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国林
来源：未知 时间：2006-07-06 10:30:00
卞国林说走就走了。谁也没想到，他会走得这样急骤，这样匆忙，根本来不及跟任何人道别，就驾鹤西行，去了另外的一个世界。
国林于5月26日晚上淬然逝世的噩耗，我是在5月27日的清晨6时许获悉的。当时，我正与亲友准备送前两天被病魔夺去生命的岳父上路。我怎么也不相信，比我岳父小整整30岁的国林会走得这么突然。就在他停止生命钟摆的前一天上午，我与县政协副主席田宝瑞去黄金海岸大田园宾馆办事，在沿海公路远远地看见他正在海边的旅游飞机机场跑道上，顽强地进行体能恢复训练，以准备在6月初主持召开滦河文化研究会的第一届第三次理事会议。不想，他拄着拐棍，一步步向前迈动的身影，竟成了他在我心海深处永远无法抹去的人生定格。
国林比我小一岁，实际仅比我晚出生半年许。他在失去自己的生命时，刚刚过完56周岁的生日没有几个月。也许是因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的缘故，他比我上学晚两年。待他在1964年秋天考入昌黎一中，成为初一二班新生时，我已经升入初三了。1965年秋天，我在昌黎一中初中毕业，又考入本校高中，成为高一四班的学生，他则成为邓启光老师任班主任的初二二班的学生了。那时候，我比较爱好美术，在学校办的美术兴趣小组悉心学习国画绘画技巧，而与国林同班的与我一样属牛的宋志安亦爱画画，与我结交甚密，这使我及早注意到他们班；后来，教过我3年语文的邓启光老师去他们班任班主任，则使我对他们班就更加注意了。记不准是在上初三，还是上高一时，我认识了姓氏有点独特的国林。在那时的印象中，国林极淳厚、朴实，学习成绩很好，爱看书，作文写得不错，据说那时他就极想写一部反映昌黎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颇有点“奇”。不管情况到底怎样，反正那时我一下就记住了他的模样，认识了他这样一个低年级的同学。说话这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比较遥远和模糊了。1966年夏天，就在我们即将结束高一的课程，他们即将结束初二的课程之际，“文革”风暴降临，校园随之停课闹起了“革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不少同学为了表现“革命”，都在学校和社会上“闹”了个不亦乐乎，而国林则似乎游离于“运动”之外，没有去显山露水地当什么“革命小将”。时至1968年11月上旬，我们都已经快两年半不上什么课了，学校再也容不得这么多学生搞无休无止的“复课闹革命”，在校的“文革”前入学的高、初中学生，除高三的已经提前半年作为1966届高中毕业生离校以外，皆被算为1967届、1968届高中毕业生和1966届、1967届、1968届初中毕业生，毕业离校。学校的校园一下变得空荡荡，仅剩下了新入学的初一学生。当时，这么多高中、初中的毕业生的出路只有一个，城镇来的到农村插队，农村来的直接回农村，都到“广阔天地”去“大炼红心”。毕业十余天，我就和一些同学到昌黎县城西南30多里外的施各庄公社施各庄东大队当上了下乡知识青年，而国林则离校回到了他的家乡——安山公社卞新庄大队。与不少同学不同的是，他回乡不久，就以“根红苗正”，又有知识与文化，被幸运地抽调到“斗批改”工作队，到后封台一带农村搞“斗批改”去了。后来，他被安排到朱各庄公社中学任教，旋即又以能写善文，被抽调到安山片领导小组工作，当上了主要“写材料”的“工委干部”。我下乡不到5年，得以进入河北大学中文系学习。1976年秋天，我毕业回县到文化部门工作；转年6月，国林也由安山工委抽调到县里工作，先后在县委农村政策组、农工部就职。同学之间，相互偶尔见个面，唠上几句，就自然而然地接续上了“老一中”的关系。国林中学毕业以后，长期在农村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农村工作实践经验，较早走上了领导岗位。1982年7月，他刚刚30岁出点头，就由县委农工部经管组组长被提拔为县委农工部副部长。从1986年5月起，他又下到乡镇工作，先后担任刘台庄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泥井工委书记、泥井镇党委书记，成为独掌一面的乡镇“头面人物”；1989年1月，他由乡镇回到县里，出任县农林局局长，后又出任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兼农林局党组书记。后来，他走上了县级领导岗位。1993年2月，在昌黎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举为昌黎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95年11月，出任中共昌黎县委常委和昌黎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1999年4月，任中共昌黎县委副书记，成为县委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2002年1月，国林由县委转到县政协主持工作，出任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他是由昌黎一中毕业的“老三届”在家乡走上县级主要领导岗位的同学中的一个。
国林当“官”，不是靠“碰大运”、“找关系”上来的，而是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和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一步步干出来的。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中学毕业后，回到农村又开始专门做农村工作。他深知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父老乡亲的生活疾苦和喜怒哀乐，知道应当为他们做些什么；而且，他参加工作以后，又得到了不少懂得农村工作，喜爱农村工作的老干部的身传言教、耳濡目染，受到了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的深深熏陶。不仅如此，也许是在上学时养成的习惯，他注重读书学习，时时注意努力弥补自己的学识缺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思想水平。正因如此，他不管是在基层任职，还是在县里的部、局和县政府、县委担任领导职务，都得心应手。他知道自己的“官”是怎么当的，应当负什么职责，不管顶上了什么“官”帽子，对自己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摆“官”的架子，给人以平易近人的感觉。他在“官场”任职多年，生活俭朴，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在工作上一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处事真诚、实在；而且，他平时说话随意、幽默，在工作中讲究实际，头脑清醒，工作经验和方法也多。为此，他在昌黎县的干部、群众中“口碑”很好。在老同学之间，哪个同学有困难找他，他都尽力去办，从不推诿和玩虚弄假。
我虽与国林都是从一个中学校园走出来的同学，但毕竟不是一个班的，尽管彼此比较熟识，接触却不算很多，往往是见了面说上几句话而已。1990年秋天，我和爱人带着孩子搬到城南三中校园新盖的住宅楼居住，而国林已住在了三中斜对面的几排新房中间，彼此碰面的机会才多了些。与他在工作上有了一些联系，是后来的事情。他当常务副县长以后，批个需要花钱的临时预算啥的，就难免要去办公室找他一两趟了；他当县委副书记以后，分管包括文联在内的群众团体工作，文联有些事情就必须找他了。那些年，碰在一起小酌的时候不算很多，却也常有，给我总的感觉，他办事情守规矩，够情谊。
与国林接触多起来，相互了解也多起来，是在他到县政协工作以后。
2002年1月，国林到县政协任党组书记、主席。同年3月下旬，机构改革，我被“一刀切”，不再担任县文联的领导职务，专职做文学创作工作。从1987年春天起，我就被聘为县政协委员，并长期在县政协兼任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一职，算是个“老政协”。国林到县政协任职不久，就跟我谈，打算主持编写一本全面介绍昌黎县情的书，让我下力气来写。他说，他在县政府和县委任职时，就一直想组织力量编写一本全面记述昌黎的历史与现实、风光与人物等情况的书，可惜长年累月忙忙碌碌，即使有意，也无暇张罗主持编写这样一本意在介绍和宣传昌黎的图书。我自然愿意，一是我心中亦早有此愿，二是我已摆脱日常繁杂琐事，时间和精力均可集中。开了两个座谈会，拟出写作提纲，我即动笔写了起来。多年来，我收集和整理了大量介绍和研究昌黎县情的资料，并写了不少文章，再加上县政协多年编印了一些文史资料，又请《昌黎日报》的记者采写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有关内容，各种基础和条件加在一起，在2002年盛暑季节，我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写出了24.6万字的《走进昌黎》一书的初稿。初稿写出以后，国林进行了认真审读，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一是书名《走进昌黎》应改为《古今昌黎》为宜；二是去掉介绍昌黎地理状况的第一章，改拟简短的《引言》，开门见山，直接从昌黎悠久的历史说起，谈昌黎的古往今来；三是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力求使整部书稿简洁、凝练、明快。按照他的意见，我把原稿做了一次较大修改，到2002年11月下旬拿出了21.6万字的《古今昌黎》书稿。国林对《古今昌黎》书稿又进行了认真审读，并多方征求意见。转年春天，他综合有关情况，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要求我根据新的修改意见和一些新的情况，再做一次全面修改。2003年5月15日，《古今昌黎》书稿修改稿完成后，他又拿去请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审阅。意见反馈回来以后，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见到新增加的有关近几年工作的一节，国林反复斟酌，觉得还是不加为宜。就这样，反复修改，审慎斟酌，《古今昌黎》直至2003年秋天才基本定稿。
2004年春节，内容翔实、图文并茂的《古今昌黎》一书，正式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古今昌黎》出版以后，国林并未就此止步，向王刚和我提出了，再编写一本系统介绍昌黎农村变革历程的书。这本书的编写难度较大，一是一些历史资料欠缺，二是涉及的某些历史时期比较敏感，思想和政策的衡量和把握难度较大。不过，国林编写这本书的决心大，我也就只好从命了。我们先发动县政协的文史研究员和文史资料工作者，千方百计挖掘和搜集新中国建立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农村工作文史资料，后又千方百计地搜寻有关史料，查阅有关书籍。国林平时注意购阅有关研究共和国历史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图书，并有自己比较清楚的见解。他给我找了不少书，我又找到了1956年到1958年的《昌黎农民报》、1959年上半年《昌黎报》的合订本，随即开始了艰苦的编写。应当说，这部书稿比《古今昌黎》书稿编写的难度要大得多，也艰难得多。国林深知这个情况，不时与我交换意见，提供新的参考材料。又一个夏天过去，20多万字的《新中国昌黎农村变革史》基本写出。国林看过初稿，并征询王刚的审读意见，提出了上层情况阐述过多的问题，并坚持要谈谈建国50多年来农村工作的经验、教训。前者，我也感觉出来了；后者，却不是我能把握的问题。我提出，请他写一下。他很快就写了出来，洋洋洒洒几大页，谈得都比较到位。同时，他对书稿的一些比较臃肿和累赘的地方，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删节。后来，我们3人又一起商量，将书名定为《昌黎农村变革历程》，增加资料性较强的《昌黎农村变革大事记》。2004年冬天，我又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把《昌黎农村变革历程》书稿从头到尾精心修改了一遍，在第九章之后，依据国林写的昌黎县农村工作的3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增加了《结束语 愿昌黎农村的明天更美好》；又查询各种资料，编写了《昌黎农村变革大事记》，作为全书的重要附录。书稿改出后，国林让人打印了十几份，送给对昌黎农村工作比较熟悉的离、退休老干部审读，征求修改、补充建议。反馈意见大部分回来时，已是2005年1月了。这期间，我们俩接触较多，对书稿的一些细节问题反复进行了研究、斟酌，体味了他的学识和见解的深厚。1月下旬，根据国林和王刚的意见，以及各种反馈意见，我用一周时间对书稿又全面进行了修改，拿出了付印稿。印刷厂排出版面后，我校对了一遍，请排版人员打出两份二校样子，一份交给国林，请他再细阅一遍，一份由我细细校对。这时已经快到春节了。春节期间，国林把将近30万字的书稿用了几天时间细细校阅了一遍。春节过后，书稿基本校定，赶在元宵节到来之际发印，并在召开县政协第十二届第三次会议时得以印出。3年多的时间，国林主持编写了两大本介绍昌黎历史和现实的书，比较而言，他对后一本更加心重，也许，里面暗藏着他年少时写一部反映家乡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的梦想吧。
国林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除了为主编《古今昌黎》、《昌黎农村变革历程》花费了大量心血之外，对研究地域文化，筹建滦河文化研究会，开展“老呔”文化研究活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2年12月下旬，退休后客居滦南县城的文坛挚友张建国兄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鼓动滦南县政协主席刘向权、乐亭县政协主席徐兴信等君谋划建立“老呔”文化研究会，想邀请昌黎县政协主席加盟，希望我牵线搭桥。我向他介绍了国林的情况，并找国林转述了这件事情。国林一口应承下来。他说，研究“老呔”文化，是惠及子孙的大事，在昌黎、滦县、乐亭的“老呔”排列中，昌黎列首，昌黎理应参加这一地域文化研究活动。随即，他邀请张建国、刘向权、徐兴信等来昌黎共同谋划建立“老呔”文化研究会的大计。大家一见面，国林的豪爽、痛快、风趣、大方，立刻征服了滦河对岸的友人。“老呔”文化研究会的筹建，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通顺，原来挂靠在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的打算难以落实；“老呔”一语的褒贬含义争议很大，不得不换成了“滦河文化研究会”的名称；最终，根据社团管理办法与权限，确定在唐山市民政局登记注册，成立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到2004年5月22日，滦河文化研究会终得在滦南县城宣告成立。在这期间，我跟国林几次渡河，到滦南、乐亭等县城商议，品透了好事多磨的滋味。后来，事情发生变化，既然是组建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昌黎归秦皇岛市管辖，就不便大张旗鼓参加，只能在其中任一些名誉职务。国林对此看得很开。他说，办事情，不在名分，而在实质，我要代表昌黎县政协和有志于研究“老呔”文化的人士向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真诚的祝贺。在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他被聘为名誉会长，我和昌黎的一些同志被聘为名誉理事；实际上，我们已经作为发起者，完全参与其中，国林干的可以说是一个“会长”份内的事情。
国林的身体发生大的病变，始于2005年夏天，主要是“痛风”的病痛缠身。没想到，一到元旦，他又不幸遭遇“中风”折磨。今年4月29日上午，刘向权、张建国等滦河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赶过来看望他，我去得早了些，陪他拄着拐棍一步步上了县政协办公楼二楼他“阔别”将近5个月的办公室，谈了他的病情，以及相关情况。他告诉我，主要是没有把“高血压”当回事儿，降压片没有好好吃，病来如山倒，悔之晚矣。我想到他在“中风”之前，就吃过一次乱吃医治“痛风”药的大亏，在心中叹他在读书上极用功，在处事上较周密，而在防治自身的疾病上却常马虎大意，一再有点犯“糊涂”。不过，看他对恢复自己的身体到一定程度颇有信心，也就不十分担忧了。没有想到，这些天，他还是对体能的恢复有点“急”了些，乃至前差后错，在我和他作了一次倾心畅谈之后28天，就一下子倒了下去，再也没能起来。
国林人走了，沉甸甸、殷实实的书却留了下来，敦厚、朴实、豁达、明快的音容笑貌也留了下来。这是他的生命的音响和光华，这是超越时空的，是不朽的。
写到此，我想告慰自己长眠在昌黎城北碣石山中的老同学——国林的是，预定由你主持的滦河文化研究会一届三次理事会议，已经按照你生前定下的安排，如期在黄金海岸大田园宾馆圆满举行。滦河文化研究会的诸多工作仍会继续干下去的，“老呔”文化的研究旗帜会永远飘扬，而你的名字和精神已经熔铸在咱们家乡这块山雄水美的大地上了。
国林，大家会永远记住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