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泉境内自明朝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为宁王朱权的封地，“靖难之役”后，由于乌梁海部参与靖难有功，按照当初的约定，朱棣将大宁卫割给乌梁海为借兵之酬。从此，乌梁海进入今内蒙古南部的西辽河地域，平泉境内成为了蒙古人的游牧地。清朝初年，这里仍然属于喀喇沁部传统的游牧区，当时平泉的自然生态环境，我们可以从康熙皇帝两次北巡的踪迹中得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康熙十六年(1677年)九月初十(阴历)，从北京出发，到遵化祭拜皇陵，十四日从喜峰口出塞，过宽城，十七日过达希喀布齐儿口(今平泉县境内的大吉口)，一直向北行进，到今内蒙古宁城的甸子乡黑城一带原路返回。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月二十日，康熙皇帝行幸遵化温泉，四月七日出喜峰口，九日过达希喀布齐儿口。康熙皇帝横贯平泉县南北，第一次在县境内逗留七天，第二次九天。两次所走的路线几乎相同，只是第二次比第一次稍远。
       
    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曾两次扈从康熙出巡塞外，曾于途中填词十余首，在第一次北巡途中，作者眼中的达希喀布齐尔口是“榛荆满眼山城路。”沿途所见“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尽管诗词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比较隐喻，需要人们展开想像，但我们还是能从一些自然风光的描写中感受当时的一丝丝气氛，当然了，这些描写还是过于简略些。所幸的事，当时任文学侍讲的高士奇扈扶康熙
皇帝第一次北巡时，将沿途见闻详细记载，写成《松亭行记》，从中我们可以更加详尽地了解他们的行踪，从而对当时平泉的自然生态环境有个感性了解。
       康熙皇帝第二次北巡，从达希喀布齐尔口稍向西北，就到达了狩猎地明安沟(即今天平泉县围场沟)。康熙二十年四月“癸巳(初十)，喀喇沁部以骑兵三千前驱列围，分左右翼，持两白旗；连冈截野，驰二三十里或三四十里，遇有平旷之地，围乃渐合。”行围的场面相当壮观。“甲午(十一日)，上于围中射虎，应弦而毙。"“已未(下二日)上行围山中。”“丁西(十四日)是日围中，上又亲射一虎。”“己亥(十六日)平明，巡视者来报，夜来虎至营中，伤一骊马，拖至前山林木下，食未半，其虎尚在山间。上率侍卫待射殪之，其大如牯牛。”康熙皇帝自进入蒙古领地，从明安沟开始，就一路打猎，数日里亲射三虎。其身法之骁勇，体魄之强健令人叹服。四月二十四日，康熙皇帝返回达希喀布齐尔口，对其中都统巴扎儿等十七人“因前往相度地势，酌设围场，具有勤劳，故加赏之。”(《康熙起届注》)这是一次愉快的旅程，优越的狩猎场所令康熙皇帝终牛难忘，以后又多次来到明安沟行罔。今天的围场沟的名字应该与康熙皇帝的狩猎紧密相关的。

 进入达希喀布齐尔口就进入了喀喇沁牧地，这里有着于中原内地完全不同的自然风光和生活风俗。作为出生在江南水乡的高士奇自然感到新奇。“时见蒙古居人在山澳向阳处，富者支毳幕，内设床幔，以妆锦为之；贫者幕上唯覆以苇，花布为幔。幕外多树，乱木为栅，外圈牛马，虞有虎害。”对于当地荒于耕田，作者则显得惊奇，“土极肥沃，居者懒于耕耨，仪种稗稷，不设沟塍。播种之后，听其自生。”当行进到巴尔汗(今宁城八里罕)时，作者写道：“是日山间鹿獐极多，雉方卵于草间——所进者数千枚。”在途中曾见“长松千余株，历落偃仰，各俱异态，数百年物也。"
       
       从《松亭行记》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清初的平泉为蒙古喀喇沁部牧地，当时的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有着迥异的差别。牧民们过着逐水草而居，毡房野炊的生活，放牧和狩猎成了他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基本不从事农田耕作；(二)、当时的平泉水草丰盛，野兽出没，是理想的狩猎场所；(三)、人烟稀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甚小。据史料记载，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后金对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进行了统计编审，由此形成了蒙古八旗。其中喀喇沁右旗(当时平泉归喀喇沁右旗)有壮丁5286人，命古鲁思辖布为扎萨克。无怪乎高士奇见到的“两山断处谓之一沟，每沟所住蒙古不过三两家”。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当乾隆皇帝踏上平泉这块土地时，这里的一切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在乾隆皇帝眼前的竟然是“井庐相望，禾黍盈畴与内地无异矣。”乾隆不由得发出“昔原蒙古游牧地，今作齐民耕凿场。”的感叹。百年之间，就完成了由游牧到农耕的转变，其间的变化可谓巨大。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巨变，这要从清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说起。
    （一）、借地养民。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清政府为了维持戊边兵丁所需的庞大给养，不得不放宽边禁，允许蒙古牧区招纳收留流民，批准一些旗拿出一些土地雇民耕种。借地养民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内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蒙古王公贵族通过租赁土地从中获利，因而也积极响应。在鄂尔多斯、归化、土默特、察哈尔、热河、昭乌达盟、科尔沁这些靠近汉人居住的蒙古牧区，出现了不少农庄和半农半牧区。康熙年间，卓索图盟呈请清政府允许招收关内农民前往耕种，实行“汉佃招垦”。自此直隶、山东、山西农民大批涌入，春来秋往，岁以为常。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山东等地遭灾歉收，理藩院命昭(乌达)、卓(索图)等盟蒙古王公实行“借地养民”，随着汉人的大量涌入，雍正七年(1729
年)，清政府在平泉境内设立八沟厅，管理汉民事务。史料载，乾隆十三年(1748
年)，仅喀喇沁中旗(康熙四十四年立，今平泉县属之)当年招垦汉民就达到42924人。实行积极的招垦政策，使部分汉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成为了自耕农，据《钦定热河志》载，平泉州有民地四百三十六顷九十三亩。
    (二)旗地的形成。清军于顺治元年(1644年)入京，当年就颁布了圈地令，用以安置满清诸王、勋臣、兵丁。起初圈地主要集中在京城四周的直隶地区，随着京城附近土地的大量被圈占及汉民的反抗，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手谕户部：  “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至于旗人无地亦难资生，应否将古北口等边外空地，拨给耕地。”第二年，户部遵谕议：“今以……冷口外地拨与镶黄、正蓝旗。……诏从所请。”这一年二月，有十二家战功卓著者迁居喜峰口外，建立皇(王)庄，每庄由十名八旗壮丁(后增为十三名)经营，委一人为庄头。建庄时，朝廷拨给耕畜、建房费用和生活用品。庄地由内务府管辖，每年上缴一定的皇粮或者银两。平泉境内共有大小庄头四十七处，其中交纳皇粮的四十一处，交纳银两的一处，交纳脂粉钱的一处。在庄头中，地位高，名望大的有金、郭、胡、姚、计、林、张等姓，民间有“七郭、八姚、九胡、十三计”之说。整个平泉州共有旗地三干四百三十四顷三十五亩《钦定热河志》。
    随着汉人的大量涌入和满人皇(王)庄的建立，大量牧地被开垦为农田，先是河川两岸开阔地段，后来延及荒坡山冈，牧地越来越少，当地的牧民也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牧地，于是也纷纷加入到农耕的队伍中，世代相传、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就这样被后来兴起的农耕生活代替了。到了乾隆年间，平泉已经是粮食的主产区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平泉州常平仓、广裕仓储粮101178石，也就有了“热河八沟素产米谷，内地商贩，前赴采买者多”(《口外三厅记》)的繁荣景象。
    
    （作者系平泉县人大常委会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