絫县之谜
来源：未知 时间：2007-01-03 12:02:00
今昌黎之地于西汉初期置絫县，隶属于辽西郡。絫县历经二百余年至西汉末年突然消失。由于史书及地方志等关于絫县的记载只言片语，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疑团，诚如絫县消失的原因、故城位置、县域范围及面积、人口、村落分布等等。对此，孙乃斌、王恩霖等先生撰《絫县沧桑，启人忧思》（见《滦河文化研究》第五期）一文，开创了絫县研究之先河。本文拟借孙先生研究之成果力解絫县之谜。
郡、县的名称在秦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周礼·地官》和《礼记·王制》中“县”是指王畿附近的地方，本意为“悬”，即“县”所代表的这块地区直接由周天子（王）掌握，以作赏赐。到了秦代郡县行政区划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辖县，县是地方行政单位。西汉时期基本承袭秦郡县制，多数郡县辖区的界限划分是依据自然地理要素中的山、川及河流的走向为界，同时遵循“县大率方百里（汉代百里约合今35公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为基本原则。那么，絫县辖境也必循此原则划界，当以碣石为北界，渤海为南界，东与临渝县交界，西以古濡水为界。据孙乃斌先生考证，古濡水河道在今滦河以西唐海、乐亭县界之东20里许，南至石臼坨对岸入渤海。故而，絫县辖境应略大于今昌黎县域范围，面积当大于“方百里”（1225平方公里），暂且估算其约为1600平方公里（今昌黎县域面积为1184平方公里）。
我国现存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是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户12233062家，口59594478人。此时西汉不计西域都护府辖地的领土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辽西郡，辖十四县，有户72654家，口352325人，平均每县人口为25166人。絫县地处碣石山下的滨海平原，《战国策·燕策》载：“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绕，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此所谓天府也”。说明早在战国时期碣石山一带就是物产充盈的富饶之地，西汉时期此地的人口密度应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字约为16人/平方公里，若絫县人口取辽西郡各县的平均值25166人，则絫县辖境面积为1630余平方公里。
西汉时期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亭、里、邮；亭、邮有的设在城市中，有的设在集镇和交通要道上，成点、线状分布。乡、里呈网状分布，里是最小的单位，有里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当时全国总人口为59594478人，平均每乡的人口数约9000人，每2000人约设一亭，以此推算絫县应有3乡，12亭。据应劭《风俗通》云：“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汉书·百官公卿表》记“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役。游徼徼循禁贼盗。” 《后汉书·百官志》记为：“乡置有秩、三老、游徼。……亭有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亭长，主求捕盗贼，承望都尉。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 《汉官仪》将亭列入准军事系统。“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材官、楼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应合选为亭长。亭长课徼巡。尉、游徼、亭长皆习五兵。……设十里一亭，亭长、亭侯；五里一邮，邮间相去二里半，司奸盗。亭长持二尺板以劾贼，索绳以收执贼。”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杨际平教授在其《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厦门大学学报 》，哲社版1998年04期）一文称，“十里一乡”之里为邑里之里；“十里一亭”之里为步里之里。前者讲的是乡里行政区划与乡里行政机构的统辖关系，后者则指亭间距离。亭与邮都只是置于交通线上，成点、线分布。在交通要道，“大率十里一亭”。邮间距离大于亭间距离。从职责上看，乡级机构有教化、收赋税、听讼、维持治安等责，可以说包括基层民政的方方面面。亭长的职责就比较单一，只负责维持治安以及与治安有关的事务。亭的人员构成为亭长与亭卒，亭具有准军事性质，不同于乡里行政机构。师古《汉书》注将“邮”释为“行书之舍，亦如今之驿及行道馆舍也”，而《续汉书》云“驿马三十里一置”。若按“十里一乡”制度推算絫县应有约30个“里”级机构，由于里是当时的最小行政单位，极有可能与现在的村相当。若如此，絫县的聚落可能在30个左右（村落之名始见于《三国志》，之前称聚落），以当时絫县境域面积1600平方公里计算，则平均约50余平方公里有一个聚落，聚落间距约为7公里，即汉代的20里。由于亭置于交通线上并成点、线分布且“大率十里一亭”，所以，絫县12亭应是分布在由其县城分别通往邻县的两条交通要道上。因絫县与今抚宁之地骊成分属北平郡和辽西郡，而与邻县临渝、肥如、海阳同属辽西郡，其县际之间的相互交往情况，应是辽西郡内各县间的交往比较频繁。所以，由絫县故城到邻县的两条主要道路应是通往临渝故城和通往今卢龙之地肥如故城或今滦县之地海阳故城。
秦汉时期行政区划“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的原则，因其具有合理性而成为其后各朝代行政区划的基本原则。以此为基础，各县的行政中心也大多位于其几何中心，中心与边缘的距离50里（合今35里），这样，居民进城买卖，官员下乡办公，可以当日往返，所以，这一行政区划原则是合理的。据此，絫县故城距骊成县治（今抚宁县城西）应在百里（今35公里）左右，距肥如故城（可能在今卢龙城西南）也应为百里（35公里）上下。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标定絫县故城在距今昌黎城南10公里的泥井街。其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亦谓絫县治“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南泥井街”。先生如此之论，是符合上述原则的。
建国以来，昌黎境内曾多次发现战汉时期的遗迹遗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昌黎城东南曾发现汉代铁器（《昌黎县史》）；昌黎一中出土汉代瓦当（现藏于县文保所）；昌师院内发现战汉时期瓮棺葬（王恩霖：《瓮棺葬考略》，《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集）；邵埝坨、河南庄、东林上等出土战国刀币（石守仁、王恩霖：《昌黎出土燕国货币简述》，《文物春秋》1997年第2期）；2002年5月在泥井镇小庄村东北1.5公里处发现战汉遗址（王恩霖：《小庄古文化遗址初考》，《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集）；2005年3月在陆庄村西北1公里处发现战汉遗址（石守仁、刘跃：《昌黎陆庄发现战汉遗址》，2005年3月24日《秦皇岛晚报》）。另泥井镇吕庄村亦曾发现战汉遗迹。查《昌黎地图》，小庄遗址位于泥井街西北1公里处。西距陆庄遗址7.5公里，南距河南庄7公里，东偏南距吕庄7公里，北距昌黎一中9公里；吕庄与河南庄相距7公里；陆庄遗址与邵埝坨相距8公里；一中与邵埝坨间距9公里；东林上距一中8公里。
根据上述诸遗迹地点的分布情况，小庄遗址与其周边遗址大多相距7公里左右，其他各相邻遗迹的距离也大多在8公里最大未超过9公里。这一现象与前述讨论的絫县聚落分布规律基本吻合，小庄、陆庄、吕庄、河南庄、邵埝坨、东林上以及昌黎一中等遗迹地点应当就是絫县聚落的一部分。其中的小庄遗址仅距泥井街1公里，且位置适中。所以，絫县故城很有可能就位于小庄遗址，当然确切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对遗址的发掘。
〓县故城废弃的原因，其一是东汉初光武帝考虑到连年战争，国空民虚的情况，为减少官役，与民休息，对郡、县实行并合。《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六年（30年）“并省四百余县”，约相当于当时县数的四分之一；《后汉书·郡国志》辽西郡条下只剩阳乐、海阳、令支、肥如、临渝五县。西汉时期的骊成、絫、临渝三县并为临渝县。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全国有户4279634家，口21007820人，约为西汉时的三分之一。其时辽西郡共有户14150家，口81714人（《后汉书·郡国志》）。每县约合户2830家，口16345人（并县前骊成、絫、临渝三县总人口）。并县时的原絫县人口应不足5448人，约是西汉时期的五分之一，与全国的平均数字差距较大，即絫县于西汉末期人口的死亡率是78.4%远高于全国在同时期人口死亡率的平均值64.7%，这一现象说明絫县遭遇了特殊的自然灾害。因此，废弃絫县故城更为主要直接的原因则是西汉末年渤海湾西岸的大海侵，使得絫县故城沦入了渤海。据《汉书·天文志》载，公元前48年（汉元帝初元元年），渤海发生了一次大海侵。“五月，渤海大水溢，流杀人民。”《汉书·元帝记》载；“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间者，地数（shuò，屡也）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由）。”半世纪后，王莽时的大司空掾王横提及其事又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渤海岸），已为海所渐矣。（《汉书·沟洫志》）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濡水》中称：“今自孤竹南出，则巨海矣，而沧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赞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当同碣石，苞沦洪波也。”
公元146年（汉质帝本初元年），又有“海水溢，乐安北海溺杀人物。”（《汉书·沟洫志》）
公元167年（汉桓帝永寿元年），“六州大水，渤海溢，没杀人，”（同前）
公元173年（汉灵帝熹平2年），“六月，北海地震。”（《资治通鉴》568页）
“东莱、北海，海水溢出，漂没人物。”（《汉书·沟洫志》）
此间复有多次“汉水溢”、“洛水溢”、“金城河溢水”及33、37、41个郡国“大水”，50、60、70、80日连雨，“如卵”、“如斗”大的冰雹等灾殃。（孙乃斌、王恩霖、石守仁：《絫县沧桑，启人忧思》，《滦河文化研究》第五期）
北大于希贤教授说：“宋代的经学家认为自碣石以西，现今整个渤海湾，在此之前全是陆地。谭其骧教授反复研究，认为：‘其海侵范围为今渤海湾4米等高线以下。’”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沿海海平面在汉代曾一度升高，幅度约1米左右（韩嘉谷：《通县晾鹰台为东汉雍奴县故城东门旧址考》，《北京文博》2000年第四期），于是使近海地带约3.5米高程以下的低地尽被海水浸淹，失去了生产和居住的条件（李元芳等：《天津北部全新世海侵》，《地理学报》1987年5月。高善明等：《渤海湾北岸2000年海侵》，《海洋学报》1984年6月）。其实即使是略高于3.5米以上的平原地区，虽然未被海水淹没，也因为陆地水宣泄不畅而壅潴成沼泽，经济遭到破坏，居民纷纷向附近高处转移，县治被迫内迁。经查证，渤海沿岸的章武县治南迁30里至今黄骅县旧县古城，东平舒城西迁至大城县，泉州县治西迁40里至丘古庄古城，雍奴县治西迁至通县晾鹰台（韩嘉谷：《通县晾鹰台为东汉雍奴县故城东门旧址考》，《北京文博》2000年第四期）。絫县地处渤海近岸，所辖沿海平原的海拔高度大部分在10米以下，距海15公里处的泥井街一带海拔高度也仅为9米左右，大海侵使絫县沿海平原的居民失去了生存条件，絫县经济也遭到了巨大破坏，絫县故城固然也失去了以往的光环和昔日的喧嚣，成为沼泽之地。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自然环境下，絫县并属临渝县，其故城不得不废弃。
(作者系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