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生也，莫不有其环境，而常与其生以莫大之影响焉。”①这是李大钊在1916年春天樱花盛开时节，在东京郊外幽静的高田村月印精舍撰写表达自己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哲学理念的论文《民彝与政治》时说的一句话。
　　“人之生”的“环境”，首先当指其在人生摇篮所拥有的家庭环境，以及乡土境遇，再有就是其出生前后的年代，特别是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诸多方面的情况。
　　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塑造了人，并在无形中给人的精神和行为打下了深深的思想与社会烙印。李大钊的家庭环境，错综复杂，悲剧色彩较浓，而他却能从一个“与其生以莫大之影响”的家庭环境走出，义无返顾地投身改造社会、再建中国的伟大斗争洪流，实属不易。那么，李大钊的“人之生”又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下，或曰是在怎样一个历史范围开始的呢？这还得从直接影响他接触社会、感受世界的家乡地理和社会环境说起。
　　“我出生在离北戴河大约百里的海滨。”②这是李大钊在日本东京留学初期用英文写的作文《我的自传》的开头语。这句话，一下就点明了他的家乡乐亭县大黑坨村的地理位置与周边的地理环境。
　　李大钊诞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国正处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期，也是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被迫向世界近代化进程加速靠拢的关键时期。
　　地处渤海沿岸的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大黑坨一带，是近代史上西方国家侵略中国的重点区域之一。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英国侵略者就开始窥探这片与中国首都北京唇齿相依的土地了。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8月，在李大钊诞生的前49年，挑起鸦片战争的英国军舰就从天津的白河口窜到这一带沿海，在距大黑坨村很近的滦河入海口——狼窝口①登陆的。当时，清朝军队在滦河的入海口根本没有设防，当英军士兵坐小船在狼窝口上岸查看地情时，如入无人之境；直至英国军舰离开以后，清军才匆匆在狼窝口一带设立海防，在距大黑坨村不远的地方修筑了两座炮台②。对此，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昌黎县志·地理志》这样记载：“忽有夷船入狼窝，政府大震，南海遂设立武汛，置兵百名，并千把、外委等官于各口，且于草料庄置炮台两处”③。与此同时，乐亭县沿海也加强了防备，“调乐亭营官兵43名、古北口官兵240名、提标兵200名在清河口、臭水沟驻防”（其中臭水沟与狼窝口较近，在大黑坨村南10余公里处）；“召募乡勇查巡海口，并办乡团，互相保卫”；“翌年，调吉林、黑龙江官兵400名在翔云岛、汤家河驻防”④。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开始成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跟随英国侵略军接踵而至的法国、荷兰等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潜入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隶属的永平府境内，以西北部靠近长城、比较偏僻的迁安县建昌营镇为基地，向永平府驻地卢龙和地处沿海的昌黎、抚宁、临榆等县一带秘密发展教会势力，进行文化渗透。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乐亭县沿海成为京东的重点防守地区之一。清咸丰九年（1859年）春天，清朝军队设黑龙江官兵500名在翔云岛⑤老母沟驻防。这一年6月下旬，英法联军再度进攻天津大沽口时，被清军打败，其中有3艘军舰逃到李大钊的家乡附近的沿海地区，先后在乐亭县境的臭水沟、清河口放下小舟，企图登岸寻找给养，均被严阵以待的清军和当地的民兵赶下海去。据新编《乐亭县志·大事记》记载，咸丰十年（1860年）春天，力主驱赶英法联军的清朝钦差大臣僧格林沁亲王在视察京东沿海防务时，过境李大钊家乡一带，到乐亭勘察县城，“饬令于城外挑筑壕沟、土墙，分筑炮台，加强防务”⑥。然而，在渤海沿岸严密布防的清军最终没有抵抗住英法联军的进攻。是年秋天，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逼迫清朝政府签定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开放了天津等十几个口岸，并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允许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李大钊家乡一带，与全国不少地方一样，变成了深受西方列强侵略势力危害的地区。天津口岸开放以后，关税低廉的“洋货”和鸦片等毒品，大批涌入，致使本地的传统农村家庭副业开始遭到沉重打击，社会生活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与此同时，活动在这一带的外国传教士变得有恃无恐，公然把天主教堂一下盖到府城卢龙，并在滦州和昌黎、临榆等州、县相继建起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衅和侵略面前，被迫逐渐打开；特别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作为清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中心北京，及含李大钊家乡在内的畿辅地区，再也难以成为不受外国侵略势力染指的“皇天后土”了。北京的海上门户——天津，被迫辟为商埠，进而变成中国北方最大的畸形的现代化都市，并渐次成为“北洋”（当时指今江苏省以北的山东、河北、辽宁等沿海各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北洋军阀势力的策源地。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些致力于“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派”，掀起了“办洋务”热潮，在全国一些地方开始兴办各种近代工商业。到19世纪70年代，“办洋务”的热潮波及到李大钊的家乡一带。
　　清光绪二年（1876年），在李大钊出生前13年，清朝“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着手创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派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候补道唐廷枢，带领英籍采煤工程师摩利斯，到与李大钊的家乡乐亭县相邻的滦州境内的开平勘探矿产资源。光绪四年（1878年），在开平镇设立了官督商办性质的开平矿务局，同年，开平矿务局移至唐山。次年，从英国引进机器设备，开凿唐山矿。清光绪七年（1881年），在李大钊出生的前8年，唐山矿开始出煤，年产3613吨。同年3月，开挖胥各庄至宁河县阎庄之间长70里的煤河，唐山矿80﹪的煤产量由此河运出。也在这一年的6月9日，唐廷枢在朝廷一些重臣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以修建“快车马路”的名义，唐山至胥各庄之间的铁路破土动工，12月竣工。为中国第一条自筑标准轨距铁路。同时，唐胥铁路修理厂制造的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开始上轨运行。
　　唐胥铁路修成后，尽管“运输之力，陡增十倍”，但时隔不久，就因清朝政府中的守旧派以机车行驶“震动东陵，先王神灵不安”等由责难，不得不停用蒸汽机车牵引，改用骡马在铁轨上拽拉煤车，直至次年方止⑦。
　　光绪十年（1884年），唐胥铁路延伸至塘沽，三年后延伸至天津。继而，唐津铁路开始由唐山向东延伸，但当铁路在修到距唐山不很远的古冶时，又因朝廷的亲贵，以铁路修到关外会破坏在东北的老家的“风水”为由进行反对，被迫停工。直到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李大钊出生后的第二年，由于沙皇俄国侵吞东北的野心越来越大，侵略步伐日益加快，清朝政府才同意续修通往关外的铁路。
　　光绪十九年（1893年），李大钊4岁时，受雇于中国铁路公司的英国工程师金达率人勘测东行的路线，在北戴河村附近，不仅确定了一个以村名命名的火车停车站址，还在北戴河村东南十数里外的莲蓬山（一名“联峰山”）、金山嘴一带海域，发现了一个“海水浴之最佳处”。铁路修到北戴河车站后，英、美等国的传教士纷纷到北戴河车站东南的临海之地修建别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春天，李大钊9岁时,(天)津至(临)榆铁路建成通车4年后，清朝政府决定在秦皇岛自开商埠，建立以外运煤炭为主的港口，并决定“戴河以东至金山嘴沿海向里，乃往东至秦皇岛对面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中外人杂居”⑧。进入20世纪，特别是北京至沈阳的京奉铁路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全线通车以后，北戴河海滨变成了中外闻名的避暑胜地。这就是李大钊在《我的自传》里记述自己的家乡大黑坨的地理位置时把北戴河作为坐标的原由。很明显，是时“北戴河”已经成为国内外颇有知名度的地方，而大黑坨村却依然像过去一样默默无闻。
　　李大钊诞生时，中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已开展20多年，不少西方的工业技术和设备等被陆续引进，一些相应的企业相继建立，中国闭关自守的陈旧面貌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改观；随着全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南方和北方沿海地区的近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不少城镇、乡村的社会生活也开始发生较大变化。此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过去20余年，国内没有再发生较大的社会动乱；远东的国际环境也在逐渐趋于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基本处于一种和平的状态。
　　在李大钊出生前后，中国的社会局势相对讲已比较稳定，国家的内忧外患有所减少。在李大钊出生的前8年，中国政府在左宗棠率领清军不断取得驱赶外敌的军事斗争胜利的情况下，于1881年彻底收复了新疆被外来势力侵占的领土，粉碎了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中亚浩罕汗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军事头目阿古柏肢解和侵吞中国西北领土的阴谋。光绪十一年（1885年）3月，李大钊出生的前4年，中国政府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的基础上，与法国政府签定了一个自鸦片战争以降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同期，中国政府又基本解决了由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策动的朝鲜开化党人政变等问题，使藩属国朝鲜的局势趋于稳定。光绪五年（1879年），李大钊出生的前一年，开始筹建的北洋水师。光绪十四年（1888年）12月，拥有25艘舰船的北洋水师正式成立，成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大海军舰队。
　　在李大钊诞生这一年，4岁即继承皇位的光绪皇帝正式亲政，这是当时惊动朝野的一件大事。光绪皇帝的亲政大典是在李大钊出生的前两年，即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1887年2月7日）举行的；但慈禧太后嗣后又“训政”两年才“归政”。清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1889年3月4日），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正式亲政仪式，开始自主处理朝事。
　　李大钊幼年时，国势依然基本平稳。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大钊五岁时，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日本出兵朝鲜，挑起了甲午战争。九月，北洋水师与日本侵华舰队在黄海激战，以失败告终。甲午海战失利后，清军驻守辽东半岛的陆军未能抵抗住侵华日军的攻势，安东（今辽宁丹东市）、金州（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大连、岫岩、旅顺（今辽宁大连市旅顺口区）、复州、海城等城镇、港口相继失守；转年1月，侵华日军又在山东半岛的成山头登陆，攻占荣成和威海卫炮台，北洋水师的“定远”、“来远”、“威远”、“靖远”等军舰先后被毁，刘公岛陷落，清朝政府多年精心营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4月，日本强迫清朝政府订立《马关条约》，确认朝鲜完全“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省、澎湖列岛予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白银，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等。《马关条约》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宝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等领土（辽东半岛后来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付出了数目空前的赔款，国内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起来。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清朝一些主要官僚在日本的侵略挑衅面前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海军和陆军接连打了败仗。而日军继侵占朝鲜后，又攻进了我国东北。1894年11月，大连、旅顺先后失守，渤海被封锁，奉天（辽宁）、直隶、山东等省的渤海沿岸地区战争气氛十分紧张。这种紧迫的战争氛围迅速波及李大钊的家乡一带。乐亭县作为渤海的沿海地区之一，也开始戒严，民众踊跃参加政府招墓的民兵，准备防守家乡。1895年春天，两江总督刘坤一率领淮军北上增援，由铁路运兵到这一带，沿渤海地区布防，军队在海边各村派民兵挖战壕，修工事，一时的备战气氛相当浓郁。是时，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地近海边，亦属海防区域。据新编《乐亭县志·大事记》记载，1881年，“提督鲍忠、叶公超督兵21个营，驻屯海防，军务大臣吴大澄设行辕于大小黑坨，翌年秋撤走”⑨。这表明，大黑坨一带为乐亭县沿海的海防重地之一，并曾成为军务大臣设置行辕之地。甲午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东北战事吃紧，乐亭县境内许多在关外经商的人纷纷回到家乡避难。而与乐亭相邻的昌黎一带却祸不单行，在甲午战争爆发时，境内先下大雨，后发大水，滦河泛滥成灾。至1895年春天，东北的粮食因战争进不了关，而沿海驻军又较多，粮荒闹得相当厉害，各堡都开义仓赈饥也不管用。是年春天，乐亭县城乡各地都闹“大饥荒”，“草根、树皮皆食尽，饿殍相枕，惨不忍睹”；到了夏天，县境又“瘟疫流行”⑩，堪称雪上加霜，给民众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磨难。
　　1895年春天的“大饥荒”和夏天接踵而至的“瘟疫流行”，给童年的李大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那场在大灾之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也肯定在他幼小的头脑深处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
　　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的命运又变得危机四伏。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处处体现资本输出与领土掠夺的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中、日之间的平衡态势严重失调，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外流，国势颓微，自强的道路开始变得异常艰难。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的自信心几乎丧失殆尽；而清朝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业已破产，开始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在国势危重的形势之下，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开始竭力推动变法维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夏天，在9岁的李大钊开始攻读四书五经准备走上科举之路时，戊戌变法应运而生。
　　变法维新运动，实际上自甲午战争结束时就已开始启动。1895年5月，在北京参加科举会试的十八省举人得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后，群情激奋，来自广东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写出上呈光绪皇帝的万言书，提出拒和、迁都及变法等主张，得到1000多名举人连署，史称“公车上书”。两年后的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天，山东发生曹州教案，德国乘机侵占胶州湾，占领青岛；沙俄政府继而趁火打劫，派出舰队侵入旅顺湾，强占旅顺、大连。1898年2月，英国强迫清朝政府发表声明，不以长江流域各省割让或租与他国；4月，法国强租广州湾，强迫清朝政府宣布两广、云南不割让与他国；紧接，日本又强迫清朝政府宣布福建不割让与他国。同年5月，英国海军在日军撤离威海卫后占领刘公岛，要求租借威海卫。一时，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国势变得愈加危急。面对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决心进行朝政改革，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在全国进行变法维新。其新政内容主要有裁汰冗员、废八股、开学堂、练新军、满汉平等，涵盖了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的政策和体制，最终目标是推行君主立宪制。然而，维新派的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当时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感到威胁。在变法维新期间，上谕达110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而光绪皇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的做法，也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的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最终，新政在推行103天后流产。是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回宫临朝，再度“训政”，宣布戒严，幽禁了光绪皇帝，废除了新政，并搜捕维新党人。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结束了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维新党人康有为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包括史称“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数十人被捕。9月28日，谭嗣同等6人被斩于菜市口。嗣后，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戊戌变法爆发时，李大钊正值学龄，已经开始接受四书五经的启蒙教育，对科举考试抱有梦幻色彩的期盼；他的家乡虽然地近北京，但毕竟不是都邑要津，而是远在京城以东数百里外的沿海农村，再加上当时年龄尚小，很难说他的思想会由此受到多么大的震动。不过，“百日维新”，极可能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注入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影响，至少已经蒙蒙胧胧地知道国家需要改革一些旧的制度和法规了。
　　19世纪末，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程度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侵略行径不断扩大，民族矛盾变得异常尖锐，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等省一些受外国教会势力为害严重的地区爆发，很快就席卷到整个京、津地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夏，义和团运动形成高潮，李大钊的家乡一带的永平府地区，凡是有外国教会活动的地方，纷纷设坛建立了义和团。当时，在卢龙城里城外建立的两支义和团队伍，联合攻打建在卢龙城的天主教堂，把象征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天主教堂一举焚毁。在此前后，滦州、临榆、昌黎等地的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均被义和团捣毁，外国传教士在北戴河海滨建的别墅也被义和团烧毁了不少。
　　1900年6月，以开展反帝斗争为主要宗旨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地区形成燎原之势以后，英、法等帝国主义为保护他们在华所攫取的利益，借口清政府查剿义和团不力，悍然纠集在一起，公开发动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的一次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庚子事变”。这一年夏天，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接着攻陷天津、北京；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出德胜门，逃往西安，京城乱成一片。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继而四处出兵，以清剿义和团的名义疯狂侵略京、津周围的军事要地。“庚子事变”之后就企图吞并中国东北的沙俄侵略军，也借机利用与中国接壤之便，派出重兵，分五路大举入侵我国东北，相继占领齐齐哈尔、吉林、辽阳等东北重镇，直逼清王朝的留都盛京所在地奉天（即沈阳）。1900年9月下旬，沙俄侵略军顺着铁路线，相继占领了与李大钊家乡乐亭邻近的唐山、滦州、昌黎等城镇，直扑扼守关内外军事要地的山海关；英、法等帝国主义也不甘示弱，他们从海上乘坐军舰抢占山海关、秦皇岛等军事要塞和港口，与俄国侵略军一起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其时，永平府境内的铁路沿线，几乎完全成为侵略军横行霸道的世界，英国侵略军在昌黎县境安山车站附近的蛤泊集，一下就枪杀了70多名中国无辜的平民百姓。转年9月，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被允许英、法、俄、美、日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长期驻防，唐山、滦州、昌黎、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等6个地方均在其中。当时，山海关成为外国军队屯兵最多的地方，在临海区域沿长城建有不少军营。外国教会势力也卷土重来，把京东的天主教主教区设在了永平府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者仅向卢龙一地索要的教会赔款就达白银34600两11。
　　因乐亭县偏离铁路线，境内没有建立外国教堂，尽管也曾有义和团的活动，但活动影响不大，基本上没有遭受侵略军的侵扰；但在“庚子事变”发生时，乐亭县境内也不安定，正逢“大疫流行”，并有“‘黄老’（海盗）乘船抢劫沿海村民财物”（名曰“闹海洋”），沿海各村不得不“举办团练防卫” 12。
　　外国侵略者在永平府铁路沿线和卢龙城等地犯下的罪行，传到乐亭县境以后，必定在当地民众心中引起极大的恐慌和震撼；特别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乐亭人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一样，心情也肯定格外沉重。据说，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有“从九品”官衔，有参加重要会议的待遇。《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老人曾到乐亭县城参加传达《辛丑条约》签订情况的会议，回来后一再跟村里人说：“坏了，外国人让中国人赔四点五亿两白银。这些银子堆在一块，得像昌黎山一样高呀！”⒀这样的重大消息，肯定也会植根于少年时代的李大钊脑海深处。
　　“庚子事变”发生时，11岁的李大钊正在邻村小黑坨豪绅张攻璞为独生儿子张春迥开设的张家专馆，从师曾经教过自己父亲的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刻苦读书，并且已经结婚成家，成为一个“小大人”了。当时，发生在家乡家乡附近的反帝爱国斗争，特别是八国联军在天津、北京和他的家乡附近的铁路沿线的侵略暴行，对他的思想不可能不产生深深的感染与刺激。很可能是在那时，就萌发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国家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思想根芽。
　　“庚子事变”基本平息后，清朝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月24日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向全国昭示要“力图振作，谋求富强”，进行自固维新，以藉此缓和国内矛盾，缓和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嗣后，清朝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变法”举措，其中包括对科举制度的改革。1901年8月29日，清朝政府决定首先对科举制度进行改良，在乡、会试中废八股程式，改试笔论；半个月后，又正式下兴学诏，令各省书院在省城的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并令多设养蒙学堂。是时，李大钊家乡一带的永平府敬胜书院被改设为永平府校士馆，旋即改建为永平府中学堂。
　　李大钊就是在这样的形势和气氛下，参加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的。
　　清朝的科举制度基本因袭明朝，以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考试分童试⒁、乡试、会试、殿试，一级高于一级。读书人只有一步一步考下去，才有可能在仕途上有所造就。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3岁的李大钊首次到乐亭县城参加科举制最初阶段的考试——童试。可惜，他在通过县试以后，又到卢龙县城参加府试或院试时功亏一篑，因当时心情过度紧张，不小心把卷子涂染了墨迹，以“污卷”而“末考中”15。
　　李大钊第一次参加童试落榜之后，被李如珍和妻子赵纫兰一家通过亲戚关系，送到乐亭县城北的井家坨井侯庄（在大黑坨村西北偏南16.5公里处）举人宋森荫为自家子弟开办的学馆，拜曾到北京国子监参加朝考的优贡黄宝琳为师，继续学习四书五经。苦读三年后，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6岁的李大钊再度到乐亭和卢龙县城应试。他在县试中又顺利过关，府试也考得比较顺利。只是，没有料到，在“府试中”后，“试未竟”，也就是说整个童试并未举行完毕，就在他准备参加院试，进行最后一搏之际，清朝政府加快了科举制度改革的进程，中止了科举考试。9月2日，清朝政府批准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立即停止科举、推广学堂的奏折，下诏废除科举制，自丙午科始（即从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试一律停止；对在是年童试中成绩佼佼者，改招为中学堂学员。就这样，李大钊于是年秋天被录取为永平府中学堂学员。
　　经过两次科举考试，李大钊考取的不是生员，而是永平府中学堂的学员，这对本来准备在科举的道路上一步步走下去的李大钊的人生道路的改变，有着重大的转折意义。李大钊在走向青年时代时，脱离了旧的科举制度的束缚，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在永平府中学堂，他不再只限钻研四书五经，也学习了一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知识，并开始学习英语，使自己的眼界大大阔，把目光更多地关注外面的世界和社会的改造。1907年夏天，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16，毅然决定中断在永平府中学堂新式但颇有守旧意味的学习生活，赴天津考入新建立不久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走上了献身中国革命的人生新路。
　　应当说，李大钊的家乡一带的地理和社会环境，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对他的性格、思想的形成，都在无形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大钊出生前后，家乡一带得“办洋务”风气之先，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主要发祥地。开平矿务局的煤矿建成投产，唐山与胥各庄之间修成的中国第一条运输铁路，以及这条铁路的西延东展，距李大钊出生的时间都不算很远；在童年的李大钊渐渐懂事时，唐津铁路最终展修成津榆铁路，随之而建成的秦皇岛港口和北戴河海滨等等，这些都是影响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到那里的人们早已习惯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改变。随着开平煤矿的不断扩建和铁路交通的发达，唐山由一个不起眼的小村，逐步显现了近代工业城市的雏形（在李大钊出生那一年，唐山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水泥生产企业——唐山细敏土厂）。开平矿和秦皇岛港，一西一东，都在乐亭县百里开外的地方；铁路虽不经过乐亭县境，但工业化带来的近代文明几乎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就震撼了整个永平府辖境，李大钊的家乡也难于不变成传统文化与近代文明撞击、叠印、交融的地方。这些，都在给这神美的乡土境遇增添近代文明的鲜丽色调和比较浓郁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气息。这样富有时代特色的地方社会环境，无疑是使人的思想成熟、性情开放的催化剂。何况，这里又地近天津这个通商大埠和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都城北京，是所谓的比较开化的地区呢！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使得没有被“人之生”的厄运扼杀在摇篮里的李大钊，不止在悲辛中尝到了祖父李如珍无私奉献的甜美滋味，也在神美的乡土境遇里吮吸了厚实、甘美的精神乳浆，打开了审视世界的心扉，进而在时代的急剧变化中，迈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坚实而有力的第一步。
　　再有，李大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历经深重的民族磨难，国家命运出现巨大震荡，社会生活发生急遽变化的时代。国家制度与社会生活的主动和被动变革，也使他的思想随之变化，使他在人生的关键阶段，一步步走出了家庭与社会的阴影，恰当其时地挣脱了科举制度的桎梏，放开自己的思想天地，“颇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17，从而在继续求学的道路上，不断汲取当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营养，探索改变中国社会落后面貌的真理，最终成为一个中国现代社会思想解放的勇士，乃至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浓重而光辉的一笔。
　　这当是李大钊的人生道路的独特之处。
　　另外，还有一点也不应当忽视，在李大钊出生前后，特别是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深入发展和挽救中华民族危难命运的民主革命运动萌发、兴起时期。
　　在国际上，在李大钊出生的前42年，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已经应运而生了。1847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1818—1883）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就在伦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由正义者同盟改组的以德国工人为主体，吸收英、法、比利时等国工人参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创了震惊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又共同发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展的《共产党宣言》，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使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有了一个明确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发表《共产党宣言》这一年，欧洲许多国家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阶级斗争特别尖锐的法国，无产阶级充当了推翻金融贵族专政的七月王朝的主力军。 1864年，在李大钊出生的前25年，随着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奠定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基础的“第一国际”，于是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至此，各国无产阶级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联合，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从西欧扩展到东欧、美洲的十几个国家。嗣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潮和派别；在同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两个主要机会主义派别的斗争中，以及在对英国工联派、法国布朗基派、德国拉萨尔派的错误观点和倾向的批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赢得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和社会主义者的拥护，逐步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确立了主导地位。1871年，在李大钊出生前18年，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创立新型民主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英勇尝试——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面临各国反动势力的迫害和内部的巴枯宁分子的破坏，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第一国际于1876年7月在美国费城代表会议期间宣告解散。
　　李大钊几乎是伴随“第二国际”的成立而诞生的。1889年7月14日，就在李大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前两个多月，经恩格斯倡导，有22个国家的393 名代表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创立了无产阶级新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成立后，在组织、积聚革命力量，团结教育工人阶级，积累议会斗争经验，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斗争，传播马克思主义，清除无政府主义影响，加强国际主义团结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在李大钊的少年时代，尤其是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期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策略的改变，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发生新的分化，出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开始在理论上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时期，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与修正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列宁（1870—1924）在斗争中脱颖而出。
　　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列宁，比李大钊年长19岁，1870年4月22日出生在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1887年，在李大钊出生前两年，他就已经进入喀山大学，开始攻读法律，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活动。1894年，在李大钊5岁时，列宁在圣彼得堡写出《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批判民粹派，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一年后，他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后来，他被沙皇政府逮捕入狱，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以“列宁”为笔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1900年，在李大钊11岁时，列宁结束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由彼得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开始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做准备工作。1903年7月，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上形成；至此，标志列宁主义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产生，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比李大钊年长整整23岁。
　　孙中山，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的。按照旧历，李大钊与孙中山的生日相同，却比孙中山晚来到这个世界整整23年。孙中山也是7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的，但他14岁就随母亲乘轮船赴夏威夷，见到了“沧海之阔，轮舟之奇”之景，并在当地英国教会开办的小学修读英语和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在李大钊出生的前8年，他小学毕业之后，又进入美国教会学校继续学业，走的是一条与李大钊几乎完全不同的求学之路。1883年冬天，孙中山到香港加入基督教，相继就读拔萃书屋、中央书院。1887年，在李大钊出生的前两年，他又进入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医学。1892年7月，在李大钊3岁时，孙中山由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开始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在李大钊5岁时，甲午战争爆发，国势危急，孙中山忧国忧民，写出“万言书”《上李鸿章书》，提出多项改革建议，北上津门，希望李鸿章能够采纳，却被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894年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开始了民主革命的生涯。1895年2月，孙中山到香港筹划、组织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革命目标的兴中会。兴中会建立后，孙中山发动和组织广州起义失败，被迫流亡日本。1896年秋天，他由美国转往英国伦敦，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酿成“国际事件”，由此在海外名声大噪。1897年，在李大钊8岁时，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日本友人，并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为继续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做发动和准备工作。1903年，在李大钊14岁到井家坨宋家学馆继续攻读四书五经时，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并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转年，孙中山经夏威夷赴美国，在美国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嗣后，又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中宣传革命，筹措款项。1905年夏天，在李大钊第二次参加童试时，孙中山再赴远东，抵达日本横滨，与黄兴等革命党人见面，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建立中国同盟会；是年8月，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革命政纲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在《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规定了武装反清夺权、创建民国的总方针与政策，以及民国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财政制度与对外宣言等。至此，一场以推翻满清腐朽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治革命和武装斗争由此展开，孙中山从而成为新的中国民主革命领袖。
　　应当说，在李大钊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一场最终导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的民主革命酝酿、兴起的时期。尽管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多在海外，李大钊又比较年幼，但却为李大钊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一步步走上民国初期的政治舞台，奠定了时代和社会的基础。
　　后来，与李大钊的人生道路，特别是革命里程发生密切关系的著名人物，也大多处于问世或是成长的人生阶段。
　　进入一个新的世纪，与李大钊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陈独秀于清朝光绪五年八月廿四日（1879年9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会安庆附近的怀宁县城。1896年，在李大钊7岁已经开始求学时，陈独秀已经考中生员，继而进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在李大钊10岁时，陈独秀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两年后，又因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到清朝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次年，又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在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堂那一年，陈独秀在家乡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出任总会长。两年后，他又去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又转入李大钊留学日本进入的早稻田大学学习。陈独秀因比李大钊早出生10年，因此，走上革命的道路的时间也比李大钊早有不少年。
　　比李大钊年长在10岁以内，后来成为李大钊的师长、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乃至革命战友的，还有章士钊、高一涵、林伯渠等。章士钊比李大钊年长8岁，于清光绪七年二月廿一日（1881年3月20日）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高一涵比李大钊年长4岁，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生于安徽省六安县南宫亭村茶家冲；林伯渠比李大钊年长3岁，于清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五日（1886年3月20日）生于湖南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后来与李大钊成为《新青年》编辑部同仁的鲁迅，也比李大钊年长9岁，于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
　　后来与李大钊一起投身陈独秀发起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胡适，比李大钊晚出生两年，于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后来称李大钊为“真正的老师”的毛泽东，比李大钊小4岁，于清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在“五四”运动时期与李大钊结识的周恩来，比李大钊小9岁，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县城。
　　可以说，李大钊来到这个世界上前后，恰是国内外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志士仁人，革命风云人物陆续开始人生征程之际。而于这个时期在渤海沿海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撞响自己生命之钟的李大钊，生正逢时。
　　注：
① 狼窝口，现称“浪窝口”，在大黑坨村东南偏北8公里处，原属昌黎，今属乐亭；狼窝口时为滦河主要入海口，滦河的主河道不再取狼窝口入海，是在清朝同治年间之后。
② 《昌黎县史》，5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③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昌黎县志》把“忽有夷船入狼窝”记为“清道光二十二年”事。著名史学家熊德基在《〈昌黎县史〉后记》介绍考订情况时说，《昌黎县史》在1959年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中共昌黎县委组织编写时，发现近代史资料并无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舰入侵之事，在故宫档案馆查到清道光二十一年僧格林沁等人所上奏折有“上年逆夷登岸前赴黑沿子地乞买食物”等语，核以英国人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有英舰于1840年8月自白河沿渤海岸向东骚扰的记述，遂确认“忽有夷船入狼窝”为清道光二十年之事。
④ 新版《乐亭县志》，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⑤ 翔云岛原为乐亭县南部岛屿，清朝末期融入海岸，变成陆地。
⑥ 新版《乐亭县志》，9页。
⑦ 参阅《唐山历史写真》，124-1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⑧ 转引自民国十四年（1925年）编印的《北戴河海滨志略》。
⑨ 新编《乐亭县志》，9页。
⑩ 新编《乐亭县志》，9页。
11 新编《卢龙县志》，1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 新编《乐亭县志》，9页。
13 2007年9月13日，笔者在乐亭县大黑坨村李大钊纪念馆访问刘荆山记录。“昌黎山”，指位于昌黎县城北的碣石山；乐亭人一般都通称碣石山为“昌黎山”。
14 童试，系童生试的简称，亦称小考、小试，是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童试在县、府两级举行，整个考试分县试（在本县举行）和府试、院试（均在府所在地举行）三个阶段，考生须在这三个阶段的考试中都及格，方可考中俗称“秀才”的生员（亦称“进学”），得到赴省城参加录取举人的乡试资格。童试每三年举行两次，丑、未、辰、戌年举行岁考，由各省学政巡回各府厅、直隶州对生员、增生、廪生进行例行考试，以定赏罚或黝革；寅、申、巳、亥年举行科考，由各省学政在每届乡试前巡回各府厅、直隶州，主考童生，选择考试合格者以应本省乡试。
15 董宝瑞：《乐亭人为李大钊写的传记》，《李大钊与故乡》，2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
16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4卷，713页。
17 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4卷，7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