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1978——2008）
任何人都不能脱离时代，更不能超越时代，但却可以而且应当紧紧抓住时代脉搏，展现自己的能力，为时代服务。如此，才可能取得或大或小的成绩。是改革开放成就了我。任何人的成就都是在为社会、为地方发展服务过程中取得的。社会需要永远是学者展现自身才智的园地和舞台。是唐山成就了我。改革开放，我命运的托付，唐山，我生命的息壤，我感激这三十年，感激时代，感激唐山。作此文，以表达我心中的感激。
——引言
走出矿山
上世纪70年代整整十年，我在开滦马家沟煤矿“打杂儿”，被无端地消耗着生命。1978年新时期开始，国家百废待兴，我的命运也酝酿着重大转折。河北矿冶学院（现今河北理工大学）决定将我调入。某日夜，小院漫步，曾赋诗以志心境。小序道：“又将重返讲坛，虽华发早生，然壮心不已！”诗云：“人生有涯思无涯，岂堪流水逐年华。星汉灿灿随步舞，雄鸡三唱呼飞霞。”1980年1月24日到学校报到。在返回马家沟路上购书一册以纪念这个日子，在扉页写道“但愿这一次，能尽我所学，终我之生。往者己矣，来日无多，振衣而起，此其时也！”如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算起，15年（32岁到47岁）黄金般岁月虚掷，这时已经是年近半百、两鬓花白的人了。
行走在饥渴的田野上
进入学校后，我担任《政治经济学》课程，关注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1981年6月我与同事陈宗耀和张树林一起，到石家庄和保定地区调查了解农村责任制推行情况。后撰写的《农村经济的深刻变革——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调查报告》，对这场已呈席卷全国之势的农村改革给予积极而肯定地评价。
当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农委直接支持与领导下，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成员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为主体。该组对于农村改革的调查材料直接提供给党中央决策参考。他们看到了我们的调查报告，一天，邀我去设在北京大学招待所的办公室了解情况。午饭前，负责人对我说：有一个关于四川柑橘丰收却因运输阻遏而面临大量腐烂困境，要求中央迅速采取措施给予解诀的文件，要在晚10点前上报胡耀邦总书记，希望你能在晚饭前将8000多字原稿压缩到1500字以内，保留重要数据并讲清楚事情原委。我按照要求准时完成，负责人阅后表示满意，即拿去打印送出。我由此而加入该组。该组负责人之一、著名农村问题专家杨勋事后说：王子平是“考进发展组”的！当年8月，我参加了在中国农村改革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著名的“滁县调查”。依据调查我撰写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包干到户的由来和发展》《包干到户和集体经济——兼谈责任制的其他形式》，发表在权威性农村经济研究杂志。当年冬天我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教师再去凤阳县，查阅和抄录县委、政府、公安局的档案。经我手编辑了《乡村30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上下两编）一书并出版。
为支持和保证我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还给学院党委发来公函，要求学校每年为我安排一定调研时间。
几乎是和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的同时，我又开始探讨劳动工资分配问题。这是城市改革中最为热门、涉及千万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1984年出版了与赵履宽教授合著的《劳动社会学概论》。此书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作序，《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书评，荣获河北省第一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之后相继发表了《论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兼论劳动者的职业选择权》（1981年）《论个人消费品分配方式的多样性》（1987年）《中国分配制度改革的现状及历史走向》（1993年）。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公开主张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在省城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位学界朋友对我说：你王子平好大胆，竟敢作如此主张！在国内我第一次提出了“分配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因素分配论”，发生过比较大的影响。
为改革开放大潮呐喊
1987年7月，我被校党委任命为宣传部长，免去经济管理系主任职务。为配合国家改革开放大潮的要求，我和部内同志一起开展广泛宣传教育，引导师生跟上形势发展。在四年任期内，仅我个人担当的报告题目就有《学习12届3中全会决定的一些体会》《农村现状及其前景——学习中央一号文件体会》《关于形势问题》《社会改革中的社会心理倾向》《关于个人消费品分配问题》《现代化建设与观念更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中的难点》《现实与理想——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等十几个。其中一些题目还曾多次到校外机关、学校、工厂去讲，受到广泛好评。
我遵循党委要求建立了学院党校，聘请了党校兼职教师，培训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并培训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加强了校报《唐山工学院》的编辑出版工作，从内容到印刷都有改进。
1990年新任党委书记张景成到任，我向党委提出辞去这一职务，回系教书，张书记挽留我。后和张书记达成一个谅解：放我回管理系，而我须接任系主任。
将灾难转化为精神财富
我经历了1976年大地震，侥幸活了下来。内心里一直存着一个愿望，用我有限知识和学术经验总结和反映这场历史罕见的灾难，将地震灾难转换为可资后人借鉴的精神财富。
1982年春，我提议并着手进行唐山地震救灾史的研究工作。此时，禁绝30年的社会学开始恢复，当我读到费孝通先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一书时，眼睛一亮。社会学为我开启了了解、理解社会结构、机制以及社会生活的大门，使我有了一种新视角、新思路、新观点来思考地震灾害问题，由此决定了《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的社会学专著性质。为了保证真实性、全面性和权威性，编写组对封存在市档案馆的上千件原地、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档案进行了拉网式翻阅和查找，从中摘录出大量数据、事例和资料。我们还对众多当事人进行了访问。1984年10月某日，唐山市委秘书长专门召开有原市委主要领导人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汇报会，由我向这些领导汇报了工作进展情况、书稿的初步构思以及需要市委进一步给予支持的事项。这是一次重要会议，鼓舞了我们，也贯彻了市委的要求。
书稿出来后，我和陆延林同志走访地震出版社。出版社很快答复我们：书稿可以接受，但书稿内容必须经由唐山市委审查通过。当时我仅仅是矿院的一名普通讲师。费尽周折，唐山市委书记指示市委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15个人参加的审查班子，包括原市委、地委主要领导以及唐山市文化名人。我独自面对这多位地位高、权势重的人。在涉及到有关“文革”的问题时，根本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在第三次会上，市委某副书记讲：大家有分歧，说明书稿不成熟，还是等成熟了再出吧！我不亢不卑，能接受的就接受，该据理以争的就争，也做了必要妥协。在苏锋、杨远、郭耀臣三位老市委书记帮助下，书稿得以通过，按时印制出来。这书在纪念唐山地震10周年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开了我国地震社会学研究的先河。
《瞬间与十年—唐山地震始末》一书出版后，我邀请陈非比和王绍玉一起，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地震灾害。《地震社会学初探》出版后，学术界给予广泛重视与好评，并荣获河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1988年5月，我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地震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我先后提议并参与主持了下述活动。1988年在唐山召开的《全国地震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会议文集；1989年开始的由国家地震科学联合基金会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联合资助的科研课题《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和对策》；1990年进行的《河北省震灾社会调查》课题。后两项课题成果早已完成并出版。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时《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新唐山崛起给人们的启示》一书出版。1998年出版了《灾害社会学》。直到2006年唐山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中，我还撰写了若干学术文章发表。可以说我实现了自己多年夙愿。
地震社会学以及灾害社会学的创立，被传媒看作“宝贵财富”。新华社在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专版《唐山大地震给人类留下了什么？》的《导读》中这样说：“在唐山抗震实践中，中国诞生了“地震社会学”，为解决全球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灾害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成功的防灾减灾范例。”他们在发表《穿越地狱的行旅--记中国地震社会学奠基人王子平》后，于8月10日在给我的信中说：“关于对您的采访，我们于７月２７日便发出了第一条新闻，之后又陆续发出了《唐山大地震：沉重的灾难 宝贵的财富》等稿件。《唐山大地震给人类留下了什么》是整合新华社播发的有关稿件做出的一个总结性专题，在这个专题中汇集的文章，多篇引用了您的谈话和研究成果……这些稿件经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后，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据统计，国内报纸采用最高的有170多家（国外采用情况正在统计中），国内外14.8万家中文网站转发。”
这是唐山人用牺牲和血汗换来的精神财富，是唐山人对人类的贡献，唐山也被誉为“我国地震社会研究的‘摇篮’”[，新华社记者张洪河、曹国厂采写通讯《唐山成为我国地震社会学研究的“摇篮”》，新华网 2006年07月21日。
]。能在这个过程中做一点事情并取得某些成绩，让我感到高兴。
服务唐山，研究唐山
调入学校后，教学、学术、行政等工作外，我在更广泛领域内开展起自己的活动。1982起，我先后担任市政协委员，唐山市委特约政策研究员、唐山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唐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社会学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在诸多社会活动中，资源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中心论题。在服务唐山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唐山的研究。与资源研究相关活动主要有下述几项。
1986--1987 年，由我主持，和管理系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唐山市委研究室委托的《关于唐山市工业产业结构的分析与对策》课题。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如何将丰富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路径。
1991年，我以市社会学会名义，联合其他学术团体和企业，在市政府支持下，在全市范围内发起和组织了唐山市职工劳动积极性大讨论，有数十万职工参加，造成广泛影响。劳动积极性属于重要的精神资源。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央、省、市传媒机构都作了报道。会后出版论文集《开发精神能源》。
我多次呼吁开发唐山旅游资源。1992年10月列席唐山市政协常委会议，发言中提出并论述了唐山旅游资源开发问题。1995年12月，再次列席市政协常委会议，并就旅游资源开发问题做了专题发言。2000年6月，在唐山市旅游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上，我应邀发言，讲了旅游资源立体开发、旅游业投资体制、唐山旅游业如何纳入京、津、冀大旅游圈等问题。
1994年3月，在市政协全体大会上，我以《重新塑造唐山新形象》为题作了发言，就唐山市如何塑造新形象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发言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年春天省里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全省各地市全面展开形象建设工程。我被聘请为中共唐山市委形象建设委员会委员。
1996年为纪念唐山地震20年，《地震文化与社会发展——新唐山崛起给人们的启示》的出版，是对唐山地震文化资源的研究。我在《结束语》中明确提出“唐山，迈向文化的时代”的命题，呼唤唐山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1995到1999年间，在长期研究唐山资源状况基础上，我呼吁重视开发新的资源形态。1995年底在唐山市委和市政府召开的《唐山市95计划和2010年长远规划》专家论证会，以及其后多次相关会议上，我明确提出，在广泛意义上，现今唐山并不拥有资源优势。因为它所拥有的至多是较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却缺乏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更为重要、新型的社会形态和人文形态的资源；如果立足现代资源观，甚至可以说，唐山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城市和地区。
1997年我撰写的《解析资源禀赋，探讨发展新思路》刊登在市委《决策参考》上，第一次提出了资源三种形态即：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人文资源。1998年，我撰写《论资源形态与地方经济发展》一文，对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资源形态理论做了进一步论述。此文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上海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后在一家刊物刊登，并有多家出版物转载，造成广泛影响。
1998年，我和冯百侠、徐静珍两位青年教师完成市科研课题《唐山经济区域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及趋势预测》。课题成果得到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也受到唐山市委和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1999年春季，我和徐静珍应邀参加市政府考察组，赴闽、浙、苏、鲁四省6个城市考察无形资源即人文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和经验，后向市政府提交了题为《为实现唐山跨世纪发展创造新的资源优势—关于我市开发利用无形资源的调查与建议》的报告。
2000年，我和冯百侠徐静珍完成《资源论》的撰写，2001年正式出版。2002年荣获第八届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事后得知，评选中获得全体评委的一致通过。
在服务唐山和研究资源问题的过程中，我明白了真正学术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价值，来自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和对这种需要的满足。煤矿十年间，我在经受精神炼狱的同时，也亲身体验了资源状况对企业生命和发展的制约与影响。最现实、最具体的实际生活体验，常常支撑着最抽象、最理性的学术思考。实际生活体验为学者情感、心情、欲望和动力找到最充分、最切实、最丰厚、最肥沃的心理土壤，从而和社会公众在思想和感情上接近、融合起来。
2004年唐山电视台给我做过一个专题节目《爱，在唐山》。在我有生之年，对唐山的热爱不变，对唐山发展的关注心情不变。
七分汗水，三分运气
1995年4月，我拿到由中共河北省委以及省政府联合颁发的“省管优秀专家”大红证书，看过之后我将其装入一个档案袋，随手在袋子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我获得的最高荣誉。七分汗水加三分运气！这些荣誉是汗水换来的，我心安理得。然而，这里也有三分运气在。一些人成就比我大，却因为少了这三分运气而未能获得这些。人生，即使是成功的人生，也依然是一件有缺憾的艺术品。”我曾经十分辛苦。尤其是上世纪80到90年代，我在多条战线上工作，每天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最紧张时凌晨3点起床。我是幸运的。1981年开始到2002年我前后获得国家、省和市以及学校各种奖励数十项，涵盖了教学、学术、综合等多个种类。这当中有综合性奖励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省管优秀专家以及市和学校先进工作者及优秀共产党员等。学术奖励中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外，三次获得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专著类一等奖、四次获得唐山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学校多次科研一等奖、两次获学院优秀教学效果一等奖，两次获得唐山市教育系统培养青年教师模范工作者。
这些荣誉让我高兴，曾写过一诗《题〈燕赵英才[ ，《燕赵英才—河北省【两院】院士、省管优秀专家》大型画传，河北省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联合编印。]〉》：“燕赵有英才，侥幸列其中。躬而逢盛世，敢不献才情。有志攀高地，无缘唱大风[ ，指《大风歌》，刘邦称帝衣锦还乡时所唱。后世以此喻功成名就。予平生亦曾奋力，然功未成，名未就，故与《大风歌》无缘也！]。长天抒行云，抚此慰心胸。”自然界有一个平衡法则，维持着自然生态的平衡。社会生活中也有一个平衡法则，这就是“劳有所得”。付出劳动就当有所收获，荣誉也是收获的一种。这些荣誉是社会对我20多年辛勤劳动的补偿。
努力营造充实而消闲的生活
1998年11月，已进入65岁的我办理了退休手续。由此开始，我的生活将转变到积极而不劳累，悠闲而不空虚，以养生为主题，却也不忘服务社会。2005年起，我开始研究滦河文化问题，已撰写和发表数篇相关文章。2005年末，我应邀参加唐山“11·5计划”讨论。2007年3月，我向市委提交《对建设“文化名城”的几点建议》，其中关于“建造地震遗址公园”的建议已被采纳，关于小山改造的设想也已引起关注。退休后，除完成《资源论》外，还发表各类文章约80篇，内学术性文章约占三分之一。
我平生别无嗜好，唯喜读书和旅行。读书是在文字中旅行，与古人对话；旅行是在天地间读书，与自然交流。近年来，偕老伴畅游港澳、趋步天涯，荡舟漓江，放眼戈壁，游走河西，观云黄山，探奇欧洲。林林总总，努力营造着海德格尔说的“诗意地栖居”日子。
我不断扩大自己精神活动的领域，以滋养心田。2003年，出版了个人诗集《心雨集》。2005年金秋时节，我邀集于英（剧作家）长正（作家）田歌（诗人）三位老友（合称“四叟”）雅集南湖，赋诗作赋，辑成《壮月南湖寻秋》。《唐山劳动日报》竟发一个整版，并加《按语》道：“南湖是唐山的骄傲，是我们这座城市环境艺术的杰出作品……金秋时节，四位老人雅聚南湖，以诗会友，遣兴同游，抒怀咏志，吟诵出南湖的优美诗篇。” 之后，“四叟”相继印制了诗集《耕烟图》《钓雨图》。《唐山劳动日报》《唐山文学》《唐山晚报》等报刊发表多篇书评，鼓励有加。我们还将朋友反馈诗文编成《灌花酿酒集》，以表感佩心情。《耕烟图》《钓雨图》《灌花酿酒集》构成一个完整系列，也算得一件雅事。
改革开放成就了我，我也有幸在新时期做了一些事情。在一册书稿序言中，我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已经进入生命的第75个年头。白发日渐稀少，颅顶大部已成荒漠，但我依然情致满怀，迎接每天新太阳的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