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齐传世的业绩主要是两大项：一是“礼让为国”，二是“叩马而谏”。我从1956年夏到夷齐庙抄碑，49年来形成一种认识，即：“礼让为国”是实有其事的史绩，“叩马而谏”是有意编造的伪史；前者要大力弘扬，后者应辩伪摒弃。
一、1800多年有民间抵制、675年的碑文抵制、360多年的学术抵制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在其名著《原君》一书中已经明言：夷齐“叩马而谏”纯属“无稽之事”，予以断然否定。清代史学家梁玉绳以20年的功力完成《〈史记〉志疑》，其中有《伯夷传考辨》专篇，指出“叩马而谏”有“五不可信”，证据确凿，令人心服。近代考据大家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摘发伪史之伪，一一剖析，结论是“‘叩马而谏’不过是一篇有漏洞的小说”。京东文史前辈史梦兰先生也曾指出：伯夷为了躲避纣王之祸，不得不“居北海之滨”，可见早已知道纣王残暴，待到武王伐纣，应该高兴才对，怎么会“叩马而谏”呢?他在诗中质问：“二老皆圣人，底事不同调?”史老以此对伪史做了有力的否定。京东著名学者康群先生也早有辨伪，结论是“叩马而谏”殊非信史，与史不合，“是根据民间传说塑造的文学形象”，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从孤竹故地来看，汉熹平五年(176)，孤竹城始建于夷齐庙，时在司马迁后约300年，即《史记》逐渐从宫廷向外流布，伪史“叩马而谏”逐渐被孤竹故地闻知的时候。建庙之始直到乾隆中期一直是只建“揖逊堂”，即夷齐“礼让为国”的纪念堂；但从来不建伪史“叩马而谏 ”的纪念物。这就是说，建庙之始就对伪史进行了了坚决抵制；甚至可以说，正是为了抵制伪史而郑重建了庙。从那时算起至今，对伪史的有形抵制已有1829年。有碑文可考的抵制，从元代马祖常《清圣庙碑记》、商辂《清节庙碑记》等至今也有675年。学术考证的抵制，从黄宗羲、梁玉绳、顾颉刚、康群等，直到这次研讨会，也已经有360多年了。在中国历史上，对一项伪史做如此持久、执着而坚决的抵制，还找不到第二例。只是先有皇权高压，后有“左”的干扰，这种抵制往往被压抑成默默抗议，“立此存照”或者个人的学术行为，难以抵挡权力和权术造成的全社会的先入为主和思维定势的历史惯性。
二、两千多年来夷齐的遗迹脉络和历史真相
据《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有限的历史信息包容着严肃的内涵。古代社会中王位更迭引发的争斗和动乱，其借口往往并不是由谁继位，而是“继位是不是合乎规制”。如果被指为不合，那么不仅风波骤起，而且还留下了恶劣的先例而引发后世的无穷事端。所以，对国家负责的先贤们总是努力维护规制的传承权威，认为它比个人的进退更重要。为了理解这一点，可举一个“触类旁通”的例子：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突然圆寂，外有西方支持的达赖集团，内有240万僧俗民众，一时成为严峻的焦点；但转世灵童的确认和十一世班禅的继统却得到各方认可，一片祥和稳定。原因就是中央在整个过程中每个细节都恪遵了“藏传佛教仪轨”。夷齐当然不是代表政治家，但文明人类对“仪轨”即规制的尊重是古今一脉的。叔齐按父命可以继位，但“嫡长继统”的规制就打破了；叔齐走后伯夷可以继位，但“父命难违”的规制也就打破了。那个社会赖以存续的基本规制既然已经被“合情合理”地打破。那就难以避免他人也“合情合理”地或者不合情不合理地打破；先例一开，国将不国，所以这两位非常认真的弟兄认为只有远远地出走。不寻常的做法是要昭示孤竹国是个有规矩的国家。他们出走后，“国人立其中子”，由伯夷之妹辅佐执政。这位世界最早的女政治家既不要女皇名分，也没搞什么“垂帘”，但民众忘不了她，后世夷齐庙内特为她建造了庄严秀巧的“小姐楼”。夷齐远去西周国，倍受敬重，史料记载，周武王愿意“让以天下”；周公要对两位贤人“加富二等，就官一列”，但二人均不受，因为他们是孤竹国人，“耻食周粟”，不受。接着恰逢原殷商太师箕子“义不事周”而远去朝鲜，夷齐也随之而去。据朝鲜学者考订，箕子建都平壤，夷齐居于海州，子孙繁衍，孔子称之为“求仁而得仁”。中韩建交之后，夷齐后人曾来中国寻根。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两千多年来夷齐遗迹的大致脉络和历史真相。
三、“礼让”史绩的传扬和“叩马”伪史的产生
古代帝王诸子争位，司空见惯。诸王在各自的封地里都是生杀予夺的独裁者，史料上经常见到争位征兵“二丁抽一，自备战马”，或“下至十六，上至六十”，一律出征，不服则斩。孟子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所以诸王争位是百姓最恐怖的灾祸。忽然孤竹国出了夷齐不争而礼让，恰如一缕清风从天而降，自然会传之万国，尊之如圣，敬之如神。
但争斗中的统治阶层对礼让仁义都蔑视而厌烦。他们最盼望争得权位，最担心被人推翻；他们期望有一种理论，哪怕自己比商纣王更荒淫更残暴别人也奈何不得。社会学告诉我们：邪恶的需求是文化赝品的催生婆，卑劣的权术是伪史造假的原动力。有这种需求，就会有这种产品；而这种产品往往附丽在早已深入人心的公众人物身上，就像化妆品公司往往用影视明星作广告一样。伯夷叔齐名扬天下，且又远走朝鲜，中原别有用心者就敢于放肆地编造了“叩马而谏”的伪史，说什么夷齐曾经勒住周武王的马缰绳谏止伐纣，流传一千多年，后被司马迁采录民间传说而写入《史记》：“伯夷叔齐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且辞曰：‘登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这件事，上至名家名著，下至田夫野老，已经流传两千多年，可说是人人皆知，为什么说它是伪史呢?
四、伪史十二辨
伪史制造者的思维逻辑，总归是“怎么说才合乎需要”，而不是“怎么说才合乎事实”。这就使伪史先天地带来致命的癌变基因，“家喻户晓”和“名家高论”都代替不了实践的检验。下面从12个方面略加撮述：
1、名家名著的学术考辨史证俱在
司马迁那个时代文史不分，现在为了恪守求真务实，必须把文学与史学做出质的区分：文学，属于艺术(语言艺术)，史学，属于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的方法是虚构、塑造、典型化；史学的方法是挖掘、考证、规律化；文学的原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史学的原则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文学的才质表现为才华横溢，天马行空，史学的才质表现为言必有据，无证不立；文学的目的是寓教于乐，愉悦审美，史学的目的是存真留史，鉴往资政。两种各有重要性的文化门类应当各尽所能，但是不能允许别有用心者利用早期的文史界限模糊而捏造伪史。上列黄宗羲、梁玉绳、顾颉刚、史梦兰、康群等各家的著述，史证俱在，限于篇幅，不赘，请参阅。
2、反常：先前不见经传，后来大加渲染
孔子说夷齐“求仁得仁”。孟子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他还把伯夷与孔子并提：“孔子，圣之时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韩非子·奸劫》篇记载：夷齐到周地之后，“武王让以天下”，但夷齐不受。《庄子·让王》篇记载：武王让周公接待夷齐这两位远道而来的贤德贵宾，周公表示要为他们“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夷齐不受，说“这不是我们的追求。”请看，哪里有什么“叩马而谏”!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在世，孟子前372—前289年在世，庄子前369—前280年在世，韩非子前280—前233年在世，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或前135年)。这就是说，孔子早于孟子约200年，孟子与庄子大体同时，韩非子稍后，他们生活在《史记》之前150—400年前。这段时间正是“春秋无义战”、战国竞奸雄的年代。统治阶层出于自身需要，利用夷齐东去朝鲜远离中原的机会肆无忌惮地制造和宣扬伪史，使夷齐史绩严重走形，背离了本来面目。先前不见经传，后来大加渲染，这种情形非常反常，不符合历史常规。
3、武王伐纣年代之矛盾
《书经》即《尚书》记载上古史，比《史记》早约500年。其中明言：“唯十有一年，武王伐纣。”就是说，武王伐纣是在他继位第十一年，这是可信的。因为周当时只是殷商西面的一个方国，要推翻纣王暴政，必须有相当充分的准备。但伪史却说在文王去世武王继位的当天，武王就去伐纣了，结果引出了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父死不葬，可谓孝乎?”
在极重孝道的古代中国，说一个人父死不葬就去弑君争位，这分明是把武王置于十恶不赦之地。拉着父亲的牌位去伐纣，这不是推翻暴政的领袖形象，而是找茬打架的无赖痞子。造伪史的目的正是要丑化武王和一切除暴安良的正义者。《周本纪》又记载，武王伐纣之前特地前往“祭毕”。“毕”是文王陵墓所在地，已经安葬十一年，出征之前又前往祭告，怎么说是“父死不葬”?可见“叩马而谏”是在造假。
4、“不孝不仁”均不能成立
“以臣弑君”，在古代是罪不容诛的大逆，“国人皆日可杀”。但孟子说过，关于武王伐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矣。”可见“不孝”、“不仁”的罪名都不能成立。在孔孟立论之后，对商纣王的评价已经上下共识，再没人敢为纣王张目，可见这段伪史是在孔子之前的“无义战”中造编的。
5、对“耻食周粟”的错解
这是伪史能够形成广为流传的关键手法之一。面对周公“加富二等，就官一列”的优赏，夷齐不受。“耻食周粟”要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就是说，这里的“粟”不是指粟米、粮食，而是官员的俸禄。古代文字学专著《尔雅》释义：“粟：俸禄。”唐代李德裕做《夷齐论》，明确解说：“所谓周粟者，周王所赋人之俸也。”这个解说很见地，是正确的。
这里的“食”，也不是“食物”或“吃”，而是享用。所以“耻食周粟”，意为“耻于享用周王给的俸禄”。因为夷齐本是孤竹国君之子，如果享用了周俸，就有违初衷，愧对故国，所以坚拒不受，他们的品节确实是纯正崇高的。
汉字具有一字多义的特点，义项与义项之间有的相差甚远。伪史正是用似是而非的、百姓能懂但与本意毫不相干的其它义项来解释统治阶层的用语。把“食”说成“吃”，把“粟”说成粟米。于是故事就很好编了：既然“耻于吃周朝的粮米”，那就采薇来吃吧；又出来一位大嫂，说薇也是长于周土属于周王，那就只好什么也不吃，于是就“饿死首阳”了。
可见，伪史是采用了三重手法：一是用民间能懂但毫不相干的其它义项来解释统治阶层用语；二是以此篡改了“耻食周粟”的本义；三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生发编造，再与“叩马而谏”、谏止伐纣相配合，于是，一位礼让为国、坚拒周俸、品节高洁的“圣之清者”就被歪曲成阻挡历史前进、呆头呆脑、可笑可恨的小丑了。
这是伪史的巧妙之处、阴险之处，但也正是伪史的败露之处，因为它严重的背离了夷齐的时代。周朝还不是高度集中的大一统帝国，各方国不会认为粮米是周王所赐。远古民歌唱的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可以看到远古先民的时代理念。后世随着王权的膨胀，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纲常原则，这才会出现“粟米是周王所赐”、“薇菜是周土所生”的观念。这也恰恰证明“叩马而谏”和“耻食周粟”等在夷齐时代不可能发生，而是后世编造的伪史。
6、《采薇歌》与北方歌风不同
伪史中编造的《采薇歌》：“登彼西山矣，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我们从《易经》、《诗经》看春秋时期的北方民歌，一般为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手法朴拙，句式短促。夷齐尚在春秋之前千年，不可能产生这种悠扬曼妙、一唱三叹的长句歌词。其次，以“兮”作语气词是古代巴楚民歌的特征，后世屈原多用之，但与北方民歌的语气习惯不同。所以《采薇歌》是在夷齐之后很久，由中州南部或巴楚间人所编造而伪托夷齐，不可能是夷齐时代和夷齐其人所唱。
伪造的历史经过民间传衍，往往形成“突出内核，逻辑不清，时空错乱，铆榫不合，人物用之即来，弃之即去”的特点，“叩马而谏”的伪史亦正如此。所以前人认为，它不是出于司马迁本人杜撰，而是采录了商末到西汉一千多年由伪史衍变而来的民间传说。
7、公然抗旨的《清圣庙碑记》
伪史“叩马而谏”出笼以后，上了官书，写入圣旨，但孤竹故地的世代官民从未承认过。从汉熹平五年(176)孤竹国建庙以来，夷齐庙内核心建筑都叫“揖逊堂”。“揖逊”的含义是“让位贤德之人”，专门表彰夷齐弟兄礼让为国的高风亮节，直到清代乾隆中期以前，庙内从没有“叩马而谏”的内容。下面提供一个令人深思的证据。
忽必烈至元十八年(1281)诏封夷齐为“昭义清惠公”和“崇让仁惠公”，钦赐庙名“清圣古庙”。《封诰》刻成巨碑，明言敕封的原因有二：一是夷齐“辞爵以明长幼之序”；二是“谏伐以严君臣之分”。很明显，前一句指“礼让为国”，后一句指“叩马而谏”。
当时对该庙大规模重修，然后郑重立碑。《清圣庙碑记》开头讲“大元建国，皇帝诰封”，结尾讲“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帮人砺其志而施行哉”，把异族的皇威树得无以复加。但445字的碑文讲的都是礼让为国，说“永平郡官，以其邦为孤竹旧壤，伯夷叔齐兄弟让国之所也”，“孟轲称‘伯夷，圣之清者’，孤竹其宗国也。”然后讲由于夷齐礼让，所以孤竹之民“不知金戈战斗之暴，内有父子夫妇相与饬于礼节，外则有官师之教，朋友之交。”最后落脚于“行者让途，耕者让畔，……”，礼让成风。全文竟没有一个字言及“叩马而谏”!这是表面上敬重皇威，实际是“偷梁换柱”，抗旨不尊!
碑文的撰写者马祖常当然知道其中的危险，所以他一再强调这是出于众人众议：先说这是“永平郡臣”之意，继而说“请大臣以闻”，“上书白丞相府”，“重白丞相府”，最后“丞相府佥曰：允哉!……”体现出碑旨是来自上下共识。结果，这次公然抗旨竟未受到追究，恰如一句俗话：“宣传归宣传，事实归事实。”针锋相对的圣旨《封诰碑》和《清圣庙碑记》居然都立在了“揖逊堂”前。
8、又一篇公然抗旨的碑文
过了143年，历史又重演了这一幕。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颁旨钦赐该庙改名“清节庙”，圣旨说是因为夷齐“逊国全仁、谏伐存义”，显然，前一句是讲“礼让为国”，后一句是讲“叩马而谏”。但请吏部尚书商辂撰写《清节庙碑记》时，全文也是单单论述礼让为国，最后归结为“逊让成风，民德归厚”，而对“叩马而谏”一事，全碑一字不提，半句不理。由于“叩马而谏”确系假造，所以奸臣和皇帝居然也都默认不敢追究。针锋相对的圣旨碑和清节庙碑记也一同矗立在“揖逊堂”前。虽然，进庙的人不一定看碑，看碑的人不一定留意，但我们分明看到：这是历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为捍卫历史真相、抵制伪史造假而不惜舍命公然抗旨的严重斗争!
9、清朝时期对伪史的抵制
清朝时的抵制格外艰难。因为清初北有八旗之间的强硬争权，南有三藩之乱，东有台湾郑氏势力，西有回部、准噶尔的分裂割据。清朝皇廷配合武力进剿，迫切需要宣传夷齐“叩马而谏”，首先就要使它弄假成真。这种强烈的政治需要，使六朝皇帝题词题诗，三朝皇帝亲来驻跸。因此撰写碑文时“叩马而谏”就再也无法回避。永平知府彭士圣遍请朝官，无人敢写；永平士子也纷纷婉拒。知府彭士圣只好自己硬着头皮来写。所以碑文不得不写上了“采薇二子”“叩马清节”八个字，是有史以来在孤竹碑文里第一次出现了伪史的痕迹，但抵制之心还是昭然可见的：按当时形势，这八个字既然已经写进碑文，自当呼应圣意，大加发挥，但正相反，除了那8个字以外，全文无标点1248字，再没有一处涉及“叩马”和“采薇”，而是极写礼让，发挥得淋漓尽致。
“予乃进邦人而告之曰：尔思享福，曷若远祸?祸机实兆于争，止争莫善于让。尔帮人嘘吸披被清风已久，今新其庙，岁时伏腊，瞻拜其前。仰而思尔邦之前人，为子如是，为臣如是，为兄为弟又如是；自当自审，尔宜何如为子、为臣、为兄、为弟……继充此操于乡党朋友之间，无不以逊让相期，廉隅共砥自然讼狱衰息，室家和平，内侮不生，外患不作……”
可见，“礼让”是本意主旨，酣畅发挥：“叩马”是应付圣意，不得不涉，伪史之受鄙斥，不言自明(评情另见专文)。
乾隆两次驻跸夷齐庙，留诗八首，强调“叩马而谏”，又亲自督办，在“揖逊堂”东西墙上不伦不类地添画了“叩马而谏图”和“首阳采薇图”。伪史终于走进了夷齐故里。特别是他在考证古代“五处首阳山”的时候，浅尝辄止，难以为继，竟以政治口号来掩盖考证的无能，说是“夷齐清风在”，“天下何处非首阳?”这样一来，夷齐故地首先就应当是首阳山了，官方遂将夷齐庙所在地改称首阳山。
这里原叫洞山，据清《卢龙县志》载：“洞山，城西十八里，古孤竹山也，孤竹城在其阴，其〓有洞，下滦水会之……崖际镌‘月素风清’四字……清风台在其上。”
在历史进程中，改变地名并不少见，但这里改称“首阳山”却是一件动了众怒的大事。因为按伪史说法，“饿死首阳”是“叩马而谏”的结果，那么，改称首阳山就等于承认了“叩马而谏”的伪史，而这段伪史明明出于编造，所以清代以来尽管官方已改，而民众坚拒，仍然坚持叫“洞山”。比如，1900年义和团大师张鸿在夷齐庙西墙外扯旗起事，旗上仍然大书“直隶关西津东洞山寺义和神团”，便是不叫首阳山而叫洞山。只是近二三十年来，洞已炸毁，庙已无存，“首阳山铁矿”的名称才流行开来，但这并不等于承认了伪史，而是在“左”的背景下历史的断层所致。
孤竹城南二十多里原有一座纪念周武王的周王山，是滦河河心的一座小岛。官方把孤竹城改称首阳山，是为了宣扬“叩马而谏”，随之周武王就成了“以臣弑君”、“不孝不仁”之人，不能纪念了；由于山上有座“雪峰寺”，所以把周王山改称“雪峰岛”。但民众自有抵制之法，他们把小岛以西滦河岸边的村子改叫周王山，至今尚在，仍叫周王山村。
10、最有力的物证——夷齐庙本身
历朝民众对“叩马而谏”的否定和抵制，还有一个最有力的物证，就是夷齐庙本身。元明清三代该庙大规模重修都是根据圣旨圣意而为，圣旨圣意总是极力强调“叩马而谏”，但在“占地数百亩”的夷齐庙里，却从来没有建过“叩马而谏”的纪念物。因为“永属七州县绅民”不允许把不存在的伪史扣在祖宗头上，永平府的官员不敢违逆众人众意。他们也有一个摆得出来的理由，那就是：从汉熹平五年(176)建庙以来，核心建筑总叫“揖逊堂”，总是纪念夷齐礼让为国，从来没有“叩马而谏”，所以历次改建，不管圣旨和诗文里怎么鼓吹强调，但在庙里绝对没一席之地，乃至一字一笔。只是到了乾隆十九年才加画了两幅伪史图，但这只能说明皇权的霸道，而不能证明伪史属实。1956年夏我亲见城门巍然，进门是别致的小姐楼，两道拱门，中院是核心“揖逊堂”，后院是两层清风楼，院中碑碣如林，甬道两侧有神库三间，神厨三间，东西斋房各三间。东院是康熙、乾隆、嘉庆三代帝王行宫，立碑存念。西院是后建的洞山寺。整个建筑掩映在千百棵松槐榆柳之下。除了乾隆强加的那两幅伪史图以外，从楼台殿阁到神像雕塑，找不到“叩马而谏”的影子。可见这里对伪史的抵制是坚决的，彻底的。
11、夷齐去了朝鲜——从怀疑到明朗
关于夷齐“饿死”一事，历史上向来质疑不绝。京东文化前辈史梦兰早就著文指出：“以时濒于饿则有之，未闻其以饿死也。”
夷齐既然未死，就需要问其行踪下落。1956年我抄碑时，发现朝鲜使者柳梦寅的两座诗碑，末两句似乎都另有隐情。一曰：“此地清风吹不尽，荒台只是旧山河。”一曰：“烟波梦断卢龙塞，乡客应寻旧姓名!”这分明是说，夷齐庙清风台一带是他家先祖的旧日山河，也许当地老乡还能够回忆起他们先祖的姓名呢。我怦然心动：这很像夷齐后人的口吻。莫非夷齐去了朝鲜?
清末科举人前辈学者张采丞先生晚年卧病，我前去探望，提出上述怀疑。他一笑，吟道：“‘读书无疑是书虫，有疑善疑方有成’——你的怀疑挺有道理。我这里有本书……”说着，他找出明清朝鲜使者出使中国的见闻录《燕行记》，是他年轻时在京城任教“八旗子弟”时所得，书中几处记载：夷齐在周初随箕子东去朝鲜，箕子建都平壤，夷齐世居海州。
此书“文革”被毁。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京参加一学术会议，得知《清史研究》副主编将去韩国做学术访问，特委托代找。后告知：韩国《燕行记》已辑印100多部。我买不起，请代为复印朴趾源《夷齐庙记》一文，果然有记：夷齐去朝鲜，世居海州。
1994年秋在河北师大得知：夷齐后人现居韩国，中韩建交后曾申请到祖居之地寻根，有关部门曾派员到该校历史系访察线索。因卢龙和滦县的历史变迁以及其它一些原因，此事未果。但夷齐后人不但住在朝鲜的海州，而且住韩国的更多是历史事实。这样一来，从“叩马而谏”到“饿死首阳”这个支撑两千多年的无聊伪史和文化泡沫终于被揭穿了。
12、康先生的四项卓见和一项错解
2002年得见《康群先生史地文集》，其中《孤竹与朝鲜》一文称：“有位朋友访韩归来，他说：‘韩国友人说他们的祖先的根在河北卢龙’。乍听惊奇，细想有理。”这为“夷齐东去朝鲜”提供了新的证据，他还提出了四项重要见解：一是孤竹城一带正是从中原到朝鲜半岛的必经之地；二是箕子入朝的重大决策是在孤竹国作出的；三是箕子入朝称王，绝对不是去了他自己，而必定是带去数以万计的移民，这是一次民族大迁徙。；四是这数以万计的移民是从孤竹国带走的。
康先生的论证是：孤竹原是商代北方大国，但到西周就销声匿迹，到春秋时竟沦为山戎的附庸。公元前663年齐桓公援燕，“斩孤竹而还”，传国千年的孤竹至此灭亡。原因何在?康先生认为：“只有殷商之际大批孤竹人随箕子东迁才是较合理的解释。”
这四点确属真知卓见，是重大的学术贡献，但康先生把这一切都算成箕子的功劳，却错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判呢?因为即：康先生认为夷齐已经饿死首阳了。在《夷齐行迹琐议》中说：“他俩出身贵族，不会稼穑，且年已耄耋体力不支，饥饿而死是合逻辑的。”在《孤竹浅探》中，康先生又写道：“滦县境内离夷齐庙不远有座首阳山，传说夷齐就死在这里。”按康先生所说，夷齐是死在故国老家了。其实这些判断才恰恰是不合逻辑的。其一，夷齐礼让为国，义薄云天，在周地深受敬重；回到故乡，掌政的弟弟和妹妹及孤竹国的百姓只能更加敬重，怎么会让他们饿死呢?其二，夷齐耻受周俸，恰有箕子北走，他们都坚持“义不事周”，因此随之北来，回到孤竹故国，这是符合逻辑的。其三，“从孤竹带走数以万计的移民”这件事，箕子是办不到的，只有深受世人尊崇的孤竹“清圣”伯夷叔齐才有这样的号召力。其四，康先生早已指出，“叩马而谏”“与史不合，殊非信史”，那么“饿死首阳”做为伪史“叩马而谏”的一部分，自然也被康先生否定了；但康老毕竟是从小就受到“夷齐饿死首阳”的熏陶，先入为主，根深蒂固，一不小心，老印象竟然冲击了自己的新结论，不自觉地又迈进了伪史的陷井。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五处首阳之外竟还有辽阳一处。武王伐纣显然与辽阳无涉，但这个传言的合理内核是表明了夷齐曾经路过辽阳。宏观地看，从滦河西岸的孤竹城，到葫芦岛附近的孤竹村，再到辽阳首阳山，最后到朝鲜海州首阳山，这正是夷齐东去朝鲜的蛛丝马迹。
也正是在夷齐重回到孤竹之后，特把孤竹城南约20公里的滦河河心一座美丽的小岛封为周王山。1956年曾见山寺前倒地的老碑。碑文大意为：周王山在孤竹城以南遥不可望，寓意周朝远在孤竹国以南。此山之取意：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夷齐自谓有山之仁而无水之智，故只能“避纣”而不能除纣；周王山四面环水，寓意周王兼有山仁水智，故能替天下除灭孽纣，因而“天下宗周”。身为孤竹君之子义不事周，故迢迢远去；但要表示对周王之敬佩。碑文也是元初马祖常撰，言之成理，与《清圣庙碑记》中严拒“叩马而谏”伪史的主旨是一致的。周王山至今尚在。因为它与历代皇廷所鼓吹的伪史相悖，所以史志一直回避，其实应属孤竹夷齐的重要遗迹之一。其中“迢迢远去”一语，与夷齐随箕子去朝鲜，可谓丝丝入扣。当地曾有一种说法，说元朝末年周峰在这里占山为王，后被太祖封为周王，其实大错。洪武十一年，明太祖封第五子(即燕王朱棣的同母弟)为周王，封地在开封，京东不可能另封周王。周王山不是因周峰而得名，而是孤竹遗迹，古来就有，是夷齐为纪念周武王而命名的。
现在要问，经过伪史十二辨，已经证明“叩马而谏”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伪史，那么它为什么能够流传两千多年呢?
五、两大特殊群体强化了“叩马而谏”伪史
这段伪史写入《史记》之前之后，都是以皇家的权威和政权的力量去推行，人们不敢怀疑不敢揭穿；加之专制导致愚昧，愚昧导致盲从，盲从之下也就不可能去揭穿。何况所有的利用者在利用的时候，总是要让它更好用，所以这段伪史越来越丰满。“丰满化”主要是通过两种手法，一是纲常的升华，二是义烈的渲染。什么“以臣弑君”“以暴易暴”，属于前者；“叩马而谏”“采薇饿死”，属于后者。于是“礼让为国”的史实和“叩马而谏”的伪史就杂糅流布一千多年，终于被司马迁采录且写入《史记》一百三十列传的第一篇。毛泽东有言：“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毛选》一卷111页，1991版)。岂止农民，农业社会里诞生的中国读书人，对于官书也总是唯书唯上，尊之仰之，求实证伪者总是凤毛鳞角。无中生有的“叩马而谏”以及步步演绎派生出来的“饿死首阳”等伪史就这样一代一代被错认为信史。
一般说来，前代所造的伪史，即便是帝王所造的伪史，总会被后代直言求真者揭穿，但“叩马而谏”伪史在这一点上却又遇到了特殊的周折。原因是：从表面看来，“勒住马缰绳而直言进谏”，这是忠肝烈胆的形象；“耻食周粟”，这是忠贞报国的形象，“饿死首阳”，这是坚贞不屈的形象。所以，历史上那些有铮铮铁骨、远见卓识、为民请命、舍身赴义的人不但想不到要去揭穿，反而往往以“叩马”和“采薇”来自励自勉。比如唐朝韩愈，敢冒生命危险上表反对皇帝迎佛骨，当即由京城被贬到蛮荒之地，真可谓刚直耿烈，但这时他却以夷齐自比，并写了著名的《夷齐颂》，一颂“叩马而谏”，二颂“耻食周粟”，三颂“饿死首阳”，并就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伪史而颂他们“昭乎日月”、“萃乎泰山”、“巍乎天地”。他实际是揭穿了当代帝王的一个小骗局，却陷进了历代帝王共同制造的一个大骗局!每想至此，让人不能不为韩愈和韩愈们感到深深的惋惜与悲凉!这样的例子不知还有多少!比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临死竟赋这样的诗：“饿死真吾事，梦中行采薇!”大学问家、思想家顾炎武也以夷齐自勉：“甘饿首阳岑，不忍住二姓!”……这些被鲁迅称之为“民族脊梁”的人物，在国人心目中地位极其崇高，他们的讴歌大大加重了“叩马而谏”的分量。
两千年间，各朝的帝王集团是势力最大的群体，民族精英层则是威望最高的群体。这两大特殊群体出于不同的动机，不断地强化着“叩马而谏”，终于把这段伪史弄假成真，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大错案!这与“夏商周断代”课题不同，那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而形成的史疑史隐，“叩马而谏”却是人为编造的谎言伪史。对于前者，我们的任务是挖掘勘核，考实证实；对于后者，我们的任务是斥假指谬，辨伪证伪。
六、结语：一项严肃的寻根工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最早的礼让典范
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已经提出，滦河文化研究会已经成立，我们有责任从源头上清理积案，正本清源。滦河流域曾经诞生了中华民族最早最高的礼让为国典范，那么这位“圣之清者”是不是“叩马而谏”的历史小丑?换言之，“叩马而谏”以及由它推演派生来的“采薇作歌”，“饿死首阳”等究竟是真是假?这个问题已经不可回避，我们有责任给全国学术界、海内外华人乃至整个文明人类做出一个交代。因为，回望世界历史，无论是古埃及的图特摩斯、巴比伦的那波勃莱萨、古罗马的塞维·图里乌斯直到斯巴达克……毫无例外都是征战称王的英雄偶像。在伯夷叔齐那个年代，在我们这个浩翰的星球上，人们找不到第二个礼为让国的典范，要找，只有到中国，在滦河。最近胡锦涛同志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构建和谐世界”，说这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是基于当今世界潮流的必然选择”，引起强烈反响。韩国学者立即回应，提出“凭籍东方智慧，创造和谐世界!”夷齐礼让正是东方智慧的独特体现。不幸的是这个形象被什么“叩马而谏”、“饿死首阳”的伪史给糟蹋了。因此，建议滦河文化研究会吁请唐秦两市及各有关部门启动夷齐史绩辨伪工程。如果说，“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寻访工程”是提供了中华古人类的起源，“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确认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那么，“夷齐史绩的辨伪工程”就是要为构建和谐中国和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一个最早的和谐礼让的楷模与典范，为文明人类提供一个求仁得仁、顽廉懦立的圣之清乾者，清之圣者!这是一项严肃的寻根事业，为唐秦文化寻根，为和谐中华寻根，为和谐世界寻根!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拿出有份量的成果，澄清一个影响深远、绵延两千多年的伪史大错案，并以此表明滦河文化在人类文明史的地位，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作者系滦县政协原文史办主任，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