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河古称濡水，发源于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西北的巴颜图尔古山麓。流入张家口市沽源县境内与五女河相汇后称闪电河；流入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附近称上都河；流入多伦县境内有黑风河注入，以下始称滦河。经两度曲折，转回河北省，在郭家屯附近汇小滦河，此后，干流呈东南向，横穿燕山和冀东平原，最后在乐亭县、昌黎县间注入渤海，全长878千米，流域面积4.49万平方千米。滦河流域主要包括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正兰旗、太仆寺旗，赤峰市的喀喇沁旗；辽宁省凌源市，葫芦岛市的建昌县；河北省承德市及所辖各县区，张家口市沽源县，秦皇岛市的青龙县、卢龙县、昌黎县以及唐山全境。
　　滦河流域是中国文明起源地之一，自远古开始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历史上众多民族在这里交汇融合，留下了久远而重要的考古文化。我们通过对滦河流域不同历史遗存的发掘、整理、分析及研究，对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做一简要探讨，时间跨度上自史前时期始截止于元代。
一、 滦河流域史前文化
   史前时期是指人类诞生到阶级社会出现这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阶段，在考古学上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或者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时代。中石器时代产生于新、旧两大石器时代间的过渡阶段。目前，学术界对中石器时代的界定认为是从最后一次冰期(大理冰期)行将结束至全新世早期农业开始前的这一历史阶段，生产技术和工具多样化和特色化，在中国北方地区多以细石器为其工具，并出现复合工具。我们这里将滦河流域史前文化仍按传统考古学的划分方法，以旧石器和新石器两部分来阐述。
1、 旧石器时代：
　　滦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非常丰富。除张家口沽源尚未发现旧石器遗存外，内蒙古闪电河流域、承德地区、唐山地区、秦皇岛及辽宁省相关地区都有旧石器遗存，仅承德一地就有100多处。
　　在这些旧石器文化遗存中，距今年代最久远的是承德地区隆化县隆化镇头道营后街遗址。这是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此遗址地层出露完整，黄色黏土与红色黏土相间分布，石制品出自剖面中下部的黄色黏土底部，文物普查队员们初步推测这就是“离石黄土”的上部，即中更新世的晚期地层。这意味着这处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时代定位上，也意味着在距今20万年左右的时代这里有古人类活动。目前这一遗址已得到省内考古专家的认证，并有媒体进行了报道，但目前尚未进行深入的考古发掘。
　　四方洞遗址也是承德地区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位于承德鹰手营子东北约1.5公里的柳河右岸。于1983年发现，1988年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河北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正式局部发掘，发掘区分上下两种文化层，上文化层发掘整理出石料、石核、石片、石器，下文化层发掘整理出大量动物遗骨和磨制的石制品。经过碳14测定该遗址距今约1.5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四方洞遗址具有典型的洞穴遗址特征，这是在河北省境内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
　　滦河下游地区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唐山辖区内，这一带至今没有发现旧石器中期和早期的遗存，但晚期遗存却又异常丰富。从这些遗址来看，它们既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又有阶段性，从石器类型和加工方式上，都反映出唐山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演变规律。其中迁安爪村和玉田孟家泉遗址尤为重要，目前已经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爪村遗址位于迁安市南7.5千米滦河南岸爪村西侧，三面低山环绕，遗址面积54万平方米。爪村遗址调查、发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58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裴文中等人与河北省文化局协作，共同进行了发掘工作。这次发掘工作出土的动物化石主要为更新世晚期的纳玛象象牙门齿化石、披毛犀、鹿、野驴、野马、野猪等化石。第二阶段在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张森水先生在1958年爪村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对爪村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第三阶段是1986年，张森水先生对爪村进行了复查和发掘。通过哺乳动物群化石的比较，张先生认为，爪村要比丁村及许家窑地点的年代稍晚。丁村与许家窑地点群出土的石器为旧石器中期，而爪村为晚期。而对爪村出土的石质标本的研究，张先生认为它们实属人工制品。骨锥、骨针等骨制品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爪村人类活动的遗迹。经铀系法研究，爪村地点距今4.2——5万年，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后期。现在我们经常说唐山有 4万多年悠久的历史就是从这里得来的结论。
　　另外玉田孟家泉遗址虽然也是一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距今两万年左右，但孟家泉遗址最重要的考古价值在于发现了人骨化石。遗址位于玉田县城东约3千米的石庄村北200米处。孟家泉原为流泉，现已干涸，遗址面积8100平方米。198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孟家泉遗址进行试掘，1990年，在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教授倡导下组成考古发掘队，对孟家泉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发掘面积151平方米，出土大批石制品、骨制品和脊椎动物化石，同时发现晚期智人头盖骨和附连三枚颊齿的上颌骨，石制品达23000多件。孟家泉遗址是一处特点鲜明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据碳14测定，距今1.7+-0.25万年，是冀东地区最早的一处有人类化石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为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孟家泉遗址被考古界命名为“孟家泉文化”，人类化石命名为“孟家泉人”。
2、 新石器时代：
　　滦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以燕山为界，分为燕山南麓和燕山北麓两个区域。在燕山北麓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承德地区遗存比较丰富，在滦河流域先后发现属红山文化遗存的就有六、七处，如金沟屯、窑山、海龙沟、吕泉子、抬头山等遗址。燕山南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主要以唐山地区为主。唐山市区及各县都有分布，仅迁安就有安新庄、万军山遗址，簸箕柳行、八里塔、韩家坟、南沙坨、东山坡、梁家坟、东沙坡、北山坡、垫土场遗址等十余处。迁西有东寨、西寨遗址，滦县有郎石台，唐山的大城山遗址也有新石器文化遗存。燕山南麓与北麓有许多文化交融之处，从文化类型上看，基本上形成了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及龙山文化为序列的文化发展步伐。这些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以“筒形罐”作炊器的北系文化，在迁西东寨、西寨及迁安安新庄等不同遗存中都有反应。
　　兴隆洼文化得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内蒙古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的正式发掘，大体上处于公元前6200——前5400年这一时间范围之内，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阶段，与中原黄河中上游一带的老官台文化（约公元前6000——前5000）、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200——前5500）和磁山文化（约公元前6100——前5600）、黄河下游的后李文化（约公元前6000——前5000）基本同步。兴隆洼文化占据整个燕山南北的广大地域，综合滦河流域各地考古发掘材料，唐山地区迁西东寨、承德岔沟门遗址等几处古文化遗存应属这一考古学文化。
　　东寨遗址位于河北省迁西县东寨村西的一沙丘上，地处燕山南麓低山丘陵地区，西南面向滦河河谷，西邻西寨村。该遗址于1990年9月配合大秦铁路建设工程而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112.2平方米。东寨遗址出土遗物可分为陶器和石器两大类。石器主要为石铲、石斧等农具以及石磨盘、磨棒粮食加工工具，石斧数量最多。陶器均为残片，夹砂并羼有滑石颗粒和云母的红褐陶或灰褐色陶，陶胎厚，质地疏松，火候低，均为手制，纹饰基本为压印组合纹饰和之字纹，以深腹筒形罐、平底钵为主要器类。其中筒形罐器表多施三段式纹饰，即口沿下数道弦纹，接着是一圈凸起的箍状带纹，再往下约占器表三分之二的面积施不规则的压印网格纹。考古学者将东寨遗址分为一期和二期。有学者撰文认为，在东寨一期之前，滦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是独立存在发展的，随着人类认识、适应自然能力的提高和自然条件的改变，主要是燕山以北强大的兴隆洼文化的形成，兴隆洼二期文化沿滦河河谷穿越燕山南下，与当地固有文化融合形成了东寨二期文化。
　　承德岔沟门遗址文化面貌总体上接近于大凌河和西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且从特征上看，相当于兴隆洼遗址分期中的第三期阶段。东寨二期与兴隆洼二期相当，所以东寨遗存要早于岔沟门遗址。
　　兴隆洼文化经历了近千年时间的发展后，趋于衰落。在这种背景下，邻境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趁机渗入，从而导致了文化上的交流、撞击、裂变与重新整合，结果是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相继出现，滦河流域的文化发展由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赵宝沟文化得名于内蒙古敖汉旗高家窝铺乡赵宝沟大型聚落遗址。绝对年代约当公元前5200——前4470年左右。1986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正式发掘，并先后发表了发掘简报和正式报告。其分布范围波及到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一带，燕山北麓的西拉木伦河流域、教来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以及燕山南麓的滦河流域，是赵宝沟文化的集中分布区域。迁西西寨 、滦平后台子、迁安安新庄等都属于赵宝沟文化类型。在赵宝沟文化的分布范围内，不同地域的文化遗存，其发展面貌并不一致，这种差异，除了年代早晚的因素之外，也表现出不同的地方特点。
　　对于滦河流域特别是燕山南麓的赵宝沟文化，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不同观点。有的学者将赵宝沟文化归属于兴隆洼文化范畴，而苏秉琦先生将此类遗存称之为上宅文化，周昆叔先生提出赵宝沟文化的出现来自冀南的磁山文化与燕山北部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的碰撞、融合。还有学者认为赵宝沟文化源于燕山南麓，是滦河流域孕育了这一文化。
　　不管观点存在什么分歧，迁西西寨遗址被列为赵宝沟文化的一个比较有地域特色的类型，这一观点还是达成共识的。西寨遗址位于东寨遗址以西，在迁西县二拨子乡西寨村东南滦河北岸第二台地上。1986年文物普查时作过遗址调查，1988年8月为配合大秦铁路建设工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唐山市文物管理处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发掘，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发现有烧土面1处，灶1个，灰坑5个，出土有完整或可复原陶器200余件，石器3500余件。根据底层的叠压关系及出土典型器物的不同，可将西寨遗址分为一期和二期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一期遗存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很少。器类为深腹筒形罐、平底或圈足碗、钵等，其中筒形罐依然是陶器群的主角。筒形罐依然是三段式，但唇下戳印一周小三角凹坑，再为附加凸棱，腹部饰长幅直线竖压横排之字纹的三段式。另外还存在两段式等类别。西寨一期与东寨二期非常接近，从理论上讲还归属于兴隆洼晚期范畴内。西寨二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明显增多。深腹筒形罐、钵、碗仍为主要器类，新出现尊形器、盂、小口壶等器型。泥质陶以红陶最多，绝大多数为红顶钵、红顶碗。筒形罐越来越浅腹、矮胖，纹饰中三段式消失，二段式也多有变化。有学者认为，西寨二期为代表的滦河下游新石器文化，在继承西寨一期的主要文化因素和自身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辽东小珠山中层文化、燕山以北赵宝沟文化、沿太行山东麓北上再沿燕山南麓高地东进的后岗类型仰韶文化的影响。
　　安新庄遗址也有赵宝沟文化的因素。该遗址位于迁安市安新庄和新寨两村之间，滦河东岸第三台地上。1978年秋，文物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试掘，揭露面积100平方米，发现有居址、灰坑等遗迹。安新庄遗址出土的完整和可复原陶器共101件，探方中出土25件。器类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其中泥质红陶最多还有彩陶。器型主要罐、碗、簋、盂、盆、红顶钵等。主要是素面和磨光，纹饰采用刻划、按压、锥刺和附加的方法，饰以各种不同的纹饰，多达几十种。陶器均为手制，多为平底器，并有相当数量的圈足器。安新庄遗址与西寨遗址同处滦河一岸的台地，地理距离非常近。深腹筒形罐、平底碗、圈足碗与西寨二期同类器物相同或近似，同时安新庄遗存一定数量的磨光陶及器表纹饰的特征、风格表明，安新庄遗存相当部分属于赵宝沟文化。而泥质陶占多数，特别是泥质红陶和少量彩陶，体现安新庄遗存也含有后岗类型仰韶文化因素。 
　　继兴隆洼文化之后，红山文化走向了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高潮。红山文化发现于1935年，1954年被命名为“红山文化”。其分布范围大致北起赤峰市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南到朝阳、凌源、河北北部（承德、北京、张家口等），东至通辽市、锦州地区，直至吉林、黑龙江等广阔地域。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证实了5000年前，这里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在辽宁的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为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和十三陵相似。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这一考古新成果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玉器史等诸多问题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在遗址出土的文物中，以女神头像最为珍贵。这尊头像是典型的蒙古利来人种，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近似。眼珠是用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遗址中出土的玉雕猪龙、玉雕鹄鸟（猫头鹰）等，造型古朴神似，令人叹为观止。
　　关于大城山遗址，其文化性质一直争论颇多。大城山遗址位于唐山市陡河西岸，曾经的城子庄和雹神庙之间，与贾各庄隔河相望。1955年发现，并于当年10月中央文化部批准派人前往发掘。遗址面积约9000平方米，出土了很多实物资料，有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和铜牌，在初次的发掘报告中被确定为“龙山文化遗存”及“汉代扰乱层”的器物。但是长期以来大城山遗址的文化性质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大城山整体遗址延续时间很长，上自龙山，下至商末周初，很难用一种文化来定性。原报告最大的问题是把一些相当于冀东商代时期的文化遗物统统归并到龙山文化遗物中，以至得出上下两层内含物“基本相同”的结论，从而给后来分析带来很大混乱。就大城山遗址本身来说，商时期遗存所占比例要大于龙山遗存。
　　二、滦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
　　目前学术界把夏家店下层文化划定在上起龙山末期，经夏代，至商代早期的二里岗上层或稍晚，约600余年。其分布范围，北起内蒙古东南的西拉木伦河，南达冀西北的壶流河，东抵辽西及天津滨海一线。这一考古文化在滦河流域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滦河中下游地区，主要遗址有唐山大城山、小官庄、古冶、滦南东庄店、滦县后迁义、卢龙东阚各庄等。由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在西周时期燕国的疆域以内，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又遭遇西周初年的召公封燕，所以有学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将西周以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称之为“先燕”，但也有学者不赞同这一提法。大体来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愈早的阶段（接近龙山文化时期），磨光黑陶所占比例就愈大。年代较晚的夏家店下层遗址，则体现商文化的器物较多。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类型认识，邹衡先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分期与类型分布》中将夏家店文化划分为辽西型和燕山型两大类型。辽西型主要分布在辽宁省的辽河以西和河北省的长城以北地区，另外在渤海湾北部沿海一带也有分布。其特点主要是，房子几乎都是外有石墙、内有土坯墙的半地穴式，墓圹大多有石棺椁，晚期有用陶范制作的青铜礼器，石器有磨制、打制和细石器三种，陶器盛行卷缘桶状鬲，随葬品中多彩绘黑陶。燕山型主要分布在河北省的长城以南地区，而以北京为中心。特点是 半地穴房屋少见石墙，墓圹多土穴，少见石棺椁，已出现成壶青铜礼器、铁刃铜钺和臂钏、耳环等金器，卷缘桶状鬲和彩绘陶少见。李经汉先生将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作了燕南和燕北两大类型。燕北类型相当于邹衡先生的辽西型，燕南型相当于邹先生的燕山型。燕北类型发现的青铜器少，流行打制石器，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陶为主，直腹鬲极为流行，而燕南类型青铜器发现比较普遍，石器以磨制为主，打磨兼制也有，但不见打制，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流行鼓腹鬲。
　　李伯谦先生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文中，将该文化分为药王庙类型、大坨头类型和壶流河类型。其中滦河流域的滦南东庄店被视为大坨头类型的典型代表，东庄店第三、四层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灰陶次之，有少量红胎黑衣陶和细泥磨光黑陶，流行绳纹和绳纹加划纹，素面磨光比例较大。主要器类有鬲、甗、盆、罐、瓮。鬲为鼓腹鬲，体长口直，长领实足根，常抹去绳纹；曲腹盆敞口，大卷沿，深腹而鼓；鼎作罐形，平底三足；瓮，卷沿圆底，大径在中腹。而东庄店第二层，则细泥磨光黑陶很少见，篮纹、方格纹基本不见，仍以绳纹、绳纹加划纹为主；新出现的素面磨光筒腹鬲，裆鬲高、锥足垂青着地；鼓腹鬲领变低，实足根变短，体型变矮；折腹盆高瘦、折棱突出。
　　对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来源，考古学界一般的看法是，夏家店下层的早期发祥地中心区是西辽河地区，该文化在传播上呈由北向南发展的趋势，燕南的海河北系区大坨头类型和壶流河类型则是其后期传播辐射区。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正确的表达方式，要强调燕南的海河北系区大坨头类型遗存应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西辽河区的药王庙类型向南传播到燕南地区后与当地雪山二期文化因素融合，并渗透进了部分龙山文化因素的结果。
　　在滦河中下游夏至早商阶段遗存的分期中，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盛立双撰文分为三期，一期以东庄店第三层，后迁义99H43、01H45等遗存为代表，包括迁安采集部分遗物，年代为夏纪年。大城山T9②、T10①等单位出土的遗物可以归入此期。二期以古冶第四层，后迁义01年第五层、99年第四层，东庄店第一、二层，小官庄石棺墓等遗存等为代表，与二里岗下层年代相当，为早商早期。三期以古冶第三层，后迁义01年H7、H9、H16及第四层为代表，时间处于二期之后，年代为早商晚期，下限不晚于二里岗上层。
　　一期陶系素面较大，还存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陶，应为本地龙山文化因素的影响，陶器中的卷沿筒腹鬲、罐形鼎等、折腹盆等，则又显系夏家店下层文化因素，到了二、三期，以古冶遗址为例，陶系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磨光陶仅占少量，器物组合鬲、甗、盆、罐、尊、瓮等，陶器群也有自身特点。夏至早商阶段冀东地区应为继承当地龙山文化、受西辽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强烈影响发展的结果，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对于该区域夏至早商阶段文化遗存，张忠培先生指出，同西辽河水系与海河北系区都有联系，同时可能受到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文化的影响，滦河水系区龙山至夏商时期的遗存应是多重结构。
　　 在滦河下游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文化的探索，对孤竹国考证一直是学术探讨的重点。这同时也涉及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族属问题的探讨。
　　邹衡先生认为肃慎、燕亳、孤竹都是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属的古国族。刘观民、徐光冀先生也认为，近年在辽西喀左、河北丰宁一带曾先后发现过孤竹、牧亚国族的铜器，从而表明这些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范围内的古国有可能是该文化所属国族，但它们只是借古史和青铜器铭文幸而得传，况且古史中的方国与考古学文化不是可以简单等同的概念，故不能将辽西和燕山山地视为孤竹一个方国的疆域。还有学者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族属是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观点。李经汉先生在1980年发表的《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期和类型》一文中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燕山南北而又与中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部族、方国的历史遗存，是有着浓厚地方色彩的中原系统文化。商周以来有孤竹、无终、令支、东胡、山戎等部族、方国在这里出没。夏家店下层文化是燕北类型的一部分，很可能就是与孤竹国有关的历史遗存；其燕南类型，很可能是与古燕有关的历史遗存。李伯谦先生认为可能是两个甚或两个以上部族的遗存。北京考古所陈平先生认为，以上各家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族属问题的种种推断，均不失为一家之言，但各有得失。孤竹是商末周初存在于燕山南北的古国族，它们在商代早期至夏代早期是否即已存在也很难确定。夏家店下层文化时间上距今如此遥远，空间上又如此辽阔，很难用古文献中幸存的少数商周部族、方国而轻言其族属。它所包括的上古部族、方国恐怕不只是两三个，而很可能是十几个或几十个，而且绝大部分都湮没在了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根本没有在古文献中留下什么记载。
　　晚商至西周这一阶段的历史遗存在滦河流域中下游地区主要有迁安封山寺、马哨、万军山、八里塔、小山东庄及滦县东法宝部分墓葬等。这一时期也是我们对孤竹国考证的关键所在。孤竹国是商王朝分封的一个方国。据《史记》记载，孤竹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孤竹君为“墨台氏”，属炎帝的后裔，居于“北海之滨”。但随着周朝的建立，孤竹国的同姓诸侯国地位化为乌有，到东周时势力已经十分微弱。公元前7世纪，孤竹国与山戎、令支结盟，并在山戎的策动下经常侵扰燕国，结果于公元前663年被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应燕庄公之求，率领齐国大军北伐山戎时顺便消灭。孤竹自商代分封到春秋时被齐国所灭，存在了一千多年，它的主要存在时间应该是晚商到周初，今卢龙、迁安、滦县的交界地区及燕北辽西曾是孤竹国的腹地。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朝阳市西南的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南一个土丘上发现了12件商朝时期的青铜器，其中一件涡纹铜罍上面刻有“父丁孤竹微亚”字样的铭文，疑为孤竹国君“微亚”为其父“丁”所制，表明孤竹国都邑很可能曾经设在那一带。历史学家李学勤释读其铭文为：“父丁，孤竹，亚微。”父丁，是亚微父亲的私名。孤竹，在殷已经成为习惯用语，也有单称为“竹”的。亚字是商代诸侯在王朝任职的官称，是标志，是徽记，是不能随便用的。亚中的字是做器者的人名。亚微累铭文的大意是：孤竹君亚微为其父名叫钉的所做的铜儡。
　　1999年发掘的滦县东法宝后迁义遗址则为孤竹国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该遗址位于滦县响堂镇东法宝村，面积1.44万平方米。遗址最早发现于1990，文化内涵丰富，采集到大量有价值的陶片、石器和骨器。1999年，省、市、县联合组成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专题考古发掘。一期工程共揭露面积150平方米。清理出土坑竖穴墓9座，房址1座，灰坑40余处，出土青铜鼎、簋及金饰品、磨光陶器等珍贵文物200余件。夏至商早期遗址归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商晚周初的墓葬，其出土的青铜器加上特殊的葬俗，初步断定应该是一处贵族墓葬，2001年该遗址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发掘报告尚未发表，有些研究尚不能深入。
　　三、东周时期燕文化：
　　燕是商代的一个方国。《史记·周本记》载：“封召公奭于燕”。《史记·燕召公世家》也载：“封召公于北燕”。召公奭与周同姓，为姬姓宗室封国。据考商代之燕国都城今房山琉璃河镇董家林城址，此也是西周召公封燕都城所在。商末周初，此地周边有肃慎、孤竹、蓟及燕毫等商代属国。其初封地域亦较小，召公只是在参与武庚叛乱时乘机伐蓟、征孤竹，将燕国地域扩至长城以南的大凌河流域以及广阔的滦河下游地区，并在滦河下游置右北平郡和辽西郡进行管辖，攻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东周之际，由于北方戎狄诸族势力渐强大，燕桓公（公元前697—前691年）迁都易县之燕下都，齐桓公助燕败山戎后，燕襄公（公元前657—前618年）曾以“蓟”为国都，略约百余年；直至燕昭王（公元前311年）自“蓟”迁易（燕下都），其后300余年宫都于此，至公元前227年秦灭燕为止。
　　由于上述的渊源关系，燕文化自然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同时吸收了周边地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东周燕文化与所有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其形成和发展，既有对其先行文化的变革与继承，又有对同时期周围其他文化的借鉴、吸收和融合。燕文化是与赵文化、齐文化、吴文化、楚文化等相媲美，并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曾创造过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考古文化传承发展来看，其发展系列是从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燕文化。
　　东周时期承德地区属燕国的渔阳郡，有丰富的燕文化遗存。1978年在滦平小城子发掘340座战国墓葬，皆为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以仰身直肢单人葬居多，也有屈肢葬；墓内出了铁带钩，璜形饰，陶罐等，这批墓葬是燕国编北一处的墓地，在埋葬习俗方面，屈肢葬占很小比例，出土遗物少，地方性明显，反映战国晚期燕国小型平民埋葬习俗的变化。仅2004年承德市滦平县境内发现48座战国墓，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承德市文物局和滦平县文保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在对这一墓群进行考古挖掘。这48座战国墓被称为“东营子墓群”，共出土包括木鞘铁剑、铜带钩、鬲、铜器等30多件文物。在丰宁围场境内，有燕秦长城遗址。承德的围场县大兴永小椎子山古城先后出土五枚中国秦朝统一度量衡的铁权。第一枚秦权表面阴刻着秦始皇26年（据今2300年前）统一度量衡的诏书。伴随出土的还有秦代瓦当、半两钱和铜镜。
　　滦河下游的燕文化遗存同样十分丰富，迁西、迁安等县出土了许多燕国货币，特别是大黑汀战国墓葬的发掘、整理，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器，包括青铜鼎、豆、敦以及青铜戈、剑等兵器。大黑汀战国墓葬位于迁西县城北4千米处的兴城镇大黑汀村西150米处，墓地南100米处为东西向的大秦铁路。共清理的6座墓葬，属于战国早期墓葬。
　　唐山市区的燕文化遗存最典型的是贾各庄墓葬，墓葬遗址在今天的唐山钢铁公司一带。1950年秋天起，这一带就不断发现陶器和铜器。1952年中央文化部邀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等人前往进行发掘，从1952年5月至6月，一个月时间内发掘了36座墓葬，其中战国墓22座，西汉墓8座，东汉墓3座，时代不明的墓3座。发掘工作结束以后，在1952年6月25日至29日曾经在唐山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展览，五天的展览中观众达到33892人，平均每天6000多人。贾各庄墓葬出土非常丰富，主要有陶器和青铜器。陶器数量很多，器型有鼎、豆、尊、壶、簋等，属于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的范畴，也有少部分器物带有一些地方特色，比如双耳罐。贾各庄墓葬群最丰硕的成果是出土了大批铜器。这批铜器，器型种类丰富，有壶、豆、yi等，纹饰精美，堪称中华民族的瑰宝。其中嵌镶狩猎纹壶在器物腹部由双重结钮绳索纹构成十二方格，上下两层，每个格内都镶嵌着纯铜的狩猎纹。上下两层各格的纹饰各分为两组，一组四格相同，另外一组两格相同。镶嵌狩猎纹中有人、禽、兽等图形，人持长矛与兽争斗，兽形可辩的有牛、象等，禽形有奔走和飞腾两种，为难得的精品。贾各庄墓葬出土的一件外翻耳高圈足铜盘，同样形制的见于北京延庆玉皇庙文化，但玉皇庙要早于贾各庄盘。同时也表明它们之间相同的文化因素。
　　这一时期，滦河中下游普遍使用了铁制农具，在滦河中游的兴隆县寿王坟地区战国遗址中发现了87件铁范，包括锄范、斧范、镰范、攫范等。经史树青等文物学家的认定为战国时代北方燕国的遗物无疑。在遗址附近还有两个古铁矿矿井。其中攫、斧占铁范总数的绝大多数，说明这两类器物的生产在当时是大宗。从各地燕汉遗址中的发现情况看，也可以证明攫和斧是当时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制作精巧，反映了当时冶铁规模和技术的进步。
　　在今唐山丰润东欢坨遗址中， 出土了大批陶器，主要有盆、豆、釜、瓦等，一些大型陶器的腹部都加以附加堆纹，具有战国早期遗址的特点。同时出土的还有饕餮纹、云山纹的半瓦当，羼傍末细绳纹红陶釜、以及刀币等，都属于战国时期燕文化的范畴。在遗址内的铁器中，有一件五齿耙，其形状、大小与燕下都第22号遗址内出土的五齿耙完全一致。到目前为止，战国时期的五齿耙仅见于燕文化遗址内，反映了当时农业已达到松土、培土和除杂草的中耕阶段。铁器中出土最多的为镰，虽然没有完整的，但反映了这处遗址在当时是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大型村落遗址。
　　中原对燕山南北开发得这样早，除了政治军事上的原因以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这里的生态环境和生业类型与中原最为接近，是中原地区最能接受的。在对中原文化影响的吸收中，当地文化是有选择的，是主动的。
　　四、汉晋北朝时期的鲜卑文化
　　汉晋北朝时期，滦河流域是匈奴、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与汉族迁徙杂居、经济文化相互渗透交流最为繁复的时期，其中尤以乌桓、鲜卑为最。依地理位置，鲜卑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两大部分。北部鲜卑为拓拔鲜卑，而东部鲜卑可细分为慕容、宇文和段三部。拓拔鲜卑是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统一了中国北方，把广大的北方草原游牧区和黄河流域传统的农耕区置于同一政权之下。慕容鲜卑则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及吐谷浑等政权。滦河流域的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承德、唐山等地都留下了鲜卑遗迹，考古发掘多有发现。
　　公元1世纪末到4世纪初，鲜卑民族一直处于迁徙状态，最主要的是拓拔鲜卑的南下还有慕容鲜卑的西迁。孙危先生在《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一书中把拓拔鲜卑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至2世纪下半叶；2世纪末至3世纪末；4世纪初至4世纪末；5世纪初至6世纪上半叶。拓拔鲜卑自西汉末年兴起于大兴安岭北段，后来南迁，先后定都于盛乐、平城和洛阳，直至北魏分裂。在我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大约六个世纪。拓拔鲜卑在滦河流域的主要遗迹基本都分布在内蒙古境内。
　　慕容鲜卑的发展大致分六个时期：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至2世纪下半叶；2世纪末至3世纪上半叶；3世纪中至4世纪初；4世纪上半叶至5世纪初；5世纪上半叶。慕容鲜卑起源比较早,但直到东汉时期才零星见于史籍。其最初出现，约相当于东汉桓帝时期。曹魏初年，慕容鲜卑南下进入大凌河流域，占据了辽西腹地，并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宰。而后的近两个世纪里，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最多的部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在辽西地区和河南等地发现了三燕（前后燕和北燕）的大量遗存，特别有的墓葬还有明确的纪年。由于建立北燕的高云、冯跋虽非鲜卑人，但深受慕容鲜卑的影响。所以，三燕遗存可以称为以慕容鲜卑为主体的文化遗存。滦河流域慕容鲜卑主要遗迹有：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的北玛尼吐村墓葬；通辽市的科左旗六家子、科左后旗新胜屯、舍根和毛力吐墓葬；辽宁朝阳王子坟山、十二台乡砖厂和单家店乡；辽宁朝阳三合成、田草沟、八宝村、大平房村等。
　　在二世纪中叶，鲜卑出了一位杰出的人物——檀石槐。檀石槐统一草原，成立部落联盟，对汉朝进行掠夺战争。檀石槐把鲜卑的领地分为东中西三部分。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扶余等二十邑为东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怀来）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这时的右北平郡郡治土垠，今唐山丰润区东银成铺，辖十六县。西晋年间,我国北方的鲜卑诸部先后崛起。属于东部鲜卑的段部，以令支为中心，控制了今河北省北部的燕山南北和辽宁省的西部地区。在北面，有鲜卑宇文部居于今滦河上游东至老哈河一带与其为邻，西有匈奴别部羯人石氏建立的赵国和它对峙，东有鲜卑慕容部居于今大凌河一带和它接壤。它们之间纵横无定，在连年混战中慕容部转强，不久即建国称燕，段部日趋衰落。
　　乌桓与鲜卑本是同源同族的两个民族，被称之为东胡。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冒顿所破，纷纷逃亡。乌桓臣服于匈奴，汉武帝时匈奴被霍去病所破，把乌桓从匈奴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迁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同时也为汉侦查匈奴动静，因此在唐山一带，当时应处于乌桓与汉族杂居的局面。汉光武帝时乌桓击破匈奴，汉允许乌桓“皆居塞内”，包括唐山地区。之后又发生了乌桓反叛，公孙瓒讨伐张纯以及曹操北征乌桓等一系列事件。
　　滦河流域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墓葬当属唐山地区滦县塔坨墓群。墓群位于塔坨乡政府所在地南300米。当地称为南坨子。1990年发掘，共清理墓葬17座，墓葬破坏严重。出土了很多陶器、铁器、铜器及金器。对于塔坨墓葬性质的认定，在清理简报中认为是时代相当于东汉晚期。从出土的位置三公镜看，对塔坨墓群的时间界定应该无可争议的，但对其族属问题，还有不同观点。简报中称之为鲜卑墓群，而郑君雷先生在《乌桓遗存的新线索》中认为塔坨墓群的族属可能是乌桓，我认为颇有道理。
　　塔坨墓群出土的敞口鼓腹陶罐、侈口弧腹陶罐、铜器中的铜鍑（简报中称为铜杯）以及金器中的金马、金花都具有典型的鲜卑文化因素，与内蒙古皮条沟墓葬、三道湾墓葬中出土的相关器物多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其中的一件金马牌饰造型及尺寸几乎与三道湾出土如出一辙。考察内蒙古一些鲜卑墓出土情况，所有鲜卑墓出土的陶罐均没有盲耳，而塔坨墓群出土的部分陶罐均有盲耳。其他鲜卑墓没有出土过陶把杯，而塔坨墓群出土了多件。铜鍑虽然造型相近，但其他鲜卑墓出土的铜鍑均尺寸较大，如扎赉诺尔墓葬出土的铜鍑，口径27.5厘米，通高20.5厘米，而且鍑上立双耳。而塔坨墓群出土的铜鍑为腹部单耳，高仅7厘米。鉴于此，塔坨墓群出土的器物一方面具有鲜卑文化因素，这与乌桓与鲜卑同族同源有关，同时这些器物又带有自身特色，这应是乌桓与鲜卑异流分支的体现。在出土物中，铜镜为典型的汉代器物，说明这一地区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融之地。
  
五、辽、金、元时期的契丹、女真、蒙古文化
     经过多次不同规模的文物普查和田野考古发掘，滦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辽、金、元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历史文物。其中古遗址、古墓葬、古城址百余处，还有大量的窖藏、石刻等。这些考古发现为研究辽、金、元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滦河上游闪电河流域是契丹族的发祥地，耶律阿宝机于916年建立契丹政权。辽圣宗时，在其母的辅佐下，任用汉官玉田人韩德让为相，推行汉化改革，完成了契丹民族的封建化，国势达到鼎盛时期。在辽圣宗和辽兴宗统治时期，滦河流域文化出现了新的高潮。大辽朝廷多次向滦河流域迁移大批契丹、奚、渤海居民与农耕民族杂居，并从事农业生产。又安置了许多从华北、中原地区掠夺来的战俘，带来了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不仅使滦河流域经济得到进一步开发，也加速了民族的融合。辽政权还不断发布劝课农桑和保护农田的诏令。
　　承德为辽代的中京大定府泽州和北安州地。是辽与北宋及西夏使节往来的必经之地，故沿途建有许多驿站和驿馆。承德是辽代南京通往中京的必经之路，宋臣使辽录中对辽驿道沿途的风土民情、文物古迹有较为详细的记述。1004年，宋、辽两朝罢兵求和，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为界，缔结澶渊之盟，百年通好。在这种和平稳定的大环境里，人们生活安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在行政建置上，辽代设有五京道，承德为中京道所辖，为辽南京至中京、上京的必经之路。
     承德一带的辽、金、元遗址多分布在当年的中京道附近，如辽驿站遗址、居住遗址、瓷窑遗址等。其中采矿冶炼遗址有7处，如辽代渤海冶铁遗址、陷河银冶遗址等。在辽驿道所经的长岭梁发现一处辽代渤海冶铁遗址，在位于隆化县隆化镇北的辽北安州故城内发现了铸铁遗址和铜器作坊遗址。由此不难看出辽、金时期矿业的发展及锻铁和铸造技术水平的成熟与精湛，辽代对燕北地区的经济开发，矿业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承德地区辽、金时期的墓葬发现很多，其中辽代墓葬分布较为密集，重要的有平泉县八王沟辽大长公主墓、上鹰杖子壁画墓、耶律夫人墓、等。辽大长公主墓与辽圣宗永陵的布局相近，大长公主的配偶即辽景宗的长婿、契丹国北府宰相萧继远。大长公主墓内出土了大型雕刻石棺和墓志，墓志铭长达1068个字，反映的大量史实为研究辽代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望道石辽墓为仿木结构的砖筑单室墓，从墓葬形制及葬俗分析，应为辽代早期遗存。金萧仲恭墓的墓主是辽代贵族后裔，降金后得到金朝重用，曾先后被封为“兰陵郡王”、“济王”、“曹王”，在海陵王天德二年时封为“越国王”。其墓志铭文系用契丹小字书写而成，长达2000多字，是继辽陵哀册契丹文字出土后的又一重要考古发现，有着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承德地区还发现了许多辽、金、元时期的窖藏，主要有甲山窖藏、一顷窖藏、西大山铁器窖藏等。
　　从承德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自古这里是中原汉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会的区域，是长城南北的过渡地带，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使承德在历史学、民族学、军事学等多方面都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区域。
　　在唐山地区,辽、金、元文化遗存同样比较丰富。唐山是辽代南京道析津府辖区，玉田、遵化、迁安、滦县、乐亭、丰润等地均在辽的疆域之内。
　　最著名的当是迁安上芦辽墓群的考古发掘。上芦辽墓位于河北省迁安市沙河驿镇西北皇姑峪，共三座墓葬。这些均为辽代韩氏家族的茔地，分别于1964年、1977年、1992年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瓷器，同时在韩相墓还出土了墓志。基于韩氏家族在辽代特殊的地位以及对辽代历史做出的特殊贡献，为辽史研究提供珍贵的考古依据。
　　在契丹文化中另一个值得述说的特征就是辽代尚佛风俗在考古文化中的体现。契丹立国之后，由于统治者提倡，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处处兴佛事，方方创精蓝”，崇尚佛教之风日益兴盛，造就了一大批佛教艺术家和优秀的佛教艺术作品问世。辽代佛教艺术直接传承于唐，既保留了唐代造像“丰腴为度”雍容华贵之美，又不失马背民族粗犷奔放之风。
　　契丹族原无佛教信仰，耶律阿保机注重吸收内地文化，以收揽汉人。太祖天显二年（927）攻陷信奉佛教的女真族渤海部，迁徙当地的僧人崇文等五十人到当时都城西楼（后称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自治区林东），特建天雄寺安置他们，宣传佛教。太宗会同元年（937），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山西北部），这一带地方原来佛教盛行，更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而王朝利用佛教的政策亦益见显著。其后诸帝，都对佛教特加保护，在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0）中间，辽代佛教遂臻于极盛。仅唐山地区就有滦县磕头山罗汉洞、丰润天宫寺塔等多处辽代佛教遗迹。天宫寺塔建筑结构精巧、风格独特，塔中发现的辽代刻版经卷实属国内罕见，为我国佛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女真族活动在黑龙江流域，1115年，完彦阿骨打称帝，建立“金”国，1125年，金灭辽，1127年，灭北宋。宋金对峙时期，民族矛盾尖锐，宋的抗金斗争持续不断，但各族的劳动人民仍然进行着频繁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随着金在中原和北方统治的建立，女真人迁居滦河流域，与汉人杂处交往，女真人渐染华风，汉人也久习胡俗，彼耕此种，成为一家。金章宗于明昌、泰和年间曾两次下令听任女真人与汉人通婚，从而加速了民族的融合。金朝盛期，滦河流域农业发展。金代的承德属北京路，归大定府管辖。在滦平县岭沟村发现的金代窖藏，出土了金代常见的铁锄、铁锤外，还有用于点种的点葫芦，说明农业已经又漫撒籽走向精耕细作。金世宗大定年间下令滦州、蓟州等州督劝农桑，在玉田一带引水灌溉，发展水稻种植。在唐山境内迁安、迁西、乐亭、玉田等地都发现了金代墓葬和遗址，而乐亭县的辽金遗迹尤为众多。
　　元代是蒙古族建立起来的统一政权。忽必烈完成了蒙古族的封建化，开创了元朝的盛世。滦河流域一带垦荒耕作、兴修水利、疏浚滦河、都劝农桑，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使这里土地得到大面积开垦，水稻和棉花逐步得到推广种植。
　　内蒙古为元代发祥之地，考古发现数不胜数。著名的元大都、元中都、元上都三大都成遗址，建筑规模宏伟，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这三座古城遗址纵跨长城内外，连接着草原和中原，是中国重要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也覆盖了元代滦河中上游的考古文化。
　　元代的承德属中书省上都路辖区，元朝统一全国后，北方一带的少数民族在此聚居融汇。元代考古中位于隆化县湾沟门乡茶棚村窖沟垴前山的鸽子洞丝织品窖藏为世人瞩目。鸽子洞在海拔1010米的半山腰处，因洞内常栖息成全山鸽，当地俗称为鸽子洞。洞口向南，高12.5米，宽8.5米，进深11.5米，洞内宽敞明亮，温度适中。窖藏器具为一麻袋状粗布包裹，埋于洞内距地表2.5米深的土层中，1999年1月，几名小孩子在洞内玩耍时偶然发现。窖藏文物共66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丝织品45件，文书6件，其他类15件。保存完好，是我国元代纺织品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元代官吏俸钞、租典制度、织造刺绣工艺、纹饰图样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唐山博物馆目前也收藏有一批元代文物，有传世品，也有地下出土的器物。从而也可窥见到元代时人们在这一地区的生产和生活。

主要参考书目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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