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满族与大清王朝
来源：未知 时间：2009-01-09 19:25:00
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主体兴起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这个精于骑射、充满锐气、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的民族，同我国历史上其它北方少数民族一样，都曾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明末，从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统一女真各部，到起兵反明，横行边关，在短短几十年里，从小到大，由弱渐强，以至占领辽沈，统治整个辽东，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全国拓展，壮大成为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主要势力，并最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统治中国达两个多世纪。
一、满州族的兴起
（一）满州族源流
满州族，原称女真，后简称满族。满州族这个名称出现得很晚，明崇祯十年即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清太宗皇太极颁布诏谕：“我国原有满州、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只）称我国满州原名，不得仍前亡称。”皇太极诏谕中所说的“诸申”，即“女真”，都是汉文音译。从此，满州的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典册上。
“满州”即满语“manju”的音译，它在满语中的含义是什么，史学界有几种说法：一为满州历史上的英雄满住名；二为满州地名曼遮；三为满州部落名；四为曼殊师利“曼殊”佛名。因皇太极对“满州”的含义未做解释，史籍上亦无其族名释意记载，因而至今成为一个清史之谜、满学之谜。至于“满族”之名，清朝时还没有这一称谓。虽然皇太极把女真族改为满州族，但通常皆称“旗人”、“在旗”、“满州”等，在旗就是“民”，即所谓的“只分旗民，不分满汉”。到民国初年，八旗制度废除，对这些人如何称谓，当时报刊上称呼很杂，称为“旗人”、“旗民”、“满旗”、“满人”、“在旗”等等，仍然带有八旗制度的影子。为了消除八旗制度的影响，统一称谓“满族”，即“满州族”的简称，并一直沿袭至今。改革开放后，一些满族人看到好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而满族没有，就把满州的命名日即农历十月十三日定为“颁金节”。“颁金”亦为汉语音译，满语意为新生活的开始。
说到满州源流，有一个神话。据《满州实录》记载：“初，天降三仙女，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在长白山布勒瑚里湖沐浴，她们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落在佛库伦的衣上，色甚鲜妍，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佛库伦后生一男，姓爱新觉罗，名布库哩雍顺。”这个爱新觉罗·布库哩雍顺，就是神话传说中满州族的始祖。这个神话传说其真实性不必深究，但它如同殷始祖契（xie）母简狄，吞鸟孵而生契的神话一样，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满族和汉族一样，都经过了一个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时期。其实，真正有文献记载的满州族的祖先是女真。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周秦时的肃慎、西汉时的挹搂、北朝时的匆吉，辽、金、元时称女真。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政权，最早是唐代的勃海国大氏，最强大的是金朝，与南宋对峙，占据半壁河山，先后九帝执政，历经119年。十二世纪初，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横扫蒙古高原，完成统一蒙古大业，进而举兵灭金，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女真族从此退出统治者的历史舞台，而成为元朝的臣民。
明代，女真分为四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和野人女真。东海女真和黑龙江野人女真距明朝辽东腹地较远，又居地分散，对辽东影响不大。对辽东有直接影响的是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分为叶赫、哈达、乌拉和辉发四部，其中实力较强的是叶赫部和哈达部。建州女真原居松花江、绥芬河流域，由于遭受野人女真人的侵害和瓦刺东移的压迫，先迁至图门江流域，后又辗转迁至辽东与紧邻的浑河、苏子河流域的赫图阿拉，即今辽宁省新宾县一带。这里，就是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龙兴”的发祥之地。赫图阿拉北临苏子河、东隔鸭绿江、图门江，西接辽河平原，地近辽阳、抚顺，直接受到东西两面农耕文化影响，且又与蒙古、朝鲜、明朝互为贸易，社会经济发展较快。明永乐二年（1404年），明朝在这里设建州卫，封女真族胡里改（火儿阿）万户为建州卫指挥使。建州女真也因此得名。永乐十四年（1416年），建州卫猛哥帖木儿因跟随成祖朱棣攻打蒙古有功，被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建州卫遂一分为二。后来，猛哥帖木儿在动乱中被杀，其子董山亦被俘，其弟凡察报告建州左卫印丢失，明廷命人新刻一印，让他执掌左卫地。董山被放归后，卫印找到了。于是，围绕新旧两印，叔侄两纷争不休。明廷决定再把建州左卫一分之二，增设建州右卫。这样建州卫就变成三卫，他们相邻而居，部族兴盛，势力渐强，并逐渐形成两个部——建州部和长白山部。建州部又分为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和哲陈部；长白山部则分为讷殷部、朱舍里部和鸭绿江部。当时，女真“各部峰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直到女真统一。
（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
明嘉靖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生于建州女真苏克苏浒河部的赫图阿拉。他的外祖父王杲（gǎo）为建州卫指挥使，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士先后任建州左卫指挥使。他10岁丧母，兄弟五人居长。继母对他很不好，十几岁便娶妻独立门户。他经常到山林里挖人参、采蘑菇、拾松子、摘木耳，然后远到抚顺马市换回生产和生活用品。努尔哈赤饱经磨炼，体格健壮，精于骑射，聪睿能干，这些都为他成就一番事业打下了基础。后来，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进剿建州女真，先后杀死建州部的重要人物王杲、阿台、塔克士、觉昌安，而这四个人皆为努尔哈赤的近亲。努尔哈赤惊闻父祖被害，悲痛欲绝，诘问明朝边吏：“我祖、父何故被害？”明朝遣使谢过称“非有意也，误耳！”明朝归还了努尔哈赤祖父和父亲的遗体，并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 。从此，努尔哈赤与大明皇朝积下了不可化解之怨，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也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遇。
努尔哈赤袭位建州都督后，施展两面策略，一面讨好明廷，“时送所掠汉人，自结于中原”，甚至与杀父仇人李成梁之子李如柏结成“至交”。明朝人说：“建酋（指努尔哈赤）与成梁谊同父子”，如“如柏兄弟与如酋有香火之情”，所以深得李成梁信任，先后被加封为左都督，晋封为龙虎将军。另一方面，努尔哈赤注意积蓄力量，待机而发。他十分注重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信用有才干的汉人。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5年）有人就在建州女真“见折（浙）江绍兴府会稽人龚正六……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号为师傅，方教老乙可赤儿子书，而老乙可赤报勤其厚待。”努尔哈赤手下还有个歪乃，“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甚至他的亲信侍卫也有不少是汉族人。此外，努尔哈赤受封为龙虎将军后，多次去北京朝贡，经常来往于辽东汉族人聚集地区，广结辽东明将，熟悉山川风物，耳濡目染，深受汉文化熏陶。他熟悉汉语，能读汉文书籍，言必称汉唐，奉明制为圭臬，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努尔哈赤为统一辽东做了充分准备。
随着与汉人的交往、融合，建州女真政治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实力日益强盛。努尔哈赤适应各部日渐形成的统一趋势，以十三副遗甲起兵，于万历十一年展开了对建州女真的兼并战争。建州女真分本部和长白山部，其下比较重要的共八部。努尔哈赤想把这八部统一起来，自然困难很多。一是很多人不服；二是部属宗族惧祸，甚至有人要杀他以除祸根，但努尔哈赤坚定不移地要把统一大业进行到底。首先联合所属的苏克苏浒河部的四位寨主，共同攻打里通明朝的本部图伦城城主尼堪外兰。尼堪外兰兵败，投奔明朝寻求庇护，被努尔哈赤抓回，是役告捷。自此，努尔哈赤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针，历10年时间，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统一了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的统一，引发了东北女真各部关系新的变动。海西女真各部首领既不服，又恐惧。乌拉贝勒轻视努尔哈赤，说他是“无名常胡”；叶赫贝勒派使臣到建州索地，努尔哈赤举刀断案：“尔叶赫诸舅，何尝亲临阵前，马首相交，破胄裂甲，经一大战耶！”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以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为首，纠集哈达、乌拉、辉发三部，长白山朱舍里、讷殷两部，蒙古族科尔沁部以及锡伯、卦尔察部，共九部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直扑建州军政中心佛阿拉。努尔哈赤占据古勒山险要地势，采取“借地以困之”的战略，对付九部联军。古勒山之战，建州女真大败九部联军，斩杀叶赫贝勒布寨及其以下4000余人，俘获乌拉贝勒之弟布占泰，缴获战马3000余匹，铠甲1000余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明安仅以身免，狼狈逃脱。这次战争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转折点，努尔哈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接着对女真各部展开攻势，软硬兼施，征抚并用，逐一吞并——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攻灭哈达部；三十五年（1607年）灭辉发部；四十一年（1613年）攻取乌拉部；四十四年（1616年）吞并叶赫部。努尔哈赤先后用36年时间，统一女真各部，实现了自元末200多年以来女真族大一统的局面。
女真各部统一以后，努尔哈赤认为另立旗号的时机已经成熟，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立“大金”国，自立为汗，建元天命，设官建署。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成功，关键在于他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哈达部王台、建州部尼堪外兰对明朝“只称臣，不称雄”，没有做成大事；建州部王杲、王兀堂“不称臣，只称雄”，被“磔（zhé）尸剖腹。”努尔哈赤对明朝先是“只称臣，不称雄”；继而，“明称臣，暗称雄”；进而，“边称臣，边称雄”；最后是“不称臣，只称雄”。巧妙地把握时机，采取应对措施。同时，明朝打击海西女真、蒙古、抗倭援朝，对辽东控制弱化，也都给建州女真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三）后金反明
1、首取抚顺。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期间，积极做好攻明准备。一是创制满文。满州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金时的女真文至明朝中期已经失传，公文用蒙文或汉文。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借用蒙文字母拼写满语，形成无圈点的满文，是谓老满文（皇太极时又命人在老满文的基础上，改成有圈点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满文有6个元音字母22个辅音字母，10个特定字母。后金时，满语、满文成为官方语言和文字。二是创立八旗制。为适应政治、经济和战争的需要，努尔哈赤利用女真族原有狩猎组织——牛录，创立八旗制度，即把原来10人为一牛录改为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后称佐领；5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一人，后称参领；5甲喇为一固山（即旗），设梅勒额真（副都统）、固山额真（都统）各一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初设四旗，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标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在原有四旗基础上增设四旗，将原来黄、白、蓝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形成八种不同颜色旗帜，称为八旗，即满州八旗。尔后，又增设蒙古八旗、汉人八旗，共24旗，但统称八旗。八旗制度以旗统民，以旗统军，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是一种严密的行政、军事、生产为一体的组织。三是创建基地。努尔哈赤吸取李自成不建基地，被称为“流寇”的教训，在北统一海西女真，在东结好朝鲜，在西对漠南蒙古采取联姻、赏赐、会盟、尊重喇嘛等政策，在南对明朝采取两面政策，以形成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努尔哈赤完成上述准备后，表明后金已具备了与明朝抗衡的条件和实力。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月，努尔哈赤向诸贝勒大臣宣布：“吾意已决，今岁必征大明国！”四月十三日发布“七大恨”誓师，公开向明朝宣战，战略重点由统一女真转向进攻明朝。努尔哈赤亲率大军二万南下拉开进攻明朝的序幕，迅速攻下东州（今辽宁省抚顺市南）、马根丹（今辽宁省抚顺市南）和抚顺三城，毁抚顺城并虏人畜30余万。又击败明总兵张承胤的追击，获马8000余匹，铠甲7000余副和大批粮食、金银、布帛、器物。接着，攻下抚安、鸦鹘关（今辽宁省本溪东北）、清河（今辽宁省本溪北），打开了通向沈阳、辽阳的关隘。
2、萨尔浒大战。明朝失陷抚顺、清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心认真对待努尔哈赤的挑战，集中兵力对后金发动军事围剿。起用原辽东巡抚杨镐为辽东经略，赐尚方宝剑；任命御史陈王庭为巡按辽东兼监军事；起用旧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谕令旧将杜松、刘庭“星驰出关，以备调遣”，在广宁（今辽宁省兴城）新设辽东饷司，管理辽东粮饷，并增加海道，运送粮料；征调四川、甘肃、福建、浙江等地军队8万余人，并咨文朝鲜调一万余军兵，合力征讨，总计调遗一帅、七总兵、十二万大军。这是明朝所能调遣的最大限度的军事力量。经过10个月的准备，于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初一，明朝兵分四路开始对后金发动进攻，指挥中心设在沈阳，杨镐坐镇指挥。一路由杜松率军兵3万余，由浑河两岸进攻苏子河谷；一路由马林率军兵15000余，自开原出三岔口，进攻苏子河；一路由李如柏率兵25000余，从鸦鹘关进攻赫图阿拉；一路由刘铤率25000余军兵（含13000余朝鲜兵），自宽甸进攻赫图阿拉。明朝几乎倾全国之力，以图一举扑杀后金。
努尔哈赤意识到这次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后金的存亡，于是动员所有精锐约七万余人参战。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原则，首先出击杜松部。当时，杜松部已占据萨尔浒（今辽宁省抚顺东），以一部驻守其地，一部北攻界藩山。努尔哈赤令其子皇太极率两旗主力加强界藩山防御，自率六旗军兵强攻萨尔浒，一举攻取。接着，挥师围攻界藩山，全歼明军，杜松战死。努尔哈赤又马不停蹄，进击明朝北路军马林部，在萨尔浒北30里的尚间崖一战，大败马林部，除主将马林带数骑随从逃回开原外，亦全军覆没。随即，努尔哈赤又迅速回兵赫图阿拉，在阿布达里岗围击刘铤军。刘铤战死，其养子刘招孙“负庭尸，手挟刃”，与后金军拼杀，力竭而死。刘铤败死后，随刘铤作战的朝鲜兵逃至阿布达里岗的富察之野（今桓仁满族自治县富沙河铧尖子镇一带）也遭后金军围杀，朝鲜部元帅姜弘立投降。杨镐见三路大军皆败，便令李如柏撤军。萨尔浒之战，历时五天，以明军失败，后金胜利而告终。从此，努尔哈赤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
3、再攻辽、沈。萨而浒之战后，明朝庙堂内外、朝野上下，举国震惊，一片恐慌。原辽东经略杨镐遭举朝痛骂，其它丧师之将，均遭弹劾，带罪管事，心中忐忑，惶恐不安。明廷重新调整战略部署，任命熊延弼经略辽东，希望他扭转辽东败局。然而，还没及熊延弼上任赴辽，努尔哈赤就兵攻开原、取铁岭。开原在明辽东防御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它西遏蒙古，北控海西，东制建州，南屏沈阳，谁控制开原，谁就控制辽东北部。努尔哈赤占据了开原和铁铃，就等于拔掉了明朝在沈阳的屏障，打通了进攻辽阳、沈阳，西征蒙古各部的通道。熊延弼赴辽后，认真研究了辽东战场的形势，决定采取积极防御、先守后攻的方针，整顿军纪，严明赏罚，招抚流亡，加强战备，严阵以待，使努尔哈赤不敢贸然而进。但由于明朝统治集团内部党争纷杂，为官清正、性格刚毅的熊延弼遭阉党猛烈攻击，被诬以“无谋欺君，攻战不力。”熊延弼据理抗辩而无效，遂愤而辞官，挂冠而去。明光宗泰昌元年、天命五年（1620年），明朝任命袁应泰署理辽东。袁应泰不顾战场实际，改变熊延弼积极防御的方针，企图转守为攻，加之治军不严，麻痹轻敌，给了努尔哈赤可乘之机。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发动进攻，一举夺取沈阳、辽阳等70余城，袁应泰兵败自杀。随即，努尔哈赤将都城迁至辽阳城（今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新城村）。
明朝接连失利，再度起用熊延弼，但又任阉党王化贞为巡抚。结果，经略、巡抚意见相左，经略主守，巡抚主战，王化贞拥兵13万，而熊延弼仅以5000兵驻扎山海关。王化贞拥兵自重，根本不听熊延弼的意见，然而其错误主张却得到明廷支持，遂不断发动攻势，屡战屡败。努尔哈赤乘胜西渡辽河，迅即攻下广宁。王化贞西逃，后金很快又占领辽河以西40余城，将都城迁往沈阳。明军再一次惨败，丧失了辽东。在阉党操纵下，熊廷弼被冤杀，传首九边。
4、宁远受挫。努尔哈赤占领辽东，势如破竹伺机南进。明廷为阻止努尔哈赤继续南下，又派王在晋经略蓟辽军务。王在晋力主后退至山海关以内，在八里铺延伸20里修筑一条防御工事，分兵死守。不久，明廷又派兵部尚书孙承宗督辽。他采纳佥事袁崇焕的建议，整饬军务，修建宁远城，加强要塞防御力，并以锦州、宁远为防范后金的主要据点。孙承宗在督师辽东的四年中，由于部将袁崇焕的协助，收复辽西失地400余里，修筑城堡54座，屯练军队11万，屯田 5000余顷，辽东军备得到加强。然而明廷内部朋党斗争激烈，阉宦魏忠贤当权，极力排斥孙承宗。开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去职，明廷继用高第。他赴任后，主张放弃关外之地，驱迫汉民入关，尽废孙承宗的防御措施，袁崇焕拒不执行高第的命令，团结广大军民，坚守宁远。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以十三万铁骑，围攻宁远。时明守军仅一万余人，袁崇焕和全城将士奋力抵抗，努尔哈赤久攻不克，伤亡惨重，并身负箭伤。他自叹：“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忿恨而回。”袁崇焕又率军追杀30余里，后金军又损失万余人。宁远战役努尔哈赤受挫，败退沈阳途中，死于距逃阳80里的叆鸡堡。这是明朝与后金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汗位，改元天聪。第二年皇太极为父报仇，再攻宁远、锦州，又遭袁崇焕的坚决抵抗，后金兵受到沉重打击，皇太极被迫撤军。
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接受攻打宁远失败的教训，避开袁崇焕坚守的宁远、锦州，绕道突入长城，进犯北京。袁崇焕奉命回救京师，皇太极施用反间计，诱使明廷杀害了保卫宁远、屡建战功的袁崇焕。之后，宁远失守，明将耿仲明、孔有德以舟师降金，驻守在辽东半岛外海的尚可喜亦降后金，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也被后金军攻取，辽东沿海地区均被占领。
5、皇太极调整策略。皇太极即汗位，尤其在进攻宁远、锦州、北京受挫后，认识到要入主中原，成就大业，仍面临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东征西讨，用武力征服女真、统一辽东，用强权压服汉族人的反抗，奠定了后金政权的基础，满族共同体也进一步得到发展和扩大。但是努尔哈赤留给皇太极的并不是一份太平基业，各种潜伏的危机和社会矛盾都需要一个个排除。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就辽东统治区域而言，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之间，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四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汉人，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人，几乎成为后金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改变策略，以加强后金在辽东的统治。
（1）调整内外政策。对外，皇太极一方面主动与明朝“议和”，不惜“上疏称臣”，以麻痹明朝，缓和与明朝的矛盾，借机休养生息，以待时机；另一方面，派兵东征朝鲜，割断朝鲜与明朝的联系。接着，以武力和招抚并用，降服蒙古，排除两面威胁，进一步孤立明朝。同时，皇太极大力调整内政。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疆域的扩大和汉族降人的增加，后金社会内部封建制生产关系也有发展，两种生产关系引发的奴隶反奴隶主压迫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皇太极把努尔哈赤曾在辽、沈地区实行过的“计丁授田”法，加以推广。所谓“计丁授田”，即每一丁男种粮5日（每日约合6亩）、种棉一日，三丁种官田一日，每20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应差。皇太极推行的“计丁授田”基本是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在这种制度下，满人和汉人都有了自己的土地，赋役也有了定额，他们已不是奴隶制的奴隶，而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这种制度的实行，表现了社会的进步，缓和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生产发展。
（2）建立中央集权。努尔哈赤时，为强化其权力，八旗旗主均由其子侄八和硕贝勒分掌。他们以努尔哈赤代理人的身份统治八旗，最后统一于努尔哈赤。其晚年又明确规定，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他的继承人也由八和硕贝勒中挑选。这样，八和硕贝勒就成为八旗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在各旗分置官属，统辖兵民，这无疑潜伏着权力分散、争权夺位的危险。虽然皇太极已即汗位，但八和硕贝勒中，代善（努尔哈赤长子）、阿敏（努尔哈赤侄）、莽古尔泰（努尔哈赤第五子）权势尤重，对皇太极威胁最大。于是，皇太极先后以“心怀不轨”的罪名，除掉阿敏和阿古尔泰，迫使代善与其它五大贝勒屈服。同时废除八大贝勒共同执政“俱南面坐”的格局，实现了“南面独坐”的目的，树立了君王独尊的权威。他又乘机掌握了上三旗（正黄、镶黄、正蓝）大权，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使其它各旗皆无抗衡之力。天聪九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后又改为三院（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仿明制建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等政权机构。这些机构的长官虽然仍是诸王和八旗旗主，但在体制上已由以往的贵族会议形式，变成了封建君臣朝会，体现了中央集权。
（3）强化八旗组织。八旗组织是满州军政合一的组织，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各部、与明朝的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的原则，除了俘虏作为满人的奴隶外，所有归降者皆被编为民户。这些汉人民户同那些移来的满族自由民，被纳入八旗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的监督下从事生产劳动。但归降汉人受满州族人歧视，往往被逐出牛录或被杀掉。皇太极为了消弭和缓和民族矛盾，改变歧视汉人的政策，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规定凡中国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虽举首概置不论；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下令禁扰汉人，有抢劫汉人牛、羊、鸡、豕者，加以惩处。特别重要的是皇太极一改努尔哈赤屠戮汉人的政策，而代之以“恩养”。皇太极屡次谕旨，对于新旧归附之人，皆宜“恩养”，并规定“管输汉民各官”，以抚养之善否作为“分别优劣”的考核标准。这些规定改善了汉人的生存环境，起到了稳定汉人民心的作用。为了扩充兵力和利用汉族地主阶段，皇太极组建汉军八旗，由原辽东汉人为额真统帅，与满八旗编制相同。皇太极是汉军八旗的最高统帅，汉八旗随时听其调遣。这样，用汉族地主加强对汉人的控制，又扩充了兵力，强化了八旗组织。
（4）笼络汉族官吏。崇德元年（1635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宣告改国号为“大清”，废金国之称，改元崇德。十月十三日又改女真族为满州族。这些名称上的改变，其主观意图就是隐讳女真和金朝，以减轻中原汉人的敌对情绪。因为女真和金朝在历史上曾经侵扰过中原，容易触及汉族人的隐痛和诱发汉族人的民族意识。皇太极称帝后，十分重视网络人才和笼络归降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甚至不惜高官重金。早在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曾下令开科取土，报考者不分满汉，不论身份，唯才录用。他攻下大凌河以后，对明朝降将，仍授原职原衔，赐予世袭敕书，并且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由八贝勒轮流宴请。天聪七年（1633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携红衣大炮归降，皇太极亲自以女真最隆重的抱见礼郊迎，并给予丰厚的赏赐，当时即授其都招讨印。以后在崇德七年（1642年）的松山之战中，虏明经略洪承畴，皇太极也对其十分关爱。对于有才干的汉人，皇太极一律擢升重用，视为心腹。汉人谋士范文程原系辽东土著地主，归降后深得皇太极尊崇，委以大学士重任，后来范文程为清军入关出谋划策，起了很大作用。皇太极略策的调整，清除了内部隐患，强化了中央集权，改善了民族关系，为清军入关取代明朝奠定了基础。
二、顺治朝入关
（一）多尔衮摄政
皇太极为清军入关做了积极准备，但他未付诸实施就于崇德八年（1643年）突然去世。史载，皇太极“无疾崩”。从现代医学角度推测，皇太极不是无疾而终，很可能因为突发中风或急性心肌梗。皇太极因突发病而死，他又没有来得及留下有关继承人的遗言，而诸贝勒大臣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人们从一片慌乱中清醒过来时，想到的是国家不能无主。由此，围绕嗣位问题，诸王贝勒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当时，诸王贝勒中拥有竞争力的是代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济尔哈郎。代善资格最老，但老成持重的代善并没有那份野心，17年前他尚能首推八弟皇太极为汗，而此时年已花甲的他，更无意争帝，但他的资历和地位在推谁为帝中，必定举足轻重。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是同母兄弟，为努尔哈赤晚年最宠爱的大福晋乌拉纳氏所生。努尔哈赤在世时，曾有过让多尔衮继汗位的想法，考虑到其尚年幼，以后就再未言及此事。皇太极继汗位后，惟恐乌拉纳氏发难，先发制人，以汗父遗言：“俟吾终，必令殉之”为由，逼令乌拉纳氏身殉，多尔衮三兄弟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17年后，皇太极去世时，多尔衮三兄弟与那时的情形已有天壤之别，特别是32岁的多尔衮，智勇双全，才干出众，并在南征北战中建有卓著功勋，在诸王贝勒中威望很高，被公认为最理想的治国平天下之人。豪格是皇太极长子，在随皇太极征战中建有殊功，是皇太极得力的助手，而且清王朝的迅速封建化，汉王朝嫡长子继承制亦影响到满清朝廷，所以部分宗室、诸王贝勒，尤其是两黄旗中的大臣，都支持豪格嗣位，以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济尔哈郎为努尔哈赤弟之子，在争夺帝位中虽不占优势，但他的向背对皇位继续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嗣位之争主要集中在多尔衮和豪格叔侄俩身上。双方都有继嗣之心，也都有一部分势力支持。皇太极死后的第五天，诸王贝勒决定议立嗣君。当多尔衮来到崇政殿时，发现两黄旗的护军已包围了崇政殿，气氛十分紧张。支持豪格继嗣的索尼、鳌拜等两黄旗大臣，首先提出要立皇子，而阿济格和多铎则劝多尔衮即位为帝，双方都亮出了自己的底牌。多尔衮审时度势，看到自己和豪格都不能得到一致拥护，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流血斗争。于是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即立皇太极第九子六岁的福临为帝，并由济尔哈郎和他辅政。多尔衮的折衷方案满足了两黄旗立皇子的要求，因为对两黄旗来说，只要由皇子继位，就可以保住两黄旗的优势地位，况且又有支持他们的济尔哈郎辅政。对多尔衮来说，虽然自己当不了皇帝，但由此可以掌握辅政大权，名义是6岁的福临做皇帝，实际朝政大权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多尔衮的折衷方案被通过，但斗争远没有结束，那些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也不打算善罢甘休。镇国公艾度礼气愤地说：“我等面从，心实不服。”多尔衮的弟弟多铎极为不满，一头扎进豪格怀抱，表示愿为豪格称帝“出力效死”。代善的子孙硕托和阿达礼四处活动，密谋废掉福临。豪格更是不满，既大骂多尔衮，又骂没有坚持立他为帝的两黄旗大臣索尼、图赖、熬拜等人，其亲信甚至要拼死一争。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如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一场大规模的争夺嗣位的流血斗争将不可避免。多尔衮、济尔哈郎和代善都主张采取严厉措施，对反对已成定议的阴谋活动予以镇压。他们首先拿豪格开刀，豪格被夺7牛录，罚银5000两，废为庶人，其亲信党羽俄莫克图等皆被处死，硕托和阿达礼以叛逆罪被处斩，一场因争夺帝位的风波就这样被平息了。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五日，清廷举行登极典礼，6岁的福临即皇帝位，年号顺治，由济尔哈郎和多尔衮辅政。十二月，福临诏改辅政王为摄政王。济尔哈郎和多尔衮为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摄政王，在征得诸王贝勒、王公大臣同意后，决定停止诸王管理六部，规定由尚书省管理，限制了诸王干预政务的权力，把皇太极实行的中央集权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济尔哈郎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堂上官传谕：以后凡衙办事有应该报我们两个王的，都先报睿亲王多尔衮，档子上写名字也应先写睿亲王大名，坐立班次以及仪注也都按此办理。其实济尔哈郎是面对现实，自知无力与多尔衮抗衡，自动退居多尔衮之下。自此，多尔衮成为大清王朝独握国柄的摄政王。
（二）清军入关
多尔衮解决皇位继承和诏定为摄政王后，着手准备挥师入关。这时，明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已是日暮途穷，朝不保夕。此前，多尔衮曾派人送信给李自成，正式提出与农民军“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并答应一旦夺得明朝天下，就共享富贵。胜利在望的李自成对此不屑不顾。其实，清廷入关夺取全国政权是蓄谋已久的事，多尔衮致信李自成“协谋同力”，只不过欲想借助农民军的力量，加速明王朝的灭亡。既然李自成不答应合力攻明，那么证明他有独占中原之心。为此，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力谏进取中原，认为这是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千万不能错过，必须火速进军与农民军争夺天下。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七日，多尔衮调集满、汉、蒙大军誓师南征。为避免山海关明军抵抗，原计划绕道进入长城，再进北京地区。当4月15日清军前锋进入翁后时（今辽宁省阜新附近），接到吴三桂的乞师文书。于是清军改变行军路线，迳直向山海关进发。4月20日，吴三桂又紧急求援，清军日夜兼程，加速向山海关靠拢。
吴三桂之所以向清军求援，是因为多尔衮顺应形势的需要，改变过去入关的“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甚至打起为吊死煤山的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由过去联合农民军攻明，改为与汉族官僚地主阶级联合，共同镇压农民军。吴三桂之所以与李自成势不两立，除了他是明末宁远总兵外，就是因为李自成入京杀死其父吴襄及家人30余口、李自成部属掠走其爱妾，国难家仇使他决心与李自成决一死战，成为与清军联合的基础，所以他剃头称臣，投降了清王朝，迎清军入关。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据关反抗后，亲率大军20万东征，二十一日抵达山海关外围，从东、西、北三面围攻。当时清兵约14万余，吴三桂部约5万余，与李自成农民军基本势均力敌。然而，在清军与吴三桂所部夹击下，李自成率农民军大败而逃。29日，他回到北京，在武英殿仓促称帝，第二天烧毁皇宫，弃京返回关中。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一日，清军进入北京城。九月，清世祖福临至北京，清朝决定迁都于北京。从此，满族贵族成为“定鼎燕京”的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统治者。
（三）平定海内
1、镇压农民军。顺治皇帝迁都北京，但要真正成为中原之主，尚有很多难题。清军是打着“吊民伐罪，报君父之仇”的口号之关的，而且早已把农民起义军看成争夺天下的对手。多尔衮在清政府迁都北京后不久，就集中精锐之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西撤的大顺农民军。他派吴三桂及阿济格、多铎兼程并进，紧追不舍，企图一举歼灭农民军。李自成在撤退途中，也多次反击尾随的清军，取得一些局部胜利，使清军付出沉重代价。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李自成退居西安，时农民军集结在陕西的尚有几十万人，曾拟定了南取汉中、西攻甘肃、固守关中，待机反击的计划，但在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下，农民军领导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自成听信牛金星谗言，误杀名将李岩，引起刘忠敏等人的强烈不满，以致文武不和，将士离心，战斗力大为削弱。清军掌握这一情况后，认为这是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遂分兵两路向大顺农民军发起进攻。一路由多铎、孔有德、耿仲明率领，由河南孟津西攻潼关；一路由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从陕北南下，进攻西安。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与大顺农民军大战于潼关，李自成大败，潼关为清军所占。之后，多铎又率军从潼关进攻西安。李自成两面受敌，遂放弃西安，由兰田出武关，进入湖北襄阳，再走武昌。阿济格、吴三桂跟踪追击。是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率部进行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当地地主武装所杀，时年39岁。从此，大顺农民军余部分为两支：一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率领，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率领，后被南明政权招抚，继续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除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外，张献忠在四川领导的大西农民军，也十分活跃。他们在四川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颁布了一些政策、法令，但由于农民军旧习难改，未能很好执行。在四川两年多，人心涣散，无所建树，又不断遭受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实力逐渐减弱。顺治二年（1645年）十月，清军消灭了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后，多尔衮曾下令招降张献忠，但遭拒绝。于是，派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于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由陕西南下进攻大西农民军。七月，张献忠在四川处境日益困难，遂放弃成都，转移至川北西充一带。十一月，清军在大西军叛将刘进忠引导下，包围西充凤凰山，张献忠仓促应战，中箭身亡，时年41岁。张献忠死后，其残部在陈可望、李定国等带领下南走贵州、云南。
2、攻灭南明。明崇祯帝吊死煤山，明朝覆亡。江南的明朝官员于当年五月十五日，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建元弘光，史称“南明”。这个南明政权比明末更加腐败。他们以“灭贼复仇”为第一要务，在长江北设有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镇，拥兵20万。长江中游驻有左良玉部，拥兵30万。按理拥兵50万且有长江天险为屏障，守住江南半壁江山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们被多尔衮“报君父之仇”的口号所迷惑，专心对付农民军，而对清军南下则放松警惕，甚至不惜割地纳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首”，企图借清军之力消灭农民军，以图复国。南明内部，皇帝昏庸，终日笙歌宴饮，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朝政则落入马士英等人之手。他们专权纳贿，卖官鬻爵，无所不用其极。朝臣之间互相倾轧，纷争不休。阉党阮大铖又勾结马士英罗织罪名，打击东林党人，许多正直官吏被捕被杀，各镇之间为争地盘不惜互相残杀。拥兵自重的左良玉，因不满马士英的专权和胡作非为，以“清君侧”为名，进攻南京。马士英则调黄得功、刘良佐两部兵力抗击左良玉。南明政权的分崩离析，给清军南下留下了机会。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攻击大顺政权后，多尔衮派豫王多铎移师进攻南明。多铎一路推进，如入无人之境，明总兵李成栋、刘泽清先后在徐州、淮安降清。四月十九日，清军围攻扬州，史可法率军民坚守，拒绝清军诱降，使清军遭受重大伤亡。由于黄得功拒不救援，扬州城破，史可法自杀未遂被捕。多铎多次劝降，史可法答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慷慨就义。多铎下令屠城，10万余人惨死在清军刀下，10天后才封刀。
清军攻占扬州，连夜渡江。明镇海将军郑鸿逵率水师逃往福建，总兵黄斌卿、郑乐等也都先后逃走。5月8日清军占领镇江。15日，清军兵不血刃，进入南京，福王被俘，弘光政权覆亡。之后，明鲁王朱以海在浙江绍兴监国，唐王朱聿键在福建称帝，改年号“隆武”。这两个政权不但不能联合抗清，反而互争正统，相互敌视。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南下，六月，连破绍兴、宁波、温州等地。鲁王在张煌言保护下逃往海上，在沿海一带组织抗清。清军占领浙江后，向福建推进，驻守仙霞关的郑鸿逵弃关而逃；拥兵自重的郑芝龙尽撤水陆防务和要地，清军长驱直入，占领福州。八月，唐王朱聿键从延平逃奔汀州（今福建省长汀），被清俘杀。鲁王、唐王政权相继败亡后，唐王弟朱聿粤在广州称帝，改元绍武；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改元永历。这两个南明政权也为互争正统而水火不容。绍武政权仅存40天，就被清军消灭；永历政权在李定国等农民军的支持下，延续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军在多尔衮的指挥下，所向披靡，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3、围剿农民军和南明残部。李自成死后，大顺农民军残部在郝摇旗、李过等率领下，进入湖南洞庭湖地区，坚持抗清斗争。在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下，他们改变了与南明政权的敌对状态，而南明政权在清军的打击下，尽失国土，几近无处栖身，也迫切需要农民军残部的联合和支持。顺治二年（1645年），郝摇旗、刘体纯率农民军残部与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合作，在“受抚”名义下，农民军被改称“忠贞营”。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进入湖南，农民军和南明残部联合迎战清军，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遏制了清军在湖南的进攻。顺治四年（1647年）春，清将李成栋攻克广州、肇庆后，进攻广西。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惊慌失措，由广西全州逃至湖南武冈。四月，清军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领下，再攻湖南，连下长沙、衡州，又克宝庆，进逼武冈。永历帝朱由榔再奔广西，同时农民军和南明残部也会聚广西全州，在何腾蛟指挥下，发动“五将合御”反击战，大败三王统率的清军，取得全州大捷，迫使清军退回湖南，稳定了广西局势。在这一胜利影响下，清军降将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李成栋在广东，姜襄在山西反正。给清军南下造成很大困难。农民军与南明残部乘胜大举反攻，先后攻克常德、靖州、沅州、宝庆、衡州等地。李过、高一功等也由川东向湖南进攻，在湘潭大败清将方国安后，北上围攻长沙，几乎收复湖南全境，形势对农民军和南明残部极为有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南明政权内部权势斗争激化，歧视、打击农民军的事件不断发生，联合抗清出现分裂。
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乘农民军和南明残余势力分裂之机，再次大举进攻湖南，首次降而复叛的金声桓、李成栋部，重新占领湖南。何腾蛟在湘潭战役中被俘杀。第二年，清军进攻广西，南明兵部尚书瞿式耜在桂林兵败被杀。郝摇旗、李来亨退入川、鄂山区，与南明将王光兴、谭房、谭文等联合组成夔（kuí）东十三家军，耕战结合，继续抗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军攻克梧州、柳州，南明永历政权再度陷入困境，被迫接受大西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联合抗清的建议，并封孙可望为秦王。三月，大西军兵分两路大举出击，一路由刘文秀统兵出兵四川，大败吴三桂，攻克重庆、成都，迫使吴三桂退保汉中；一路由李定国出兵广西，攻取桂林、全州，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被杀，接着又攻取湖南辰州、衡州，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正在李定国回师收复广东、湖南时，心怀叵测的陈可望，对李定国的战功和威望大为妒忌，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率部偷袭李定国，惨遭失败后投降清军，致使大西农民军与南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急转直下。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军攻下云南，第二年占领昆明，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三桂率部入缅甸，永历帝被俘。次年二月被绞杀于昆明。七月，李定国在勐腊得知永历帝死讯，亦忧愤而死。之后，清廷集川、陕、湖、广等省23万兵力，围剿夔东十三家军，郝摇旗、刘体纯先后战死，农民军和南明残余势力全部被歼。至此，历经18年时间，清朝平定了除台湾、西藏之外的抗清武装势力。
一个6岁的小皇帝，在多尔衮摄政期间稳坐了8年皇位，而未被颠覆。经过18年时间平定了大顺、大西农民军，攻灭南明政权，海内归一。除了明朝的腐败、农民军的短见、清朝将士的英勇善战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背后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顺治帝精明强干、颇有谋略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孝庄皇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出身蒙古贵族家庭。其父寨桑受封为内蒙古科尔沁部贝勒。皇太极称帝后，封孝庄为永福宫庄妃。多尔衮当年之所以建议立福临为帝，年轻貌美的庄妃与多尔衮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顺治元年多尔衮率清军占领北京，接顺治母子进京后，孝庄皇太后看到多尔衮大权独揽，又排斥异己，“关内外咸知有睿亲王一人”，深恐多尔衮威迫福临皇位。于是，这位母后采取措施，多方笼络多尔衮。多尔衮死后，她辅助福临亲政，在外有抗清势力，内有满清贵族争权夺位斗争的情况下，孝庄皇太后辅佐福临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