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园地]“叩马而谏”之我见
来源：未知 时间：2007-01-03 12:04:00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之事，流传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此事的真伪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议。孔子、孟子、司马迁、韩愈及历代皇帝不但认为实有其事，而且还大力褒扬，树碑立传。而宋朝以来，一种怀疑，甚至否定“叩马而谏”的学说也在流行。宋朝王安石认为伯夷、叔齐事迹“后世不深考之，因此偏见独识，逐以为说①”；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伯夷、叔齐之事属“无稽之事②”；而伯夷、叔齐家乡所在地滦县的文史工作者唐向荣更是将“叩马而谏”考为“伪史”并用专章从十二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笔者不揣浅陋，认为唐向荣先生的结论有可商榷之处，谨作如下拙文，以求教于唐向荣先生。
一、名家的考证尚不能证明“叩马而谏”是伪史
唐向荣在《夷齐“叩马而谏”辨伪》③一文中首先以王安石、黄宗羲、顾颉刚、梁玉绳、史梦兰等名家对伯夷、叔齐事迹的看法做依据，将“叩马而谏”斥为“伪史”。“伪”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为“虚假”，据此可以说唐向荣先生认为“叩马而谏”根本不存在，是后人编造的!其实，如果我们细读名家对伯夷、叔齐的论述就会发现，名家们只是对伯夷、叔齐事迹的整体持有怀疑态度，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否定的地步。
北宋王安石认为伯夷、叔齐事迹“后世不深考之，因此偏见独识，逐以为说”。对王安石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为：王安石认为后世流传的对伯夷、叔齐的看法，考证的不仔细，因而形成了偏见，这里王安石只是说了世人对伯夷、叔齐的看法不正确，并没有否认伯夷、叔齐事迹的存在，更没有明确否定“叩马而谏”的文字表述。王安石做为政治家对伯夷、叔齐事迹持怀疑，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王安石面对北宋严重的“积贫”、“积弱”的社会问题，极力主张改革，而世人宣传的伯夷、叔齐讲究的是“君臣之节”、“父命难违”，即祖宗之法不可变。伯夷叔齐的主张同王安石的政治理想不吻合。王安石为了找到利于自己变法的历史根据，于是对历史上人们倍加推崇的伯夷、叔齐的事迹进行怀疑，动摇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以此为变法做辅衬，这是王安石怀疑伯夷、叔齐事迹的根本原因。在宋朝，除太宗、大祖外，继后的皇帝年岁都较小，往往是太后临朝，对祖宗之法恪守甚严。伯夷、叔齐的家乡平州已不在宋朝的管辖内(属辽国平州)，但宋朝皇帝还遥封他们为“清宪侯”、“仁惠侯”④。由宋朝这种保守的传统来分析，王安石从动摇人们心目中推崇的伯夷、叔齐入手，近而找到变法的理由，这是王安石的政治斗争手段，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别有用心”的政治斗争手段做为否定“叩马而谏”史实存在的依据。因此，王安石对“叩马而谏”的怀疑未必就是合理的。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认为伯夷、叔齐之事属“无稽之谈”。其实，这也不是对“叩马而谏”的断然否定。“无稽之谈”即：没有根据，无从查证(准确)的话。黄宗羲同样也是对该事件的怀疑，没有将“叩马而谏”断为“伪史”。黄宗羲生活在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之时，这些明朝知识分子将满清入主中原看成是“异类”统治，认为同满清合作是辱没祖宗之事，对满清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态度。他们对清朝的各项统治政策持反对态度，凡统治阶级提倡的，他们一定要否定、怀疑并找出例证加以抵制。康熙、乾隆两朝对伯夷、叔齐推崇有加，超过往代。因而，出于斗争需要，黄宗羲将伯夷叔齐事迹怀疑为“无稽之事”，这是符合政治逻辑的，即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其动机同王安石如出一辙。
历史上这种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否定传统的做法不乏其例!这是“拿将过来，为我所用”的做法。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就是这么做的，而且政治目的非常露骨，他为了给变法找到根据，创作了《新学伪经考》一书，书中将清统治阶级提倡的“新学”考证为“伪经”。其实，当时清朝提倡的“新学”不是“伪经”，世人对此心知肚明。康有为说“新学”为“伪经”，是别有用心。康有为认为，只有把清统治者所提倡的、所信仰的考 证为“伪”，才有了改变传统的依据，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反清之初也采用了类似的政治手段，将“革命”、“反满”连结在一起，虽然反满加速了清王朝的瓦解，但笼统的反满则是错误的。反满同历史上怀疑伯夷叔齐一样，这是政治家的政治斗争手段。
顾颉刚认为伯夷、叔齐之事是带有漏洞的小说。其实，小说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小说里有历史的影子。从这一点讲，顾颉刚也没有将伯夷、叔齐事迹说成是子虚乌有的“伪史”。
京东史学家史梦兰有“二老皆圣人，底事不同调”之句，此句意思为：二位老人都是圣人，为什么生活做法和世人不一样呢?同样，史老表示的也只是怀疑、惊诧，也没有将“叩马而谏”定为“伪史”。
由上述分析可见：名家并没有武断地将“叩马而谏”定为“伪史”。名家上述言行不能做为否定“叩马而谏”为“伪史”的证据。同样，我们也不可以将司马迁、孔子、孟子、韩愈的对伯夷、叔齐事迹的论述做为该事是完全信史的根据。
二、在没有新的史学材料出现前，对“叩马而谏”不能断下结论
在历史研究中，新材料的发现，常常会带来新的结论。例如：新发现善本古籍、地下考古材料等等。对于伯夷、叔齐的研究更是如此。唐先生在其《夷齐“叩马而谏”辨伪》文章中说“先前不见经传……后来大加宣染，这种情形非常反常，不符合历史常规”，因此唐先生认为“叩马而谏”是伪史。我以为唐先生的这种证法似为不妥。唐先生没有更新的材料，只是引用旧材料得出自己的结论。其实，人们也可以根据一些类似的材料得出相反的结论。
“经”是古籍的通称，凡带有原则、原理性的著述都可以称为“经”。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可以称为经(狭义的“经”指的是儒家的几部经典)，司马迁的《史记》也可以称为经。在《论语》、《孟子》、《韩非子》中均记述了伯夷、叔齐的事迹，司马迁利用旧家藏书，广搜民间传说，在《史记》中将伯夷、叔齐“兄弟让国”、“叩马而谏”写的生动有趣⑤。对伯夷叔齐看法很不好的庄子也没有因反对伯夷、叔齐就否定其存在。
因此，在没有发现更新、更多的材料前，我们不能简单的根据经书中的有无“叩马而谏”来否定“叩马而谏”的真实性。若只根据经书来推断“叩马而谏”的真伪，那么从那些经书的记载中既可以得出“叩马而谏”不存在的结论，也可以得出“叩马而谏”是“信史”的结论。
在唐先生的眼里，“叩马而谏”是从汉朝到清朝等历代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统治而有意编造出来的，是统治阶级主观意识的产物。这种从统治阶级 的主观目的去分析“叩马而谏”的做法，对我们来说很有启发性，但若以历代统治阶级都大加宣染，而“经书上不见”就来否定“叩马而谏”，则有失偏颇了。试想：从汉到清的统治阶级中宣传“叩马而谏”的都是谎言编造者吗?都是别有用心的吗?显然，那样认识是不对的!应该认为统治阶级中有的可能“别有用心”的进行了编造，但也有相当多的统治阶级并非“别有用心”，甚至他们对“叩马而谏”根本就没有考证过他的真伪!他们只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而矣。因此，统治阶级“大加宣染”并非反常，也并非“不符合历史常规”，相反，他们这样做倒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
三、不能以夷齐庙内没有反映“叩马而谏”的内容就否定“叩马而谏”的存在
经唐先生考证：“从汉熹平五年孤竹建庙以来……直到清代乾隆中期以前，庙内从来没有‘叩马而谏’的内容……”，“《清圣庙碑记》……全文竟没有一个字言及‘叩马而谏’”⑥。因此唐先生得出结论：“这就是说建庙之始就对伪史进行了坚决抵制，甚至可以说正是为了抵制伪史而重修了庙”。
我认为唐先生的上述推理和判断值得商榷。首先，庙内没有“叩马而谏”的内容是因为夷齐庙中重点宣扬的是“揖逊”精神。在伯夷、叔齐的事迹中包括“兄弟让国”、“叩马而谏”“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在这四点中最有影响的是“让国”，其余的三件事都是从属于“让国”的。建庙者选一重要事件来祭奠，名其庙“揖逊堂”来突出伯夷、叔齐事迹，应该说无可非厚，故不能以之否定其它内容的存在。
其次，元忽必烈、明成化年间两朝均重修夷齐庙，庙中仍无“叩马而谏”内容。这种情况我认为，这是重修，是继承。因此，两朝重修之庙及碑记不录入“叩马而谏”内容也是可以理解的。忽必烈圣旨封夷齐“昭义清惠公”、“崇让仁惠公”，成化帝赐庙名“清节庙”，都体现的是对“让国”精神的继承。这也是两朝圣旨而定的，并非是立庙者有意抵抗而没写入。庙内若加上“叩马而谏”的内容，对立庙者和夷齐故地的人民并非没有好处。之所以庙内及立碑者不加入“叩马而谏”，正是为了突出“兄弟”让国精神。
再次之，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首屈一指，他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但发现“兄弟让国”的精神，有利于其治国之民，而且还发现“叩马而谏”提倡的讲求君臣之节有利于他的统治，于是，在重修夷齐庙时在庙内东墙上加入了“叩马而谏”的图画和内容，但乾隆皇帝仍没有靠强力把“揖逊堂”改为“揖逊堂和叩马而谏堂”或其后名字。这说明，历代统治阶级最重视的是“让国”。所以我认为不应以庙内有无“叩马而谏”内容来定“叩马而谏”为伪史。
四、结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目前我们尚不能定“叩马而谏”为伪史。尽管“叩马而谏”情节中有漏洞，有些情节品味起来耐人寻味(如武王伐纣的时间《尚书》中说武王伐纣是“唯十有一”，而《史记》反映的则是文王刚死武王就伐纣)，但我们不能以看到了《尚书》的记述就去否定《史记》的记述。我们可以提出质疑，然后去寻找更多可信的材料去求证，以此来解开历史的疑窦，从而达到弄清真象的目的。科学的做法是先积累材料，在综合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而不是相反。
注释：
①《王安石文集》
②黄宗羲《原君》
③《滦河文化研究》2006年2月《夷齐“叩马而谏”辩伪》
④《宋史·徽宗》
⑤《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⑥《滦河文化研究》2006年2月《夷齐“叩马而谏”辩伪》
(作者刘建国系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院副教授，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高国闻系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