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滦河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
来源：未知 时间：2008-01-02 14:37:00
本文要讨论的滦河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即指滦河流域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或者说是指这个地域的人们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本文就滦河文化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请诸位方家学者指正。
一、滦河文化的地理环境
任何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进行的。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对于不同文化类型的生成及其发展趋向，具有重大影响。
先述滦河分布大势。滦河古名濡水，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唐代以后称滦河，始见于《旧唐书》薛讷由檀州出“滦河”。又《新唐书·地理志》：渔阳郡下“有渡滦河”之文。“濡”之作“滦”，乃唐人所改。现代滦河是河北省第二大河。发源于河北省承德市所辖丰宁县西北海拔2206.5米的小梁山南麓大古道沟，由此向北流入内蒙古，称闪电河；至多伦县大河口附近有吐力根河注入后，称大滦河。经两度曲折，转回河北省，至隆化郭家屯附近汇小滦河后，始称滦河。然后南流至潘家口穿过明长城，进入唐山地区，在乐亭县莲花池村东南5公里的兜网铺注入渤海。现代滦河全长888公里，流域面积44750平方公里。沿途汇入常年有水的支流50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较大的一级支流有闪电河、小滦河、兴洲河、伊逊河、武烈河、老牛河、柳河、瀑河、〓河和青龙河10条。滦河流域北部、东部以苏克斜鲁山、七老图山、努鲁尔虎山及松岭为界，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洋河相邻，西南以燕山山脉为界，与潮白河、蓟运河相邻，南临渤海。流域自西北至东南长435公里。现代滦河流经今河北、内蒙古、辽宁三省区的8市（盟）、1个地级市区和24个县（市、旗），即河北省承德市（含两个区）及承德市所辖丰宁满族自治县、滦平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隆化县、平泉县、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兴隆县；张家口市的沽源县；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正兰旗、太仆寺旗；赤峰市的喀喇沁旗；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市；葫芦岛市的建昌县；河北省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昌黎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滦县、滦南县、乐亭县等。其中河北省占流域总面积的81%，内蒙古自治区占15.5%、辽宁省占3.5%。历史上滦河下游主河道多次迁徙，曾流经今唐山市的丰润区、丰南区、玉田县和唐海县等地。
地理学家根据现代滦河河谷地貌及水流特征，滦河干流一般分成三段：自源地至大河口（内蒙古多伦县西）为上游，大河口至罗家屯（迁西县西境）为中游，罗家屯以下（迁安市以下）至入海口为下游。
滦河流经高原、山地、平原三种地貌区域。其中高原和山地占98%，平原占2%。北部是张北、围场高原区，为内蒙古高原的南延部分，通称“坝上”（“坝”系蒙古语达阪的简称，意即山岭之上；含沽源县，丰宁、围场县北部等），适宜游牧，属滦河上游。滦河中游段穿行在冀北山地丘陵区（含丰宁、隆化山地丘陵）和燕山山地丘陵区（包括谷地和盆地），即三河、蓟县、玉田、丰润、迁安、昌黎、秦皇岛一线以北地区，可农可牧。下游是燕山山前平原和滦河三角洲平原（上述三河——秦皇岛一线以南地区）；滦河三角洲平原以滦县为顶部向东南展开直至渤海，适宜农业和渔业。（本节有关滦河分布大势参见邓绶林主编：《滦河志》和《河北地理概要》）。
关于气候条件，据专家研究，中国在距今5000年前至3000年前这段时期，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温度要高于当今2℃左右。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今华北平原、燕山以南一线是中国大陆的亚热带分界线，以后表现为由潮湿向干凉的发展趋势。由于滦河流域存在由南到北的温度和湿度的渐次差异，因此决定了燕秦长城沿线以南地区，产业结构以粟作农业为主;而在燕秦长城沿线以北地区，产业结构则以游牧业为主。
滦河流域地理气候环境的区域性差异，构成了多民族共居、多种文化类型并存的物质基础。
二、滦河文化源远流长
滦河文化以滦河命名，与许多古代文化不同，如孤竹文化、燕赵文化，只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孤竹、燕、赵国名不存，这个文化名称也就不再，虽然其内容为后来文化所继承。滦河流域自有人类始，就创造了滦河文化，它既包含文明史前的原始文化，也包含文明史后的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直至今天的曹妃甸现代工业文化和海洋文化。滦河从远古流到现在，从现在流向未来，滦河水永远奔腾不息，滦河流域人们的生命永远不止，滦河文化也就永远传承发展下去，滦河文化的研究当然也会继续不断。滦河文化不仅有辉煌的过去，还将有更加伟大辉煌的未来。
滦河文化之“源”究竟有多远？
就滦河文化的生态环境而言，迁西县太平寨有36.7亿年前的麻粒岩，是中国最古老的岩石。华北台地形成于6亿—2.25亿年前。燕山山脉形成约2亿年前。200—300万年前形成了冀东平原。承德地区丰宁县发现有200万年前的冰川遗迹—水臼群。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一条古老的河流，孕育产生了一种古老的并不断进步的人类，创造出了一种古老的并不断发展的文化。
考古工作者在滦河流域发现了多处原始文化遗址。如1958年在滦河下游迁安县发现的爪村文化遗址，距今4.2—5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当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时期。1983年在滦河中游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柳河之畔发现的四方洞遗址，距今约为4.8万年。在瀑河岸边平泉县小寺沟镇发现的老灌洞遗址，距今5万年左右。这两处文化遗址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但这些还不是滦河文化的发端。近日经唐山市博物馆馆长鲁杰女士协助，从河北省考古部门获得的资料称，在承德地区滦平县滦平镇的东瓜园北遗址和东瓜园遗址，采集到古生物化石及人类加工过的石核等，距今约10万年左右。这是迄今已知的滦河流域最早的原始文化遗址，是滦河文化的开端。滦河流域的原始文化经历了漫长岁月，主导文化形态是采猎文化（采拾和渔猎），到了新石器时代，出现了生产经济。 水是生命之源，河流是人类的母亲。滦河是滦河流域人类的母亲河，滦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 可能在5000多年前，滦河流域进入了文明社会 。文化是与人类俱来的，而文明是指人类的开化状态，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已达到一定发展水平。文明的标志是使用文字，金属冶炼，城市的出现，形成国家组织等。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曾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中国文明的起源》）商朝初年，在滦河下游以今卢龙、迁安、滦县为中心建立的孤竹国，有比较稳固的经济基础，有比较发达的青铜手工业，有中心城市，是一个行文章、加政教、讲礼规、蹈仁义的奴隶制侯国，距今3600年，是滦河下游文明的起点。标志着滦河下游社会进化史上一个突破性的质变。 从1981年起，考古学家在辽宁西部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牛河梁村，经过20多年发掘考证，找到了方园50平方公里的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活动的遗址。考古学家认为5500年前在辽西地区存在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相当于三皇五帝时期。从地域上说，它为中华文明起源找到了新的线索；从时间上说，它为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牛河梁女神像是“中华民族的共祖”；牛河梁古国是“东方文明的新曙光”（《中华文明的新曙光》）。 这个文化遗址的发现对于滦河文化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凌源市台头山，是滦河支流青龙河的发源地，如果辽西地区“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的结论被公认，那么滦河文明就有了5000多年。滦河支流青龙河上游和大凌河流域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滦河流域的古代文化经历了数千年，在不同地域分别形成了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两个主导文化形态，以及其他物质文化和丰富的精神文化成果。
晚清以后，滦河下游兴起了近代工业，成为中国最早出现近代工业文化地区之一。标志 滦河流域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开始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但发展比较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年代，滦河流域形成了现代工业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创造了前代无可比拟的辉煌。
三、滦河文化的创造主体
滦河文化是滦河流域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滦河流域的民族状况和文化形态非常复杂。
滦河流域的原始先民，后来分别成为居住在燕山南北的华夏族和塞北若干游牧民族的祖先（这里的“民族”，系广义的民族概念，即资本主义社会前民族）。夏、商、周以后，滦河上中游今承德——朝阳及其以北地区有游牧民族土方，还有游牧民族山戎、东胡和淳维（淳维是夏后氏苗裔，一说为夏桀之子，至西周称猃狁，战国后称匈奴；山戎、东胡源出东北地区的肃慎），大体上承德以西是以鹿首剑为代表的山戎文化；承德以东是以曲刃剑为代表的东胡文化。西周、春秋初期，山戎强大，实际控制了燕山南北地区。滦河下游今卢龙、迁安、滦县等地，有华夏族在商汤时建立的同姓侯国孤竹国；商王武丁时析孤竹之地，封功臣黄洛为侯国；黄洛故城在今迁西县境内的长河河畔（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杨守敬：《水经注疏》；另一说在滦县）。西周以后，今玉田以西建立了姬姓燕国，孤竹国成为西周的异姓侯国。同时存在山戎势力，活动地区在燕国东北部。春秋时孤竹国成为山戎“与国”（附属国、盟国）；同时山戎一支建立了令支国，令支城在今迁安西。形成了华夏族与山戎族杂处的局面。公元前7世纪中叶，山戎势力达到鼎盛，经常侵犯燕国，甚至“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40多年后，山戎侵犯燕国，燕庄公借中原霸主齐桓公之力两次北击山戎，灭令支，亡孤竹，山戎远遁，复又献金（铜）归服于燕，其地皆入燕国。
春秋中期，滦河下游又有游牧民族建立的无终子国和肥子国。无终为北狄一支，原居晋国境内今太原以东地，公元前541年为晋国所败，遂长途迁徙至燕蓟以东（今玉田、蓟县一带）定居，建立无终子国，以无终城为都邑，即今蓟县县城。肥为北狄一支，春秋初年活动于太行山以东今藁城一带，建肥子国。公元前530年为晋所灭，肥的一支奔燕，燕封其于今迁安、青龙、卢龙一带，筑肥如城（如，归也；今迁安东北），另建一个肥子国。战国后入于燕国。
春秋战国之际，东胡强大起来，灭掉山戎，势力扩展到滦河下游，侵扰燕国。战国时，燕国一度强盛。燕昭王派贤将秦开反击东胡的侵犯，迫使东胡向北退却千余里。燕国从造阳（今河北怀柔独石口附近）到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一线修筑了长城，从此，南北之间出现了人为的长城。并设置了上谷（今河北沽源至宣化、蔚县一带）、渔阳（今北京市及冀东部分地区）、右北平（今河北平泉附近）、辽西（今辽宁义县西）、辽东（今辽宁辽阳市）5郡，燕国统治范围扩展到整个滦河流域及其以外地区（辽东郡）。燕长城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在地区上分隔开来。
秦代以后，在滦河流域仍建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4郡；今承德地区围场及上游地区属东胡。秦末汉初承德、宽城、滦平、兴隆、青龙等地入为匈奴左地。汉代中期以后滦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幽州地，上游部分地区为乌桓、鲜卑控制（乌桓、鲜卑为东胡之一部）。
曹魏和西晋时，滦河下游仍为幽州地，中上游（承德及以北地）属鲜卑宇文部和鲜卑段氏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滦河流域或部分或全部先后属于后赵（羯族——匈奴别部）、前燕（鲜卑慕容部）、前秦（氐族——西戎一支）、后燕（鲜卑慕容部）、北燕（汉族）、北魏（鲜卑拓跋部）、东魏（鲜卑化汉人）、北齐（汉族）所统治。其间后燕曾迁高丽（东北扶余族一支）5000多民户于辽西郡，北魏曾徙高丽民户于肥如（今迁安东北），侨置朝鲜县。滦河上游还有柔然（源出东胡）。
隋代滦河流域大部分属北平郡、渔阳郡、柳城郡及涿郡，承德附近为奚（奚为东胡后裔，鲜卑之一部；北魏时称库莫奚，《魏书》和《北史》皆作“库莫奚”，非“厍（shè）莫奚”； “厍”乃流俗之字。隋以后去“库莫”称奚）和突厥（突厥为匈奴之苗裔）所辖，居住的民族还有契丹（出自东胡，鲜卑一支）、 （xí）、室韦（契丹同族）等。唐代滦河流域大部分为河北道所辖，承德北部为松漠都督府，部分地区为奚、契丹和突厥所辖。五代十国时，滦河中下游地区初属后梁，后为刘守光所建燕国所据；上游地区属契丹。至沙陀族（突厥别部）所建后唐时，除滦河下游小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为契丹所辖。
后来契丹族建立了辽朝、女真族（肃慎——革末革曷之一部，五代初年改称女真）建立了金朝，蒙古族（室韦之一部）建立了元朝，整个滦河流域先后归于他们统治之下。辽金时契丹族、女真族移民南下。元朝时蒙古族开始进入热河地区，热河地居民还有契丹、奚、女真、渤海（肃慎——革末革曷之一部）和汉族；赤峰境内已是“番汉皆半”，朝阳“番汉杂处，牧耕兼之”。滦河下游地区仍以汉族为主。明朝建立后，滦河流域纳入其管辖范围；承德地区为蒙古族牧地；元末明初回族（源出西域色目人）入居滦河下游。明初开始修筑新的长城（鸭绿江至嘉峪关），嘉靖以后，明朝以长城一线与蒙古鞑靼部及朵颜三卫为界。以后满族（明末女真改称满洲，简称满族）建立清朝，滦河流域大部属直隶省，上游内蒙古一带属锡林郭勒盟所辖，满族大量入居滦河流域。清初回族人口入居承德地区。
综上所述，古代滦河流域先后形成了属于华夏族的孤竹文化、黄洛文化、燕文化、秦文化；以及属于汉族（汉武帝、宣帝后华夏族称汉族）建立的中原皇朝的汉朝文化、魏（曹魏）晋（西晋）北齐文化、隋唐后梁（燕）文化、明朝文化，汉族文化是主角，尤其是滦河下游地区受中原汉族文化影响比较大；同时在燕长城南北出现了属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土方文化、山戎文化（令支文化）、东胡文化、匈奴文化、狄文化（无终文化、肥文化）、乌桓文化、鲜卑文化、羯文化、氐文化、柔然文化、高丽文化、奚文化、突厥文化、室韦文化、 （xí）文化、契丹文化、沙陀文化、革末革曷—渤海文化、蒙古文化、女真文化—满文化；以及不是游牧民族的回族文化等20多种文化形态。其中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先后入主北方或全国，成为统治民族，分别建立了北魏、辽、金、元、清皇朝，把他们的统治范围推进到整个滦河流域，创造了他们民族文化的巅峰。同时，北魏文化、辽朝文化、金朝文化、元朝文化和清朝文化又包含了多民族文化的内容，超过了他们各自民族的文化。
大体说来，以燕秦长城为限，分为南北两个文化带，即滦河上游及其以北地区文化带与滦河下游文化带。前者的主导文化是游牧文化，后者的主导文化是农业文化。《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东汉蔡邕语曰：“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滦河中游今承德地区在秦汉时期逐步形成为农业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存在游牧或半游牧文化。至清朝时期，由于大量汉族人口迁入滦河中上游地区，使农牧交错带北移。总体而言，农业民族的文明程度比较高，有比较兴旺的农业和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商业，有较完备的国家形态和各种思想意识形态。 游牧民族或仍处于原始状态，或刚刚步入阶级社会，主要生产活动是畜牧，农业和手工业在经济生活中不占地位。这种巨大的差异性势必导致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互补，农业地区的农产品和先进生产技术不断输往游牧地区，随之农业民族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也传到游牧地区，这不仅提升了游牧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而且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全面发展。游牧地区的牲畜和畜产品，尤其是战马和乐舞也经常输入农业地区，同样丰富了农业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农业地区的进步。
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由于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使农业定居的民族与游牧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在滦河流域的迁徙流动十分频繁复杂，各民族的“种种联系和交互作用”呈现为“无限错综的图画”。农业民族的北上（奉上令或避战乱），游牧民族的内迁、南下（奉上令或为掠夺），并在此地区错居杂处，丧失了单独的地域，于是开始了民族融合的进程。胡人“渐染华风”，汉人“久习胡俗”，彼耕此牧，共存共荣，逐渐形成共同经济生活；致使文化面貌也很杂乱而模糊。不同民族的文化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从而使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正如考古工作者所说：在承德地区发现的许多古代遗址，很难说是哪一个民族的文化遗址。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以多数人的语言为共同语，民族的文化、风俗也逐步趋向一致。而且由于各民族之间交往的不断加深，民族间通婚现象越来越多，“渐化成俗”。互相通婚，促使各民族体征消失和原来的民族意识淡化，久而久之，有一些民族逐渐削弱，甚至有的完全消失，而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
但是，这两大文化体系的交汇并不都是牧歌式的自然融合。在历史的长河中两种文化曾发生过激烈的碰撞，汉族与各游牧民族之间曾发生激烈的冲突与战争，刀光剑影之下充满了血腥。山戎与燕国的战争；东胡与燕国的战争；匈奴与西汉的战争；乌桓、鲜卑与东汉的战争；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的混战与仇杀；契丹与武周和唐朝的战争；蒙古鞑靼、兀良哈部与明朝廷在长城南北对峙数十年之久，长城狼烟不断；后金（清）与明朝的战争等。从根本上说，这些战争是由于各民族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但都含有不同的文化之争。游牧民族的种植业落后，游牧生产方式是一种不完全的经济，这种生产结构的缺欠，在人口增加或遇到自然灾害时，常常形成“饥饿的草原”，从而成为发动掠夺农业民族战争的动因，因而形成了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并存和经久不息的互相争斗局面。这在世界史上也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如欧洲大陆游牧民族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战争，斯拉夫人对拜占廷帝国的攻击，中亚游牧民族恹哒人（白匈奴）对贵霜帝国和萨珊波斯的侵扰等。中国古代史上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的贵族，入主北方以后，莫不杀戮汉人，掳掠汉人为奴，掠夺民田为牧地（满洲贵族实行圈地和投充），摧残农业文化和封建生产方式，强制推行他们的生活习俗（如清初剃发易服的满化政策等）。当蒙古汗国的铁骑践踏中原农田时，就有人提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是游牧文化对农业文化的野蛮挑战。但是他们企图推行游牧的或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都没有成功。后来他们都不能不顺应历史潮流，改变治法，缓和对峙。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任用汉族人才，推行汉化政策：辽太宗耶律德光“因俗而治”， 实行一国两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圣宗耶律隆绪和承天太后肖绰任用汉人治国，进行封建化改革；金朝皇帝自熙宗、废帝海陵王、世宗至章宗，汉化程度都很深，任用汉人辅政，实行封建化改革；元世祖忽必烈重用汉人，“心坚而确”地“遵用汉法”；清朝皇帝接受儒学，采用汉制，建立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这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强者被弱者同化，落后必融入先进，中外历史无不如此。马克思曾经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滦河流域经过血与火的征战，灵与肉的耕耘，逐渐实现了各民族和各种文化的融合与同化，呈现出新的色彩斑斓的文化面貌。
不仅如此，滦河流域还吸纳了河北和中原地区乃至江南的移民。如北魏时将山东（太行山以东）30多万汉人和鲜卑人迁到徐无、土垠一带（今玉田、丰润地）。滦县、迁安也是移民县。辽世宗时，掳北宋义丰县（今安国县）民置于今滦县地，因置义丰县（滦州地）；辽穆宗时，把从定州安喜县俘获的大批民众，迁至今迁安地，置安喜县；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以“迁自安喜”之意改名迁安县。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故元兵犯瑞州（今辽宁绥中）等地，明朝罢瑞州州县，迁其民于滦州（今滦县）。明成祖永乐初年，原驻长城以外的承德兴州五卫，其中三卫分别迁入玉田、迁安、丰润三县。原驻长城以外大宁沙岭（今怀柔县境）的开平中屯卫移驻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后又调至今唐山陡河、石榴河一带的旧石城废县驻扎，成化年间修开平镇新城。这些卫所军卒，实行军屯，称为军户，聚成村落，世代相传。由于元末民初战乱，北方人烟稀少。明初洪武、永乐两朝向京东地区大规模移民。大致有五类：即蒙元降民及流罪者；元遗民自愿南迁者；随明军北伐定居下来的军人及其家属；守护长城的楼兵及其家属；中原和南方殷实之户以及一般民户。各类移民至滦河下游，自建村落，大约占各县自然村的60%左右。来自中原和江南的移民对滦河下游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带来了各地的生产技术，为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及手工业、商业经济作出了贡献。如山西介休移民田家、范家和山东枣林庄移民秦家、常家带来了生产粗瓷技术，开唐山陶瓷工业的先河。移民对当地的民俗民风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那些身份特殊的移民，如故元官吏、被贬官的罪犯、江南富户，他们中的多数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把先进的文化知识传播到文化相对落后的京东地区，对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许多学识渊博之士，被仰之如山斗。出现了“读书者重科举，务农者乐耕织”的社会风气（同治《迁安县志》卷8）。
明朝初年的中原和江南移民，使滦河下游的汉族人口增加。清朝建立以后，实现了中国版图全境各民族的统一，数千年间阻隔南北的长城界限归于消失。到晚清时期，滦河流域除汉族外，有满、蒙古、回、朝鲜等少数民族，历史上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已与其他民族融合同化而消失。
由于各族民众的辛勤开发，推动了社会进步。在隋、唐以前，滦河流域的经济文化明显落后于中原地区。辽、金、元以后，有了改变，中下游地区由于分别靠近辽（中京、南京）、金（中都）、元（上都、大都）、明（京师）、清（北京和陪都热河行宫）各朝代都城，得益于都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辐射，促使本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至清朝前期滦河下游诸州县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以后滦河流域各族民众与时俱进，继续创造了内容丰富的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 四、滦河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滦河文化形成了汇聚地域文化精华的传统精神，它负载着滦河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自我认同的凝聚力，是引领滦河流域人群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是滦河传统文化延续不绝、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是慷慨悲歌、刚健自强的精神。古代滦河流域属于苦寒地区，山高水寒。特别是滦河中上游，承德地区的燕山山地向来有“九山半水半分地”和“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说法。滦河虽有生养之利，却也有水灾之害，洪水犹如猛兽。这里又长期是民族征战的战场。百姓求生维艰，从而铸造了刚健有为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这里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杂居，文化相互渗透，游牧民族的强悍性格影响了滦河流域的民风，故《隋书》说：“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 幽、并为古冀州地，含渔阳、北平等边郡）。滦河下游自西周初年即为燕国地，战国时燕国统治区域短期内推进到整个滦河流域。总体而言，燕地猥琐而局促，卞急而狷介，政治经济相对落后，形成了燕国的苦寒文化。这种文化导致一种激变，便是慷慨悲歌。唐朝人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荆轲刺秦王，血洒咸阳宫，这一壮举把燕文化中“慷慨悲歌”的独特性格鲜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诚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慷慨悲歌文化精神的形成是苦寒和局促压抑激化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繁荣的标志。张京华先生在《燕赵文化》一书中指出：“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地则是一剑以百万之师的侠士奇峰。燕地苦寒卑弱，因之它的文化也就自伤自悲，刚烈悲壮。‘慷慨悲歌’在心理上是一个情结，是由经济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导致的一个情结。这个情结经过壮烈的撞击，发生逆转，出现升华，于是就化育成为慷慨悲歌的性格。”这一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燕文化在滦河流域存在800多年（自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年至公元前222年秦灭燕），且有更为久远的影响，后代在滦河流域产生了许多慷慨悲歌之士。因此燕文化中慷慨悲歌的精神应该是滦河传统文化精神的组成部分。
二是反对民族压迫和侵犯，促进民族和谐与融合的爱国精神。滦河流域的民族关系复杂，多种文化并存，各民族都反对民族压迫和侵犯。燕庄公求助齐桓公北伐山戎，是由于山戎对燕的侵犯和压迫；燕昭王北击东胡，也是由于反对东胡族的侵犯和压迫；西汉武帝自右北平郡三次北伐匈奴，东汉丞相曹操走卢龙塞（今迁西喜峰口）东征乌桓，武周与唐朝抗击契丹，明朝抗击鞑靼、兀良哈等都具有反对侵犯和压迫的性质。昌黎民众李仙、赵小哥领导的反抗蒙古汗国的起义、元末红巾军自中原北上挥师永平路，以及若干游牧民族在历朝反对中原王朝的歧视和以绥靖边疆为由的武力掠取与征服，都具有鲜明的反抗民族压迫的性质。1690年，清朝康熙大帝亲征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军，在伊逊河边笔架山下的波罗和屯（今隆化县城）抱病（重感冒）指挥了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南境，南距木兰围场30里）之战，具有反对民族分裂的性质。这种反对民族压迫和侵犯、反对民族分裂的精神表现为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虽然滦河流域多元的文化形态曾经激烈碰撞，各民族之间曾经频繁战争和相互仇杀，但这并非历史的主流。以农为主的民族地区和以牧为主的民族地区，在经济上互为补充，互相依存，即使在战乱年代，彼此的交往和“互市”也未完全中断。历史的主流是多种文化共存共荣，各民族和平融合，共同促使历史前进。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贵族入主北方初期的残暴，破坏了民族和睦；但是后来他们先后推行“汉化”，采用“汉法”，实行封建化改革，以中华传统礼制作为基本的建国方略和根本的治国指导思想，任用汉人参政，同时加强各族民众往来，从而促进了滦河流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推动了社会进步，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有贡献的。这也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传统。
三是多元文化的相互吸纳，包容博大的精神。滦河流域各族民众有博大的胸怀，对不同的文化表现出兼纳并蓄、博采众收的包容精神。无论是塞北文化、中原文化，还是江南移民文化，如百川入于巨流，经过长期的碰撞和相互渗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滦河文化体系。如热河避暑山庄，其宫殿区表现了我国各民族的建筑风格，既具有古朴端庄的北方建筑形制，又尽显雅致明丽的江南景色；苑景区集中了中国江南塞北各地园林特色，兼具北方园林雄奇深厚、古朴幽深的韵味和南方园林典雅和融、玲珑剔透之风姿；并以独特的手法模拟全国的地理风貌，体现了各族文化的和谐。“外八庙”不仅集各民族宗教建筑艺术之大成，而且每座寺庙的修建始末，几乎都有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展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达什达瓦举迁热河、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六世班禅万里东行等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重要碑文全部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成为一座巩固民族团结的巨大的佛教文化博物馆。经过千百年积淀的以中原文化为主，多民族、多层次的文化底蕴，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和近乎完美的调合，是滦河文化中包容与和谐精神的象征。滦河流域的民众兼容包含了多民族的精神品格，形成了稳健儒雅与强悍武勇气质的交融，这是滦河文化又一个特征。滦河是北方各族的滦河，是华夏族（汉族）和戎狄各族共同的母亲河，滦河流域的多元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形成都是有贡献的，各族文化分别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四是崇尚气节、正道直行的精神。以商代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为代表。伯夷、叔齐“兄弟让国”，不助纣为虐，追慕仁政，“不食周粟而死”，把尚气节、重操守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直道而行，全面体现了崇礼、尚德、求仁、重义的道德精神，是为“孤竹遗风”。成为儒家思想的先导。孤竹国文化在滦河下游存在约940年（约公元前1600年的商初至公元前660年齐桓公第二次北伐山戎、灭孤竹），影响久远。伯夷、叔齐精神可谓燕山骨，滦河魂，是滦河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德、礼、仁、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关于滦河流域各个历史时期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具体内容，限于篇幅，将另文叙述。 （2007年12月9日修订稿） （作者：王士立，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原副院长；唐山市历史学会名誉会长，滦河文化研究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