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何申沉于燕山深处，扎根塞北山乡，热切关注农村改革的进程和农民的命运，深刻思考在变革生活中的中国农民的心理和历史意识，在独特的审美视域中开拓出别具特色的山乡系列小说，给新时期的文学景观中添加了一方靓丽的塞外风景，给当下疲软失态的文坛带来一些活气和惊喜。他的作品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深刻反映民生民意，努力贴近生活主线，大力弘扬时代精神。他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度的人生体验、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意识融入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建构了平实而又厚重、平淡而又丰富、平凡而又深邃的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美学世界。
一、平凡与崇高共容：塑造“美丑并举”式的人物群像
何申是一个自觉的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在“文革”上山下乡的浪潮中，他由海河之滨来到塞北山区。多年的与农民相依为命的生活成为他的创作源泉，与山乡休戚与共的忧患意识形成了他的创作动机。他不是那种挂职锻炼，以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猎奇心来俯视和审查农民的生态和心态的作家；也不是那种凭借才情和机智，从农村掳掠些外在的生活皮毛，便任意编造涂鸦的作家。而是始终与农民和乡镇干部们处于同一生活层面、同一生存境遇、感同身受的状态，甚至是经过了铭心刻骨炼狱般地同化过程。他与他们同甘共苦、息息相关，所以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三贴近”的创作原则，坚持为“三农”而写作的创作思想。这样，他的小说便摆脱了皮相化而具有深刻性，摒弃了狭隘性而具有了普遍性，深刻地反映出了农村的发展变化的历程和农民和乡镇干部的心灵蜕变的过程。
何申经历了一个由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到县级领导的人生历程，所以从普通农民到县级干部都成了他的审美对象，并重点塑造了乡镇干部的群体形象。他一方面专注描绘这些个体生命的本色和原状，表现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热望和追求，苦闷和忧虑，艰辛和无奈，写出他们庸常人性的生存本相、生存困顿；另一方面，他又追求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力图在人物的独特命运、丰富内心世界的展示中融注丰富深邃的社会历史意蕴，使人物形象具有独特的生命意义和美学价值。从村民（《乡村英雄》、《来年还种莜麦》、《穷人》）、村民代表(《奔小康的王老祥》)、村民组长(《村民组长》)、村长(《村长》、《多彩的乡村》、《大寒小寒又一年》)到乡镇干部(《乡镇干部》、《乡干部老秦》、《穷乡》、《梨花湾的女人》、《年前年后》、《女乡长》、《乡长丁满贵》、《调解》)，再到县级干部(《穷县》、《一县之长》、《文化馆长葛大弦》、《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田园杀机》)、地区干部(《信访办主任》、《翠柳湾》、《燕河之秋》)等作品都作品中的人物都特色鲜明。同时作者又把他们放到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去度量、衡定，这样便有了宽泛的社会意义和美学力量。
在对农民和乡镇干部形象的塑造中，何申坚持两点：一是求活，坚持生活化。他向来不依傍和屈从某种既定的原则和外来的方法，也不效仿和追逐他人的创作特点，而是从生活中打捞人物，对他们不溢美、不掩恶、不粉饰、不丑化、不作假、不掺水，这样这些人物就有了活性，就有了美感，就不会是某种政策的图解和某种创作方法的标签。二是求变，坚持变化性。何申创设了许多小说系列，如乡镇干部系列、穷人系列、富人系列、社会主义新农村系列……不管是那种系列，不管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不管是干部，还是群众，形象都丰富多样。即使是同一系列，同类人物，也都个性鲜明、迥然不一。我们知道，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的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何申早期作品中更多地强调的是人物对环境的改变。如《梨花湾的女人》中的镇长郑金香，《年前年后》中的乡长李德林。而何申近期的作品则更多强调的是环境对人的改变，如《乡长丁满贵》中的乡长丁满贵，《调解》中的乡调解员包德林，《女乡长》中的孙桂英、《大寒小寒又一年》中的秦五歌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乡镇干部在世俗的环境中想改变世俗是多么地不容易，也看到了今日基层干部的工作的艰难和窘迫。现在的农民也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在政治高压下的顺从和忍耐，缺少了那种在迟滞、落后境遇中形成的善良和淳朴。他们敢用各种手段对付、刁难他们的父母官。他们更多的是认同眼前利益而不会去为将来的生活愿景付出太多。而上级领导又习惯于用数字和指标硬性地规定乡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时限。这样，这些身在基层的乡镇干部既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令性任务，又要顾怜底层百姓的生活困难。因而他们始终处于一种两头为难、两头受气的尴尬境地，还要自我消解。因此，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紊乱失序的社会环境里，这些乡镇干部只能在困境中修炼自身行为，在挤压中变换工作方式，在世俗中改变自己。何申对农民尤其对乡镇干部的难处有很深的体察和体谅。所以在他的“乡镇干部小说”中总是流露出这样的一种情感：一方面对他们工作的难处和难度倍加体谅；一方面对他们的弱点和缺点深有体察。这样在他的小说中总是处于一种批评和表扬的中和态度。就是在这样的审美态度中，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农民和乡镇干部苦衷体谅和关爱。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何申坚持在“美丑并举”中裸露他们的崇高和平庸，在瑕玉互见中坦示他们的内心和外形，既歌颂赞美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尽心竭力的奉献精神；也暴露了他们的粗鄙性和世俗心。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浓厚的农民气息和常人心态，也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品格和才干。在这种尽职为公和顾己有私的矛盾统一关系中凸现他们美、亮、活的性格。
在这些人物身上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质朴善良、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美德，也有着伴随着农村改革开放形成的开拓进取、刚柔相济、灵活善变的新质。如村长郝运来(《村长》)机灵善变、聪明诡滑，凭着小聪明和鬼点子处理了许多棘手的难题，甚至有悖于常理。但他做事正派公道、锐意求新图变，深受村民的爱戴和拥护。《大寒小寒又一年》中的秦五歌他把找水打井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头等大事。他还大力开展生态文明村建设，并积极地搞食用菌搞林木，使梨花沟很快富裕起来。镇长郑金香(《梨花湾的女人》)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与重压之中，却执着前行。在她的身上多侧面、多角度地层现出了新一代女性的品格。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她善良娴淑、仁义孝顺，使前后两个家庭和谐一体；在日常工作中，她廉洁奉公、开拓进取，使乡领导干部们摆脱私心杂念，形成合力；在处理社会关系上，她刚直公正、一身正气，敢与不正确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势力作斗争。她性格鲜明，内涵丰富，时代气息浓烈，是一位可亲可敬可爱可信的新时期的女性形象。乡长丁满贵（《乡长丁满贵》）是“一位想为农民多做好事不做坏事的干部”。“尽管他身上有缺点”，但为老百姓干真事、实事是他的为官之道。为了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他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找致富的门路，解决种大棚菜销路困难和小煤窑复工等问题。他坚持所干的事必须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在这个原则面前，他可以不升官、甚至不做官、丢官。女乡长孙桂英（《女乡长》）刚刚出国深造回来的就被派到问题成堆、环境艰苦的马营子乡当乡长。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与重压之中的她，没有畏惧和退缩。她竭尽全力解决乡里的经济问题，满腔热情地为百姓做事，改变了不良的民风。乡调解员包德林和宋小丽(《调解》)为了调解农民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而不计代价、不讲报酬，为民解困、为民排忧，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
何申用更多的笔墨描述了乡镇干部的普通生活和常人心态。乡镇干部们也时常被无法消除的缺陷和弱点所困扰，也有着常人的欲望和需求，但他们平凡却不平庸。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职尽责。在他们身上闪现着实实在在的生活热情，朴素而又诚挚的情感之光。如七家乡乡长李德林(《年前年后》)在过年时仍不忘乡事，上下奔波，左右周旋，费尽心思为乡里跑小流域治理项目。大年夜他仍惦记乡里乡亲，去医院给他们送饺子；当然，他也为自己能回城去找人送礼，为个人俗事烦恼忧心。市信访办主任孙明正(《信访办主任》)整天处于诘问、刁难和责骂之中。他面对沙老太的死缠硬泡，杨光复的刁蛮奸诈，王大鞭子的欺瞒蒙混，以及上级的责问和命令，他默默地承受，全心全意地为百姓排忧解难，并深入基层，走访查询，用自己的钱给沙老太治病，满足她生前的最大愿望。但他有时也用些小手段推诿和搪塞、逃避责难。又如乡干部老秦(《乡干部老秦》)干工作雷厉风行，处理事务主持正义，为人嫉恶如仇又富有同情心，但他却骂人，缺乏民主作风。女乡长孙桂英（《女乡长》）所工作的地方是一个落后、闭塞的山乡。这里由来已久的陈规陋习、俗不可耐的工作环境、不可理喻的民间意识，都在改变着她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处世习惯。她在整天闻得是酒气、烟气，听得是黄段子、荤话、混话、假话，看得是男女百姓甚至是干部非常规的民间行为。她无力改变这个世俗的大环境，只有改变自身。她也学会了说荤话，说粗话，说假话，也学会了用民间的办法对付百姓，甚至也学会了喝酒、骂人。这样使她的性格里少了羞怯，多了大胆；少了文静，多了市俗。这种改变是被迫的、无奈的、痛苦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改变是不可能的。她是无法做到洁身自好的，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当她听到恋人陆小林要终结他们的关系的话时，眼泪就淌了下来，她说小林呀，我变成这样儿，我也是没办法呀……她就这样改变了性情和牺牲了个人的幸福。乡调解员包德林（《调解》）干了大半生仍是一个副股级干部。他虽然为农民解决困难，但自己始终处于困难中。“他心脏不好。前年妻子得病住院，他黑白不歇地在医院伺候，结果也没有留住妻子，丧事办到一半他差点心肌梗跟妻子一道走了，多亏抢救及时支个架，才保住了性命。但为此花了好几万，到现在还背着一身饥荒，弄得他做梦都发愁。”他却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官位的大小，将为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的忧乐看成自己最大的快乐。正是这些描写的真实性和生动性，使我们对这些工作在“三农”第一线的乡镇干部们更加顾怜和钦佩。
当然，何申在精心塑造农民和乡镇干部形象的同时，也毫不隐晦地暴露他们的毛病和缺陷，甚至是某种劣根性，并予以诙谐的调侃和善意的讽刺。村民赵老六（《来年还种莜麦》）为了多得一些救济款而在靠公路边的自己的莜麦地里与路过的上级领导们哭穷，给村里要救济款，然后从中分成。村民组长黄禄(《村民组长》)比一般农民有见识，提前承包果树园，先富起来，但随之而来的是村民的嫉妒和忌恨，并聚众闹事让他交权。他这才下心思为村民们干几件正事以求稳住局面，保护既得利益。村支书杨光复(《信访办主任》)也曾为村民们吃苦受累，办了些实事。市里、县里把他树为典型。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他实行家长制，在村里一手遮天，谋私图利，把挣钱的副业和工厂低价包给亲友，侵占耕地为自家修坟茔，打击报复反对他的人，拉拢贿赂各级领导。当调查组到村时，他极力讨好，但一旦形势不利于他时，便蛮横粗野、并纠人械斗，一副典型的农村新地主的形象。应该说，中国的农民历来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他们忠厚而又狡诈，朴素而又精明，勤劳而又懒情，倔强而又顺从，懦弱而又蛮横。这一方面来自世代因袭遗传的劣根性，另一方面来自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异化。他们的精神追求总是与历史惰性纠结，他们的审美理想总是和社会陋习并存。这些乡镇干部虽然经过社会主义思想的洗礼，但并未彻底抹去小农意识的胎记，一旦环境适宜便会萌发滋生小农个体经济的思想。这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何申是怀着对农民和乡镇干部的深厚感情和对他们命运的热切关注来表现他们朴素自然的生活，尽心竭力的敬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这些人物个性突出、鲜明活脱，是有着深刻社会价值和高度审美价值的完满而富有生气的性格整体。 二、同情与感伤相依：与山乡休戚相关的忧患意识
何申曾这样说：“中国的干部千千万万，万万千千，乡镇干部不简单。在农民眼里他们是个官，在官当中，他们大概是再也不能小的官了，但他们身上担子可不轻。他们在下面干得怪不容易的。我们不该忘了他们。”“不该忘了他们”也应是每一个作家的职责。尤其是当前“三农”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作家更应该写他们，为他们为农村百姓的生活排忧解难、为农村问题的解决殚精竭虑、为中国农业的发展任劳任怨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唱唱赞歌。写出农民尤其是乡镇干部的实况成为了何申创作的重点。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创作“乡镇干部”系列小说的视点更加下移，把更多的笔墨用以乡镇的一般干部。应该说这些人比乡镇领导干部的工作更具体，也更困难。因为他们要权无权，要钱没钱，全凭着自己为百姓的一片热心、爱心和苦心，全凭着对工作的耐性、韧性和忍性。何申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环境表示了极大的怜爱与同情。他说：“我遇见的贫困乡村的干部们……他们虽然不能及时得到工资，但还干得很起劲。据说乡镇干部大多是‘一头沉’，家里有地有猪有菜，不必月月到日子交工资袋，但长此以往我在敬佩之余，还是替他们发愁。”所以，写这些人物，更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赞誉。何申热恋他生活过的山乡，眷顾他周围的同事老乡。当他用审美的形式表现这一切，便透溢出热切关注之情和深沉冷峻的忧思。他深刻地揭示出乡镇干部在改革进程中的奋斗和迷惘，希望和烦恼，以及他们背负的历史和现实的重任；真实地描绘出村民们的生存状态、欲望和追求，以及造成他们人性扭曲和遭轻谩的种种社会因素。这种对农民和乡镇干部的尊敬、同情、忧伤是他艺术创造的组成部分，也使他的创作目的得到充分地伸展和有力地表现。
何申既写出了乡镇干部们任劳任怨甚至是废寝忘食、殚精竭虑的工作精神，也写出了他们困难重重甚至是积重难返的工作环境。小屯乡乡长陈宝明(《穷乡》)尽心竭力要使全乡脱贫致富，可诸多现实问题使他一筹莫展。他默默地忍受，执拗地苦做，奋力地拼争。七家乡乡长李德林(《年前年后》)在离县城一百多里的穷山乡中任职，难得年前年后有点儿闲逸，却为全乡的规划立项费尽心思，也为自己的私事忧心伤神。副县长郑德海(《穷县》)升迁无望却图不了清闲，处心积虑地调和一班人的关系，平息解决各方面的矛盾。信访办主任孙明正(《信访办主任》)整天疲于奔命地工作，既要处理上访群众的问题，又要下去调查实际情况，还要在层层关系网中突围，以寻出一些温暖和亮色给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尤其是在《调节》中的两个乡调解员包德林和宋小丽为了调解农民之间、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而不计代价、不讲报酬，为民解困、为民排忧，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他们有很多生活和工作的难处、苦衷和艰辛，但却担负着为国分忧、为民解困的重要责任。起初是包德林一个人拳打脚踢、疲于奔命，累的心脏支架还得玩命地干。没办法，只得将刚刚结婚正往县妇联运作的宋小丽调到身边。这就苦了年轻俊俏的宋小丽了。因为干调解这个差事，啥人都得见，穷的富的；啥话都得听，荤的素的；啥活都得干，苦的累的。他们白天吃不上热乎饭、晚上回不了家。小到鸡毛蒜皮的事，大到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都要过问和调解。如，王六的钢铁厂侵占农民利益、污染环境险些引起械斗，李大牙娶妻被骗甚至要跳水塔，老百头的儿女的不孝，等等。这些棘手的问题经过他们坚持不懈的调解都得到圆满地解决，使大家心平气和、心满意足。这样，既维护了安定团结，又发展了农村经济。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他们也就起到了法院所起不到的作用，这就使我们看到了乡镇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普通农民形象中，何申着重塑造的是新时期经历了改革时代的洗礼，思想境界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农民形象。他们既继承了上一辈的朴实、勤劳的美质，更表现出了开拓进取、机敏灵活、富于创造的新质。村主任赵国强（《多彩的乡村》）为了改变乡村的落后面貌，不畏权势、不谋私利、不怕困难，打破了各种陈腐观念的束缚，用现代化农业的策略和方法带领乡亲们致富，使一个贫瘠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和谐文明共同富裕的多彩的乡村。在他的身上集中地凝聚了中国农民的美质，鲜明地体现了农民的理想和要求，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突出地表现出了农民在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开发和建设中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郝运来（《村长》）开拓进取，聪明能干，为了发展全村的经济，他绿化荒山，烧砖窑、开油房，把村民散的心聚拢起来，使外出打零工的人回了家，使穷山沟富了起来。范老五（《穷人》）虽然家境贫穷，但仍然供孩子们上大学，为得是让孩子们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他摆脱了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的思想束缚，思量出大富与小富、国家的事与个人的事的关系。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农民在对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中，也竭尽全力提高精神文明的素质。何申同时也专注于描写未摆脱贫困的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他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关切和一种对人世艰辛的伤感。他写出了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经济际关系的变化，写出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民思想的异化，以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艰难。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撩逗下，发家致富这个在农民心底压抑多年的欲望被彻底地发泄出来。发财的梦想过去在政治压力下只能折服于农民的潜意识中，现在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农民心灵的殿堂，支配着他们的行为走向。金钱的诱惑甚至使他们不择手段，见利忘义。村民黄福(《村民组长》)偷割电线，兰子(同上)用下流手段要挟供销社李主任收购红果，王大鞭子(《信访办主任》)用红圆珠笔油冒充血迹诈骗钱财。即使是像村民组长黄禄、村支书杨光复也是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取利，率先富起来。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物质生活的进化和精神文明的退化的矛盾，以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艰难。中国的农民有很强的劣根性，虽经多次“割尾巴”，却不能穷根究底。他们“不患寡患不均”，吃大户、分田到户、吃大锅饭的陋习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黄禄富起来之后，他所在组的村民都嫉恨他，对他冷嘲热讽，甚至亲哥哥黄福也对他白眼相看，吕老五家还拔掉他的果树为己所用。这使我们看到在引导农民走出贫穷后，如何疗救他们病态的心理也是一个现时的社会问题。
何申对乡镇干部的工作环境和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也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感伤。过去的奔小康和现在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在不同时期实现的目标，但这与农民的生活境况差别很大，甚至大相径庭。何申不无忧虑地慨叹：“现在大家都在夸富……数字上脱贫和富足是很容易办到的，真正落到实处是要花费大气力的。”如在《奔小康的王老祥》中，山沟里的王老祥正在想方设法奔小康时，突然接到县法院给全村村民的传票。村民们被这突如奇来的官司弄得不知所措。于是他和村民张菊子作为代表去县城应诉。他在县城里两次被人敲诈，又因张菊子想留在城里打工，便耍了个手腕，带着张菊子和新买的大车零件回到村里，这时才想起忘了打官司的事。众人问时，他告诉村民官司打赢了，但法院判村民败诉的判决书却下来了。原来是十年前村里欠银行的款却硬栽到簸箕沟十户村民头上。面对法院的判决和村民的质问，王老祥无奈，只能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钱和新做的大车交出去抵押赔款，但他并不灰心，又带着张菊子去县城打官司。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却道出了农民背轭生活和精神的双重负担和实现小康的艰难。现在的农民看似富了一些，但摊派到头上的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有时甚至还被敲诈勒索，使得农民始终处于惶惑无奈和艰辛苦求的生活处境之中。再如《女乡长》中的孙桂英已经没有了昨日郑金香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豪气。现实的环境使得她举步维艰、如履薄冰。这位年轻的女干部刚刚出国深造回来的就被派到问题成堆、环境艰苦的马营子乡当乡长。乡里人事关系很复杂：副乡长老焦一直想当乡长，但却因上级排来了她而落选，以后这样的关系势必很难相处；乡人大杨主席，圆滑老练，以权谋私，他“不仅手里有公司，还掌握着乡财政上另一个账号”，乡里承包工程给谁全在他一句话。她“到马营子头一天开见面会”，就“用了小个把钟头才把一个楼里的干部召集起来”。她虽然定下了下村不喝酒的戒令，但乡干部们装听不见，照喝不误。乡里的长期积累的问题使她一筹莫展：乡里盖政府办公楼、乡中学的款全部欠着，乡卫生所的取暖的煤没有着落，村村通公路的款也无法筹集，但乡里卖地的款有的却不知去向。百姓要求解决的问题更多：大头蒜为要乡里欠他十万块钱而堵门要债，大眼皮因为当不上村干部到乡里闹事……处于各种矛盾的漩涡与重压之中的她，没有畏惧和退缩。她一手抓经济，一手解决问题。为了解决乡里的经济问题，她托自己的恋人陆小林在市扶贫办弄了五十万元钱。为了解决百姓的问题，她骑驴去了山高路陡的老鸹梢子找大眼皮，险些掉下悬崖。面对大眼皮的恐吓和蛮缠，她以情感人，缓解了矛盾。为了平息大头蒜等人去市信访办闹事的火气，她把闹事的群众领回了刚刚装修的新家，热情款待，糟蹋得满屋狼藉。她到乡敬老院看望老人，看到的是老人们的屋因为没钱点火，“变成了冰窖”，只能“靠电褥子取暖”，“鼻子一酸，眼泪都快掉下来”。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为百姓做事，为老百姓解决困难，感动得老焦春玲子大头蒜大眼皮等干部群众主动来给她过生日。 何申对时下农民和乡镇干部的生存状态和心态有着深度的体验。他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感同身受地描述，抒发他的同情、忧患和伤感，并和农民、乡镇干部们共同承受着社会转型期的精神磨难，担承着历史赋予的重任，表现了一个作家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他创作的生命之本和生活之源。 三、平实与深邃并存：具有独特意味的美学世界
何申根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度的人生体验，选择了自己得心应手的题材内容、表现方式和艺术手段，充分表达自己的人生见解和审美体验，使他的作品表现出鲜明的审美特征。他的创作似乎不讲究什么技巧，传统的白描手法、幽默质朴的语言、历时性的叙事结构……但这种“无法之法”却创造了一个简单平实却又丰富深邃的美学世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汲取和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创作技巧，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民族文化雄厚的根基之上的。他把读者的审美注意从形式感上拉离。而直接切入内容美的范畴。用正在发生的故事给人一种亲近和新奇。“他追求对社会生活的‘当下’的理解和表现。”［1］ 并“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赤裸和真实中再现生活。”［2］ 这样，他的小说与读者没有间离和隔膜，而有一种令人置身其内、情融于理的审美拉力。 在何申善于运用现代派的一些喜剧手法来深化和提升了作品的审美意味。如在《大寒小寒又一年》中，写秦五歌的为百姓做事深深地感动了鳏居多年郎小青。郎小青只能用自己的身子来报答他，秦五歌也动了情，但他想到自己是村官，为百姓做事是自己的职责，极力地克制了自己。作品这样写到：“秦五歌浑身发抖，他轻轻地把被子撩起个角儿，飞快地扫了一眼说：‘别别，妹子的心我领了，动真格的，太危险呀，就像抽大烟，只怕日后想戒也戒不了。这回哥都瞅了，记在心里了，中了。’郎小青一把拽住秦五歌的手，秦五歌猛地缩了回来说：‘太凉！太凉！鸡爪子似的’”。这些充满喜剧色彩的言行既写出了二人的情感关系，也表现出了村干部的自律自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真实的，增加了人物形象的可信性，较之过去没有七情六欲的高大全式的人物更有典型性。在《河东·河西》中完全是用喜剧的形式来表现人物和事件的。尤其是农村工作所遇到的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都充满了喜剧气氛。如为了糊弄上级的检查，让小学生在草坡上披上白塑料袋装作绵羊吃草状，并由一个人统一指挥做动作，令人啼笑皆非，但却寓庄于谐，让我们看到了在现实的生活中的弄虚作假无所不用其极。其作品的语言也是极幽默的，如开始写村民们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用白灰刷墙，村民们一边刷一边议论：“干着干着有人嘴就闲不住，说刷墙还不如把领导的车窗刷白了，看哪都是白的，有人说刷眼镜更省事，又有人说都刷了车可就得开沟里去，把领导摔得翻白眼。”村民的这些损话既风趣幽默，又讽刺辛辣。最后郎富贵为了争村长而失疯、火德友因为激动而得了脑血栓，小寒利用河东、河西的矛盾却当上了村长，既有突然性、喜剧性，也是生活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何申还善于通过生活的一些细节和人物传神的小动作来展现人物的性格，透视人物的灵魂。如黄禄(《村民组长》)发现盗窃电线的人是他哥哥黄福时，便让其连夜把电线挂上，他再找人修理搪塞过去。这种小农式的狡猾显示了当前乡镇干部“护短”的狭隘意识。副县长郑德海(《穷县》)得知县委书记与黄小兰的桃色新闻被曝光，县委大院闹得沸沸扬扬，争权夺势者跃跃欲试时，他先是对小兰的对象大黑连哄带吓，然后严令知“内情”的几位女同志“保密”，又向米书记指明说出真相的利害，最后他编造了纯属“误会”的证据，才把风波止息下去。他这一连串的缺乏原则的小动作，表现了一位资深的县委干部的“大局观”，处理问题的圆熟老练。这些形象传神的小动作充分显示了不同身份、不同层次的人物性格，起到了“以一目尽传精神”的艺术效果。 在语言的运用上，何申将自己在山乡生活的体验与地缘文化的特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独特语言形态。这既是作家审美个性和文学风格的充分体现，也是山乡文化的重要表现。如在《来年还种莜麦》中显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地域文化的审美特征。在这篇作品中写村民赵老六、郎大瓢在公路旁种莜麦，向路过公路的领导干部们哭穷，唤得领导的同情，求得救济，他们也因此得些好处。他们虽为村里争来了大量的救济，但把戏终于被揭穿。最后，他们良心发现，不再扯皮撩谎，老老实实地种起莜麦来。小说中写他们二人与梁主任为“回扣”的事争得不可开交时这样描写道：梁主任对赵老六、郎大瓢说：你们引来的钱物，十沟抽一沟给你们。赵老六伸出两个手指头：“两沟。”梁主任说：“还八沟呢，一沟！”赵老六说：“两沟！”梁主任说：“老婆子的脸，都鸡八沟，就一沟！”赵老六说：“你娘个腿，就两沟。”郎大瓢说：“腚上长疮，一沟半吧。”于是，拍板成交。当赵老六、郎大瓢到路边蒙官的勾当被揭穿后，两人反省说：蒙人早晚不是个正经勾当，再蒙损寿。咱们还是种好莜麦，当个好老百姓，挣干吃干，挣稀吃稀，玩邪的不行。这些村民的心态变化通过带有浓郁地域色彩语言的表现，显得生动活泼、风趣幽默，颇有些“山药蛋”的味道。
在何申的小说中，还常常运用板话的语言形式。这样使得言简意赅，幽默风趣。如在《乡村英雄》中写“我大舅”领着手下的人检查建高标准茅房时，社员们便给编了个顺口溜：“赵德印，农粪办，蹬着破车可处转，跟着两个邋遢兵，先看茅房后吃饭。”到后来有了成效，社员们又赞扬道：“农粪办，真能干，建起茅房一大片，多蹲多拉挣工分。气的猪狗满街转。”何申小说中还较多地采用了现代民谣，这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能针贬时弊。 在叙事方式上。何申的小说大都采用线性的结构方式叙述故事。这种线性结构即人物的行为过程与叙述的方式都是由头至尾，一脉相承，形成一个通畅无阻的审美流程，无有任何的拖沓和晦涩。这种近似话本的由头至尾的叙事形式，很适合大众的阅读口味。同时在这种平实而又幽默的叙事层中又蕴含着一种丰富的意趣，让人从中得到赏心悦目、启心开智的阅读的美感。 可见，何申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显现着浓郁的地域风情、风俗的独特意味。他善于把人物的活动历程与山乡的背景形式紧密融合，把现代人的思想流变与山区古朴的风土人情交相叠印，把诙谐幽默的语言与鲜明的当代生活合为一体，使作品在地域囿限中透示出鲜亮的时代色彩，流溢出丰富的社会意义。 注释： ［1］《何申的雄心》，《人民文学》1995年6期卷首语。 ［2］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里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3页。(作者系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写作学会副会长，河北省美学学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