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本刊第四期载有刘建国先生《滦州兵谏实质之探究》，我感到该文是由于史料涉猎不足、史实把误不准而导致了误断。
“滦州兵谏”是怎么回事？原来，1911年3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的战略重心北移。他早就谋划：“北京是中国首都，如能攻占，则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是为上策”。但因京城戒备森严，难于发动，同盟会就在北京外围张家口、宣化、保定、石家庄、任丘、通州、天津等地艰苦策动，统称“辛亥北方革命”。
当年夏天，清廷宣布，农历八月十九至二十九日将在京东四百里直隶永平府滦州境内百里铁路沿线由东西两路集中六万新式陆军举行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称为“永平秋操”。目的是炫耀军威，镇慑天下。
同盟会得此信息，紧急应变，决策将计就计，“京津稍缓，树义帜于滦州”，从此滦州成为辛亥北方革命的焦点。同盟会志士打入滦州新军，拟发动滦州起义，在滦州建立“中华民国北方革命军政府”；然后由张绍曾率第二十镇（师）由滦州向西进军，由吴禄贞率第六镇由石家庄向北进军，两军会师北京，推翻清廷，将“中华民国北方军政府”正式移驻北京建都。由于张吴两位“统制”（师长）事先在东北已经被秘秘推举为“东三省同盟会”领袖，所以同盟会认为万无一失，信心充沛。
正在紧张运作之时，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震惊全国。当时隆裕太后懦弱无能，宣统皇帝尚小；袁世凯已被清廷罢免回籍；京中军力南下，武力空虚；各国使馆尚持观望态度；正是千载难逢的起义之机。所以从10月11日至31日，同盟会曾四次策动滦州起义。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四次起义全被张绍曾软硬毁阻了。到10月27日，他以近万名官兵为后盾，致电清廷，要求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
在封建社会，臣子向皇帝进言叫作“谏”，以武力后盾向皇帝进谏，叫作“兵谏”。张绍曾在滦州策划的这一事件，历史上就叫“滦州兵谏”，实际上是君主立宪派组织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请愿。
由于“滦州兵谏”的发生，同盟会原来计议的辛亥滦州起义不得不推迟到1911年12月31日才得以爆发，吴禄贞被暗杀，张绍曾也被解职，第二十镇被分散调开，造成了辛亥北方革命史上的一大曲折。
刘先生的《滦州兵谏实质之探究》一文就是由这个课题引起，并指名与我进行商榷。
我认真拜读之后，第一个感觉是该文材料单薄。中国的君主立宪运动由跪哭请愿发展到武装请愿，牵涉到国内外方方面面，要探究“滦州兵谏的实质”，其挖掘量、考证量、征引量都十分庞大，用三千字的论文是完成不了的（仅一个可用的学术提纲恐怕也要三千字）。我的直感是担心该文必有重大的遗漏（事实也果然如此）。
我的第二个感觉是结论有错。我原来的结论是：1911年的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时间上前后相续，路线上截然相反：滦州兵谏是中国君主立宪运动的高峰和最终失败，滦州起义是辛亥北方革命的焦点和建府之役；滦州兵谏出自于梁启超的策略部署，滦州起义来自于孙中山的战略谋划；兵谏是对起义的延宕，起义是对兵谏的匡正。二者都是出于爱国的热情和救国的动机，但二者对国情的认识不同，故而路线不同，历史作用不同。滦州兵谏虎头蛇尾千古留憾，滦州起义壮烈牺牲正气流芳。
刘先生批评我对上述结论“信之不疑”，我认为学术研究要讲“是不是”，而不能讲“信不信”。“是不是”取决于客观事实，“信不信”取决于主观认识；我们总是要落脚于求实求是才对。
清末政治舞台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推翻帝制，武装反清，建立民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维护帝制，制定宪法，刷新内阁”。应当说，立宪派的主张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公例，“皇帝”“女皇”或“天皇”的存在并未影响它们由封建社会转型为资本主义。问题在于：当中国也面临这种转型的时候，列强已经变为帝国主义；它们不允许中国转型为平等的一员，只允许中国成为列强共宰的殖民地；而清政府依附于列强，已经失去自主转型的可能。因此，革命路线成为时代的选择。立宪路线则往往表现为善良的愿望、美好的言词但实际上苟延了清廷，成全了顽固派，至少滦州兵谏是如此。
刘先生认为滦州兵谏“本质上是革命”，我为什么说这一结论有误呢？从最基础的层面上看，是史实认定有误，主要错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同盟会负责人”与“同盟会路线”
刘先生认为：“假若张绍曾不是革命派，他能被推为奉天同盟会的领导人吗？那么多的中下级军官谁敢那么公开活动于二十镇？”
这个疑问其实正是我在1964－1965年的想法，我是通过十年的探寻挖掘，到1975年才完成了“否定之否定”。上文“推为”二字用得很对：张绍曾不是因出生入死的反清业绩才成为同盟会领袖，而是因为手握重兵的身份才被争取和推举的；但这种身份也局限了他。他赴日留学，看到了日本的富国强兵，因此强烈地希望改革政治；但他又是大清王朝的既得利益者，故而又顽强地希望王朝延续。“维护帝制，改革政治”就成为他最基本的政治要求。推举他作同盟会的领导人并不能改变他的政治立场。刘先生看重张参加了同盟会，但史料显示，张实际是“君宪党人”，滦州兵谏是他按照“君宪党”梁启超的部署来操办的。同盟会的“领袖”却未执行同盟会“路线”，这很不正常，然而这正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兵谏”是以武力为后盾迫使皇廷同意立宪，关键是要有九千多官兵作筹码。为此，张绍曾在“中下级军官”们面前“抨击时政，故作慷慨，博得信任”。官兵们都希望“在张将军领导下完成革命”，张将军却是另有心机。到他兵谏之后人们才明白：他是在“适合革命者心理，高自期许，大言革命；一般常人明知之又思利用之1。”这就解释了他的“革命言词”。从末一句来看，同盟会志士们早就看穿了这一点。
二、两个“深相结纳”
刘先生写道：“张、吴、蓝三人气相报，互相友善，‘深相结纳’，因此张也该是革命派。”按：这种推论不可靠。“深相结纳”是说他们在学生时代私交很好。但到社会政治斗争中，特别是清末的大浪淘沙之下，学生时代的私交往往会有剧烈的分合。吴禄贞对他一如既往：坦荡相待，大事相托；张绍曾却是深藏不露。吴禄贞惨遭暗杀，张绍曾一不声讨主使，二不领兵复仇，三不继承遗志，“深相结纳”何在？相反，在“冒死上奏”的 《兵谏奏章》上，他与潘矩楹、卢永祥、蓝天蔚共同签名。潘渠楹是袁世凯死党，辛亥北方革命的凶恶破坏者；卢永祥是曹锟的亲信，曾被清廷封为“巴图鲁”（忠诚勇士），且终生以此为荣；蓝天蔚在武昌起义后曾政电起义者，骂他们“犯上欺君，扰害内地，招祸外强”，警告他们：“为首者应速悔，为从者应速散2”（蓝天蔚后来屡遭变故，自杀被救，才转到革命立场上）。可见，兵谏期间，张绍曾“深相结纳”的已经不是吴禄贞，而是潘卢这些人了。
三、“拒绝南下”和“扣压军火”，另有内情
刘先生强调：张绍曾“抗旨不遵，坚决拒绝镇压革命，果断地扣留了清廷军火”，其实，这些都另有内情。
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彭家珍押运军火进关，电告张绍曾在滦州予以截扣，这与张绍曾“维护清廷”、“消弭革命”的宗旨相违背，因此他是犹豫的。但善于应变的梁启超却迅速决策：“用北军倒政府”（即用张绍曾部进逼清廷，实行兵谏），停止南下讨伐，“则革党引以为友”，“吾党欲乘此而建奇功焉”！从而毅然决定：“扣留南下军实！”他立即派君宪党骨干潘若诲从日本回国面见吴禄贞，吴派知友张世膺来到滦州，“强张绍曾截之4”。一个“强”字（强迫，强力敦促），说明张并不是“果断扣留”。而且他扣留军火之后，还立即致电清廷：“谨遵旨意”，“暂留滦州”；随着兵谏的虎头蛇尾，这些军火已经全部运到武昌清军手中。截扣军火的唯一作用，是百倍地壮大了兵谏的声威。李大钊曾说滦州兵谏“煌煌一电，足寒清廷之胆”， 其实是张绍曾的奏章电文伴随着截扣军火的壮举震慑了朝野，是立宪派利用了彭家珍的壮举，是梁启超见机而作的权变，并不是张绍曾坚决反清。
四、是“有力的支援”，还是痛心的延宕？
刘先生说，要从“滦州兵谏后的所作所为，看其革命本质。”那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呢？1911年10月27日张绍曾发动滦州兵谏、发出“联名电奏”，做为一位同盟会领袖，他竟宣布“大清皇帝万世一系”，要“刻日平定武昌匪祸”。28日又派骑兵将这份奏章的手书原件送至京中。借助同盟会截扣军火之举，“兵谏”威震天下。把75岁的顽固派内阁总理大臣奕〓赶了下去。但11月1日却是一代奸雄袁世凯接任了内阁总理大臣。11月2日张绍曾政电各省总督巡抚：“务维皇室而靖乱源”（务必维护朝廷，平息反清起义的苗头）。11月5日，张绍曾在滦州城北紫金山竖起“立宪军大旗”（白旗中有红线一道5），并“在城北阅兵，开立宪军大会”，“一般民众、各机关齐集城北，欢呼立宪万岁！立宪军万岁！呼毕，尽欢而散6”。能不能说：“这是对南方革命的有力支援呢”？
不能！在海内外，“立宪”与“革命”之争已经激烈进行了十几年，当时最流行的一部书就是《革命派与立宪派之激战》。李大钊曾指明：是“孙中山先生揭破‘君宪党’种种奸计”，才使人们“渐渐回头，重新集会于革命旗帜之下7”；从而才有了全国各地的革命风云和以滦州为焦点的辛亥北方革命。谁知，革来革去，却从滦州革出一个“立宪军”来！这明明是对革命路线的抛弃和否定，怎么会是对革命的“有力支援”？如果要“有力支援”，也不难：当时清军南下，北京空虚，袁世凯尚在湖北，列强正在观望；张绍曾如果率部攻占北京，一举可下；不但有力地支援了武昌，还避免了以后的种种祸乱。可惜，张绍曾的作法却使辛亥北方革命错过了最佳时机，实在是令人扼腕！接着他又通过报界向全国发表谈话说：“现在朝廷已经鉴于国民之热诚，毅然俯准，则党人目的已达，实属革无可革。若有坚持种族主义者，该大臣即不认为正当党派，另筹对待之策云。”（《大公报》辛亥九月十九，3334号1版）。
革命已经“革无可革”，同盟会已经不是“正当党派”，这样的语言和思想哪里象同盟会领袖？但刘先生却说“他已背叛朝廷，开始站在革命立场上了”，实与史实不符。后来张被解除兵权，退出潮流，连遭羞辱，“忠愤无聊”，导致精神变态，喃喃自语，自称是“九重天宫的古佛下降人间，要念动经文，斩尽妖魔”，被人讥为“张疯子”，直到袁世凯上台赏他一官才好了；真是历史的悲剧。刘先生说，张绍曾是“以立宪的形式，行革命之实”，恰恰相反，史实是他“以革命的词句，行立宪之准备”。
五、所谓“明智的”与“科学的”
刘先生又列举反清革命的种种艰危（形势严峻，统治严密，面临绞杀，响应者少），说“张绍曾作为高级指挥官”，“不得不考虑方式方法”，因而赞扬张绍曾抛开武装反清另搞立宪兵谏是“非常明智、科学的”。这样的论断不能服人。因为孙中山策动辛亥北方革命，也面对着同样的艰危。孙中山在17年前已投身革命，更不知要“ 艰危”多少倍。他作为同盟会总理，更“需要考虑方式方法”。如果说张绍曾的立宪兵谏是“非常明智，科学的”，那岂不是说孙中山推翻帝制的路线“是非常不明智，不科学的”？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的事业是不是也是“非常不明智、不科学的”？可以肯定的说，刘先生绝对没有这样的蕴意；但文章的内在逻辑却无法避开这种归宿。季羡林先生告诫我们：“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的一点搜集到的资料，就茫然做出重大的结论8”。又指出：“史料不清即贸然下结论，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不出笑话者几希9（122页）”刘建国先生是我所期许的青年学者，期之愈殷，责之愈苛，对于《探究》一文的匆浅浮躁，我谨提出严肃批评，并恳切地希望引以为戒。
六、各方面对张绍曾滦州兵谏的反响与评价
本文到上一节本可以结束，但出于对青年学者的关心，下面摘录各方面的相关评价和反响，相信必能有助于刘先生对兵谏实质的“探究”。
1、张绍曾本人并不承认“兵谏”是反清革命。他称发动兵谏是为了“平定武昌匪祸”，既要“懈其已发”，又要“遏其将萌”。改革政体“与我皇上地位之尊荣无丝毫之损”，要确保“大清皇帝万世一系”。
2、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已逃亡日本14年。他策划了“滦州兵谏”之后，决定立即乘船回国，写道：“吾事大可为也！”“拟先到滦州！”他从大连到奉天，得知吴禄贞被杀，仍然坚持：“总要先到滦州也！吾此行终以见张蓝二人（张绍曾，蓝天蔚）”，“今一线希望，在求保全此二人，保全此二军！”
3、清廷派赴武昌镇压革命的冯国璋、段祺瑞致电张绍曾：“公等为立宪功臣”，“爱国尊皇之苦衷，可以晓然于天下后世矣”！……（按：“尊皇”又岂能革命反清？）
4、清廷谕旨：“第二十镇统制官张绍曾，于军界素有声望，并能关怀时，热心改良，著赏加侍郎衔，授为宣抚大臣……饮此！”
5、武昌起义军对张绍曾决不认同。张在电报中说他已经“忠告朝廷”，“公议宪典”；革命军当即致电反问：“公等所言，岂能确保其必信？”张让起义军不再实行“激烈之改革”，“即时停 战”；革命军却针锋相对地宣布：“今四方起义，皆挟不信政府之心，必相推倒而后已！”
6、同盟会要员蒋作宾时在清廷任职，熟知朝廷内情。“蒋作宾由北京至滦州”，告知“朝廷惶恐情形，促绍曾速举义，北京可立下也”！而张绍曾不听，放过了起义的最佳时机。
7、北方革命协会会长胡鄂公撰文：“张绍曾陈兵于滦州，且相与协议三路进攻北京”，“乃不幸”被张所误，“致使北方大权统一于袁氏一人之手，而北方革命，遂日趋于暗淡”。
8、“北方军政府”外交部长凌钺、秘书长张良坤留文：“张不知以革命为主旨，乃向贼要求立宪”，结果“于清廷肘腋之下无兵可调之际，不能立功成大事”。所谓“集天下之铁，铸成此一大错也”！
9、辛亥北方革命亲历者南琴轩留文：张绍曾“不能断大事。乃以十九信条君主立宪电请清廷”。“庸人误事，甚可惜也”！
10、顺直咨议局电报：“张绍曾之解兵，终必致身败名裂，为天下笑！”
11、滦州当地士人吴守正（民国滦县教育局长吴守忠之兄，后去台）留文：张绍曾“万分无策。只好呈请病假”，“该镇完全解散”。“从此满清政府无东顾之忧矣。”
12、亲自为张绍曾艰辛奔走的同盟会志士王葆真先生留诗：“民军若得匡民国，帝孽何从祸蓟燕？”意思是说，如果张率领这支部队匡扶民国的革命路线，后来怎么会有袁世凯在北方恢复帝制呢？
13、孙中山先生《挽吴禄贞烈士》诗中说：“滦州大计，石庄联军，将犁虏廷，建不世勋！”这是对吴烈士的深情追念，也是对张绍曾的严肃批评。为什么“即将犁庭扫穴”，却没能“犁庭扫穴”？就因为张绍曾在关键时刻背离了革命而另搞了“兵谏”。
14、海外反响。如1911年11月16日《大公报》3342号5版，伦敦华侨致电张绍曾：“全欧赞成共和，反对君主立宪。速进兵，迟延召干涉，将迨永悔！”
15、国外评论。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1911年11月5日向外交大臣格雷报告说：“滦州聚集了八千名军队，他们不受清朝政府的控制，没有明确宣布同情革命事业”。11月13日再次报告：“如果他们决定把他们的命运公开地和革命军联在一起”，“那么，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阻止他们向天津和北京进发”，“北京就有陷于孤立致危险”。旁观者清，英国人看出了张绍曾没有“与革命军联在一起”，以及由此造成的历史遗憾。
16、袁世凯的态度：袁世凯暗杀了吴禄贞，“声讨国贼孙文”，暗杀宋教仁……但对张绍曾，却是任命为绥远将军、总统府顾问。
17、北洋军阀政府的首脑大多是镇压辛亥革命出身，但对张绍曾都予以重用。先任陆军训练总监，1917年8月任“将军府”“树威将军”，1922年任陆军总长，1923年1月又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这都与他在辛亥革命中的行事是分不开的。
当然，张绍曾的思想也在发展。后来袁世凯称帝，他公开表示反对。1923年任国务总理时，欢迎孙中山北上协商南北统一，遭到军阀攻击，致使6月6日被迫辞职。后又秘密帮助过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受到奉张作霖嫉恨，1928年3月23日收买刺客，将张绍曾刺死于宴会上，终年49岁。
“革命”是一个有严格界定的概念，判定“滦州兵谏”不属于革命范畴，不等于说张绍曾就是坏人，更不是说立宪路线就没有积极意义。事实上，中国近代史上的“立宪派”，除了一些投机政客之外，有相当一批是德高学富的爱国主义者。青年李大钊也曾是立宪运动的“请愿代表”。对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和整个近代史上的作用应给予充分的评价。张绍曾是一位历程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的评价，“一要实事求是，二要恰如其分”。
最后，我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段名言抄录相赠：
1、“研究必须充分的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的叙述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版跋》
2、“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文中引语大多出自拙著《辛亥滦州起义》，出处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