔者认为此说不能成立：箕子与孤竹皆为子姓，当时贵族是“同姓不婚”的，所谓“箕子嫁女于孤竹”，极少可能。不过，箕子徽记铜器的出土，却可以证明箕子与孤竹国的亲密关系。箕子率亲族远走东北，在必经之地的孤竹驻留过，有“箕”、“卜”徽记的礼器遗存，就是极好的证明。从而可推知箕子入朝的重大决策，是在孤竹作出的。箕子得到孤竹国君军事上、物质上的支持，并有众多的商遗民的跟随，他才能率众东徙，建国朝鲜。
箕子“走之朝鲜”，从孤竹带走了多少人?史书佚于记载，但也可以从孤竹到周代遽衰找到蛛丝马迹。前文论及孤竹为商代北方大国，可是到西周就销声匿迹，到春秋时竟沦为山戎的附庸，国土仅有今卢龙、抚宁一隅。公元前663年，齐桓公援燕，“北伐山戎，〓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国语·齐语》)。传国千年的孤竹，至此灭亡。为什么方伯之国的孤竹到周7代遽衰，在没有找到具体的证据之前，只有殷周之际大批孤竹人随箕子东迁才是较合理的解释。
有一种历史语言现象值得注意。西汉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著《方言》一书，记录了“燕北朝鲜”(或称“燕北朝鲜洌水间”)方言与中原及其它方言区的不同。如：燕北朝鲜方言将“小儿泣而不止”叫“喧”；将釜(〓)叫“〓”；将布谷鸟叫“〓〓”；将猪叫作“〓”；将鸡孵蛋叫“鸡报蛋”。还有一个其它方言区不用的字——“〓”。扬雄《方言》说：“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鲜之间谓之〓。”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扬雄身后几十年的东汉许慎(公元30—124年)著《说文解字》，也将“喧”解为“朝鲜谓儿啼不止曰喧”；将“〓”解为“朝鲜谓釜曰〓”。从以上诸例可能看出燕北(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大部)与朝鲜(今朝鲜半岛北部及吉林、辽宁一部分)的语言大致融为一体，文化习俗不言而喻。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征服朝鲜半岛北部设四郡的结果?绝对不是，扬雄撰《方言》距武帝出兵朝鲜仅仅几十年，语言融合岂能如此之快。何况，公元前82年，汉兵北撤，撤销新建四郡中的两个郡。就语言学讲，一个方言区的形成，绝不是一两个世纪的事。如果说燕北朝鲜方言区的形成跟卫满统治朝鲜攸关，可是他仅仅带去“燕人一千”(《史记·朝鲜列传》)，何以影响如此巨大?如果说是燕秦统治造成的，可是燕国和秦朝当时的统治仅及朝鲜半岛的北缘。这些都不会对语言产生深远的影响，再就战国时燕国的畛域来说，它的西部在扬雄《方言》书中属“赵魏”方言区，它的东南部属“齐海岱”方言区。可见方言区的形成不是由某一代或几代行政区划所能决定的，而是民族文化长期融合的结果，必定有个漫长的过程。西汉“燕北朝鲜”方言区，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古代朝鲜半岛与“燕北”居民有着悠久的密不可分的姻缘。商周之际，箕子率孤竹等部族东徙朝鲜，当是这种语言现象的深层原因。
历史影响是微妙的，直到现在韩国和朝鲜的不少地名还打有商周的印记。我国商周时叫“里”的地名很多。《管子·度地》；“百家为里”。《公羊传·宣公十五年》汉何休注：“在邑曰里，一百八十户。”《尔雅·释言》：“里，邑也。”孔子的家乡叫“阙里”，老子的家乡叫“曲仁里”。现在叫“里”的地名在国内极少见，可在朝鲜半岛上以“里”为名的城邑比比皆是。如乾子里、三岐里、洪仪里(朝鲜)、乾川里、老玄里、九切里(韩国)等等。这些叫“里”的地名，反映了商周文化的深远影响，或许这也是箕子率孤竹等部族东徙朝鲜半岛的一个旁证。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中朝(韩)民族友谊源远流长，三千年前箕子率孤竹等部族徙朝鲜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