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者或爱好者皆知，清康熙朝前期，在今之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及其周边，建立了专供皇家狩猎的围场，史称“木兰围场”。乾隆皇帝（以下简称乾隆）即位前曾12次随皇祖康熙皇帝到围场狩猎，临朝与训政64年间曾40次到木兰围场狩猎，先后计52次。其一生御制诗词42613首，御制文章1350余篇，其中涉及木兰围场的诗词赋文，笔者查阅到的近百首（篇），《于木兰作》便是其古体诗代表作。
 笔者现就《于木兰作》流传版本讹舛字发现过程、讹正字对照及其诱因辨析等逐一叙述之。
 一、《于木兰作》讹舛字发现过程
 （一）对《于木兰作》诗碑的考察
 在一个旻天云淡，枫叶似火的日子，笔者登上了乾隆御碑所在的碑梁之颠，详细考察《于木兰作》诗碑。
 1、诗碑座落与现状
 在河北省隆化县步古沟镇碑梁村与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石桌子乡碑梁沟村的分水岭，自然地名史称布克梁或卜克岭，今称碑梁。其南麓梁鞍口处矗立着一通石碑。碑之四面镌刻着清乾隆以汉字御书的诗作，因其阳面（正南向）题款识“于木兰作”，故通称乾隆《于木兰作》诗碑。此处海拔高1392米，是清代木兰围场“七十二围”之一的“卜克围场”（二级亚围场，卜克为蒙语，意为密林幽深难以通行）中心围址，也是滦河二级支流伊玛图河的源头之一。
 该诗碑由碑顶、碑额、碑身、碑座四部分组成。石料质地为热河鹦鹉川粉白细砂岩。碑全高457厘米，其中碑顶道士帽或轿顶状，高82厘米，四边为二龙戏珠浮雕；碑额高30厘米，篆刻图案辨认不清；碑身高220厘米，宽127厘米；碑座高125厘米，为修复时用两层花冈岩相夹的海兽浮雕须弥座；碑侧厚58厘米；碑身四边浮雕为缠枝牡丹花纹。
 2、诗碑竖立年代质疑
 《于木兰作》诗碑文字为乾隆御书。有些人在文章中妄断，乾隆书写的纪年即竖立该碑的年代。
 在该碑上有四个纪年，分别为：碑阳《于木兰作》古体诗九首为乾隆辛未秋八月御笔，即乾隆十六年（1751）；碑右《过卜克达坂即事成什》为已卯季秋上浣御笔，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碑左《过卜克达坂叠旧岁韵》为庚辰季秋上浣御笔，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碑阴《过卜克岭行围即景》四首款识纪年因被毁，现无法辩认。
 且不去考虑在封建王朝，对于竖碑立传有什么规矩，就从适宜水土施工泐石雕刻的季节与所需工期考虑，农历八月以后，在塞北高寒密林深处雪地冰天中施工竖碑可行吗？
 特别是该碑的右、左两侧的文字，均为碑阳御书后八九年才书写，而有人竟在文章中异想天开臆断，两侧文字系在《于木兰作》诗碑竖立了八九年后，又补刻上去的。对此冬烘妄论，笔者乘赴南方游历之机，向正在施工的某碑林石刻师傅咨询，答复是“要在已竖立起来的石碑再刻较多的文字或纹饰是不可能的；除非放倒重来。”有的清史研究者说：“对《于木兰作》诗碑竖立年代，只有详查清宫档案的记载，否则谁也说不清楚。”据此，笔者便通查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承德市文物局合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的《清宫热河档案》共18册540万字，有关《于木兰作》诗碑竟无只言片语，但在第14册查到：“道光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热河总管普成奏陈请修达彥梁后碑工程折”与“道光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谕，著暂缓兴修达彥梁后石碑工程”。以上记载至少说明，土石工程建设得在年初预算，在北方只能避开天寒地冻的季节施工。
 当然，乾隆《于木兰作》诗碑的竖立年代虽经质疑，但至今尚无定论；相信随着清宫档案深入整理迟早得以曝光。
 （二）流传版本与诗碑文字比对明显讹舛
 《于木兰作》诗碑在1966年“文革”破“四旧”期间被毁，碑身被劈为两半，凿成喂牲畜石槽。碑顶碑座浮雕装饰大多打碎。1978年经隆化县文物管理所将残破碎块征集一起，拼接修复，1982年7月公布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阳面为《于木兰作》古体诗九首，连同款识原375字，现存213字；碑右侧为《过卜克达坂即事成什》五言律诗一首，原84字，现存82字与钤印2方；碑阴面为《过卜克岭行围即景》七言律诗四首，连同注释款识原为182字，现存84字；碑左侧为《过卜克达坂叠旧岁韵》五言律诗一首，连同注释款识，原86字，现存84字与钤印2方。
 笔者在对现存诗碑考察中蓦然发现，曾阅读并有些记忆的乾隆《于木兰作》古体诗九首，在所流传版本中，讹舛字竟然达到惊人的程度。后经前后四次现场勘察考证、拜谒与走访20余人次知情者和应查必查一些参考文献，有的版本竟出现多至一二十个讹舛字。如，“吴越近江[经]巡”、“万仞[劫]高峰头”等句之“经”、“劫”，在诗碑上醒目而明显，真切而确凿，但有些版本尚附有诗碑的照片，在文字著录中竟对讹舛字视而不见，以讹传讹，任其谬种流传。
 二、乾隆《于木兰作》简化汉字规范著录
 凡真正的清史研究或爱好者均不讳言，乾隆作为一代帝王，对汉语言文字造诣是精深的，书法精湛而娴熟。现按诗碑上所存的213字并参照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御制诗二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1988年3月25日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将《于木兰作》规范著录，并诗句加上标点符号，并将每首诗加上序号，以便于识者核对。
 （一）
 天文漏分野，地志阙开县；
 博览山海经，荒略一二见；
 上林牟内地，木兰辟塞甸；
 中外久一家，敬奉金瓯奠。
 （二）
 单于让牧场，朝家置灵囿；
 深戒武备弛，于焉习狝狩；
 崇冈既坛曼，丛樾亦美茂；
 以故百物滋，取丰留尚富。
 （三）
 霜华霏漠宇，洼棱绀绛斑；
 蒙茸紫獭裳，八月披晓寒；
 呦鹿随哨至，乐此诚忘餐；
 乐亦不可极，于古戒游盘。
 （四）
 吴越近经巡，山水信清美；
 饶复藉人工，未足云观止。
 隐现固有时，美善尽无比；
 独待表章人，一为宣其理。
 （五）
 宣理理乃昩，纷然起毁誉；
 不及无名称，故吾犹古初。
 刘嬴今何有？守御长城隅；
 长城更以外，时来习三驱。
 （六）
 绣壁琳琅标，乐洞笙簧幽；
 眺听欣不凡，发思凌清秋；
 青山生白云，云去山还留；
 寄此片时兴，万劫高峰头。
 （七）
 触绪偶即景，得句恒因心；
 申命邹枚侣，染翰赓予吟；
 清词出众表，妙理入细斟；
 宁无不尽意，秘稿贻知音。
 （八）
 帐殿张雁塞，毳服蒙龙光；
 嘉宾式燕喜，乳酒湘黄羊；
 钖爵洽众欢，湛露流霞觞；
 戒旨非所知，古俗犹敦厐。
 （九）
 枫叶绘叠崚，杨丝锁曲隩；
 动静无穷观，智仁有余乐。
 佳景四时宜，最宜乃金昊；
 曷其可久耽，言旋勤政要。
 于木兰作九首
 乾隆辛未秋八月御笔
 三、《于木兰作》诸版本讹正字对照揭示
 一般的说，任何出版物，无论是古籍整理还是新撰文稿，出现几个在国家法规允许范围内的讹舛字并不足怪，当然也不能倡导“疏漏难免”“错讹有理”论。不过如《于木兰作》在诸多版本中讹舛字之多，实属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校对研究委员会拟制，并邀请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若干专家参与审定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第五条规定：“文字差错包括错别字、多字、漏字、颠倒字、已明令禁止使用的异体字、不符合《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字形规定的旧形字，以及汉语和外文等方面的差错。”“全书最多累计5个差错”。笔者现仅就已查阅到的《于木兰作》4大类17种版本中的讹正字予以对照揭示。
 （一）文史典籍类3种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发行，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钦定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御制诗二集》卷三十第7-8页,与诗碑比对，无一个讹舛字，此为与诗碑一致的对照本。
 2、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发行，和珅、梁国治主编，承德师专校点组校点，《钦定热河志》御制诗《于木兰作》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六首“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第八首“乳酒湘黄洋[羊]”，第九首“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正5字。
 3、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发行，清承德知府海忠主编，承德师专校点组校点，《承德府志》第172页，高宗御制诗《于木兰作》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六首“乐动[洞]笙簧幽”等句，共讹正2字。
 （二）正式出版发行书籍6种
 1、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年11月出版发行，杨振国主编、姜晓华副主编，《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志》第533页，乾隆《于木兰作》诗碑第二首“于马[焉]习狝狩”，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六首“绣避[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万仞[劫]高峰头”，第八首“乳酒湘黄洋[羊]”，第九首“杨丝锁曲○[隩]”等句，共讹（漏）8字。
 2、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发行，文子君著，《 漫话木兰围场》第112页，《于木兰作》第一首“地志缺[阙]开县”，第二首“崇岗[冈]既坛曼”，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五首“宣理理仍[乃]昧”，第六首“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万仞[劫]高峰头”，第九首“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正8字。
 3、北京地质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发行，陈秉礼主编，《木兰围场》第115页，《于木兰作诗碑》第二首“崇岗[冈]既坛曼”，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六“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万韧[劫]高峰头”，第七首“梁[染]翰赓予吟”，第八首“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正7字。
 4、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发行，作者郭玉普等，《木兰围场大寻踪》第174页，乾隆《于木兰作》第四首“吴越尽[近]江[经]寻[巡]”、“饶复籍[藉]人工”、“独侍[待]表章人”，第五首“刘赢[嬴]今何有”，第六首“乐动[洞]笙簧幽”，第九首“最美[宜]乃金昊”等句，共讹正8字。
 5、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发行，白玉英、陈雪柏编著，《承德胜景大全》第258页，<四、乾隆于木兰作诗碑>，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五首“刘赢[嬴]今何有”，第（六）首“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万仞[劫]高峰头”，第（八）首“乳酒湘黄洋[羊]”，第九首“扬[杨]丝锁曲隩”、“动静无穹[穷]观”、“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正9字。
 6、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发行，伊利民主编，《河北满族蒙古族碑刻选编》第114页，清乾隆《于木兰作》碑第二首“深戒武备驰[弛]”，第四首“昊[吴]越近江[经]巡”，第五首“宣理理仍[乃]昧”、“刘赢[嬴]今何有”，第六首“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万仞[劫]高峰头”，第七首“染翰庚[赓]予吟”，第八首“锡爵恰[洽]众欢”，第九首“扬[杨]丝锁曲隩”和“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正12字。
 （三）内部印刷书刊5种
 1、围场县地名办公室，1983年10月内部印刷，《围场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48页，乾隆《于木兰作》诗碑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六首“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第八首“乳酒湘黄洋[羊]”，第九首“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正5字。
 2、围场县政协文史委，1984年6月编印，《围场县文史资料第一辑》第32页，围场境内碑刻辑《于木兰作》碑文，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六首“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第八首“乳酒湘黄洋[羊]”，第九首“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正5字。
 3、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政协文史委，1994年11月编印，《围场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94页，雪原：《木兰围场的碑刻》第二首“深戒武备驰[弛]”、“崇岗[冈]既坛曼”，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五首“刘赢[嬴]今何有”，第六首“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万仞[劫]高峰头”，第八首“乳酒湘黄洋[羊]”，第九首“扬[杨]丝锁曲隩”、“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正10字。
 4、中共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与木兰围场研究会，1997年7月内部准印，《承德社会科学》编辑部编辑，文萍主编，《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第74页，雪原：木兰围场的碑刻释译《于木兰作诗碑》第二首“深戒武备驰[弛]”和“崇岗[冈]既坛曼”，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六首“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万劫（仞）[劫]高峰头”，第八首“乳酒湘黄洋[羊]”，第九首“扬[杨]丝锁曲隩”，“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疑似）正9字。
 5、隆化县政协学宣文史委与隆化县文化旅游局，2004年9月内部准印，王振平主编，罗爱民等8人副主编，《隆化景观》第162页，《于木兰作》诗碑第二首“深戒武备驰[弛]”、“崇岗[冈]既坛曼”、“从[丛]樾亦美茂”、“敢[取]丰留尚富”，第三首“霜华菲[霏]漠宇”、“洼棱绀绛班[斑]”，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铙复藕[藉]人工”、“独特[待]表章人”，第五首“刘赢[嬴]今何在[有]”，第六首“眺昕[听]欣不凡”、“乐动[洞]笙簧幽”，第七首“染翰庚[赓]子[予]吟”，第八首“帐殿张燕[雁]塞”、“嘉宝[宾]式燕音[喜]”、“乳酒湘黄单[羊]”、“戒者[旨]非所知”，第九首“构[杨]丝锁曲隩”、“动静无穹[穷]观”、“最美[宜]乃金昊”等句，共讹正23字。
 （四）内部印制资料3种
 1、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查美荫监修，《围场厅志》（毛笔誊录稿），中共围场县委党史办公室与围场县志办公室，1987年8月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誊影复制本，卷首四天章《于木兰作》第四首“吴月[越]近江[经]巡”，第六首“乐动[洞]笙簧幽”等句，共讹正3字。
 2、围场县文物管理所、文化馆等单位，1976年7月，赵军、黄俊摘录并刻印，《钦定热河志摘录》卷二第6页，《于木兰作》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六首“绣璧[壁]琳琅标”、“乐动[洞]笙簧幽”，第八首“乳酒湘黄洋[羊]”，第九首“知[智]仁有余乐”等句，共讹正5字。
 3、承德地区行政公署文化局，1978年10月编印，《承德地区文物普查报告（内部资料）》第86页，乾隆《于木兰作》诗碑第二首“深戒武备驰[弛]”，第三首“千[于]古戒游盘”，第四首“吴越近江[经]巡”，第六首“万仞[劫]高峰头”、“乐动[洞]笙簧幽”，第八首“乳酒湘黄洋[羊]”等句，共讹正6字。 
 四、有人对一些讹舛字的曲解
 中国历史上即有“治世修典，盛世出书”的传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掀起一股清史研究热潮，人们潜心于清史学术研究，这对社会、历史、文化乃至科学发展均为大好事。不过从所发现乾隆《于木兰作》古体诗诸多版本讹舛字数量看，也有应冷静反思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笔者对《于木兰作》诗碑反复考察，全方位搜集文献资料，同有关人员座谈、请教时，不只一次听到有人质询或曲解，甚至在多年相濡以沫的师友间因争辩而关系尴尬。
 （一）打字校对之说
 有人辩解说，《于木兰作》在一些出版印刷（包括内部印制）书刊上，发现有讹舛字，主要是“打字校对”之过。此说并非无一点道理，如从[丛]、藕[藉]、特[待]、子[予]、扬[杨]、穹[穷]、吴[昊]等形状相近的字可能与打字校对有关；但如江[经]、动[洞]、洋[羊]、知[智]等，无论从字形或字义上均大相径庭，若把文责推卸到打字校对者身上，是否有失公允？
 （二）匠人误刻之说
 对《于木兰作》诸版本上发现的讹舛字，按道理应以诗碑上的字为依据予以勘正，但有人却说“诗碑上的字也不完全可靠，匠人也可能误刻出错字”。试想，镌刻匠人若无欺世盗名的政治阴谋，何必冒文字狱杀头之险而去篡改乾隆的御笔，更何况石刻工艺实施篡改操作是具相当难度的。那么“匠人误刻”之说无非是为讹舛辩解，即讹舛先生们横竖无错。
 （三）古文通假之说
 凡通晓古汉语语法者皆知，所谓“通假”又称“通借”，即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本字，如借“公”为“功”、“骏”为“峻”、“祝”为“织”、“崇”为“终”、“革”为“勒”等。尽管清代汉语行文或写作通假司空见惯，但乾隆《于木兰作》的用字并未把“冈”作“岗”、“智”作“知”，这在诗碑上现存所镌刻的字迹与四库全书御制诗中均有实证。特别是在现代汉语通用字规范化的今天，还能曲解古汉语语法的通假理论，以“洋”为“羊”、“赢”为“嬴”、“璧”为“壁”、“班”为“斑”吗？这些在基本概念上相距甚远，如果不承认诸版本作者是由于漫不经心而发生用字讹舛，总不能诬陷其故意违背国家有关法规，而粗制滥造语言文字垃圾吧！
 （四）无关宏旨之说
 据传闻，国内外著名中国现代文化耆宿胡适，1946年在北京大学公开向师生宣讲，在《训诂学》和《金石学》领域，破解或校勘一个字，不亚于爆zha一颗原子弹。对于胡适先生自新中国建立后，大陆上买其帐者确实寥寥无几；清代康乾朝文字狱的历史也不可能重演窠臼；但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及其派生出的有关《细则》，总该严谨、严肃对待吧！不过，因为文史与经济、政治比对属于软件，故“什么《于木兰作》不就是几个错别字罢了，小事一桩！”然而，作为清史及其派生的“避暑山庄文化”与“木兰围场文化”，却有人一面为打造什么“文化大市、大县”或“旅游大市、大县”不遗余力，并欲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另一面却置违背国家语言文字法规而毫不顾忌。
 五、形成讹舛字真正诱因辨析
 在《于木兰作》诸多版本中，几个十几个乃至二十余个讹舛字中，有的明显是打字、校对者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造成的，但以下诸项诱致因素表明，若完全推卸到从事文字打印体力或半体力劳动者身上，未免有失公道。
 （一）听写同声（音）诱致
 四库全书与《钦定热河志》均在乾隆鼎盛时期，也是大兴文字狱时期编纂完成，那么《于木兰作》如何会出现讹舛字？经反复研究，设身处地进行演绎，最终认定为“听写同声（音）诱致”。据有关史料载，《钦定热河志》编纂过程几乎与四库全书编纂同步，当时在4186名参与编纂四库全书的人员中，除学士、翰林等有职衔者外，还雇用众多繕写的举人或秀才称“佣书人（者）”。在佣书人中，则不乏操吴语（音）的江浙人。他们在长期繕写间歇，时而可能二人相互听写，以变换劳动方式解除疲倦之苦。若读文字者操吴语，因“经”与“江”声母均为“J”，极易混淆；或者听写者主观意会，把“动”写为“洞”或“越”写为“月”；虽有和珅、梁国治等总纂修官把关，但其顾此失彼擢发失查也不难理解，从而则为后人考证训诂留下了空间。
 （二）以讹传讹诱致
 自古至今，以讹传讹之事时有发生。诸版本发生用字讹舛现象，多为所参考或引用的文献即很不地道。如《钦定热河志》本来已讹舛7字之多，可以断定《钦定热河志》的佣书人，是最初几个讹舛字的始作俑者。若再以其为蓝本转抄，复制印刷注释翻译，岂不是谬种留传贻误后人。遗憾的是有人虽然亲自到碑梁现场考察，或拍摄下现存镌刻的明显字迹，其中“吴越近经巡”的“经”字，“万劫高峰头”的“劫”字，现存诗碑或放大照片上，千真万确，无可置疑，然而有人在著书立说时，却宁肯传讹，而不笃信被历史唯物论所肯定的金石文物。
 （三）主观臆断诱致
 人说世界真奇妙，此话不假。奇妙之一是世人对本来无知的事物，却能主观臆断，并对此津津乐道。如对乾隆《于木兰作》诗中的“崇冈既坛曼”句，虽在典籍中为“冈”，但有人即错误认定“冈”就是“岗”，故毅然把“冈”改为“岗”。再如把“万劫高峰头”臆断为典籍中是“万仞”高峰的误书，殊不知乾隆是借用佛家语“万劫”而警示世人。
 （四）穿凿附会诱致
 乾隆《于木兰作》的少数版本中，编著者出于对读者负责任，对诗中的文字、词语加以注释，并有的对古体诗句用现代汉语进行了翻译。从各版本的注释文字与译文看，其中大多精当准确并通俗易懂；然而，对于已经用字讹舛者，无论字、词的注释或译文，即不是南辕北辙，也脱不掉穿凿附会贻误后人之嫌。如“绣壁”，乾隆原意为在木兰围场境内有彩绣般的峭壁或石幕，因有人误写作“绣璧”，当然也就难怪注释为“具五彩而平圆有中孔的玉器”，甚至把“绣璧[壁]琳琅标”翻译为“穿着玉莹珠光，（人）长的模样标致”，显然是牛溲马勃无法相及。再如，“乐洞笙簧幽”，乾隆原意是木兰围场域内有“乐声发自山洞（窟窿）如吹笙般幽深”，由于讹传为“乐动”，注释或翻译当然无法确切到位。还有的把“吴越近江[经]巡”翻译为“苏州和杭州临近长江之滨”，凡有中国自然地理常识者皆知，杭州在独自入海的钱塘江畔，并以“钱塘潮”著称古今，与长江水系无任何干系。把乾隆“近期曾巡视江浙”一带，而竟误释为与长江有关，这岂不是“江[经]”讹舛之过。最为无法理解的是把“乳酒湘黄洋[羊]”翻译为“饮着乳酒相互喜气洋洋”，这其中“黄”字未体现出来；有人竟口头释义说：“乾隆这句诗说的是喝奶子酒已经不是海量，湘江更不在话下，酒量之大如同黄海太平洋一般。”其实如果用字不讹舛，此“乳酒湘黄羊”句的翻译完全可以顾名思义，即“喝着奶子酒（马奶酒也可），吃着烹饪的黄羊（蒙古羚）肉”，就是如此简单而直白，根本无须挖空心思而穿凿附会。
 最后，笔者郑重声明，在当前写书出版热潮中，在某首（篇）诗文中出现几个乃至十几二十个讹舛字，对党中央的“三个代表”精神与“科学发展观”亦无大碍，更何况《人民日报》编印与《***************************选集》出版对文字要求那样严格，即不允许丝毫相悖已成为历史佳话，但当今出版或内印书刊若差错超标，按理应依法由责任人招回销毁重印或换页。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为语言文字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已过去近60年，不过对7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言犹在耳。笔者怀诚惶诚恐之衷，甘冒大不韪之嫌撰就此文。当今有关语言文字的国家法律、标准、规范、细则等更具实用与可操作性，为今后尽量避免在清史研究中发生类似文字龌龊现象，誓愿与各位名公共同循规蹈矩，相互监督。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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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玉英，陈雪柏.《承德胜景大全》.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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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毕宪明，高级林业工程师，承德市老科协理事，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围场自治县政协文史研究员，围场老科协常务副会长；赵仲和，高级建筑结构工程师，原河北省政协委员、围场政协副主席兼文史委主任，现任围场久远建筑设计公司董事长，围场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