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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自耶律阿保机916年建国，至1125年天祚帝被俘辽朝灭亡，计统治北中国219年，其统治区面积相当于两个北宋。辽政权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多民族国家，除契丹族外，还有汉族、沙陀、室韦、奚、党项、渤海、回鹘、女真等民族。其中的汉族，人口众多，在推动辽朝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辽朝统治区的汉人 汉人进入契丹活动区，早在契丹建国前就开始了。从《辽史》看，耶律阿保机在任夷离堇专事征讨时，掳掠的人口除周边的各民族外，也包括大量的汉人。当七部大人逼其按传统交出旗鼓，解除其兵权时，耶律阿保机就说：“我为王九年，得汉人多，请帅种落居古汉城，与汉人守之，自为一部。”(《叶隆礼·契丹国志》)可见那时，契丹统治区已有相当数量俘获的汉人。仅公元902年，他率四十万大军袭击河东代北，攻陷九郡之地，就俘获汉人九万五千口。而耶律阿保机称帝的神册元年(916年)至天赞二年(923年)的七年间，就先后四次进入中原掳掠。曾先后攻击和攻占朔州(山西朔县)、儒州(北京延庆)、幽州(今北京市)、望都(河北望都)、满城(河北满城)、遂水(河北徐水)、潞县(北京通州)等州县，并将俘获的居民北迁至契丹领地。阿保机不仅新设州县安置汉人，且以原汉人所居州县命名。如把檀州俘获的汉人安置在今辽宁康平东南建檀州，把从蓟州(蓟县)、三河县俘获的汉人安置在沈阳一带建立三河县，把从幽州密云俘获的汉人安置在辽宁康平建密云县等等。辽太祖以后之诸帝(末帝天祚除外)均或多或少地进行了对汉地的侵掠。总之，辽朝统治区的汉人是逐渐增多的。据统计，辽太祖在位期间建汉城十九座，辽太宗建八座，辽世宗建二座，辽圣宗建十四座，辽兴宗建三座(此外还有四座尚待考证修建时间)(苗泼《论辽代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1004年“澶渊之盟”后，燕云十六州并入辽朝，使辽朝统治区的汉人激增到了顶峰。据载，建置于今河北平泉县境内的泽州(州治在会州城)就是辽太祖先“俘蔚州民立寨居之”，后辽圣宗于开泰年间设置的。今平泉县东北角所属的榆州(州治在凌源市十八里堡)为辽太宗俘镇州民所置。位于隆化县的北安州则是辽兴宗以汉户设置的(州治所在土城子)。刘敞宋至和二年(1055年)出使契丹，在今平泉县境的富谷馆(蒙合乌苏乡高家沟)就见到了一位叫臧用的老人，臧用“自云本京师兵士，咸平中没番五十年矣”。辽太宗入后晋大肆掠掳人口，造成了中原地区社会的极大动荡。中原民间流传的《寄夫诗》：“垂杨传语契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就是这一时期宋朝人妻离子散的真实写照。 二、辽王朝中的汉官 辽王朝汉官参政，自太祖建国就开始了。耶律阿保机对中原俘获来的汉人，除加以安置外，对有才能的人士，不拘一格加以利用。主要表现有：在汉官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的帮助下，对国家采取汉唐制度进行管理。为了使汉人尽可能地保留汉族的生产生活习俗，韩延徽等人建议太祖：“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芜荒田”(《辽史·太祖纪》)。太祖欣然采纳。并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十月下诏在龙眉宫的基础上营建皇都，任命康默记为“版筑使”，韩延徽参助，贾去谊监工，且各类建筑工匠多是从燕蓟一带调集来的，仅三个月就完成了皇城城郭的建设。其中的韩延徽在辽功勋更是卓著，但其却不辞而别，回中原探母，继而返回辽朝供职，可谓是忠孝两全的楷模。在辽中京建设中，葬于今平泉县境内的汉官王说，“加授户部使，掌户籍，辖民夫”，“营筑劳神，板图任重”(《王说墓志》)。 随着辽朝“因俗而治”，即“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制度的完善，以及专为汉人设置的科考制度的实施，汉人在辽朝为官，特别是专司汉人事务的南枢密院的人越来越多，而担任刺史、县令的更是数不胜数。 这里比较突出的是韩知古家族，辅佐辽朝始终，可以说是同辽朝同兴衰、共荣辱的家族。仅《辽史》中涉及的官吏就达十六人。而据近些年来在上京地区发掘的韩匡嗣夫妇等诸人的墓葬、墓志，涉及的韩氏官员更达七代，八十余人。而韩匡嗣的九个儿子中，除一个早亡外，其余八人尽为高官，尤以四子韩德让为最，先后辅佐景宗、圣宗两朝，于统和十二年(995年)任北府宰相，后又拜大丞相，总管南、北二枢密院事，总揽辽军政大权。特别是在协助承天太后(历史上人们常说的萧太后)整顿吏治，巩固政权，南击北宋等作出了突出业绩，促使辽宋达成了“澶渊之盟”。与承天太后的关系更是到了出则同车，寝则同室的程度，辽圣宗也尊重有加，“以父事之”。史学界现普遍认为萧太后后来是嫁给了韩德让。由于韩氏家族与辽朝皇族的非常关系，中后期已在相当程度上契丹化了。统和二十二年(1047年)，韩德让即被赐姓耶律，名德昌，正式改变了奴隶身份。并赐其建设了文忠王府，其待遇仅次于皇帝、皇后，位于诸王之上。韩德让的子侄辈耶律遂忠(耶律元佐)等九人也均以耶律为姓。至此期间，韩氏家族与耶律、萧姓通婚也已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更有甚者，因韩德让无子，圣宗竟以皇侄周王耶律宗业为其继子。宗业死后，又以其同母弟宗范继之。韩德让死后，则按照承天太后的规格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汉官在辽朝作出政绩的比比皆是。韩德让等武将自不待言，单说文官，在“澶渊”宋辽谈判中，辽朝代表就是北宋降将王继忠。在辽朝向北宋索要南关十县地的过程中，汉官刘六符不仅三次使宋，而且文本皆出于其手。使宋纳岁币增至五十万两(匹)。因其功高升任枢密使、礼部侍郎，后子孙为节度、观察者数十人。还有体恤民情、为民所请的松山县令马人望，善于审结冤狱的辽南院枢密副史、中京(宁城)人窦景庸等皆是辽朝著名的官吏。而在宋辽友好往来的百余年间，宋辽双方互派使臣1600余人，而辽朝使团几乎每次都有汉官作聘使或副使。 正如《契丹国志·列传十六》所论：“契丹之兴，当朝柄国，率其种人，名曰番汉杂用”，道出了辽朝政权的“番汉”结合的用人机制。 三、汉人的加入，推动了契丹统治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首先，汉人的加入，促进了辽朝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汉官的建议，汉人的参与，辽朝先后建设了五京等重要城市，以及以汉人为主体的州县。这些汉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其先进的生产技术，不仅丰富了契丹社会的劳动产品，而且推动了契丹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从事畜牧业以外的生产活动。至辽道宗时，“各地积粟达二、三十万石”(《东北亚历史与文化》)。辽朝生产的马具，号称“天下第一”，其造船、造车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位于今平泉县境的铁浆馆、富欲馆，就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基地。 第二，汉人的加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等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由于五京及城镇的建设，在草原上形成了许多插花田，使许多契丹人逐步转向定居或半定居。在饮食上由“茹毛饮血”，以肉乳为主的游牧生活，逐渐增加了米、面、水果等食品，许多契丹人也习惯了饮茶，从而丰富了饮食结构，提高了身体健康水平，在辽中京(内蒙古宁城县)还出土了辽代植毛牙刷，说明契丹人已经注意口腔卫生了。 第三，在国家制度方面，汉制影响日深。耶律阿保机在建国初期，就按汉唐制度，建设各级国家政权。由太祖首创、太宗朝逐步完善的“因俗而治”制度，在南院基本上照搬中原的制度体系，即“三省六部制”。而到中后期，南北二院甚至出现了合而为一的趋势。其建立的都城基本上是按汉制营造法式建造的。特别是辽中京，更是按北宋汴京的规制建设的。而在北方草原建立皇都，在历史上辽朝是首创。 第四，汉人对契丹的文化影响甚广。辽朝社会在礼制、儒学教育、文字、书法、史学、文学、建筑、制陶、乐舞诸方面的成就，无不受到汉人汉制的影响。如耶律阿保机建国初期，就以儒术为尊。其组织创立的契丹大字也是仿汉字“以隶书之半增损之”(《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制定的。而佛教由汉人传入辽朝后，更是在官僚与平民中普遍传播开来，寺院、佛塔遍布辽境。其中，大同上、下华严寺，山西应县木塔，天津蓟县独乐寺、辽宁义县奉国寺至今保存完好，辽中京大塔，辽宁朝阳南塔、北塔也巍然挺立。据统计，全国现存辽塔仍有62座(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另外，辽朝的制陶技术也是中原传入的，而且水平也相当先进，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鸡冠壶是其典型器物，将传统马上携带的皮囊向前推进了一步。辽瓷中的辽三彩可与唐三彩媲美。如河北平泉、内蒙古宁城等地出土的三彩长盘、三彩猫、三彩埙等。辽朝皇帝和贵族更为崇尚汉文化。东丹王耶律倍就喜爱读书，善作文章，还“善画本土人物”(《辽史·义宗倍传》)。辽圣宗则“幼喜书翰，十岁能诗”(《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契丹妇女不仅飞骑逐猎，同于男人，且不乏善长文学者。秦晋国妃、道宗皇后萧观音、天祚帝文妃萧瑟瑟、耶律常哥都是杰出的女文学家，均有遗作存世。 总之，大量的汉人进入与并入辽朝，不仅改变了其统治区的人口结构，而且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丰富了辽境的经济生活，推动了契丹及其他民族的汉化与融合过程，促使其生产关系不断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为未来蒙古族统一中国创造了必要条件。 (作者王恩山系平泉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王秀敏系平泉县文化旅游局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