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年，我出生在离北戴河大约百里的海滨。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我长到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世界上。我是多么不幸啊！”这是李大钊留学日本到达东京不久，在准备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之前，在基督教青年会补习英文时，用英文做作文时写的《我的自传》介绍自己身世的一段话。
     李大钊的实际出生年份为1889年。他在《我的自传》中说自己出生在“一八九○年”，当系用公历换算中国旧历年份之误。1927年4月，李大钊在就义之前写《狱中自述》时，明确言及自己“现年三十九岁”，说的当是虚龄“三十九岁”，而按旧时人们一般采用的虚岁纪年推算，他出生的那一年恰是1889年。
     上世纪60年代，国外研究李大钊的著作有把李大钊的出生年份往前推算一年的，如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于1967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就把李大钊的生日记为“1888年10月6日”了。这是更加明显的推算错误，著作者不仅把李大钊的出生年份往前推了一年，还把中国的农历月、日误为公历的月、日，既误记1889年为1888年，又误记农历十月初六为公历10月6日。这种错误在乐亭人上世纪50年代为李大钊写的传记和回忆性略传中也曾同样出现。李大钊的中学同学韩作舟（字湘亭）,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自己于1942年3月主持编纂的《乐亭县志》重修稿（未刊）补写《李大钊传》时，云李大钊“生于一八八八年”，牺牲时“年三十有九”，当系以周岁推算李大钊出生的公历年份之误；李大钊的表姑薛范氏，于1957年3月16日令其子薛志仁撰写由她口述的《李大钊先烈略传》时，亦云李大钊“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但又云“现生年六十八岁”，属推算清朝光绪年间的年份之误。
 此外，李大钊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的学籍表上登记的出生年月是“光绪十七年十月六日”，这显然是他本人有意地把自己的出生年份往后推了两年。对此，李大钊研究专家、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一德在撰写《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的史实考察》一文时指出，这可能是李大钊“因考虑年龄比一般同志相差较大而少写了两岁”。
   “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李大钊在此说的是他年幼时即丧父失母不过，从实际情况看，他显然是有意识地隐讳了自己是“遗腹子”的身世。
 在19世纪80年代最后一个冬天即将到来之际，李大钊在中国北方的沿海乡村——乐亭县大黑坨村一个农家宅院的一间小屋土炕上，撞响了自己的生命之钟。
 李大钊来到世界上的这一天，为清朝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即公元1889年10月29日。清朝光绪十五年为农历己丑年，凡在这一年诞生的婴儿都属牛。
 当时，按中国传统的农历节令计算，这一天是霜降的后六日，立冬的前九日，正值秋、冬两个季节转换之际。本来，人的出生时节与大自然的节令毫无关系，但恰恰在这个时节出生的李大钊的身世， 似乎与自然界的景象异常合拍，充满了悲壮的气息。
 李大钊在襁褓中的命运，并不像催生他的那个百草结籽、五谷归仓的季节那样圆满喜人，倒颇像迎接他来到人世间的那个寒风萧瑟、雪地冰天的季节那样冷酷无情。
 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是大黑坨村一个比较出众的青年学子。只是，他并没有像李大钊在《我的自传》中写的那样，当李大钊“刚刚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而是在李大钊尚未来到人世间时“就去世了”。
 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不待李大钊在母亲的子宫里躁动不安，就在1889年的春暖花开时节被恶魔般的疾病夺去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而他在这年春天的不幸罹难，使李大钊这个在光绪皇帝正式亲政这一年降生的婴儿，尚未呱呱落地，就极其不幸地成了古人所云的“不思其父，无貌于心”、“不梦其境，无形于目”（《淮南子·说林训》）的“遗腹子”，或曰“墓生儿”。
 李任荣，字华亭，生于清朝同治六年四月廿六日（1867年5月29日）。他是大黑坨村李氏家族李如珠的二儿子。李任荣的父亲李如珠上有一兄，下有一弟，在李任荣出生时，皆已生养儿女；李任荣在叔伯兄弟中间，排四。
 李任荣自幼聪敏，喜好识字读书，从而深得父亲李如珠的长兄——在李任荣出生时已经整整40岁的伯父李如珍的喜爱。
 李如珍是一个走南闯北、争强好胜的人。他的人生唯一的缺憾，是在老伴崔氏又生下一个女儿，完全失去生育能力时仍无子嗣；不得已，在李任荣童年时，他与弟弟李如珠议定，把惹他异常喜爱的李任荣过继为子，以续自家门户的香火。
 李任荣在童年时过继到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伯父李如珍家以后，拜执教经验比较丰富的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为师，奋发求学，以图科场有名。然而，因种种缘故，他自学成后连续参加童试都未走运，直至去世时也没能考中生员，死后仅落得一个“童生”的名分。
 李任荣在虚龄17岁那年，已经不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幼童”之后，于光绪九年（1883年）与在大黑坨村西北5公里左右的西走马浮村周家的一个姑娘结婚，在李如珍家宅中院的东厢房屋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
 李任荣结婚成家几年后，不幸得了肺病，开始被无情的肺痨病魔缠身。李任荣究竟是在何时患上那时在青年人中比较容易发生的慢性传染病——当时极其难治的肺结核的，已经很难查清。不过，据说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书丹”由其继父李如珍以“从九品”的官衔身份“督办”、由他的老师赵辉斗“撰文”的《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时，身体业已比较孱弱，是铺着毯子跪在碑上书写的。他当时抱病书写的碑文为比较标准的楷书，笔画均匀、劲挺，字体隽秀、规整。这方如今保存在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纪念馆的前院碾棚里的石碑碑文，充分显示李任荣在自己生命的第20个春秋，已经拥有了相当深厚的学习功底和不同一般的书法才华。
 光绪十三年为农历丁亥年，系举行童试科考之年。李任荣在那一年是否又参加了全国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童试科考，已不可得知；但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看，放弃参考的可能性很大，即便勉强又去应试，是年也很难考出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了。
 在李大钊出生的前一年——光绪十四年五月初四（1888年6月13日），渤海湾发生了一次裂度为9级的7级强烈地震，环渤海地区波及范围甚广，地处渤海沿岸的乐亭县境成了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大地震发生时，李如珍家的房屋因新翻盖只有7年，比较坚固，基本没有受到什么损害；而李如珠家的房屋较老，危险性很大。生性孝顺的李任荣从睡梦中被强烈的地震惊醒，异常惦念住在村东头的亲生父母的安危，见继父家没有出现什么危险情况，就不顾自己身体有疾，火速赶到自己的原家察看。他见房屋破损严重，时刻有倒塌的可能，急忙把自己的生身母亲背出屋子，一直背到了继父家门口西南侧的奉祀观音菩萨的老母庙前的安全地带。
 这一吓一累，使李任荣的病情突然发作，当场就吐了血。自此，李任荣的病情有重无轻，以至卧倒在床，一病不起。
 清朝光绪十五年三月，1889年4月，在又一个春暖花开之际，李任荣病入膏肓，在年龄就要满22周岁时，丢下刚刚确定怀有身孕的妻子周氏悻悻离开了人世。
  李大钊的母亲周氏，生于清朝同治四年腊月廿七日。是日为公历1866年2月12日。依传统的说法，她比李任荣大两岁，实际只长一岁多几个月。
 据说，李大钊的母亲周氏容貌清秀、俊俏，并聪敏，贤惠，心灵手巧，炕上地下的活儿样样能拿得起，放得下。
 周氏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与李任荣结婚后，与知书达理的李任荣相处分外融洽，小两口互敬互爱，日子过得甜美无比。她嫁到李家以后，安分守己，恪守妇道，时时处处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一心一意扶持正值韶华之龄的男人刻苦读书，期盼李任荣早日榜上有名，为李家光宗耀祖，也令自己“夫荣妻贵”。
 在李任荣染上肺病之后，周氏精心伺候丈夫吃药治病，细心为丈夫调养身体，从不惹丈夫生气，尽心尽力帮助李任荣早日摆脱病魔的缠绕，以在考场上一举成名。李任荣在她23周岁那年春天到来，终于使她怀有身孕后，便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令她心毁如焚，悲恸欲绝，一时恨不得也陪伴情深意笃、颇有才学的男人远去；是自己身上在新的一年孕育的小小生命，使她顽强地存活下来。
 周氏在这一年的秋、冬交接季节，生下李大钊之后，时常在暗地里以泪洗面，更加思念在儿子出生前6个月就被病魔夺走的丈夫，心神始终难宁。光绪十七年正月廿七日（1891年3月7 日），由于长期过度悲伤，在李大钊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年零四个多月时，她也被病魔缠身，丢下李大钊这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猝然辞世，终年25周岁。
 父母在李大钊降生之前未能养儿育女，母亲在他不到一周岁半时不幸去世，令李大钊“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尚在自己的生命摇篮之中，就由他自己在成年后仍然有些忌讳自认的遗腹子，变成了在北方乡村被视为命苦至极的“孤儿”。可以说，在寒冬即将到来时撞响自己生命之钟的李大钊，在任何世间之事都混沌不知时，就懵懵懂懂地接受了人世间最悲辛的命运洗礼。
 李大钊的身世不幸，就其家庭环境来说，似乎还不仅仅如此。
 李任荣是李如珍的过继之子，这就决定了新降生的李大钊的过继孙子的身份。而李如珍没有亲生儿子，却有亲生女儿，老伴崔氏最疼爱的老闺女、李大钊称其为“三姑”的“老捡姑子”，出嫁后仍旧惦念娘家堪称可观的家产。在李任荣去世时，李如珍拥有的上好宅院和上百亩良田的家产继承权问题就出现了危机。按那时的民间风俗，去世的男人没有子嗣，则为断后，而谁在为其送葬时打出殡之“灵幡”，则可继承他的家业；死者无后，一般在本家族中找一个情愿过继到死者名下的儿辈执幡。安葬李任荣时，为李任荣的英年早逝极度悲苦的李如珍并不知儿媳已有身孕，又极不愿就此甘当“绝户”，百般无奈，只得按照乡情与两个弟弟商议，准备从孙辈中找一个过继孙子为李任荣出殡执幡。李大钊的母亲周氏得悉这一情况，焦虑万分；她很担心自己若生下一个男孩，将来难以顺利承袭家业。但她刚刚守寡，一时不便向公公说明；而婆婆又痴痴呆呆，恐难以说清。万不得已，她把实情告诉了赶来为自己侄儿送殡的姑婆婆。李如珍从妹妹口中得知儿媳已经怀孕，心中又有了传续香火的期盼，当即决定让周氏替未出生的婴儿为自己“短命”的过继儿子执幡。从此，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的李如珍，最渴盼的是儿媳能给自己生下一个能够续后的孙儿。盼到李大钊出生，他自然是欣喜异常；而他的老伴崔氏和私心较重的女儿，却对李大钊的问世并不兴奋，总觉得李任荣的早逝给家里带来不少晦气。
 “寡母”周氏在李大钊来到人世间的第三个年头，人称“三岁”，实际不到一周岁半时就去世了，使李大钊成了一个人人可怜的孤儿。当时，李家仅剩下李如珍老两口，如何养活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成了这个老龄家庭最大的难事。
 在李大钊幼小的生命遇到生存危机时，家里的反响是截然不同的。年逾花甲、已经64岁高龄的祖父李如珍，拼出老命也要把李大钊养活******************，以为自家留下一棵传宗接代的根苗；而年近古稀的祖母崔氏，“久症”在身，精神业已不大正常，不仅“憨傻”，“心地也狭窄”，到此时“除了她的亲闺女老捡姑子以外，心里什么人也没有了”，她不仅“对她的过继孙子”，“连眼皮也没有撩过一下”，而且对失去怙恃的李大钊采取的据传是“死了算了”的态度，一心想的是死后让自己的“女婿”给打“灵幡”；而婚嫁在外的“老捡姑子”居心叵测，与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丈夫“王大手厮”，似乎在盼她的这个过继侄儿早日饿死，以由她和丈夫来主要承继娘家的家产。一时，失去了勃勃生机的家庭险象环生。据乡里人相传，李大钊在母亲死后并未脱奶，待人续哺，奇怪的是，李如珍连请几个奶妈试乳，他均拒吮，唯有“三姑”的奶水尚能吃上几口；李如珍决定为女儿的孩子另请奶妈，让女儿把李大钊奶大，可女儿说啥也不肯答应，气得他表示要和女儿断绝一切关系。被私心缠住、娇惯成性的女儿非但不体谅他的心情和处境，竟回到家里大哭大闹，甚至拿刀动杖，扬言要杀死年纪尚小的李大钊。万般无奈，生性刚强的李如珍不顾自己年迈体衰，与孙子相依为命，一肩挑起抚养李大钊的全部重担。
 李如珍，完全可以说既是李大钊的祖父，又是李大钊的“再生父母”。
 李如珍，字怀瑾，生于清朝道光七年（1827年），是大黑坨村一个颇有影响和威望的人。
 据说，李如珍一生好学，青年时代就到关东学做买卖，曾在长春、万宝山等地经营杂货铺，是大黑坨村一个有名的买卖人。此外，从在李大钊出生的前两年，由他的父亲李任荣书写的《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明确署有“督办人从九品李如珍”看，李如珍生前还多年拥有“从九品”的官衔，又似乎有着“为官” 经历。这使得他的生平踪迹显得颇有点扑朔迷离。
 对于李如珍有着“从九品”的官衔，自1957年即开始从事李大钊童年时代及其家族史料搜集、研究工作的李大钊故居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刘荆山认为，说李如珍仅仅是“一个买卖人，实际是不全面的”，“他还有从九品的官衔”，“他的官职虽低，但表明确是个读书的人，所以他特别重视培养后代求学”。可能是基于此，刘荆山在为《李大钊在河北》一书撰写的《身世与启蒙》一文中说，李如珍在“少年时，发奋读书，成绩优良，曾到永平府院试，考中秀才”。为此，刘荆山多年介绍李如珍自幼就颇喜欢读书，并曾参加科举考试，在童试中考取了民间俗称“秀才”的生员。此外，《李大钊传》编写组编写的《李大钊传》在介绍李如珍时，明确说他“也是个读书人”，并说：“他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开过杂货铺”（《李大钊传》第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只是，李如珍自幼求学，曾读过不少书，有一定的文化的履历，基本可以确认，但说他年轻时就有了“生员”的功名，似乎尚有可质疑之处。一是若说李如珍从年轻时就已经有“生员”的功名，却不见于李大钊本人的任何文字记述和其后代的任何回忆，也不见于碑文的记载，其在《华严寺前置买香火地基碑》仅注明的是“从九品”的官衔；二是李如珍若在青年时代即考中生员，有了“生员”这一功名，则会在参加科举考试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会在青年时代就到关东去学做买卖，并在东北的长春、万宝山等地经商多年，由此而成为一个比较富有的商人。实际的情况，当是李如珍在少年时曾经读过书，在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以后，就去了关外，到东北“住地方”，学生意，最终成为一个商人。从人际关系上看，他与本村有家族亲戚关系的赵良佐、赵文隆父子关系较好，当是曾跟在黑龙江省双城县开有杂货铺、油房等“买卖”的赵良佐学过生意；在赵良佐年老后，他又与子继父业的赵文隆（比他小20岁）搭过多年伙计。那时，赵良佐、赵文隆父子是“东家”，他是比较精明、能干的“掌柜的”。后来，他在长春、万宝山一带当过不少年行装商。细情究竟如何，如今已经很难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他挣到不少钱，不仅在家乡购置了一些耕田，还有了一定的积蓄。这使得他在东北的“胡子”（土匪）越闹越凶，他和赵文隆无法再在关外继续经商，关掉“买卖”回到老家之后，得以重建宅院，在村中立下堂号——怀德堂，为过继儿子成亲，显示了比较强盛的经济实力。
 据乡人相传，“四方大脸，膀大腰圆”，身体“结结实实”的李如珍，脾气有些暴躁，但他“为人好善积德，心直性耿，廉洁奉公，好打抱不平，常为村中解决纠纷，打井、修庙为群众办事”；“由于他主持公道，有条不紊，不负众望，颇受乡中父老赞扬”。据说，由于李如珍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好管不平事，善摆理直言，在村中威望很高，素有“李铁嘴”之称；他平生直爽好客，乐善好施，从东北回乡后非常热心村里的公众事业（村西华严寺前的香火地就是由他张罗购置的），是当时大黑坨村一个颇有威望的人物。
 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从他的生平情况看，极可能在东北经商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捐纳”而来的。
 捐纳官衔与相应职务，在李如珍在世时的清朝末期，并非不是为“官”的正途。所谓“捐纳”，即平民可通过捐纳财物来获得官职，生员可通过捐纳财物成为贡生和监生，也可得到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官吏通过捐纳财物可以晋级。官员的捐纳制度，古已有之，从秦汉一直沿袭到清朝。清朝政府是在康熙年间正式颁布捐纳制度的，规定凡是地主士绅的子弟，只要有钱，就可捐银得实官；之后，捐纳一途成为科举的一种补充，并作为一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明令禁止。清朝末期，朝廷腐败，国库空虚，捐纳制度几乎泛滥成灾，捐纳价位愈来愈低，致使由捐纳而得到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的人数剧增，遍布全国各地城乡。不过，当时由捐纳而获低级官吏的虚衔或实任的人情况各有不同，一些人盼望就此走上仕途，或是当官发财，或是有所作为，而当时确有一些有志之士是由捐纳走向仕途而有所作为、功成名就的，如著名文人李慈铭，在洋务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华衡芳、徐寿、李善兰、郑观应、薛福成等，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北洋舰队“致远”号管带邓世昌，乃至“戊戌六君子”之中的谭嗣同、杨深秀，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家徐锡麟等；而有不少平民捐纳官衔，并非为了就此走上仕途，主要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社会地位，光宗耀祖，荫及子孙。从李如珍一生的品行看，他在中年时不惜破费钱财捐得一个品级最小的官衔，显然不是为了个人能炫耀乡里，而是为了子孙能在科场求取功名时有一个较好的名分。当时，多数乐亭人在东北经商挣钱后，除置地、盖房外，以供子弟读书、改换门庭为本，李如珍亦当如此。此外，从曾与李如珍一起在东北经商的赵文隆家中柜子里藏有“顶带花翎”和“绣袍”等物看，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是在东北经商时与赵文隆一起捐置的可能性最大。
 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所任官职，从李家新坟所立虚祖墓碑分析，当为“登仕佐郎”。
 按照清朝实行的“九品十八级”官阶制度，从九品为最末一级的官衔，文职从九品官衔，京官可任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等；外官可任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等。另外，从九品文官的官位初授将仕佐郎，升授登仕佐郎。李如珍的“从九品”的官衔对应的官位，从李如珍在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七十一”时“率侄孙”为李家新坟立虚祖墓前立石碑为已故父母李为模、檀氏所标明的称号看，应是“登仕佐郎”。在李家新坟虚祖墓前立的石碑上，为李为模、檀氏夫妇书写的是“皇清例赠登仕佐郎显考李公讳为模字广训、（显）妣儒人檀太君之茔墓”。“皇清例贈”，乃清朝皇廷循例赠予官爵，指朝廷推恩把官爵授给官员已去世的父祖辈（清制封典，朝廷按照定例授予官爵：授给本身者为例授；因推恩而授给本人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之存者为例封，其殁者为例赠）。从中可知，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对应的官位为“登仕佐郎”。登仕佐郎为文散官名，隋始置，唐为文官第二十九阶（即最低一阶），从九品下，宋同；金朝亦置，正九品下，元升为正八品，明正九品下，为正九品初授之阶，清朝从九品。据《清史稿》志八十九记载，“封赠、阶十有八”，“正九品授登仕郎，从九品授登仕佐郎，俱授敕命”；“命妇之号九”，“九品曰九品孺人，不分正从。因其子孙封者加‘太’字，夫在则否”。由此，完全可确认李如珍的“从九品”官衔对应的官位为“登仕佐郎”，而他早已故去的父亲李为模和母亲檀氏，正是因他有“登仕佐郎”的官位，才得以在墓碑上书写“皇清例赠登仕佐郎显考李公讳为模字广训”和“（显）妣儒人檀太君”字样的。
 李如珍生前所拥有的“从九品”官衔和“登仕佐郎”官位，从他的生平状况分析，当为虚衔，并未任过实职。
 李如珍家的住宅是在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翻盖的。
 李如珍家的住宅位于大黑坨村的居中偏东地带。新翻盖的住宅系冀东乡村中颇有独特韵采的穿堂院，是李如珍与其三弟李如璧合盖的三进院落。前、中两院为两家合使，各居东、西半院，后院中间由一道花墙相隔，分为两个小院，为各家独用；正房为五破二，一家各隔成两间半，既合又分；中院分列东、西，各建有3间厢房。四周围有砖砌墙壁。新翻盖的整个宅院构思精巧，布局合理，既严谨、美观、朴实、大方，又坚固、实用，显得异常别致。为此，李如珍曾戏称自己的宅院为“鸳鸯院”。李如珍一家居住在东半院，前院靠东墙盖有两间厢房，后院靠东墙盖有两间厢房、两间棚子。此外，李如珍在新建的住宅大门之外还专门置有一个标明他有“登仕佐郎”官位的拴马石桩。
 曾经多年到东北经商的李如珍，是一个“治家有道、教子有方”的人，也是一个见过世面、生活阅历比较丰富的人。在遭遇人生困境之时，他能够遇事不惊，颇有定见。李如珍与结发老伴仅生有女儿，为了不使自家“绝户”，在年近半百时他不得不把李任荣过继到自己膝下，供其读书，以求自己的继子能中举及第，光宗耀祖。年过半百，他归土还乡，先将家宅翻盖一新，继而又为李任荣娶妻成家。李任荣未考中生员即病殁，对他年老而依然十分好强的心灵无疑是一个异常沉重的打击；而李任荣留下的根苗——李大钊的出世，又给了他莫大的希冀与慰藉。也许是怕独苗难养，尽管在李大钊诞生之际，他恰巧在自家附近的地里捉到一只有“百灵”、“百龄”寓义的百灵鸟，算是一个吉兆，但他并没有因此给李大钊起一个带“灵”字的乳名，而是按照乡俗，将其反叫成“憨头”。儿媳的紧接去世，令他心中苦不堪言；唯一剩下的女儿的忤逆不孝，又使他怒不可遏。他不顾有些癫癫憨憨的老伴说三道四，自己充当李大钊的“奶妈”，每天守着李大钊，把饭嚼烂后一口口喂他；夜里，他让李大钊亲着自己的胖乳房入睡。为此，大黑坨村至今还流传着李大钊是吃他爷爷的奶头长大的说法。
 李如珍是一个惜孙如命的人，又是一个有深谋远虑的人。他明理识体，治家有道，教子有方。他希望李大钊命硬寿长（由此他请私塾先生给李大钊起的学名为“耆年”，表字引义为“寿昌”），以延续自家的香火，更希望李大钊学有所长，成为光宗耀祖的有为之人。为此，他对自己的独苗孙子疼爱而不溺爱，厮守而不放松管教。他从李大钊4岁起，就亲自教孙子识字背诗；李大钊刚刚6周岁，就送他到本村谷家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0岁时又把他送到邻村小黑坨张家专馆攻读四书五经；李大钊在13 周岁时初次参加童试，因染卷等原因未考中，李如珍又毅然送他到乐亭县城北的井家坨宋举人家深造，从而使他在十几岁时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文童。
 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之初，李大钊就是这样，在父母在其出生前后相继亡故之后，用他在牺牲前写的《狱中自述》中的话说，“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的。
 李大钊在孩提时代的悲惨遭遇，在中国近代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中是比较罕见的。他在童年时经受的磨难，可以说是从娘胎里就开始了；在襁褓中，他饱尝的是悲剧的滋味，以致面临难以跃出人生摇篮的危险。命运之神如此对待险些被扼杀在人生摇篮里的李大钊，这很容易使人想起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在《告子》中说的一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自己的生命之初，必得遭受如此悲辛的命运；而诸多人生的厄运，李大钊尚在自己的襁褓中却几乎无一遗漏地都碰上了。按说，“人之初”就有这样苦难的经历，似乎很难再唤起任何人生的美好情感，但体现在李大钊身上却不尽然。可以说，李大钊在刚刚结束牙牙学语时，就摇摇晃晃地踏上了自己的人生审美路程。而从审美角度来看，悲剧的力量往往胜过喜剧。马克思在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开笔就引述黑格尔的话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往往“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的。可以肯定地说，在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之后，成功地担起开创中国************************************运动“大任”的李大钊，在幼年时并非“神童”，他撞响生命之钟时发出的第一声音响，与别的婴儿不会有多大的区别；由于身世的悲苦，他甚至在出生后得获的是一个不能引起丝毫美的感觉，带有傻呼呼味道的乳名。但这并不是他的悲哀，恰恰表明他拥有质朴的天资，是从平常人中间走出来的一个七尺男儿。悲剧，是崇高的集中形态，是一种崇高的美，其本身具有无比强大的美的神力。李大钊从襁褓中即开始接受这种伟大而神奇的美的冶炼，恰恰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终生与人类最壮美的事业结缘的渊源，是他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的开端。
 人是没有先知先觉的，李大钊的身世再苦，异常聪慧的他也不可能从幼年起就开始有意识地感受悲剧的力量。实际上，自己身世的悲剧在当时没有，也根本不可能给他任何悲壮的感受，亦无法唤起他任何真、善、美的感知。使他产生朦朦胧胧的人世间温暖而炽烈的感觉的，唯有他的“监护人”——代其父对其实施“庭训”的祖父李如珍。李如珍，当为他步入人生的第一个崇仰对象。因为，幼年的李大钊不仅“不思其父”，就连哺育、慈爱他的母亲也只留下一个依稀的印象，惟有与他朝夕相处的祖父，在依照自己的人生宗旨，精心地抚育并教育他成长。老人的言传身教，一举一动，都给了他终生难忘的影响。从一个亲密而年迈的老人身上，他耳濡目染，感受到了热忱、豪爽的性格，感受到了中国的传统美德，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与希望，感受到人的生命的美好前景。如果说身世的悲剧色彩，赋予了他极大的审美潜力的话，那么，则可说李如珍老人在不知不觉间，为他进行了审美的启蒙，使他及早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审美历程，从而一步步走出了自己身世异常悲惨的阴影。这可以说是李大钊的人生摇篮的独特之处。
 李大钊由于是李如珍的独苗孙子，结婚较早，在虚龄刚刚11岁时，就在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与比他大有6岁的赵纫兰结了婚。
 李大钊之所以在自己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成了家，除旧的早婚习俗在起作用外，主要是当时的家境所迫。李大钊结婚那一年，李如珍的已经73虚岁，而他的老伴崔氏比他大4岁，年事更高，身体和精神亦越来越差。当时，有句令不少人都比较信服的老话，叫“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这一年，李如珍的身体尽管还算比较硬朗，但他惟恐万一遇上不测，过不去“七十三”这道“死亡”的坎儿，丢下正处在学业紧要关口的李大钊而去。为此，他张罗着把早就与赵文隆定下的这门亲事办了，以给李大钊及早找一个可以依靠的家庭，免得自己身后生变。这可能是那一年对婚姻之事尚不怎么懂得的李大钊，早早就结婚成家的主要原因。
 按属相，赵纫兰属羊，李大钊属牛，赵纫兰整整比李大钊大6岁；但赵纫兰像李大钊的母亲周氏一样，不得月生。她出生在清朝光绪九年腊月廿四（1884年1月21日），离又一个旧历新年还有六天的时候。按实龄计算，她比李大钊仅大五年零九个月。她是赵文隆在与元配夫人生有一男二女之后，又娶的小黑坨村盛家姑娘的头生婴儿，在姐妹中排三，被称作“福臻堂的三姑娘”。她长得很像她年轻貌美的母亲，乳名被称作“小翠”，长大后被引古代著名诗人屈原《离骚》中的名句“纫秋兰以为佩”，取名“纫兰”。据说，赵纫兰“炕上炕下的活计都拿得起，人也很温顺，识些字，能看书，如《红楼梦》”。
 年长李大钊有五六岁的赵纫兰，几乎是看着出生时命运就显得极苦的李大钊一天天长大的。她很愿意在这个节骨眼上走进李家的大门，帮助爷公公李如珍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与李家人同甘苦，共患难，协助李大钊刻苦读书，完成学业。
 李大钊是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再度参加童试时，得以进入永平府中学堂读书的。当时，他在县试中又顺利过关，府试也考得比较顺利。只是，他没有料到，在“府试中”之后，“试未竟”，即童试科考并没有举行完毕，在他准备参加院试，进行最后一搏之际，清朝政府就加快了对科举制度改革的进程，批准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堂的奏折，下诏废除科举自丙年科始，即从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试一律停止；而对在是年童试中成绩佼佼者，改招为中学堂学员。李大钊就是这样的情况下，以“府试中”的成绩，于是年秋天被录取为由永平府敬胜书院改建的永平府中学堂的学员。
 尽管这一次李大钊考中的是永平府中学堂的学员，而不是被称作“秀才”的生员，李、赵两家和大黑坨村的乡亲们，还是像他考中的是生员一样着实庆贺了一番。当然，得悉他终于在科场有名的喜讯，亲人中最高兴的，当属他的祖父李如珍。李如珍到这一年已经78周岁，身体越来越差。年交耄耋，终于了却盼了几乎一生的心愿，老人自然是喜不胜喜。可惜，李大钊的那有些憨傻的祖母再也无法得知这一喜讯了，最终病瘫在炕上的崔氏已经去世快两年了。
 李大钊在《我的自传》中，说他自幼“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在他“长到十五岁的时候”，祖父母又留下他“孤独地生活在这世界上”了。实际上，李如珍并有在他“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去世，那时去世的是他的祖母崔氏。
 李如珍是在李大钊考上永平府中学堂以后，在李大钊十七八岁时去世的。李大钊在《我的自传》中那样写，当是为写作文叙述简约之故。
 李大钊的祖母崔氏生于清朝道光三年十一月七日（1823年12月8日），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1904年1月21日）病逝，终年81岁。在祖母去世时，李大钊恰为“长到十五岁的时候”，但他的祖父尽管年事已高，依然健在。对此，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初稿中写得比较清楚，云“其时祖母去世，祖父年愈八旬”。
 李如珍的去世时间无确切记载。李大钊在《狱中自述》初稿中在说他去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祖母去世，祖父年愈八旬”之后，又说：“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说：“父亲上永平府中学的第二年，老爷爷就去世了。”并说李大钊收到告知祖父病重的家信，由永平府中学堂所在地卢龙县城赶回家时“正是八、九月间，天下着连阴雨”，几天后李如珍在临死前叮嘱李大钊说：“今年是伏吊，明年不收麦子。咱家有一块托盆地，秋上你在那里种上麦子，明年靠住能丰收！”两相印证，李如珍去世的时间当为1906年9月上旬。一些研究李大钊的著述、文章说李如珍去世于1907年，即李大钊到天津考学那年，似不确。李如珍若在1907年去世，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则不可能说“不久，祖父弃世”。
 李如珍去世时，虚龄正好80岁，年交八旬，丧事算作“喜丧”。
 李如珍在1906年初秋时节溘然辞世，在祖父怀里长大的李大钊哭得死去活来。在为祖父送葬时，他饱蘸热泪，亲笔写了一篇悲痛欲绝的长长祭文。他把祖父安葬在了由祖父亲自辟立的李家新坟，整个葬礼异常隆重。只是，李如珍留下了不搞“大发送”的遗嘱，而李大钊的“三姑”——“老捡姑子”说什么也不干。据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介绍，她当时串通了一个本家哥哥，在家里大闹了一场，说自己的父亲是“绝户”，就得“大发送”，一时恨不得把娘家剩余的财产全部“踢荡”干净才算罢休。
 把祖父李如珍安葬以后，家中的财产几乎耗去过半，幸得贤惠的妻子赵纫兰知情达理，同他患难与共，与娘家人一起帮助李大钊重整家业，勤俭度日，才使他又能返回永平府安心读书。
 李家的祖茔在大黑坨村东北的沙丘上，以李大钊的五世祖李文翠的墓地为主墓，墓前立有两座碑亭，其中一座碑亭的石碑上刻有清同治二年（1863年）所撰《大黑坨李氏族谱引》。在李大钊8岁时，李大钊父亲李任荣的生身父亲李如珠病故，李如珍以老茔狭隘为由，在老茔之北数十丈外另辟新的墓地，以李大钊的曾祖父李为模（李文翠之三子）为虚祖，实际是以为李如珍预留的墓穴为主墓。当时，在李为模的虚墓前由李如珍主持立有申明原由之石碑。这个坟地，被大黑坨村人称为“李家新坟”。
 大黑坨村始建于明朝初期。据清朝光绪三年（1877年）编修的《乐亭县志·地理志》在《屯社（附村庄）》记载：“十户为甲，十甲为里，天下之通制也。京东州县，则有社有屯，土著曰社，迁发曰屯。盖因明永乐初靖难兵起，郡邑残破，因召南方殷实之户与土人相错而居，遂以名焉。其制与在民曰社、在军曰屯异矣，近更主客不分，旗民杂处，以昔日之名诘之，乡人反有不悉。所谓者要之鳞次栉比，统会有宗。殆即古人比闾祖党之制井邑邺甸之法，得其意而抚之，而不分畛域，则司牧之道得矣。”其意是说明朝建文年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曾在永平府一带的卢龙、昌黎、滦州、乐亭等地与辽东兵交战，使这一带兵荒马乱，城池残破，民众走死逃亡，人少户稀；永乐初年，朱棣称帝后，决定由南京，迁都北京，下诏从南方江淮一带向这里移民，与之前在洪武年间“始以土民编社，迁民编屯”有所不同，产生了不少移民建立的新的村庄。大黑坨村在清光绪版《乐亭县志·地理志》中被记在“城东”之“庄”，与小黑坨并记，记“大、小黑坨：三十里”；从距离大黑坨较近的黄瓜口村被记为明朝以前居住的“土著”所编的“社”看，大黑坨显然是明朝永乐年间或是之后由外来移民建立的村庄之一。
 整个大黑坨村的聚落，以东西一条长街为主。大黑坨的住户主要有李、赵、杨、谷、罗五姓，其中罗姓人家在村西头的罗庄子，李、赵、杨、谷在大庄。
 李姓家族在大黑坨村是大户，在李大钊在世时约有三四十户。
 大黑坨村李姓家族在村东北的大沙坨上的祖莹碑文，对其家族迁徙到大黑坨村的时期有明确记述：“始祖以明永乐二年奉诏移此，卜筑此乡。”从中可知，李姓的祖先当是在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奉诏移民到此的。
 大黑坨村李姓家族迁自何处，碑文没有写明，一说是祖先相传是在明朝永乐年间自山西移民而来的，一说祖上相传是在明永乐二年由山东南部迁此定居的。
    李家老坟在大黑坨村东北隅的一个长300多米，宽100多米，高出地面有10来米的沙丘地带。以往，那里埋着数百个坟冢。据大黑坨村一些老年人介绍，从前那里古树参天，灌木丛生，浓荫盖地；在坟地的北部植有一片桃、梨等果树，每逢春夏，那里鸟语花香，虫叫蝉鸣，野趣横生。登临其上，在风和日丽的时日，可清晰地瞭望北边插入云层的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群峰；居高临下，往东可俯视婉蜒银蛇似的老滦河水道。老坟中间曾建有看守莹地的房屋3间，石砌水井一口。在李家祖先李文翠的墓前，曾置有石供桌，并建有碑亭两座，亭内矗立着两通石碑。其中残存至今的一通碑上，正面额部镌刻有“千古不朽”4字，碑文为《大黑坨李氏族谱引》，其碑正面为立碑原由说明，背面刻有是时的李家三代谱系名单。
 现藏李大钊故居纪念馆院内的《大黑坨李氏族谱引》碑文，业已破损严重，字迹不可全辨，可识别的字句前面有：“李氏族谱，谱李氏之族也，或曰谱宜清矣。于始祖□祖之……生之几人，无不□□□清，使□□□定字，知有避讳，并……大义也。今□族之谱，于先世□事祭不序，及不序□以……”后面有：“始祖以明永乐二年奉诏移此，卜筑此乡，即卜建此茔。彼时以草昧初开……赖有祭扫食餕合集一族，未失行辈。乃又嘉庆十六年岁甚凶荒，坟树……涣散。如使永为涣散，合集无时，将虽系一族，虽属同祖，亦不知谁之为……诸祖之灵。赖有族弟为模者，以青年而笃宗谊，顾兹荒冢实觉神伤，乃……植后以稍条之资，再兴茔祭，年新日盛，又以其余添置祭田。今树已……老……钱，又创益看茔房屋三间；又栽植果品诸树，此树若好，后人之利……”落款时间为“大清同治二年清和月”，即1863年初夏季节，约当5月。
 从《大黑坨李氏族谱引》碑文可知，大黑坨村李姓家族自“明永乐二年奉诏移此，卜筑此乡”之后，当时已在大黑坨村居住有450多年，但由于种种原因，到清朝咸丰年间，前代家谱已经失传，不得不新立《大黑坨李氏族谱引》。
 《大黑坨李氏族谱引》碑文所说“嘉庆十六年岁甚凶荒”，据查清光绪版《乐亭县志》卷十五《杂志·丛谈》所载葛布衣（字永凝）所撰写的《滦河东迁志》，是指一场特大的滦河水患。据《滦河东迁志》记述，清朝嘉庆十三年（1753年）夏天发大水，滦河泛滥，乐亭县城以东地区“皆被水灾”；到嘉庆十六年（1756年）夏天，乐亭县境又遭遇“滦水大发”，是时：“洪波迅湍，势不容遏。城北庄坨堰崩，水由东注，至吝家河与旧河通；侯家河决口一开，直冲西关，南与海通。西关后支河流一股，由蔡家河与老河通。河西马城北亦有开决处，故滦、昌南界尽被水灾，乐邑四门皆为水困，登城四望一片汪洋，车马路绝者数月，惟舟可以来往，滦水之灾至此极矣。然非数股分流．其害尚有不胜言者。八月之后，诸乡庐舍虽存，墙院萧然，家无盖藏，人有饥色。十月初，妇女遍野皆以掘草根度日，见之惨然。穷苦之家生无衣食，死无棺木，道殣相望，至有鬻妻卖女者。”《滦河东迁志》又记：“十七年春，逃荒之人屯聚山海关，填街塞巷，问之皆滦、昌、乐三邑之民。关吏不容过，有拥挤山海关之谣。于是府县移文，急于星火。三月，滦、昌、乐皆放赈，绅衿铺户皆捐米助赈。五月，麦秋大熟，呜乎转存亡于呼吸之间……”显然，是嘉庆十六年滦河泛滥形成的特大灾害，使大黑坨的李家祖墓之地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的，乃至“坟树”皆空，家族“涣散”，元气一直难以恢复的。
 经过10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李大钊出生前30年左右，李大钊的曾祖父李为模才在家境变好以后，出面把李家多年荒芜、破乱的祖茔整修一新，栽植树木，添置祭田，再兴茔祭的。到同治初年，李为模在又主持修建3间看茔房屋之后，在自己的父亲李文翠的墓前修建了石供桌和碑亭，刻镌了《大黑坨李氏族谱引》，使家族的祭奠、续谱等活动得以重振的。
 从《大黑坨李氏族谱引》碑的背面所刻李家三代世系族谱看，大黑坨李家的人丁到同治初年已经比较兴旺。李家三代世系族谱，主要记载的是当时李姓家族名字中间范“为”、“如”、“任”字的三代子孙。据《大黑坨李氏族谱引》碑后刻文列示，当时大黑坨村的李氏家族的“为”字辈有“智”、“梁”、“枢”、“卿”、“荣”、“相”、“枢”、“美”、“得”、“勤”、“俭”、“德”等12位，其中李为梁、李为枢、李为模为李文翠的3个亲生儿子，李为模排三，是他最小的儿子；李为智、李为卿、李为荣等当为李文翠的本家族叔伯兄弟所生之子；“如”字辈较多，分作两行排列，有38位，其中李为模之子李如珍、李如珠、李如璧排在第二行；“任”字辈排列3行，有60位（其中没有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他是立碑4年后产出生的）。这表明，李家各户，大多数人家的人丁越来越兴旺。
 排列在“为”字辈中间位置的李为模，系李文翠的第三个儿子。据李大钊故居纪念馆现存的祖先牌位记载，李大钊的曾祖父李为模，字广训，生于清嘉庆六年四月廿四日（1801年6月6日），卒于同治十一年六月初五（1872年7月10日），享年71周岁。从他能够在咸丰末年和同治初年整修李家已经荒凉多年的祖茔看，李大钊家的祖上家境好转，自他那一辈开始；那时，李为模家的生活当已比较富裕，并有了一定的家产，可承办家族的一些公益事业。
 李为模也有3个儿子，其长子是李大钊的继祖父李如珍，次子是李大钊的亲祖父李如珠，三子是李大钊的三祖父李如璧，而在李为模的子女中持重，并比较富有的是其长子李如珍。按照规矩，李大钊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后去世后，包括在李大钊出生之前的秋七月去世的李如璧，都按次序下葬于李家坟地。到光绪二十三年夏天，在李大钊的亲祖父李如珠病故时，李如珍见“老茔狭隘，难以埋葬”，便主持李为模一脉后代，在老茔之北数十丈另辟了一个新的茔地，另立其埋在老茔的父亲李为模为祖，将写有其名讳的石牌埋在墓中，立有一虚祖墓。
 当时，李如珍在主持开辟新的茔地时，在为父亲李为模立的虚祖墓前，树立有石碑一通，其碑文为在碑的背面用正楷书写有叙述开辟新茔原由的碑文，其碑文为：“先君生珍兄弟三人，珍居长，三弟如璧于光绪十五年七月病故，埋葬老茔先君墓下。今正，二弟如珠又寿终。因老茔狭隘难以埋葬，遂立新茔于此，距老茔不过十数武。又因先君坟墓不便拔迁，遂立虚祖奉招焉。本拟兄弟三人同归此茔，而胞侄任魁母于酌议谓：三弟已埋葬老茔既不便迁徒，珍与二弟同归新茔，三弟一支独在老茔亦不觉隘，且不忍先君墓下无一子采祧，因不欲同归此处。珍以其言合理，亦不便相强，第恐后人不认水源木本，支派迁移之故，用镌数语，昭示来兹之尔，是为证。”并镌有“皇清例赠登仕佐郎显考李公讳为模字广训、妣儒人檀太君之茔墓”和“男如珍年七十一率侄孙奉祀”等字，落款时间为“大清光绪二十三年清和月谷旦”。从中可知，李如珍的三弟李如璧下世较早，是在李大钊出生前3个月病故的；李如珍的二弟李如珠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李家新坟开辟以后，李如珍在9年后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也是被埋葬于此的，而且当为主墓。后来，李如珍和李如珠两家的后人去世，均埋葬于此。
 通过碑文与李大钊故居内现存的祖先牌位查证，李家的祖先有文字可考者，从其高曾祖父李文翠始。而大黑坨村这一脉李氏家族，在村里和家族中地位显得比较煊赫，当自李大钊的曾祖父李为模起；而李大钊的继祖父李如珍到东北经商致富，并捐纳从九品官衔，拥有登仕佐郎官位，又使这一脉李氏家族在大黑坨村的地位更加显耀，并为李大钊在悲苦的命运中从这样一个家门走出，在社会上不断求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成为一个中国************************************运动的先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拓者，提供了必备的家庭生活与环境，奠定了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注释

《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22页。
一说《我的自传》是李大钊“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用英语写的一篇作文”，见《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22页《我的自传》题注。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
“增广生”，简称“增生”，为科举制度的生员名目之一。明朝时生员皆有月米，额内者为廪膳生员，额外者为增广生员；到清朝在岁、科两试中居一等前列者，方能补为增生或廪生，廪生有廪米有职责，而增生无之。
清朝时参加考取生员的童试科考的学子统叫“童生”，参考年龄没有限制，但称虚龄16岁以下者为“幼童”，70岁以上者为“寿童”。
刘荆山在《身世与启蒙》一文云李任荣的妻子周氏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与李任荣结婚”（《李大钊在河北》第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 版），而在《墓碑与族谱考》又云周氏在“19岁（虚岁）过门与李任荣结婚”（《李大钊与故乡》第14页），按后一种说法，以其文按周氏出生于1865年计，李任荣娶周氏为妻，当在虚龄17岁那年，即1883年。宋森所著《李大钊家族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在《李大钊家族史论述》一文中说李任荣成亲于1884年（见《李大钊家族史研究》第37页），不确。
地震发生部位在渤海湾中的东经118°05′、北纬38°05′海底，乐亭县城位于东经118°53′32″、北纬39°25′39″，地震发生地点距离乐亭县沿海地区很近。见新版《乐亭县志》第11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肺结核病基本上为不治之症。据民间相传，李任荣在逝世前几个月，家里请一个远方来的拉骆驼的游医为他诊治，那个游医见已无回天之术，开出药方后叮嘱李家“留后”。
李大钊在《我的自传》中说：“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了……”按照虚龄计算，李大钊的母亲确实是在他3岁时去世的。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713页。
见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1页。李如珍的小女儿被称为“老捡姑子”，从取乳名“老捡”看，当为老来所养（“老捡”当为老来又“捡”到一个孩子之意）。从李星华回忆其父亲李大钊称她为“三姑”看，李如珍当有3个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中也明确认定李如珍老两口“有三个女儿”，并说“大女儿和二女儿早就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了”（《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6页）。实际情况很可能是，在李大钊出生前后，李如珍仅剩有小女儿在世。据了解，现仅知“老捡姑子”有一个姐姐出嫁到在大黑坨村东南10余里，距离浪窝口较近的向阳坨村之后殁于乐亭沿海一场匪祸；为此，掌握这一情况的李大钊故居纪念馆第一任馆馆长刘荆山在撰写《墓碑和族谱考》时云“李如珍无子，只生二女”（《李大钊与故乡》第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6月第1 版）。“老捡姑子”是否还有一个亡故的姐姐，或是以在叔伯姐妹中排三，李大钊称其为“三姑”，已难以搞清。“老捡姑子”有一个姐姐早年亡于匪祸，可能是李葆华在《我的回忆》中说他的“太祖父无子，就一个女儿” 的缘故（《李大钊在河北》第1页）。
李大钊的表姑薛范氏（李如珍妹妹之女，小时曾协助李如珍看护李大钊，长大后出嫁到离大黑坨不算太远的富各庄，与李大钊的关系一直比较亲密）在1957年3月16日口述、由其子薛贵仁笔录的《李大钊先烈略传》（见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7 月第1版《李大钊与故乡》第280-281页；原件藏乐亭县档案馆，载《李大钊同志及其故乡革命活动资料》第182-185页）云李大钊小时，“祖母尚有久症”；所谓“久症”，当为不宜言明的“久”就有之的痴傻病症（应是老年痴呆症）。对于祖母当时的思想与病症，李大钊长大后表示了深深的理解和同情。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1、22页。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1页。“大手厮”（“厮”方言音xiē），系乐亭皮影中独有的串场逗乐丑角，以“大手”为主要特征；“王大手厮”为“老捡姑子”的王姓丈夫的绰号，贬义成分较大。当李大钊尚年幼时，“老捡姑子”为了争夺娘家的“财产”，非常恨他“这个过继侄儿”，曾与丈夫合伙把李如珍“积攒的一点儿钱偷走”，并“装疯卖傻地要加害于”她“这个父母双亡的过继侄儿”，给李大钊幼小的心灵留下很深的印痕。“为什么三姑老要害死我呢？”曾是李大钊幼年时不得其解的疑问，直到他找到革命真理后才认识到，这是整个以私有制为主的封建社会制度造成的，并不仅是他儿时个人生活的悲剧。
刘荆山《墓碑和族谱考》，《李大钊与故乡》第13页。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6页。
当地人称去关外学做生意或做买卖为“住地方”。一般人是先学徒，当小伙计，再有本事可当“掌柜的”（生意的主要经营管理者），再以后或与人合开店铺，或独立经商，成为“东家”（“买卖”的拥有者）。
赵文隆后来成了李大钊的岳父。据杜全忠《岳父赵文隆一家人》（《李大钊与故乡》第28-31页）记述，赵文隆“生于1847年5月，卒于1903年4月”，祖籍在昌黎县大滩村一带。他的父亲赵良佐在东北学“买卖”有成，曾在双城堡（今黑龙江省双城县）开有杂货铺、油房等。赵良佐年老后，由唯一的儿子赵文隆继承父业，经管这些“买卖”。从李如珍曾与赵文隆多年一起经商看，他去东北学做生意时投奔赵良佐的可能性很大。此外，从刘荆山在《身世与启蒙》一文中说李大钊是同“他姑奶的三孙女赵纫兰结了婚”，“他们是‘老亲’”（《李大钊在河北》第10页）看，李如珍当与赵良佐有亲戚关系，赵良佐的妻子当为李如珍的叔伯或本族姐姐。
那时能给家宅立堂号的，家里得有点资产和名堂。当时，大黑坨村立有堂号的一共3家，除李如珍立的“怀德堂”和赵良佐、赵文隆家立的“福臻堂”之外，还有杨家的“白玉堂”。
刘荆山《身世与启蒙》，《李大钊在河北》第7页。
杜全忠《岳父赵文隆一家人》，《李大钊与故乡》第29页；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生前亦有相同的回忆。
刘荆山《墓碑和族谱考》，《李大钊与故乡》第12页。
据刘荆山在《身世与启蒙》一文介绍，“由于列强入侵，清朝政府腐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使李如珍“有衔不能任职”（《李大钊在河北》第7页）。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713页。
旧时的一种流传很广的迷信说法，意谓孔子的寿数73岁和老子的寿数84岁（均指虚岁）是老年人生命的两道难过的“坎儿”，即不在73岁、就在84岁死去。李如珍在自己73虚岁这一年急急给李大钊完婚，除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亟缺人手外，可能主要有此顾忌。
李葆华《我的回忆》，《李大钊在河北》第2页。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5-26页。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26页。
“清和月”为农历四月，旧时又称孟夏、巳月、清和、槐序、麦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