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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81年了，缅怀这位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追思他的丰功伟绩，被他深遂的思想、伟大精神和高尚节操深深地感动，他真挚的话语仿佛响在耳侧：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 因为对生死有着如此透辟的理解，所以在生死关头，他作出了赴死的选择——1927年4月28日，为了毕生追随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决然地献出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 一 李大钊是1927年4月6日上午被捕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在获得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和支持下，悍然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出动军警和特务三百余人，包围了李大钊所在的苏联大使馆、庚子赔款委员会及附近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公处，开始酝酿已久的疯狂搜捕，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将他们一起关押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后院，李大钊的夫人及两个年幼的女儿，也一起被捕。 “此次被逮捕之诸人中，据闻李大钊实亦在内。并闻李自押解警厅后，即由司法处长蒲志中亲行预讯。昨日(七日)下午一时三十分，蒲又在司法处对李为第二次讯问，李着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髭须，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斯学说崇信者，对于其它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此外并据复旦社调查，李大钊之妻及两女，亦同时被捕。情形备极可怜云。”（《世界日报》1927年4月8日第二版） 李大钊与敌人展开机智的斗争。“正言社云，警厅司法处对于党案，前(二十六)昨(二十七)曾开预审。讯问情形，尚未公布。闻李大钊以当询问时，其供词系由书记在旁记录，多与彼之原意不甚相符，请求以后讯问，由彼自行录供，并将彼从前供词交彼▓阅，其与彼原意不符之处，加以修改。闻司法处处长蒲志中已据情请示陈兴亚矣。”（《世界日报》1927年4月28日 第二版） 为了能够从李大钊的口中知道我党机密，张作霖派出杨宇霆向李大钊拉同乡关系，试图收买，李大钊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安步以当车，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绝不能为了锦衣玉食，就去向卖国军阀讨残羹剩饭，做无耻的帮凶和奴才！” 在狱中，李大钊借军阀让他写供状的机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遗文，后人把它称作《狱中自述》。在《自述》中，李大钊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回顾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回答了敌人审讯中提出来的问题，严谨地保守我党的秘密。 他坦诚表露：“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厉行其所知，实践其所信，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他申明：“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以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他牵挂的是：“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书籍史料颇不在少，如以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坦诚凝铸的赤子之情，留给我们的是一颗耿耿丹心。 二 李大钊本来是能够逃避白色恐怖，以延续革命生涯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李大钊就曾掩护很多同志安全地从北京转移到了南方。此时，他也是可以离开北京的，陈独秀也催促他及早到南方去。而当同志们劝他离开时，他告诉同志们，更告诉妻子：“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这里的工作留给谁做？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这里的工作是怎样重要。哪里能离开呢！” 在军阀张作霖逮捕他之前，杨度还特意将打听到的张作霖要下毒手的消息，告诉给了他，要他及早离开北京。然而他还是没有离开，依然坚守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 李大钊在狱中时，对妻儿一同被捕之事，非常清楚，可是却从未提及。他的大女儿李星华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当时她和母亲、妹妹在法庭上见到父亲一面：“父亲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既不愉快，也不伤心。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 李大钊“如此安静和沉着”，是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笼罩了他的整个精神”，“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 当时的报刊上，对李大钊的略历都作了介绍，这里是《世界日报》上刊登的李大钊之略历：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年三十八岁，北洋法政学校毕业，民国二年秋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研究政治学及社会学，民国六年归国，即在北京各大学校任教授，前众议院议长汤化龙，深赞其文字，持延充众议院秘书，同时并任晨钟报编■主任，嗣因■■差别，与该报脱离关系，■汤之死也，李哭最哀，民国八年，经北大聘为图书馆馆长兼教授，民国十一年，黎元洪当国，尔时教育总长尚未定人，洛方希望以蔡元培充任，■李次席，蔡李皆不肯就，改荐汤尔和以自代，中间高恩洪兼署教长，曾力请李继任女师大校长，李亦谢绝，生平自奉俭约，每于学校所得薪俸，携至中途，即悉数周济穷苦学生，绝不事家人生活，故有时家中妻子不得一饱，年来国立九校之得俄款救济，李从中斡旋之功居多云。” （《世界日报》1927年4月10日 第二版。■为原文如此。） 李大钊被捕以后，北京各大学、进步人士、北方革命团体纷纷组织了声援和营救活动，4月9日，北京九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10日，推选北京大学、北京师大校长为代表走访张学良，由张学良的秘书代为接见。两位校长提出五点意见，其中谈到“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4月12日，北京二十五个大学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推定法大、朝大、北大法律系教员对于东交民巷事件，根据学理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北京《晨报》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３日第六版）使得张作霖感受到了民心所向，不得不以公布一批又一批的《苏俄阴谋罪证》的文件，向人们展示此举是为了防止赤化活动。 北方的铁路工人，提出劫狱的主张，组织劫狱队。李大钊极力反对这种冒险。他说：“不能再要同志们来冒险，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力量。” 党组织接受了大钊同志的意见，取消了劫狱的计划。（见《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载延安《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８日） 张作霖在抓捕李大钊之后，面对强烈的舆论压力，对如何处理一时决心难下，曾经电张宗昌、孙传芳、韩麟春等人，商讨处置办法： “本地军警，鱼晨在使馆界内拘获著名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及同党三十五名，搜出军火枪弹及宣传品多件，显系宣传赤化，扰乱地方，其罪实不可恕，倘有意见，可即电告。”（《世界日报》1927年4月8日 第二版） 这时“青年党的陈启天率领党徒捣毁北平晨报馆，曾琦拜见奉系巨头，谓：李大钊乃共产党惟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同时青年党又假借北平民众团体名义，张贴标语， ‘杀一李大钊抵杀千万个共产党’，‘杀以止杀’”。（陈永年：《青年党外传》，载《文萃》第４５期，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９日版，第１８页） 奉系军阀重要头目张宗昌由山东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究危险”。（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７４页，北京宣文书店１９５１年８月初版） “又据复旦社云，关系方面传出消息，军法会审各委员，系釆证据主义，凡无证据者，拟概予免究。最先祇将证据较为充分之李大钊、张伯华▓二人判死刑，其余则未加可否，惟因某将领前晚来一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张作霖乃命各审判官重为审讯，遂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即于前晚汇送安国军总司令判阅，张此画行云。”（《世界日报》1927年4月29日 第二版。■为原文如此。） 这位来急电谓“前方既宣明讨赤，后方捕获赤化要犯，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的某将领是谁，他竟能促成张作霖决定将李大钊等二十名处以绞死罪，至今还没能最后定论。 三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悍然杀害了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面对刑场，面对绞刑架，李大钊拖着被酷刑折磨的身体，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和让人永远难忘的坚定的笑容，从容昂然地第一个走上绞刑台。 当时的《世界日报》这样记述：“由警厅调集刑车(即火车式之本栏，二马所拖之车)五辆。将▓等装入车内，每车有押车警士二人，前后并有保安队一大队，手枪队一队，及卫戍团等甚多，二时，由警厅出发，直赴司法部后之地方厅看守所刑场，沿途观者极众，二时四十分至场，场中树有绞杆数挺，即由保安队等护场，因杆少人多，故分批执行，第一批为李大钊路友于等，因绞刑极费手续，故至下午四时十分，始执行完毕，分别棺殓。警厅于事前已备就棺木二十具，闻每具价值约在六十元下上，棺殓前，先由警厅派人将尸体一一照相，再行入殓。于昨日下午八时俱抬送长春时，闻所有照片罪状等，均将于今日同时公布……”（1927年4月29日 第二版。■为原文如此。） 对李大钊牺牲的情景记述较为详细的，还有署名“王郎自京师寄”的通讯：《处决李大钊等琐闻》。全文照录如下： “共产党李大钊等二十人，已于四月廿八日午后二时在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执行绞决。闻未经军法会审开庭以前，连日审判长何丰林、审判官颜文海等，均已在警厅提讯重要共产党人数次，李大钊直供由孙中山西山会议以后，北方一切共产党员，即已完全归其统辖。彼谓孙中山对于学说，向主若无背叛国民党行为，率许自由研究，以是吾得养成今日之势。馀除报告一切工作外，对于北方有若何阴谋，则始终似未陈说也。 李有女二，亦被捕。提讯时，某审判员谓：“汝亦知共党为违法乎。”女答：“吾只知读书，不知何谓共党。”某员谓：“曷询若父。”女答：“父之所行，不能使其女强同，吾课程俱在，听召等考试各科之成绩何如？”某员曰：“汝言殊狡狯。”乃命姑退。又画供时，李大钊举笔先押，最后余二人，尚犹豫未肯决。某员曰：“二十人已画具十八，汝二人岂容独逃。否则亦将以弹丸饷汝等也。”乃画。 军法会审于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厅南院总监大客厅上正式开庭，至一时十分始毕，宣告死刑判决。事先秘不可知，故由警厅抵看守所时，女党员张挹兰，所乘为第四辆汽车，张系剪发，下车时身段极活泼，首左右顾，发随之动，面色自然。盖犹未知死神已临其头上也。殆兵警拥入所内，始就缚。当时某犯大呼曰：“我们受审判来，需此何为者。”此地何地，似尚未知。时兵警都未答，惟嘱其勿声。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刑台。李见此，知已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余人见此情形，尽失色，都知无望，乃顿足长嚎，为时计三钟许，始一一处刑完毕，随其首领，以“共”于黄泉中去矣。” （《北洋画报》1927年5月7日第2版） 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以《北京各同志被害详情》为题，也详细报道了李大钊等烈士就义的经过： “北京四月三十日快函云：前日方传所谓军法会审，尚未正式开庭，而昨二十八日下午李大钊先生及其他十九同志，已被万恶军阀惨绞毙命矣！据云前晚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记者按：此讯甚确），二十九日北京晨报详载其事，惟改‘蒋介石’三字为‘南方某要人’，故张作霖即决定于二十八日，先将李大钊等处刑，其余再陆续办理。二十八日早十时地方检察厅即下令传执刑吏（在宣外火道口居住）即刻到看守所应差，厅内外即知有行刑之事，惟尚不知究为何种犯人。正午十二时有警察厅司法处科长吴锡武、科员金某乘汽车直至法部后身看守所，嘱所长严重戒备，凡所内外不许出入，并命荷枪之法警四名，把守厅门，不许外人接近，旋有宪兵乘汽车至，在所内等候，形势益为紧张。同时所谓军法会审在警察厅南院，中（总）监大客厅正式开庭，召预定宣告死刑之二十人至庭，审问姓名年龄籍贯及在党职务毕，宣告死刑，至十二时十分始毕，十二时三十分即由警厅用汽车六辆，分载各党人赴看守所，第一次抵看守所者，时为十二时五十分。第一辆汽车（号牌1200）内为李大钊先生等三人，两旁列宪兵警戒，第二辆汽车（号牌512）为路友于同志等四人，第三辆汽车（号牌536）为谭祖尧同志等三人，第四辆汽车为张挹兰、邓文辉两同志，第五辆汽车为范鸿劼同志等三人，第六辆为方伯务同志等四人，各人均未带刑具，亦未捆绑，下车后即由兵警拥入所内。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李先生等被拥入所后，即由执刑吏及兵警送往绞台。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十八分始绝命，计自二时至五时始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先生。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义。又张挹兰同志下车时，面现喜色，摇首挺身而入。某同志临刑时，从容微笑云：‘这样就死了吗？’其余皆从容就义，毫无恐惧之色。被害后，警察厅早为预备二十具棺木，有价值六七十元者，有价值四五十元，由狱吏用木板将尸身抬出，在看守所边门前殡殓，至晚九时方毕事，所有棺木均暂停下斜街长椿寺，待由家属领取。李先生及各同志被害后，另有十人被判处徒刑（编者按：其姓名已志本报，兹从略）。李先生死后，北京各报一致表示哀悼，日帝国主义机关报《顺天时报》亦称颂李为‘青年思想家实际运动之先驱’云。” （《民国日报》1927年5月12日） 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李大钊战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以壮烈的牺牲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瘁力以成之”。正如陈毅同志在纪念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时所赋诗：“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８日） 今天，我们学习他的事迹，研读他的著作，缅怀他的功绩，纪念他的就义，就是要弘扬起李大钊精神，像他那样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像他那样忠诚于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无畏、奉献一生；像他那样培养共产主义者的完美的人格，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