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关系的考证
来源：未知 时间：2007-01-02 11:57:00
笔者在2005年第2期《滦河文化研究》发表《李大钊的〈岁晚寄友〉写作时间》，谈了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写的《登楼杂感》、《岁晚寄友》等早期诗歌作品，均应与他在永平府中学读书时结交的挚友蒋卫平有关的见解和看法，同时对唐向荣先生在第1期《滦河文化研究》发表的《关于李大钊研究的三项新发现》有关《岁晚寄友》一诗写作时间的论述发表了与之不同的看法，其中也涉及到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的关系问题。唐向荣先生在同年第4期《滦河文化研究》发表的《从对〈岁晚寄友〉的解读谈强化考证意识的必要》，也主要涉及了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的关系问题。他在谈这个问题时，说笔者的文章“多处使用了诸如‘可能’、‘很可能’、‘显然’、‘大约’、‘极明显’等代替考证”，认为这“对于史学研究来讲均不妥”。其实，笔者正是以求真求实的精神来研究需要探寻的问题，才用了这类词语的；对于史学研究文章的写作来说，这并非有什么不妥，而应是比较妥当、确切的。
说句实话，笔者之所以在2005年春天在忙乱之中写出《李大钊的〈岁晚寄友〉写作时间》，主要是因见唐向荣先生在其文章中，仅仅依据台存史料《辛亥滦州起义记》中记述的一句话，即确定李大钊的《岁晚寄友》一诗写于“1911年12月31日接到滦州起义电报之后”，乃至考订为1911年12月31日，才动笔的。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岁晚寄友》写作时间的考辨，直接涉及到李大钊生平事迹和思想的研究，理应大体考辨清楚。
其实，笔者在写《李大钊的〈岁晚寄友〉写作时间》时，主要侧重在对唐向荣先生所认为的《岁晚寄友》的诗眼——“辽宫”的考辨上了，并没有对台存史料《辛亥滦州起义记》记述的那句话作细细考究。应当说，台存史料记述的“天津同志昨接起义之电，已在共和会召开紧急会议筹响应，公决派段亚夫、汤笏卿赴山东，余皆分布津、京、保三地”一语，对研究辛亥滦州起义的真实情况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若仅依其中的“余皆”二字，就论定“李大钊自然也在其中，他是继续分工在天津接应义军”，理据明显不足。应当说，迄今仍然也没有任何直接史料证明，李大钊当时正在“继续分工在天津接应义军”，谁也没有找出李大钊当时“在天津接应义军”的直接或间接的证词和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唐向荣先生就说“中国北方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终于从滦州打开了缺口，李大钊心潮澎湃，乃奋笔成诗；激情未尽，又想把这首诗寄给一位‘几载未相见’的友人，于是又写一首以作说明，兼表激勉之意，分别标为‘其一’、‘其二’，总题《岁晚寄友》”；而且，又对这个“‘几载未相见’的友人”，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仅仅从“余皆”两字就推论“李大钊自然也在其中”，并云在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当天，就“奋笔成诗”，“其一”未尽兴，又写“其二”，是有点说不过去的。
唐向荣先生在他的答辩文章中，写有一段颇有点自负且有些令人莫名的话：“1999年‘李大钊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时我获赠《李大钊文集》后，连夜通读，却意外地发现：《岁晚寄友》的注释和题解是错误的。原因是为该文做注的朱成甲先生此前错定‘李大钊未参与辛亥革命’，自然想不到大钊会写出辛亥北方革命的史诗。基点定错了，注文随之而错。拙文《论李大钊曾经参与辛亥北方革命之策动》1999年12月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0月份出版的《文集》当然吸纳不了12月公布的学术成果，但朱先生不愧大家风范，正是他写信推荐我参加了那次学术研讨。”笔者是那年唐山和北京的学术研讨会的参加者，却不知他所说的“那次学术研讨”究竟当为何指。但问题并不在此。据笔者对相交20多年的朱成甲先生治学态度的了解，即使他在再版《李大钊文集》出版以前就读到《论李大钊曾经参与辛亥北方革命之策动》，也很可能不会“吸纳”这一“学术成果”的，原因在于朱成甲先生的“李大钊未参与辛亥革命”，是经过他用“考证意识”细细考究过的，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朱成甲先生主要认为，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略传》中的叙述仅有“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极多”一语，而曾经和李大钊一起并肩战斗，与李大钊生前关系相当密切的于树德，在晚年写的《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文史出版社1981年版《回忆辛亥革命》），在记述天津“克复学会”和“共和会”的组织情况时，列举的成员是没有若是参加断不会忘记介绍的李大钊的。当然，这并不能说朱成甲先生的观点因此就不可更移，他在再版的《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版）一书中就已明确说明：“李大钊和辛亥革命的关系，直到目前还材料甚少。至于在行动方面，可以说还没有任何具体的直接的材料。”“从现有的材料看，李大钊对于辛亥革命是热烈拥护的，但是，他却并未直接参加这场革命的实际斗争。”对于李大钊是否确实“并未直接参加这场革命的实际斗争”，确实应当，而且也很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与探讨，而唐向荣先生多年来主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对此笔者也是很赞同的。
遗憾的是，笔者至今也没有读到唐向荣先生的《论李大钊曾经参与辛亥北方革命之策动》，以及获得“唐山市社科突出贡献奖”、“建国55周年社科特等奖”等奖项，获得海内外报刊高度评价的《李大钊与辛亥北方革命》等有“突破的意义”的文章。因此，对他在这些文章中的具体论述不便枉加评论。但仅从他在这篇答辩文章讲述的依据，以及他在《李大钊研究》第7辑发表的《关于李大钊曾经参与策动滦州起义问题的再探讨》看，笔者觉得，里面仍是尚有值得细细分析和商榷的地方的。毫无疑问，台存史料《辛亥滦州起义记》的记述是相当珍贵的，是颇有研究价值的。但凌钺，也包括张良昆在1934年撰写的《辛亥滦州起义记》有关李大钊的记述，与于树德在《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的记述是互有抵牾，不尽相同的。于树德在其文章中说那年“大概是农历九月间”，他和“法政学堂地理教员白雅雨（名毓昆，南通人）、学生胡宪（字伯寅，河南人）、凌钺（字子黄，河南人）、张良昆、熊飞等”，“还有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和其他人共同组织共和会，推白为会长，胡为副会长，从事革命活动并与同盟会的王法勤及湖北派来北方联络革命的胡鄂公等取得联系”，记述是相当清晰的，而参加者中根本没有提到李大钊。于树德和凌钺等人，当时都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附中的学生，即使当时于树德不一定与比他早两年入学的李大钊熟悉，后来也是与李大钊相当熟悉且相知的，而且是相当亲密的战友。比李大钊小5岁的于树德，1921年由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回国到天津教书，到北京与李大钊取得了联系，继而被李大钊推荐去苏联首都莫斯科参加了远东民族会议。1922年春天，于树德由苏联归来被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到杭州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来亦到北京大学执教；1923年6月和1924年1月，他跟李大钊赴广州先后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一大”，并在国民党“一大”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且嗣后又一起担负起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和组织工作。1924年6月，李大钊由昌黎启程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就是他从北京跑到乐亭、昌黎，给正在昌黎城北五峰山韩文公祠避难的李大钊送达的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长期从事农村合作社理论教学与研究和组织工业合作协会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等职，历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2年2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于树德在晚年写的《回忆滦州起义与共和会》，如果记住或知道李大钊当时也和他与凌钺等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了成立共和会的集会，漏掉谁，也不会漏掉自己异常敬重和怀念的革命先驱李大钊的。而且，他在去世的前三年，专门写有《我所知道的李大钊同志》（载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回忆李大钊》一书），对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情况介绍得相当清楚，但惟独没提李大钊在校时参加了共和会和参与策应辛亥滦州起义的行动。于树德是一个当年天津革命师生组织共和会和参加辛亥滦州起义的策动与行动的一个最直接的历史见证人，也是与李大钊关系最密切的李大钊生平事迹的历史见证人。他的回忆，应当说是很难质疑的。然而，从台存史料看，凌钺和张良昆写的《辛亥滦州起义记》，在回忆天津共和会成立的情况时，明明确确忆及有李大钊：“……由凌钺、王法勤、李大钊、张良昆、汪瀛、胡宪、于树德等，密约至日租界荣华里开会，公决实行严密组织，广求革命同志，又以同盟会易引起敌探之注意，特取避人耳目之手段，组织北方共和会，总机关密设于法租界梨栈生昌酒店”。与于树德的回忆比较，当年共谋成立共和会的，相同的有于树德、凌钺、张良昆和胡宪，不同的是于树德忆有白雅雨，明确忆及白雅雨是会长、胡宪是副会长，并说准备“与同盟会的王法勤及湖北派来北方联络革命的胡鄂公等取得联系”；而《辛亥滦州起义记》理应提到会长白雅雨而没有提到，却提到应是与之取得“联系”的王法勤。由此，不能说两者之间的回忆没有大的出路，特别是关于李大钊，于树德当与李大钊更加熟悉和关系密切，若李大钊也和于树德一起，和凌钺、王法勤、张良昆、汪瀛、胡宪等“密约至日租界荣华里开会，公决实行严密组织”，于树德是断不会忘记和不提的。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是有很大疑问的，而在对于树德的回忆没有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之前，是不能说凌钺和张良昆的回忆是无懈可击，没有漏记、误记和记忆混杂之处的。
唐向荣先生在他的文章说有“五项旁证”，“更加坐实了凌钺的回忆”。笔者并不那么认可。一是李大钊《岁晚寄友》一诗，很可能是1909年12月或1910年1月写给蒋卫平的，尚没有充足理据确认是“李大钊参与策动辛亥北方革命的直接史证”，是“辛亥北方革命的史诗”；说李大钊1923年12月30日在天津发表的的《十八年来之回顾》讲演中的一些话“分明是策动者的口吻”，有些牵强；比李大钊小5岁，并未与李大钊在天津同过学，于1916年才在北京与李大钊认识的张申府晚年写的《忆守常》，虽然说过“守常同志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中之一人，但他实际早参加过辛亥革命了”，很可能是从高一涵在1927年5月发表的《李大钊同志传略》中了解到的；而李大钊长女李星华所著、由她女儿贾凯林协助整理的《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有李大钊参加辛亥革命的简短记述，也可能主要出自高一涵的回忆。而高一涵的回忆却只有极其简短的一句话：“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极多。”对这句话，他当时并未说出所以然，以后也没有说出所以然来。对于高一涵当年在武汉发表《李大钊同志略传》，唐向荣先生坚持认为是在“白色恐怖中”中发表的，“一语不实，即有杀身之祸，因此有很强的可信性”，并说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从1927年5月份起就已从“反蒋联共”转到“投蒋反共”。史实是否如此，党史有明确记述，笔者仅想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到5月下旬，武汉政府内部仅是“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很明显”，并非像北京和南京那样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在那里成为“地下党”。同时，也不是“即使李大钊有更突出的表现，高一涵在《略传》中也无法细细述之”的问题。当时已被李大钊介绍加入共产党的高一涵，若了解李大钊在辛亥革命中有“突出的表现”，即使在李大钊就义不久发表的《略传》中没有或不便细细述之，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没有任何“白色恐怖”和“蒋汪两系”均不能“饶过”的问题时，则理应一一述之，但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又写出几篇回忆李大钊的文章，却从未再提及李大钊在辛亥革命中“奔走之力亦极多”的旧话及其细情。唐向荣先生可能还不了解，后来脱党，多年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任职的高一涵，在解放后作为比较有名的民主人士，在写回忆李大钊事迹的文章时，有的地方是与史实严重不符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在1964年曾到南京诘问过他。高一涵当年在《略传》中说的“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极多”，很可能是在根本没有了解到多少实情的情况下，说的一句赞美，或是溢美之词（“极”字即有虚拟之嫌），而这样的一句话是不能“坐实”凌钺的回忆的。至于朱乔森先生早年间发现的王法勤的回忆：“守常先生最早就得青年的信仰，滦州一带又是他的家乡所在，当时我们的秘密联系主要都是白雅雨和他负责。”也有可细细分辨之处。籍出河北高阳的王法勤（1869－1941），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是京津同盟会纠察部部长。他是1916年5月与由日本回国的李大钊在上海相识的，后逐渐结为好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与李大钊在北京共同工作有年，1926年去武汉出任了国民政府商民部部长。他的这段带回忆和评价性的话，当是在李大钊牺牲不久时说的，但他的话中有明显的推崇和推定成分。“守常先生最早就得青年的信仰”，若说是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尚欠确当；“滦州一带又是他的家乡所在，当时我们的秘密联系主要都是白雅雨和他负责”，其中明显有一定的推定成分。按说，“滦州一带又是他的家乡所在”，李大钊若是在天津共和会成立之初，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或骨干成员，他是理当与白雅雨和于树德、凌钺、张良昆等秘密前往滦州策动新军官兵起义的，而他当时并未出现在滦州。而当时理应与“同盟会的王法勤”发生“秘密联系”的，是天津共和会的会长白雅雨和副会长胡宪等，即使李大钊当时确实参加了共和会组织，因不是负责人，也谈不上由他“负责”与同盟会的“秘密联系”。“我们的秘密联系”，是指京津同盟会与天津共和会之间，不是指王法勤与白雅雨、李大钊之间。王法勤当时是不认识李大钊的，认识的话，就不这样说了。王法勤的话又反证出凌钺、张良昆的回忆有不确之处。《辛亥滦州起义记》云“由凌钺、王法勤、李大钊、张良昆、汪瀛、胡宪、于树德等，密约至日租界荣华里开会，公决实行严密组织”，这显然是在说王法勤是天津共和会的发起者，而这显然又是与史实不符的。时年已经42岁的王法勤在京津同盟会任职，是天津共和会与同盟会及湖北派来北方联络革命的胡鄂公等取得联系的主要对象，不可能是天津共和会的发起者之一。从这一点看，《辛亥滦州起义记》的记述，是有理应核实之处的。而且，《辛亥滦州起义记》在记滦州起义爆发后“天津同志昨接起义之电，已在共和会召开紧急会议筹响应，公决派段亚夫、汤笏卿赴山东，余皆分布津、京、保三地”，是介绍的凌钺等当时在滦州得悉的“天津同志”的情况，并非现场实情的记录，说“余皆”就自然包括李大钊，是有失考证的严谨的。再者，这中间有一些情况，是与于树德的回忆不相吻合的，而要坐实“凌钺的回忆”，是绕不过与他当年在天津和滦州都并肩战斗过的于树德的回忆的，这是不可不予以正视的事实。
笔者在《李大钊的〈岁晚寄友〉写作时间》的最后部分，曾经谈及，笔者是在读到张海珊在《天津师院学报》发表的引述凌钺《辛亥滦州起义记》有关回忆片段的《记张相文、白雅雨的革命活动》一文后，细细研读李大钊《哭蒋卫平》的“我入平山迟一步，君征绝塞未曾回”诗句，觉得李大钊当年有可能在天津参加了辛亥滦州起义的策应活动的。1984年10月中旬，笔者到乐亭参加纪念李大钊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小组讨论时就“平山”问题谈了自己的初步思考，引起了刘民山先生的浓郁兴趣。应他之约，笔者写出副标题为《试谈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的《“我入平山迟一步”》，发表于1985年第3期《天津史研究》。现在看来，这应是全国最早论述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关系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笔者谈的是相当客观的，认为李大钊可能参加了辛亥滦州起义的策动活动，但未能回到家乡一带直接参加辛亥滦州起义的策动与行动。理据有二，一是“平山”一词，一般可作为卢龙城永平府的代称，而在《哭蒋卫平》中则完全可能用以隐喻滦州，很可能是在说李大钊本想赶回家乡一带参加滦州起义，却因迟行一步，不待离开天津，滦州起义就以失败而告终了；一是倘若辛亥滦州起义的直接参加者，并出任中华民国北方革命军政府外交部部长的凌钺在《辛亥滦州起义记》中的回忆属实的话，李大钊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了，很可能参加了天津的共和会组织，参与了策动滦州起义的行动。笔者认为，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斗争高潮中，应当说起码是一个热心的参加者，至少在宣传革命和秘密联络等方面，可能曾发挥一定作用；起义失败后，他很可能回到家乡一带密探了事实真象，凭吊了起义志土洒血捐躯的战场，可惜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他仅在《哭蒋卫平》诗中透了一句。大概，他是觉得比起白雅雨等烈士来，自己没做出什么壮举，不值得一书吧！由此是否可以说，李大钊在辛亥革命爆发时，虽然尚无突出的表现，但已投身革命洪流。当时，他的思想日益激进，革命情绪高昂，不再只是“泪洒西风独倚楼”，而是想轰轰烈烈大干一场，但由于种种原因，想回到家乡一带参加滦州起义，真枪实弹地同腐朽的清王朝一战的愿望，却因“迟一步”而成憾事。笔者觉得，《哭蒋卫平》中的诗句证明，李大钊在辛亥革命中是有革命行动的，他尽管未能赶上在滦州起义爆发时回到家乡一带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却在天津参加了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并打算到滦州参加这次起义。这很可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且也可能是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略传》中说“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多”的缘由。
唐向荣先生对笔者的这篇较早集中论及李大钊与辛亥滦州起义的文章阐述的观点似乎不以为然。在他的答辩文章中，一方面说他自己对《辛亥滦州起义记》的寻找与研究之不易，一方面又说笔者对李大钊“我入平山迟一步”诗句含义的推测与理解偏差太大，云笔者在“考证‘平山’取得成功之后不幸又推演了两步，结果造成了两项错误”。他认为，“平山”在李大钊诗中不可用来隐喻滦州，并认为在客观上也没有隐喻的必要，又云“滦州起义没有涉及永平府和卢龙城”，等等。笔者仅想指出，辛亥滦州起义是开赴到永平府地区的新军中、下层军官在白雅雨等人策动下发动的，直接涉及的是永平府地区，至少是铁路沿线地区，而冯玉祥所在部队驻扎在当时的临榆县海阳镇，起义的最终方案就是在经昌黎、抚宁县境而去的海阳镇兵营敲定的，“我入平山迟一步”中的“平山”是完全可以隐喻归永平府辖制，起义影响到整个永平府地区的滦州一带的。对于“我入平山迟一步”，唐向荣先生认为这是在指“李大钊回忆他和蒋卫平相识以来二人的履程”，应当直译为：“我到永平府（上学）比您晚，您出征到中国最远的北疆却再没能回来。”笔者实在有点愚钝，李大钊在1905年秋天到永平府治所在地卢龙县城上学之后，与嫌永平府师范学堂的风气“迂阔腐败”，也同期转入永平府中学堂学习的蒋卫平结识，就是“我入平山迟一步”吗！这句能够紧连指蒋卫平的“君征绝塞未曾回”吗！这是我们理应有之的“考证意识”的表现吗！笔者在此不想细辩，仅仅列出张海军在13年前发表《从〈岁晚寄友〉的写作时间看大钊同志的早期思想与活动》时说的一段话：“‘我入平山迟一步，君征绝塞未曾回’一句表明，当时（即1911年10月）大钊已具有了投笔从军的思想。但是，一个‘迟’字也反映出大钊当时未能果断地及时从军上阵，否则就不会出现‘迟一步’的局面了。这与《岁晚寄友》中‘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所反映的思想状况相吻合。”其中扩注的“即1911年10月”，是因张海军在文章中认为“史有确证：《哭蒋卫平》作于1911年10月”。笔者迄今不知，这“史有确证”是从何而来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伊始，是“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的形势和情景吗？这是其一；其二，李大钊在诗中是明确记有“半世英灵沉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和“龙沙旧是伤心地，凭吊经秋抵劫灰”的。李大钊的《哭蒋卫平》很可能是写于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的那年冬天，特别是滦州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以后，即1912年1月（辛亥年十一月中旬或下旬）。而那时，正是在天津的共和会战友“数十余人，或愤恨而悲痛失声，或疾首痛心而莫知所措，或骚首问天愤不欲生，或疑信参半化装至唐山、开平、古冶等地密探真象，悲歌慷慨，惨极一时”之际，也正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师生异常怀悼白雅雨等死难烈士之际。这才是“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呢！李大钊在那样的时刻，哭悼为国捐躯的挚友蒋卫平，情不自禁地痛责自己“入平山”而“迟一步”，未能与白雅雨等死难烈士一起共赴他所熟悉的家乡滦州一带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给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沉重一击，才应是“我入平山迟一步”的真正含义和隐语呢！
唐向荣先生在他的文章中，非常担忧笔者的“史学思维经常被文学思维所搅扰或代替”，并相当诚恳地开导笔者说：“文学的才质是天马行空，才华横溢；史学的才质是言必有据，无证不立。文学讲的是艺术虚构和典型化，史学讲的是‘字字有根据，事事有来历’。两种不同的文化门类各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以臆想代替考证，其结果是：既浪费了艺术性，又失去了科学性”。笔者觉得，这是很值得本人在研究历史问题时警醒的。然而，笔者重新阅读他在2005年第1期《滦河文化研究》发表的《关于李大钊研究的三项新发现》，却发现 “文学”思维似乎在他本人的文章中时常闪现，颇有非常明显的“以臆想代替考证”之处。如，其文仅凭李大钊《岁晚寄友》中的一句“岁晚军书急”，就云其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李大钊的职责就是分工处理军书。”并由此而推定天津共和会会长白雅雨“知人善任”，“大钊沉稳”，就让他“留守天津并处理‘军书’”；而且，又由“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句，演绎出“当初”李大钊“要投笔从戎奔赴滦州前线时”，“白雅雨未准”（原因是“占领天津显然比滦州起义艰难得多”）；并说“经察”，李大钊在滦州起义的“军书”送达天津，一些共和会会员“分布津、京、保三地”时，“未去京保，继续留守天津”。这不能说不是在用文学联想的思维方式“代替考证”，有小说笔法在起作用。这样“不可靠的前提”，才是“失去了科学性”，“只能得出不能用的结论”呢！
唐向荣先生就笔者在文中所说的“关注”，云若是“关注”，“就得扑下身子，作严谨考证的功夫”，这话说的虽有点过分，但依然令人警醒。不过，笔者觉得，光“扑下身子”，去作自己所认为的“严谨考证的功夫”还不行，尚得对获得的资料，特别是回忆性的史料，作好冷静、细致、全面的分析、研究才行，否则就有可能事与愿违，得出并不确切和确当的结论来。
本文的不妥不当之处，敬请唐向荣先生和各位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2006年2月25日写毕于碣阳书斋，6月2日定稿。
（作者为昌黎县文联原任主席、昌黎县政协学习宣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员，河北省李大钊研究会理事，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