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孤竹与“神岳”碣石
来源：未知 时间：2008-01-05 20:36:00
如今，人们一提起古孤竹国就想到与昌黎紧邻的卢龙，这主要是因为卢龙一带某地曾为孤竹国都城的所在地。其实，昌黎与卢龙一样，在商朝和周朝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曾同古孤竹国发生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昌黎是祖国北方历史比较悠久的地方之一，人类的祖先早在原始社会就劳动、生息在这方有着山风海韵的古老土地上了。考古发现表明，昌黎地面至少在上万年前就成了人类先祖赖以生存的栖息之地；人类祖先在这里进行原始的采摘和渔猎等活动的历史，甚至可追溯到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今昌黎之地，陶唐时属冀州，虞属营州；夏省营州，此地属冀州……”民国二十二年（1932年）版《昌黎县志》在《昌黎沿革表》中，是这样记述自陶唐，即唐尧以降的今昌黎之地的远古历史的。“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书·五子之歌》）尧、舜、禹时代，毕竟留下的仅是遥远的传说，很难说那时的昌黎之地是什么样子了，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殷商奴隶制王朝诞生之后，在渤海沿岸的冀东、辽西地区出现了第一个方国──孤竹国，昌黎地面当时就在孤竹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却完全可以确定无疑。
孤竹，亦写作“觚竹”。据传，孤竹国君姓墨胎氏（在文献中或作“墨夷氏”、“目夷氏”），为建立商王朝的商部落始祖契的子孙后代；据此，一些史家推测，孤竹国建立于商朝开创之时，为商王朝的同姓诸侯国。从契到灭夏桀、建立商王朝的汤，共传14代；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随着商部落的不断扩大，孤竹国所在地当早在其势力范围之内。
孤竹国在商朝时的管辖范围，从出土文物看，地域较大，其地望至少包括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地区，即在考古学上的夏家店文化（以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区夏家店一带发现的上下两层不同的古代文化命名）的分布地带之内，其中自然也包括今日的昌黎县境。《尔雅·释地》曾把“孤竹”谓为“四荒”之一，从中可知孤竹国曾辖有北方渤海沿岸的广阔地域。但到周朝时，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周朝的建立，孤竹国的同姓诸侯国地位化为乌有，已很难再管辖一个较大的区域了。到这时，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北方的统治，在紧邻孤竹国的今北京市及其邻近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同姓诸侯国──燕国；不仅如此，生活在辽西、冀东山地的土著民族也渐次摆脱孤竹国的管辖，出现了一个较大的戎族部落——山戎；孤竹国的西部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分化现象，建立了“令支”等国。到东周时，孤竹国的势力变得相当微弱，辖境被挤得大约仅剩有今秦皇岛市辖境这样一个不算太大的地区，仅比在今迁安市一带的令支国略大，并与令支国一起成了山戎的与国。到公元前7世纪，孤竹国与山戎、令支结盟，并在山戎的策动下经常侵扰燕国，结果于公元前663年被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应燕庄公之求，率领齐国大军北伐山戎时顺便消灭。
其实，孤竹国的都邑并非一开始就设在今昌黎比邻的卢龙一带，前期、中期很可能设在辽西或其他地区。20世纪70年代，kao古工作者在辽宁省朝阳市西南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南一个土丘上发现了12件商朝时期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涡纹铜罍上面刻有“父丁孤竹微亚”字样的铭文，疑为孤竹国君“微亚”为其父“丁”所制，表明孤竹国都邑很可能曾经设在那一带。孤竹国的都邑迁徙至卢龙、昌黎一带，可能是商朝晚期，甚至是西周建立以后的事。还有，那时的孤竹国子民主要是生活在北方的土著民族，特别是在山地，多为以游牧为业的古代土著民族，只有国君及少数辅助国君的人来自中原，华夏化的程度较高。这种特点在孤竹国的前期最为明显，到孤竹国的晚期可能有了较大变化。出土文物显示，到商代晚期，孤竹国的文化已经相当发达。1974年在昌黎县城西偏北31.5公里处的阚各庄村（距昌黎县界较近，原属昌黎，今属卢龙）的滦河沿岸阶地，发现了一处商代晚期文化遗址，出土了铜簋、铜鼎、弓形器（车饰）等青铜器和金臂镯，以及一些陶器、骨角器、石器等文物。在试掘时，还发现了灰坑、灶坑、墓葬等遗址，采集到比较完整的陶罐和陶鬲，及一些鬲、甗、罐、甑的残陶片，并出土有陶纺轮、陶拍和网坠等。出土的石器多为生产工具，如网坠、研磨器、石球等；骨角器包括骨锥、角锥、骨镞等。遗址采集和出土的遗物虽不算多，但从陶器形制和纹饰风格看，都带有明显距今4000年前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特征，特别是出土的金腕饰（即金臂镯），更显然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特点。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想像三四千年以前栖息在昌黎这块土地上的先民们的生活景象了，但有一点不可忘记，昌黎的先民曾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孤竹国的子民。
昌黎地界在远古时就比较引人注目，并非因曾在“四荒”之一的古孤竹国都城附近，主要是因境内拥有占据比较独特的地理位置，并有着奇特的形貌的碣石山。
位于昌黎城北的碣石山，形成于中生代燕山造山运动，为燕山山脉伸向东南海边的余脉，南北长近24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跨越今昌黎县和卢龙县、抚宁县境界；其山石主要为花岗岩，占地面积约320平方公里，为秦皇岛市西部偏南临海地区的主要山地。
碣石山由近百座巅连起伏的峰峦组成，在数十里范围之内，岭岭相携，峰峰偎依，显得颇有气势。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台”，俗称“娘娘顶”，位于昌黎县城北偏西5公里处，海拔695.1米，为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其顶尖为两座南北并立的峰峦，远望似一凌空拔起的柱石，碣石山因此而得名。基于此，碣石山也为主峰仙台顶的专称。
碣石山大体由3道东西横列的奇峰险隘组成。与仙台顶巅连的锯齿崖（又名“翠屏山”，居其西）、五峰山（分东、西五峰山，居其东）等山峰海拔均在500米以上，为昌黎县城的一道异常险峻的天然屏障。另外两道也大体为呈屏障形的峰群，中为老绝顶（海拔590.7米，位于昌黎县城西北偏北9公里）和跑马岭、老墩台、冠座顶（海拔502米，在卢龙县境）等山峰组成；北为免儿山（海拔571米，在抚宁县境）、东城子（又名城山、双石顶，海拔489.4米，在卢龙县境）等山峰组成。兔儿山与黑峰山（海拔238米，在抚宁县境）之间的峡谷，系古代有名的“碣石道”，现为北京至秦皇岛的京秦铁路和北京至哈尔滨的102国道的通行之地。
“碣石”之本义，当指可作标之石，且应呈圆柱形。“碣”字本从木，通在商周时用以作标帜用的楬櫫之“楬”，后取“楬”之义专指作标之石，进而指可作明显地理标志的似楬之山；为此，东汉许慎在著《说文》时，明确释“碣石”为“特立之石”，并云“东海有碣石山”。
碣石山之所以在远古时就很出名，主要是因它长期在北方沿海地区起到了一个醒目的地理坐标作用。
“碣石”之名，始见于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山海经》在北山经中，明确记有“碣石之山”，并云“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比较起来，成书略晚于《山海经》的《尚书·禹贡》，对“碣石之山”的地理位置及其坐标作用记述得比较清楚。《禹贡》在记相传的夏朝冀州入贡之道时云：“……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其意是说，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以鸟为图腾的少数部族（据《史记·夏本纪》“岛夷”当为“鸟夷”之误）在以兽皮作贡品朝献时，乘舟遵海入河，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行经与渤海交界的海面时，以望海畔似“楬”的特出的大山──碣石山为标，向西转航与渤海北岸之下，直驶古黄河口（在今天津市一带）。《禹贡》又在记“导山”时云：“导岍及岐……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这段记载表明，碣石山在远古时不仅是渤海北岸的重要航标，而且为与从“岍”（岍山，陕西省西南部陇山山脉的支脉）、“岐”（岐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东北）等山峰连接而来的“太行”、“恒山”等远古时有名的大山脉络相连、形势相应的显要山峰，系中国北方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标志。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如《史记·天官书》在谈山川走向时云：“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不仅如此，古代的碣石山由于既接“太行”、“恒山”，又与渤海（《史记》记为“勃”）紧连，地理位置异常显赫，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几乎成了北方的一个地域甚至北方边远地区的代称。如在《战国策·燕策》中，就有燕国“南有碣石、雁门之饶”之言；《史记·货殖列传》，亦有“龙门、碣石，北多马、牛、旃裘、筋角”之语。很显然，“碣石”在很早的历史年代就不仅仅是一个山名了。
在远古时，昌黎一带曾被视为冀州碣石之地，“冀州碣石”当为这一地区最古老的称呼。
正因碣石山在远古时就以其似“楬”的山貌和特有的地理位置，在北方沿海地区发挥了独特的地理坐标和航海标识作用，从而使它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成为渤海北岸最著名的山峰，也与中国的古代神秘文化发生了极其密切的联系，以至成了令无数古人神驰遐往的“神岳”。
“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嶈嶈。”这是《汉书》的编撰者，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其名著《西都赋》中吟的一句诗；唐朝开元年间领衔注释南朝梁国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的著名大臣吕延济，在作注时明确指出：“神岳，即碣石也。”
碣石山成为蜚声远扬的“神岳”，大约是在战国的中后期。当时，碣石山一带在齐桓公伐孤竹之后，由产生了伯夷、叔齐等先贤的孤竹国领地变为燕国的辖境。进而，与浩瀚神秘的大海紧紧连在一起的碣石山，被赋予更加浓厚的神奇色彩，成为燕国祭祀的“望”。燕昭王筑黄金台大举求贤，请到创“五德始终” 说的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阴阳家驺衍之后，特为其修筑了一座宫馆，并将这座宫馆命名为“碣石宫”。 驺衍寄居的碣石宫，当与黄金台一样建在燕国的都城，即在今北京市大兴县境；而燕昭王筑宫设馆，以“碣石”之名命之，可见当时远在燕国都城以东五六百华里的沿海名山——碣石山，已经成为燕国君王的祭祀神灵之地，整个山峰连同附近的海域均被罩上了一层神秘怪异的色彩。此外，驺衍主要信奉和推崇的是阴阳五行说，燕昭王以“碣石”命名其所客居和传授学说的宫馆，也表明当时的碣石山及其邻近地区已与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发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搞神秘文化和信奉神秘文化的人仰重的圣地。
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多，驺衍堪称是集大成者，其“五德始终”说在各诸侯国影响很大；此外，在战国时“神仙”说也风行一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与长生不死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历史上，长生不死的观念可谓由来以久，几乎伴生于中国悠远的文明史，这从《山海经》有着各种各样的长寿国或不死国的传奇性描述中就可看出。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长生不死的观念被发展成修炼成仙的思想，出现了不少笃信“神仙”说的方士。在这些方士的推波助澜之下，“神仙”思想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进入战国时期，当南方的道家学派仍在演说“长生久视”之大义，描述真人、至人、神人的奇异本领时，北方的一些方士已经开始尝试将“神仙”观念付诸“实践”，为了变成“神仙”想方设法上山下海，到处寻找长生不死之药，并利用所临近的大海的缥缈无垠和海中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景观，创造了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等传说。当时，拥有颇具神奇色彩的碣石山和宽阔海域的燕国，成了方士们最活跃的地区，相传或自称成仙的人接连在这里出现。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燕国人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等相继修道成仙；到了战国后期，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士》一书中的话说，“仙人”几乎成了“燕国的特产”。后来，这一风尚传到了齐国，使燕、齐两国沿海地区几乎到处都有方士活动，各种各样的传说不断产生。宋毋忌等“仙人”被传得神乎其神，传说他们成“仙”以后，可以不要身体，可以把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得到了无限大的自由。最早的“仙人”史料留下来的很少，从燕国当时的情况看，这些“仙人”发迹的地区，当在或曰只能在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燕国的方士“塑造”所谓的“仙人”，主要是靠大海的神秘色彩，而出海必须在海岸有居地，此居地当在有神秘色彩的山峰之上或之前，否则就很难营造一种扑朔迷离的神秘文化氛围。山海结合，隐于山，漂于海，才有虚无缥缈的文章可做，显得神乎其神。在燕国的沿海地区，山与海结合的最得天独厚之地就是如今的昌黎及其邻近地区的滨海地带。巍峨挺拔、山形奇特，特出于渤海北岸，连接太行、恒山等大山，其主峰顶尖呈椭圆形，突起于如屏似障的群峰正中，遥望似天桥柱石，被远古的航海人视为循海入河的独树一帜的地物导航标志的碣石山，以及其附近的北戴河、秦皇岛等沿海半岛或岛屿，无疑是方士们耍神弄鬼、呼天唤地，故弄玄虚、欺骗视听的最佳选择之地。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等所谓“仙人”的踪迹已不见记载，而羡门子高，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张敦仁在撰《通鉴刊本识误》时，明确注其“居碣石山上”。据此可知，当时“燕国的特产”——“仙人”主要出自碣石山及其邻近的沿海一带。
正因“仙人”成了燕国的“特产”，燕昭王变成了“神仙”说的狂热信徒，以地利之便，屡次派人到山上和海中去寻宋毋忌、正伯侨等“仙人”；但“仙人”似乎来无影去无踪，屡寻屡无结果，一些方士只好制造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来搪塞，这反倒使那些“仙人”更加神乎其神了。时至秦朝建立之际，燕、齐两国的方士已不可胜数，这些方士呼风唤雨，装神弄鬼，创造了一整套“神仙”说，把渤海沿岸有山有石的地方几乎都神化了。在战国后期，齐国的方士欲与燕国的方士一比高低，活动能量比燕国方士有过之而不及，在秦王朝诞生之际，在山东半岛闹得不亦乐乎，并由渤海闹到了黄海；又加上燕昭王和齐威王、齐宣王等燕、齐两国的君王均梦想长生不老，在碣石山及其邻近海域和山东半岛的之罘等地搞了不少祭神和求仙的相应建筑，从而使这些地方在秦、汉时成了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搞求仙活动的大本营。
（作者系昌黎县文联原主席，现为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员，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