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满族与大清王朝（续）
来源：未知 时间：2009-01-10 09:45:00
三、顺治亲政
多尔衮摄政期间，随着清军在中原的胜利推进，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尽管已大权在握，但仍不能安坐摄政王之位，各种公开的、潜在的政敌成为他打击的目标。豪格因密谋反对多尔衮而遭贬斥，多尔衮挥师入关时随军作战，因战功卓著被昭雪，授以册宝，复封为和硕肃亲王。但豪格的存在始终是多尔衮的一块心病。尽管豪格下山东，征 四川立下汗马功劳，但多尔衮还是处处压制他。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多尔衮借济尔哈郎子侄讦告其庇护豪格，处罚了济尔哈郎等人。接着，列数豪格罪状，把处罚的对象指向豪格。经众臣议定为死罪，多尔衮开恩，免其一死，予以幽禁。不久，死于幽所。同时，多尔衮又把两黄旗豪格的势力也一一收拾殆尽，特别对当初拥戴豪格为帝的索尼、鳌拜等人，予以严惩。多尔衮在基本清除了豪格势力以后，被顺治帝加封为“皇父摄政王”。此后，多尔衮的权力达到顶峰，“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大小官员的奏章，均需另备副本呈摄政王。正当多尔衮君临天下之际，他却因长期“被坚执锐”于沙场，以及长期为国事“劳心焦思”而积劳成疾，特别入居北京后，水土不服，纵欲无度，逐渐病入膏肓。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于喀喇城，年仅38岁。顺治帝追赠其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二日，福临在太和殿宣布亲政。多尔衮死后，济尔哈郎虽无辅政之名，但立即掌管起国家日常政务，握有实权。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顺治谕令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这样，年仅15岁的小皇帝摆脱了济尔哈郎对朝政的干预，把全部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上，开始了真正的亲理政务，全面整治朝政。
节制弊政
多尔衮摄政期间，改变皇太极对辽东汉民实行的恩养政策，对中原汉族人民进行疯狂的民族歧视和残酷的压迫。为了“藩卫”京师，增强清朝的安全感，将原来居住在辽河流域的满、蒙、汉八旗贵族和士兵迁入北京周围地区。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下了“圈地令”，将北京周围五百里内的汉人土地，全部圈占给“东来诸王、勒臣、兵丁人等”。顺治四年（1647年）又进行了一次圈地。“圈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被圈占的汉族自耕农地主的房屋、田产、家俬全被剥夺，顿时一无所有，无以为生，被迫流离失所。有些失去土地的汉族人，只好到满族贵族旗下做农奴。为了保护满州贵族和旗人的利益，清政府又颁布了“投充法”，使这一落后的农奴制进一步合法化。满州贵族从此更加有恃无恐，大肆诱骗、掠虏甚至“价买”汉人到旗下做农奴，任他们残酷剥削和压迫。有的汉人农奴忍受不了他们的虐待，只有逃亡。为了制止入关前大批被俘、被掠为奴的汉族士兵和汉人，以及入关后投充为奴的汉人逃跑，清政府又颁布了极为严苛的“逃人法”。规定：奴仆和农奴逃跑被抓回，抽打100鞭，归还原主；三次逃跑被抓回，即处死。“邻右九家、甲长、乡约各鞭100，流徙边远”。而对隐藏的窝主，处罚尤为苛重，不管何人，一律罚给逃主为奴。所谓窝主，并不限于窝藏逃亡，凡误雇逃人做工，误留逃人住宿，误收逃人当兵的皆为窝犯。告发的有重奖，知情不报的重罚，致使一些奸猾无赖，借机敲诈，搞得人心惶惶。为追捕逃人，清政府还在兵部专设督捕衙门，由一个兵部侍郎任督捕侍郎，京师设督捕三营。凡汉族官员，不分官大官小，只要对逃人法提出异意的，重则以叛逆罪处死，轻则被流放边远。得利的全是满州贵族，受害的皆为汉族人。
顺治帝亲政后，首先采取措施对三大弊政予以节制。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他谕旨停止圈地，说：“田野小民，全赖地土养生。朕闻各处圈占民地，以备畋猎放鹰……乃夺其耕耨（nòu）之区，断其衣食之路，民生何以得遂？”命户部“作速行之地方官，将从前圈占地土，尽数退还原主，令其乘时耕种。”顺治十年（1653年）十月，他又谕令：“其民地被圈者，该管官即照数拨补，勿令失业，以后仍遵前旨，永不许圈占民间房地。”此外，令户部对投充人名册进行检查，要求将他们“发回该州县，与平民一体当差，对逃人法也适当放宽，规定“窝主免死，减轻处罚，限制贩卖奴婢，家主殴打奴婢致死者要治罪不贷”。顺治帝虽然对三大弊政未做全面废除，但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节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清政府与汉民族的矛盾。顺治帝亲政以明代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引以为戒，注意体恤民情。提出：“民者，国之本。”。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他决定永远停止汉中额贡柑子，不向江南征收桔子，也不向河南征收石榴，以示“不以口腹之微而骚扰吾民也”。他还决定，今后建宫殿必须就地取材，永不准用山东临清烧制的城砖。下令停建多尔衮生前为避暑而用的边外小城。将已征收的250万两白银，全部归入当年正赋，减轻了当地百姓的负担。顺治十年（1653年），旱涝灾害异常严重，人民困苦不堪。为了减轻百姓赋税负担，顺治帝要求诸王和百官，祭祀饮食概宜从简。这些措施表现了顺治帝的亲民倾向，也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二）整顿吏治
顺治帝亲政后，大力整顿吏治，指出：“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guan。欲严惩tan官，必在审实论罪。”严厉斥责总督、巡抚对大贪大恶不闻不问的态度，要求吏部秉公详察，并说：“自今颁谕之后，大贪guan员问罪至应死者，迂赦不赦”，贪婪官员，一挂弹章，必作完璧，或降或调闲散，或勒令休致，皆不得仍还原职。他要求都察院和各省抚、巡、按将此谕“刊刻告示，晓谕各司、道、府、州、县，实力奉行。”为了防察地方官员的利弊、民生疾苦和惩治贪劣官员，还向各地派遣巡按御史。这些都体现了顺治帝惩贪扬善的坚决态度。顺治九年（1653年）五月，他接受吏部建议，把“京察”和“大计”作为整顿吏治的一项重要内容。“以皇上亲政辛卯年为始，六年一次京察”，“大计三年一举，永为定例”。同时，定大计八法：贪酷并在逃者，革职提问；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者，革职；年志有疾者，勒令休致；才力不及、浮躁者，照事迹轻重酌量降补，虽有加级纪荐，不准抵销；被处分官员，不准还职。”顺治十年（1654年）大计结果，副使刘应锡等969人分别受到革、降、调职及退休处理。此后，“京察”和“大计”一直为清代所沿袭，作为考察、任免官吏的重要制度。
顺治帝为整顿吏治，对贪tuan污吏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打击，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巡按顾仁的处理。顺治十二年（1656年）七月，顺治帝在太和殿和左翼门两次召见顾仁等各巡方御史，告诫他们：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出而代巡，“务要真心勤瘁，上以副朕特遣之心，下以慰众仰望之意”，如不听训导，“谓君门万里，恣意行私，贪脏坏法，致下民怨咨，必按脏治罪，虽铢两之微，必诛无赦”。然而，时过三个月，吏部书吏章冕竟以自杀，揭发顾仁悖旨婪脏，陷害无辜。顺治帝对此案十分重视，亲自同内大臣严加审理，经查情况属实，立即将顾仁处斩。同时，又将推荐顾仁的王尔禄、王永吉、曹溶等分别降调。顾仁案的处理，使顺治帝进一步认识到，之所以贪风不息，是因为处理不严。于是，他决定加大惩治力度；官员不论大小，凡受贿10两，衙役犯脏一两以上皆流放边远，脏重者处斩，家产充公。尽管顺治帝对贪脏枉法者严厉惩处，然而顺治一朝贪风始终未断。顺治帝还吸取明末阉党干预朝政的教训，设立内务府，管理宫禁事务，禁止宦官干政，“寺人不过四品”，“严禁宦官结交满汉官员、评论官吏、擅奏外事，违者凌迟处死”，从而有效地遏制了阉宦干政。
（三）招民屯垦
顺治帝亲政所面临的形势依然相当复杂，一是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仍在风起云涌，几十万大军在南方清剿农民军和南明残余势力，镇压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二是因战乱和对汉族人民的歧视和压迫，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不聊生。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顺治帝在整顿吏治的同时，经与范文程、洪承畴等重臣谋划，改征剿屠杀为“剿抚并用，抚重于剿”的策略。首先谕令兵部，各地小股武装抗清，或因水旱灾害，民不聊生，饥寒无奈，或因官吏贪贿，起而造反的，均从宽赦宥（yòu）。“凡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正改悔，自首投诚，尽赦前罪。”“兵仍补伍，民即归农，不愿还乡者听其随便居住，俱不许将吏、有司及仇怨之家，挟制赫诈，告扰侵害。”顺治十年（1654年）又任命大学士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经略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并授予“便于行事”大权。洪承畴在西南的四年间，采用“剿抚并用，以守为战，以抚为重”的策略，对瓦解、全歼滇黔农民军和南明永历政权的残余势力，稳定社会秩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顺治帝采取一系列措施招民垦荒，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民生。当时，许多地区“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有的地区“一户之中只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致使有些地方官吏，因为“无民可役”、“无地可税”而束手无策。顺治八年（1652年），全国交纳田赋的耕地面积约290万顷，只相当明朝天启年间的三分之一。从顺治二年（1654年）开始，顺治帝先后采纳礼科给事中刘余漠和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招抚流民或留当地，或返故居，进行垦荒。各地驻军，如无战事，皆在驻地垦荒屯田。设立屯田道、厅，专管督垦，规定：凡参与屯垦缺少耕牛、农具的，由屯田道、厅发给银两，自行购置；凡自首投诚的土贼、义军官兵，隶属屯田道厅，授以无主荒地作为己业，并发给“印信执照”、“永准为业”。但由于清廷财力极为困难，无力筹措大量银两支持招民屯垦，加之连年战争，军费开支刻不容缓，“科差太急”，招抚屯垦没能收到好的效果。顺治十二年（1656年）底，屯田道、厅被撤消。十三年（1657年）七月，又宣布由有司负责招民屯垦，按垦荒面积和招民数目授予官职。十四年（1658年）四月，颁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规定，除对督抚、道府、卫所官员垦荒实绩予以奖励外，“文武乡绅五十顷以上者，现任者记录，致仕者给扁（匾）旌奖……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这说明，顺治帝在招民垦荒的同时，把地主、乡神做为屯垦的主力。鉴于地方官吏赋税征收中额外加派，顺治十四年（1658年）推行“轻徭薄赋”，严禁地方官吏“暗派”、“私派”，进一步调动屯垦的积极性。顺治八年（1652年）全国丁口为1063余万，土地290万余顷，至顺治十八年（1662年）丁口为1920余万，土地549万余顷。10年间，丁口和土地各翻了将近一番。农业生产稳步恢复，呈现出良好势头，为康熙朝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顺治帝6岁即位，14岁亲政，沉重的政务负担和各种繁杂的礼仪，使他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董鄂妃的去世，使他情绪低落，似乎已看破红尘，高不可攀的帝王之家，在他眼中已无光彩，现实的世俗生活也无应有之义。他不再留恋皇帝的宝座，曾一度产生遁入空门的念头。据说他闹得很凶，自取法名“行痴”，任情任性，幸亏他敬重的高僧玉林琇的极力劝说，才使他放弃了出家的念头，让太监吴良辅做了替身，才了断了出家的闹剧。顺治十七年（1660年）底，他染上了天花。当时，天花被视为不治之症，他自知病将不起，不得不考虑嗣位问题。当时顺治帝年仅23岁，无成年之子，是传子还是传兄弟？顺治帝拿不定主意。孝庄皇太后主张将皇位传给嫡孙，顺治帝初意立次子福全，孝庄皇太后主张立顺治帝第三子玄烨。顺治帝又征求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认为玄烨已出过天花，有了免疫力，亦建议立玄烨为宜。顺治帝遂决定立玄烨为嗣。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顺治帝死于大内养心殿。其第三子、8岁的玄烨即皇位，改年号“康熙”。
顺治帝崩殁，恰好是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灭亡之时。顺治一朝，以武力定天下，实现了除台湾外中国大陆的基本统一。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清朝取得了全国统治权，也为其长期统治奠定了基础，其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顺治朝迅速统一全国，其意义深远。它避免了中国长期分裂、南北朝对峙局面的出现，有利于中华民族向心力和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发展。
四、康雍乾盛世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史称“康雍乾盛世”。在这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祖孙三代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完善了中央集权机构设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经营，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稳定了社会秩序，尤其经过与内部分裂割据势力和外部侵略势力的不断斗争，终于建成了一个空前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一）中央集权统治的进一步强化
1、康熙帝翦除鳌拜势力。康熙帝即位，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奉遣诏辅政。其四人都不是满族宗室亲王，因得到顺治皇帝的宠信，受命辅佐执掌国政。索尼，赫舍里氏，满族正黄旗人，其父硕色，努尔哈赤时归顺，充一等侍卫。索尼后随皇太极出征，屡建战功，得以入值内三院。皇太极死后，因没支持多尔衮为帝，遭摄政王多尔衮排挤。顺治亲政后，任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任一等伯。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族正白旗人，原为多尔衮属下。因讦告多尔衮谋逆，得顺治帝信任，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受封二等子。遏必隆，钮祜禄氏，满族镶黄旗人，清初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第十六子，其母为和硕公主。皇太极时屡立战功，顺治九年（1653年）任议政大臣，袭封一等公。鳌拜，瓜尔佳氏，满族镶黄旗人，开国勋臣费英东之侄，崇德年间因夺取皮岛有功，赐号“巴鲁图”，以后从战屡有战功，是清初非皇室名将之一。顺治八年（1652年）任议政大臣，封二等公，授领侍卫内大臣。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为四朝元老，文武兼备，位在四臣之首，但已61岁，多病缠身，已有名无实。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地位相当，皆无谋略。鳌拜虽名列四辅臣之末，但战功赫赫，且野心勃勃，擅长玩弄权术，逐渐成为四辅臣之首。四臣辅政初期，基本延续顺治时的政策，然而工于权术的鳌拜逐渐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把持了朝政。康熙六年（1667年）三月，辅政大臣索尼等奏请年已14岁的康熙亲政，六月索尼病死，七月经孝庄太皇太后允准，康熙宣诏亲政。
尽管康熙已经亲政，但鳌拜等仍行辅政，而且手握权柄视康熙为傀儡。更为甚者是“攘臂上前，强奏数日”，攻击苏克萨哈存蓄异心，借用年轻皇帝之手，下令处绞苏克萨哈，除掉多年的心腹之患。这样，四位辅政大臣仅剩鳌拜和遏必隆，而遏必隆懦弱无能，一贯附和鳌拜，不敢立异。鳌拜政敌既除，权倾朝野，他网罗党羽，打击异己，“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与从弟穆里玛、大学士班固尔善、工部尚书济世、户部尚书玛尔赛结成死党。刚刚亲政的康熙皇帝，对鳌拜的所作所为早已深恶痛绝，但又没有足够的实力铲除鳌拜朋党。于是，他积极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首先依靠长期三侍卫他的亲信索额图和明珠，拉拢一部分朝臣。索额图系索尼之子，康熙皇后的叔父，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明珠是内务府总管，被提拔为刑部尚书、弘文院大学士。又从满州八旗子弟中选拔一批侍卫，每天在殿前做布库（摔跤）游戏，其实康熙帝是在组织他们训练武功。鳌拜认为康熙是“童心好玩”，并未介意。康熙六年（1667年），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上书，列举弊政，矛头直指鳌拜。鳌拜欲加之罪，康熙未允。第二年他再次上书，指出“朝政积习未除，国计隐忧可虑”，再次隐劾鳌拜。他的上书，代表了朝中一部分敢怒不敢言的朝臣意见，促使康熙早下决心，根除鳌拜势力。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康熙帝在鳌拜单身入宫时，利用事先埋伏的布库侍卫，擒拿了鳌拜，并列举其罪状30条。朝中列位大臣要求康熙从重处罚鳌拜，但康熙帝顾念其为辅政大臣，效力年久，免其死罪，“从宽革职，仍行拘禁”。同时诛其党羽班固尔善等9人，为苏克萨哈昭雪，令其子承袭官爵。遏必隆削太师及公爵，令其宿卫内廷。鳌拜集团在康熙亲政后，已成为清王朝政治生活中的腐朽势力，对鳌拜集团的清除，不仅有利于康熙亲政后的中央集权统治，而且对有清一代的社会发展以及巩固清王朝的统一，都有积极作用。
2、抑制皇子争位。中国封建王朝的皇位，历来是统治集团内部觊觎的目标。康熙清除了鳌拜集团，集天下权力于一人之手，但互相争夺权力，排挤倾轧的斗争始终对皇权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康熙帝采取各种手段打击重臣谋权的同时，抑制皇子争位，强化中央集权。康熙十三年（1674年），其第一位皇后——孝诚皇后（索尼孙女）生子胤礽（皇二字）。因皇长子为庶门所出，按照汉族立长立嫡的原则，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立两岁的胤礽为皇太子，并颁诏“布吉中外，咸使闻知”。为培养胤礽，康熙帝为其选择名师教授，并亲自给他讲四书五经。稍长，在南巡北狩时皆令其随行，给他传授治国之道，“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如何，用兵当如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精禅指示”。在康熙帝的精心培养下，皇太子进步很快，颇得康熙帝的喜爱。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子们一个个长大******************，彼此勾心斗角日甚一日，各自施展权术，企图谋取皇位。皇太子胤礽既害怕其太子宝座被人所夺，又害怕父皇有变，太子被废，所以积极寻找自己依靠的力量。朝中大臣或见风使舵，或因亲朋关系倒向一边。其中以索额图和明珠围绕拥护和反对皇太子结党营私、明争暗斗最为明显。索额图是皇太子生母的叔父，充任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议政大臣，力保皇太子；而以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师、先后任刑部、兵部、吏部尚书的明珠为首（皇长子胤褆舅父）的党羽，极力反对皇太子，一心想把皇长子胤褆推上台。于是朝中大臣三五成群，互相交结，徇庇同党，营私作弊。面对这种形势，康熙帝首先想到的是维护皇太子的正统地位。于是，指使佥都御史郭琇出面，弹劾明珠及其党羽余国柱等，以“植党类以树私，窃威福以惑众”的罪名，将明珠和余国柱等革职。处理明珠一党，也是对索额图及其朋党的警告，然而索额图等并未收敛，仍以皇太子为中心集结势力。特别让康熙所不能容忍的是：“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制，都与皇帝相同。康熙帝明知此事为索额图策划，但因其两代均为朝廷辅臣，又多次领兵与噶尔丹作战，建有殊勋，故未轻易处理。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南下巡视河工，皇太子随驾病倒在德州。康熙帝命索额图侍疾，其弟因虐毙家人被告发，康熙帝遂令执索额图，拘禁于宗人府，处死于幽所。处死索额图，康熙帝未明说原因，只说索额图“诚为天下第一罪人”。但从后来废太子宣谕罪状时说：“索额图助胤礽潜谋大事”可知，索额图被处死是因为“潜谋大事”。
索额图被处死，对皇太子又是一次警告。在一段时间里，父子相安无事。然而，皇太子权欲的发展，到了已经不安于皇太子地位的程度，他说“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恨不得立登皇位。康熙帝对此也有明显察觉。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五月，康熙帝出塞巡视，命皇长子、皇太子、皇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子等随驾。在这次北巡中，康熙帝对皇太子极为不满，决意废掉太子。在从热河返京途中，匆匆召见诸王、大臣、使臣及文武官员，垂泪宣谕：“今观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视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恣取国帑，干预政事”，指责皇太子“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更有甚者，皇太子的所作所为，竟使康熙帝昼夜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说：“今朕未卜今日被鸠，明日迁害，昼夜戒慎不宁。”遂下令“著将胤礽即行拘执”，宣布废掉太子，并下令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其亲随四人全部正法。
皇太子被废，储位空缺，皇子们又为皇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纷争。皇长子胤褆因未立为皇太子早有怨愤，所以暗中结交权臣，网罗党羽。认为按立长的原则非他莫属，极力主张杀掉胤礽。康熙帝看透其野心，明确宣布：“并无欲立胤褆为皇太子之意……”，并当着诸皇子的面斥责胤褆“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之人”，“天理国法，皆所不容”。下令革去胤褆多罗直郡王衔，禁锢终身。皇八子胤禊也早有异心，并曾企图谋害胤礽取而代之。他能礼贤下士，得到一些文人的遵崇，因而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康熙帝意识到，胤禊“素奸性成，妄蓄大志，其党羽早相要结”，遂下令将胤禊拘禁，并宣布：谁为胤禊说情“必杀无赦”。同时被拘禁的还有素与胤禊亲近的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尽管康熙帝如临大敌，拘禁诸皇子，但年近六旬的康熙帝还要解决皇嗣问题。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一月，康熙帝开释了除皇长子以外的五皇子，并召群臣议立皇储，结果大学士马齐等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禊为皇太子。康熙帝最忌权臣为诸皇子谋取储位，担心皇权旁落权臣之手。为此，指责马齐等“岂非欲结恩于胤禊？”并将马齐等人拘禁。为了缓和争位的激烈局面和不让胤禊得势，又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以胤礽狂疾已愈为借口，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并对其它皇子进行晋封，以图平衡皇子之间的势力。然而，胤礽并没有因为复立太子而自新，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即位的阴谋活动；受晋封的各皇子，也没有因此而得到心理平衡。康熙帝在复立胤礽为皇太子以后，还是采取了宽容和扶植态度的，但胤礽的行为已使康熙帝愤恨，因而在其被复立为皇太子三年后，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康熙帝断然决定再度废掉皇太子，禁锢终身，并谕诸皇子：“胤礽自复立以来，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告诫王公大臣：“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恶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诸皇子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可见康熙帝深为皇储问题的愤懑和抑郁。皇十四子胤褆被封抚远大将军，率军西征噶尔部。出征前，康熙亲自授印，出师典礼极为隆重，其气势似有代天子出征，给人以康熙帝已经意有所属之感，朝中权臣对此也都有私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皇十四子极有才干，但立为皇太子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皇太子两度被废，诸皇子争夺储位的风波接连不断，康熙帝已心力交瘁，精疲力竭。而且认识到，只有集中权力才能安渡晚年，因此他的态度异常坚决，拒绝再立储君。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带着这种忧愤与世长辞了。
3、雍正镇压朋党。康熙帝病死，其第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即皇位，时年45岁，是为雍正皇帝，以明年（1723年）为雍正元年。胤禛生母乌雅氏，满州正黄旗人，出身低微，生胤禛时只是一般宫女，后被晋升为德妃，胤禛9岁开始随父皇北巡塞外，19岁随父皇出征噶尔部，掌管正红旗大营。后又多次随康熙帝南巡北狩，30岁以前的大部时间，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关于雍正即位的史实，历来众说纷纭，一说篡立，一说嗣立。《大义觉迷录》卷三中记录的民间传言云：“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天下，皇上（雍正帝）将‘十’字改成‘于’字”，又云：“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雍正帝）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上了位。”还有一说，康熙皇帝遗诏：“皇位传十四子胤祯”，胤禛把遗诏“十”字改成“于”字，把祯字改成“禛”字，康熙帝的遗诏就成了“皇位传于四子胤禛”。如上所述，雍正不仅是娇诏篡位，而且还是弑君夺位的卑鄙小人。而据《清圣祖实录》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日，“上不豫，自南苑回驻畅春园”，胤禛“恳求传奉左右”，但康熙帝令其“虔诚斋戒”，胤禛“遵旨于斋所致斋”。十三日“上疾大渐”，命人召胤禛，“谕令速至”。同时召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祜、皇八子胤禊、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以及步军都统隆科多等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有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此时胤禛尚未到场，待其“闻召驰至时”，康熙帝神志清醒，又重复了对诸皇子和隆科多的谕言，夜间戌时“上崩于寝宫”。按上所述，雍正即皇帝位，是奉命嗣位。实际上康熙对皇太子一事，早已心灰意冷，不可能手书遣诏。二次废太子，康熙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手颤头摇，步履难行。即使如此，他也不提立储之事，由谁继位，是他在临终前，当着诸皇子和近臣隆科多的面口谕的，且皇四子胤禛又不在场，没有给他留下“娇诏”的机会，山间野史把胤禛说成“娇诏篡位”不可信，但也却给后世留下了悬迷。
胤禛是个工于心计之人，第一次皇太子被废，他采取了不得罪人的态度。康熙帝命其和皇长子胤褆看守被废皇太子胤礽，把绝无“弑逆”的话传奏给康熙皇帝，取掉胤礽脖子上的锁链，同时又千方百计在诸皇子中维持平衡，对康熙帝又表现得十分殷勤诚孝，博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又在诸兄弟中赢得了好感。皇太子复立，继续结党营私，胤禛对太子党活动远而拒之，关起门来写诗作文，与僧道频繁来往，表现得消沉恬淡，再次渡过了太子废立的政治风波。这些策略和权术使他与康熙皇帝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康熙帝多次命胤禛代替自己主持祭祀，这对他来说是殊荣，是信任。此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康熙帝特别喜欢胤禛的四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皇帝），对弘历十分赞赏，并传见其生母钮祜禄氏，连连称她是“有福之人”。对弘历的偏爱和益美，不仅仅局限在祖孙之情上，其中很可能隐含着对胤禛的意有所属和弘历继承皇位的愿望。
胤禛继位成为雍正皇帝，然诸王并不甘心臣服于新的君主。为了扫除各种政治势力对皇权的威胁，雍正帝果断采取措施，孤立和瓦解诸王势力，镇压朋党，强化皇权——中央集权统治。首先受到打击的是其十四弟胤褆。康熙在世时，曾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统理西北军务，对加强和巩固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立有功勋。朝中诸王和大臣猜测康熙意有所属，所以不少人竞相依附，而他本人也觉得功高盖世，皇位非他莫属。父皇去世，皇位被其兄雍正所占，他心中不服。雍正下诏命其回京，他对雍正“据傲不恭”。雍正解其大将军职，令其驻守景陵，实际是禁锢终身。胤禊是雍正帝八弟，是朝中最有势力的人，其党羽布满朝廷内外。康熙帝在位时谋太子位未果，雍正即帝位后，仍在暗中筹谋。雍正帝也知其不能善罢甘休，说“胤禊之于朕，则情如水火，势如敌国”。但顾及他在诸兄弟及王公大臣中颇有势力，暂未做处理，仍封胤禊为和硕亲王，与怡亲王胤祥共同总理政务，并腾出手来逐一打击和孤立其它诸兄弟及胤禊的亲信。其十弟胤裓以违旨革去郡王，被禁锢；其十三弟胤禟被差往西宁，后因派人买草和踏看牧地的罪名，被革去贝子，胤祉被革职禁锢致死，胤祹也因事被革爵。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雍正帝开始对胤禊下手，以“希冀非望，狂悖已极，情罪重大”，被削籍离宗，禁锢终身，被称为“阿其那”（满语：狗），不久被杀于幽所；同时宣布胤禟“结党构逆”，削籍禁锢于保定，被称为“塞思黑”（满语：猪），不久也被害死在禁地。至此，诸兄弟中凡不肯附和的，皆被雍正打下去，初步巩固了******************皇权。
以功高望重大臣为首的朋党，也是威胁皇权统治重要势力。雍正帝除了对诸兄弟争位阴谋实施严厉打击外，对朝中朋党也予以打击和镇压。年羹尧在雍正称帝时，正任陕甘总督，握有川、陕、甘三省军政大权，而且素与雍正帝关系密切。作为陕甘总督的年羹尧，驻镇西安，控制西北的局势，对当时呼声颇高、与雍正争夺皇位的胤褆，起到了震慑作用。后又被雍正帝破例授予世袭罔替一等功。由此，他拥兵自重，专横跋扈，广植朋党，与吏部尚书隆科多相互勾结，提拔重用私党，甚至他的家仆也可官至守道、巡抚。他侵吞公款，冒销军饷，私行印票，“脏私巨万，富可敌国”，其势的强大使他无视皇权。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帝以“自恃已功”罪名，罢年羹尧川陕总督之职，调补杭州将军。年底，刑部题奏其大罪92条，雍正帝责令自裁。隆科多是雍正帝嫡母之弟，系国舅之亲，是康熙帝临终前唯一的顾命大臣，并且在雍正帝即位的关键时刻，控制九门，城中布防，在军事防御、控制局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雍正即位后，对隆科多十分敬重，委以吏部尚书、总理朝政的四大臣之一。但隆科多与年羹尧关系至深，他们“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年羹尧案发后，隆科多被革去太保公爵。雍正五年（1727年）被定罪41条，原定斩决，但雍正帝考虑到他系“皇考升遐之日……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是大臣之内承旨者，唯隆科多一人”，遂免死，命“于畅春园外附近宫地，造屋三间，永远禁锢”。雍正帝处置与之争夺皇位的诸兄弟，大兴年、隆之狱，尽管其中有苛刻贪酷之处，但在那种复杂环境中，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采取的措施也是十分必要的。
4、中央集权机构改革。康熙帝抑制诸皇子争位，雍正帝打击诸王、镇压朋党，只是解决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权位之争，而中央集权统治机构设置的改革，则把君主独裁统治制度化、合法化。清朝定都北京，是仿照明制建立的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在中央一级设立内阁，有满汉大学士各2人、协办大学士各一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但因为清朝原设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在设置内阁时，仍保留了议政王大臣议政制。议政王大臣都是满州贵族和八旗首领，拥有很大势力。凡军国要事都由议政王大臣议定后，再由皇帝裁决执行。议政王大臣会议被称为“国议”，实际是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它所议定的事情，皇帝也得妥协、让步。在这种传统的议政方式下，虽然设置内阁，但内阁却无权议政，而成为皇帝的办事机构。为了摆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制约，更好地传达皇帝的意志，康熙亲政后，在内阁之外另设南书房。成员皆为他从满汉文官中挑选的亲信，负责起草和传达皇帝的重要政令，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南书房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议政王大臣的干扰，又进一步削弱了内阁职权。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公开向朝臣宣布对西北用兵，用武力解决准噶尔蒙古问题。为及时处理紧急机要军务，设立军机房，由他亲自从亲王、大学士、六部大臣中指定心腹组成，称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开始，军机房的主要职责是“只供传达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就是说，只能上传下达，抄抄写写，不能参与个人意见，一切都要按皇帝的旨意办事。后来，军机房改称军机处，由临时机构变成常设机构，而且职权范围越来越大。至乾隆时期，军机处又不断完善和发展，总揽军政大权。南书房被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无政可议了。内阁虽然存在，但皇帝的旨意通过军机处直接下达到地方总督、巡抚，军机处成为“军国大计，罔不总揽”的中枢机构。军机处成为中央常设机构以后，六部的权限也都被削弱。吏部只管中下级文官的考核、任免、外调，高级官员则由军机处按皇帝的旨意任免；兵部只管绿营兵，无权管八旗官兵。所谓绿营兵是清入关后收编明军和招募汉人组建的部队，以军旗为绿色并以营为基本编制单位，故称绿营或绿旗兵。原给皇帝提意见的六科给事中，康熙帝时就不许他们“风闻言事”，雍正帝时把给事中并入都察院，失去了封驳之权。为了彻底排除宦官干政，康熙帝撤消了顺治时开设的宦官十三衙门，宫内事务皆由内务府总管，宦官们只做一些端茶送饭、洒扫庭院等杂活。
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地区机构设置、官吏任用上也都进行了改革。由原在内地设18个布政使改设省，省下设府、州、县。总督和巡抚不再是临时差遣，而为常驻地方长官，称为“封疆大臣”、“地方大吏”。布政使、按察使是总督、巡抚的属员。总督的权力很大。为正二品，一般管两省或三省，也有只管一省的。巡抚的权力略小于总督，为从二品，他们掌管地方军事民政，统辖文武，贯彻执行皇帝的命令，刑名钱粮事务由他们直接向皇帝呈报，而他们的任免或调动，也由皇帝颁旨敕封。对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和满族的发祥地——东北地区，则设立相当于省的区，由皇帝直接任命将军、大臣、都统管理。比如，在外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在内蒙古设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绥远都统；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东北设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他们和内地的总督、巡抚一样，直接受皇帝指挥，掌管边地军政大权。这些封疆大吏代表皇帝，实行中央集权对各省、各地的统治。
鉴于康熙时期因立储而引发宗室内部争斗，兄弟之间反目成仇，雍正即位后，针对传统建嗣制度的弊端，于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在乾清宫召见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提出了建嗣制度改革。就是雍正帝将立嗣皇子的名字，“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于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 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这个方案得到诸王大臣的一致赞同。这项规定后来保证了雍正帝生前册立的皇四子弘历顺利即登大统，又为后朝所沿用。传统公开的立嗣被秘密立嗣所替代，皇帝可以不受干扰地操纵立嗣大权，是强化皇权的又一种表现。
（二）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1、控制西北蒙古。康、雍、乾三朝在不断强化皇权的同时，密切关注边疆地区形势的变化，用兵平定西北蒙古准喀尔部噶尔丹的联俄叛乱；加强了对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尼鲁特蒙古的控制；平定了青海和硕特蒙古罗布藏丹津的叛乱，稳定了青海地区的局势；粉碎了噶尔丹策零的反叛，挫败了沙俄对我国西北领土扩张的野心；安抚了被沙俄裹挟归来的土尔扈特部10万余众。这些对加强边疆的统治、维持祖国的统一，都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因在《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族》一章中，已有详文，在此不再赘述。
2、粉碎大小和卓叛乱。新疆一直为“回部”（维吾尔族）聚居地，清初其叶尔羌汗国内部白山、黑山两个教派斗争激烈。康熙十九年（1680年），白山派和卓引准噶尔军占领叶尔羌，将回部首领阿布都什特扣押到伊犁，并对当地维吾尔族人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榨。康熙三十五年，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被清廷镇压，阿布都什特获释回到南疆叶尔羌，自立为汗，清廷命其管理南疆“回部”事务。阿布都什特死，其子玛罕木特继承汗位，因其极力摆脱准噶部的控制，被准噶尔部俘劫至伊犁，未几死于囚所。其长子大和卓波罗尼都，次子小和卓霍集占也同时被囚禁。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击败达瓦齐分裂势力，占领伊犁后，波罗尼特和霍集占兄弟同时获释。清廷命大和卓波罗尼特回南疆继续管理“回部”事务，而留小和卓霍集占在伊犁管理维吾尔族事务。然而，大小和卓企图摆脱清朝的统治，建立伊斯兰汗国。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他们杀害清廷派往南疆执行招抚使命的副都统阿敏，宣布建立巴图尔汗国。次年（1758年）五月，以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军，并同维吾尔族士兵，从吐鲁番出发前往征讨。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攻克叶尔羌、喀什噶尔，大小和卓兄弟俩西逃，部属纷纷归降。后又逃入巴达克山部，被其首领擒杀。大小和卓叛乱被平定后，清廷正式宣布天山南北路为新疆，并在伊犁设伊犁将军，总管新疆军政事务；在回疆设参赞大臣，驻喀什噶尔，总理回疆事务；在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库车、和阗等11城各设办事大臣或协办大臣；在天山南路的“回部”维吾尔聚居区，仍承袭原有的伯克制，由阿齐木伯克（正城主）和伊什罕伯克（副城主）管理当地民政事务。同时，清廷在新疆各地大力开展屯田，东起巴里坤，西至伊犁河，尽为垦荒屯田区。至乾隆年间，屯田日广，不仅补充了军饷所需，而且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和经营。。
3、稳定西藏。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lai喇嘛圆寂，其所委任的第巴（即总管）桑结嘉措为争权位，秘不发葬达15年之久。后又以五世达lai的名义请求清廷册封其为藏王。康熙皇帝很有分寸地册封其为“弘宣佛法王”，其职权仅限为“弘宣佛法”。当时西藏的地方权力仍在和硕特部蒙古顾实汗之孙拉藏汗手中。桑结嘉措为达到主管西藏地方权力的目的，进一步与准噶尔部勾结，企图引准噶尔部军入藏杀拉藏汗。康熙四十四年（1706），拉藏得知桑结嘉措与准噶尔密谋的消息，先动手杀掉桑结嘉措，并奏报朝廷。西藏所出现的复杂局面，使康熙帝感到“西藏事务不便令拉藏独理”。于是派侍郎赫寿入藏，协助拉藏汗处理西藏事务。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又遣特使入藏，册封五世班禅罗意希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要他协助拉藏汗管理好西藏事务，以稳定西藏局势。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准噶尔部派兵入藏，杀拉藏汗，拉萨遭洗劫。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清廷两次派兵入藏，驱逐准噶尔部势力，并护送六世达lai喇嘛入藏。
拉藏汗被杀，标志着清廷长期依靠和硕特蒙古统治西藏的结束。康熙帝开始着手组建西藏地方政权，采取噶伦共同理政的制度，管理西藏地方事务。任命抵抗准噶尔军入藏有功的康济乃为首席噶伦，委任去青海迎清军入藏的阿尔布巴和抗拒准噶尔军入藏的隆布乃、扎尔乃为噶伦。至雍正五年（1727年）初，清廷正式委派内阁学士僧格和玛拉入藏，驻扎西藏。对西藏地方政权实施监管，并派部队进驻西藏。继而，又对西藏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巴塘、里塘地区划归四川省，将维西、中甸地区划入云南省。乾隆十五年（1750年）颇罗乃之子珠尔墨特那木杞勒袭位执政，他既不服驻藏大臣的约束，又公然勾结准噶尔部发动叛乱。清军驻藏部队很快平息了这次叛乱。之后，清廷颁布了《西藏善后章程》，废止藏王制，规定：在达lai喇嘛之下设噶厦，以四噶布伦分理政事，达lai喇嘛遂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首领。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尼泊尔的一个民族）军队，在西藏大农奴主舍玛尔巴的勾引和英国殖民者的指使下，侵入后藏，进攻日喀则，大掠扎什布伦寺。清廷派大将军福康安率领由满汉蒙族人组成的军队17000余人，进入西藏，击败廓尔喀军。廓尔喀军“军前乞降”，表示永不再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清廷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再次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实施重大改革。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办藏内事务”，其地位与达lai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各级地方官及管事喇嘛，都为驻藏大臣管辖，“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他们的任命，也“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lai喇嘛拣送，分别奏补拣放”；达lai、班禅和各呼图克图的灵童传世时的“金本巴掣签仪式”，也要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进行，然后再呈请钦定批准。此外，还对整饬藏兵组织，加强防务、减轻赋役等，都做了明确规定。从此，西藏与清廷的关系更加密切，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4、裁撤三藩。所谓“三藩”，即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他们都是早期投降清军的明朝将领。清军入关后，清廷利用他们充当打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先锋。在清军统一全国后，巩固统一的重任依然落在他们身上，因而进爵封王。吴三桂驻云南，尚可喜驻广西，耿精忠驻福建，这样便形成了“三藩”。初期，“三藩”在巩固国家统一、保卫边疆的斗争中，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三藩”完成分镇之初的历史使命，也同历史上任何封建王朝的藩主一样，旋即走向集权政治的反面，成为坐大于地方分裂割据的因素，而满汉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在一定程序上促使了二者关系的背离和激化。“三藩”降清，各自保留了一支独立的武装，清政府对他们虽有定制，但频繁的战争，招致私征兵马、官属自命。不仅使他们的军力不断增加，而且军队的独立性已经使其游离于中央集权控制的国家之外。同时，由于“三藩”位尊权重，加之清王朝又给予了种种特权，往往骄横跋扈，地方督抚难以节制。吴三桂的权势最大，拥兵不下10万，相当于八旗兵总数的一半。他镇守滇南，云南、贵州两省的总督、巡抚皆受他节制；他可以不通过朝廷的吏部、兵部，自己任命文武百官，培植党羽，称之为“西选”；他可以开矿铸钱，中央的户部也无权审核他的经费开支；他可以巧立名目，任意征税，敛集财富。在他那里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尚可喜、耿精忠势力虽不及吴三桂，但经商谋利、强征市税、搜刮民财、滥用藩王之淫威，权势亦灸手可热，咄咄逼人。“三藩”势力的强大，已经成为清政权的心腹之患，而“三藩”军饷年耗资2000多万两，在清政府全年税收不足3000万两的情况下，“天下财赋半耗于藩”。在经济上也成为清政府的沉重负担，而且举朝响起“裁兵减饷”的呼声。于是，康熙皇帝开始着手解决“三藩”问题。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尚可喜申请回辽东老家养老，由儿子尚之信承袭王爵，留镇广东。康熙帝准其申请，并命他带领部属一起迁回辽东，对尚之信承袭王位的事却只字不提，实际上康熙是顺水推舟，借机裁藩撤镇。吴三桂、耿精忠得知这个消息，大为不满，为试探清政府的意图，也上表奏请撤藩。然康熙帝亦知这并非吴三桂的真意，但考虑到三藩势力强大，非撤不可，“撤亦反，不撤亦反”，迟撤不如早撤。于是，毅然决定同意撤藩。为此，吴三桂恼羞成怒，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首先起兵叛清，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他留起了头发，换上明朝衣冠，发布讨伐清朝的文告，宣称“兴明讨虏”，迅速攻占四川、湖南。吴三桂叛清，一时震动很大，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和总兵刘进忠，广西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将军孙延龄，陕西提督王辅臣，湖北襄阳总兵杨来嘉相继响应。叛清战火遍及西南、中南、东南和西北十几个省。之初，清政府陷于被动局面，朝廷内外亦对此有不同议论。然而，由于吴三桂等人打的是“兴明讨虏”的旗号，而此时清政府的统治又不同于入关初期，在民众中“兴明讨虏”并没有多大的号召力，加之叛清势力出自谋求个人私利，内部互相利用，矛盾百出，虽然来势凶猛，但没有群众基础。况且吴三桂攻入湖南后，就下令不得过江，作好“事纵不成，可画江而国”的准备，由攻势转入守势，与清军隔江而峙。康熙帝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研究对策，调整部署，在组织反击的同时剿抚并用，分化瓦解，重点打击吴三桂。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帝御书王辅臣，使其晓以利害，并诚恳地表明了既往不咎的态度。王辅臣权衡利弊之后，再次降清，西北局势得以稳定。接着福建耿精忠投降。第二年，尚之信投降，其它叛清将也纷纷表明断绝与吴三桂的关系。吴三桂自知势孤力单，凶多吉少，便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在衡阳匆忙称帝，不久就忧愤而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位后，退守昆明。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几路大军进攻昆明，吴世璠兵败自杀。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终被平息。
5、收复台湾。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后，就把收复台湾做为整治边疆的重大问题。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明末清初，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作为抗清基地。他的儿子郑经又彻底肃清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残余势力，进行了经济、文化建设，这才有了“婆娑之洋，美丽之岛”之称。。郑氏父子收复和开发台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随着清朝在大陆统治的稳固，民族矛盾日趋缓和，抗清已失去实际意义，原来的抗清基地已转变为封建割据，对清朝统治构成一定威胁，也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死，郑氏政权内部发生争权斗争，12岁的郑克壤主政，然大权由冯锡范、刘国轩操纵，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康熙帝决定利用这个时机，以武力解决tai湾问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康熙帝在招抚无效的情况下，派水师提督施琅率战船300艘，水师官兵2万余人，进攻台湾门户澎湖。施琅率水师自铜山绕澎湖，取猫屿、花屿。时刘国轩已在澎湖沿岸“凡可登处，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双方在澎湖海面展开决战，战斗异常激烈。在清军凌烈的攻势下，郑军战船损失殆尽。清军收复澎湖，台湾已无屏障，攻取台湾指日可待。然施琅却力主和平解决，施琅向郑氏政权晓以利害，而郑氏政权心存疑虑：一是担心施琅登岸会报杀父之仇，二怕清廷以叛逆问罪，施琅郑重表示：“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并多方厚待投诚官兵，同时奏请康熙帝颁赦招抚。康熙帝同意施琅的奏文，在谕旨中说明了自己的真诚态度，希望郑克壤等人“审图顺逆，善计保全”，如真心归来，将既往不咎，还要“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煌煌谕旨，炳如日星”。郑克壤、冯锡范、刘国轩等自知大势已去，解除了顾虑，表示归降，施琅顺利地收复了台湾。之后，康熙帝决定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归福建省统辖，并在台湾设总兵一员，驻兵8000人，在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3000人。台湾统一后，与大陆交往日益频繁，经济、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开发，成为祖国东南海域重镇，彻底粉碎了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占台湾的野心。康熙帝统一台湾，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大力发展社会经济
1、农业。康雍乾三朝之所以称为自清以降之盛世，除了建立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制，稳定了全国局势外，就是“三朝”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使国家富足，人民殷实。而首先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为这个时期的经济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励民垦荒。顺治年间，曾竭力鼓励垦荒屯田，并颁布了劝惩条例，但由于科差太急，招徕无资，致垦荒受到一定影响。康熙年间，清政府调整了起科年限，规定：“新荒者三年起科，积荒者五年起科，极荒者永不起科”，又制定了招民垦荒，酌量叙用的奖励办法：“准贡监生员，民垦地自二十顷至百顷以上者，试其文艺通否，酌量以知县、县丞、百总武职官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又明确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为了进一步鼓励垦荒，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允许将河南义社仓积谷借给垦荒之民。康熙朝时，由于采取了一些鼓励措施，大大调动了各地农民的垦荒耕种的积极性。“湖广民人往四川开垦”、“山东民人到口外种地”形成一股潮流。自康熙二十四年至雍正二年（1685—1724年），不到40年的时间，耕地面积增加300万顷，反映出康熙朝励民垦荒的显著成效。雍正年间继续放宽起科年限，水田六年起科，旱田十年起科，“凡是可垦之处，听民自垦自报，官吏不得勒索、阻挠。”乾隆时期，因水陆可垦之地都已开垦，因而鼓励农民开垦边省和内地山头地角和河滨溪畔。乾隆十一年（1746年），特许“荒地听该地民人垦种，概免外科”。康雍乾三朝鼓励农民垦荒，增加了大量耕地面积，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2）实行“更名地”。明末藩王占有大量土地，约50万顷，分布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湖广、江浙等地。清军入关后，在直隶和八旗驻防地圈占了其中20万顷，还有近30万顷的土地由原来的佃农耕种，有的荒芜了。康熙七年（1668年），清政府下令清查藩王庄田，分荒田、熟田作价卖给农民。但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无资认购。康熙八年（1669年）又下令“免其变价”，将这些土地一律“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田，永为世业”。但他们必须在缴纳税粮的同时，又要交租粮，农民负担很重，康熙九年（1670年），清政府又做了政策调整，下令免去租银，只收税粮。清政府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和税租政策，对促进农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作用。
（3）兴修水利。自康熙元年至十六年（1662—1677年）的15年间，黄河决口达67次之多，不仅给沿岸人民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还导致运河阻塞，南北漕运中断危及北京的粮食供应。时康熙帝念念不忘的三件大事：三藩、河务、漕运，其中有两件事与治理黄河有关。康熙十六年（1677年），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专门负责治河。靳辅又请水利专家陈潢精心勘察，尽心筹谋，分段施工。他们把黄河、淮河、运河交叉的苏北淮阴一带作为治河重点，先后在江都修筑漕堤，在高邮修筑滚水坝，在山阳、邵阳修减水坝，疏浚淤塞的河道，在运河两岸修筑长堤，清除了河内淤沙，并在北岸开挖了一条180里长的“中河”。经过11年的努力，基本清除了黄河中下游各省的水患威胁，此后50年未发生大灾，并使运河南北漕运得以畅行。此外，还对永定河进行了治理。永定河原名“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由于上游水挟带大量泥沙，导致河道淤塞，流向无定，特别是自芦沟桥以下，“迁徒非常”，常与畿南诸水汇合，泛滥成灾，危害直隶中部和东部地区。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自良乡以下开挖了一条长200余里的河道，两岸修筑了长堤，束水入海。自此“浑河得以安定，易名永定河”。雍正、乾隆时期，又先后在江浙两省沿海，修筑了500里长的海塘，使这一富饶地区的农业生产，免除了海潮侵袭，为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4）摊丁入亩。清朝赋税分田赋和丁徭两项分征，即土地占有者按土地占有数量交纳一定的税额，称为田赋；每年成年男子为封建国家负担一定的无偿徭役，称为丁徭，又称丁口税。随着土地兼并不断发展，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明显，如继续按人丁征服丁税，就使无地农民无银交纳，少地农民负担沉重，因而出现了“或逃或欠”的情况，国家难以如数征收丁税。由于农民逃避丁税，有的逃亡外地，有的隐瞒户口，甚至不敢落户垦荒，也使国家难以掌握确切的人口数目。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决定“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万余人、丁银335万余两为定额，以后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银。但这种规定仍没有解决丁多地少和丁少地多形成的“苦乐不均”的现象。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广东、四川试行丁税摊入地亩征收的办法。雍正元年（1723年）“摊丁入亩”的征税法在全国推行。所谓“摊丁入亩”，即“地丁合一”，“丁随地起”，就是把丁税的原额分摊到田亩上，在地税银的基础上，摊入一定的丁税银。“摊丁入亩”是我国封建时期税赋制度的重大改革，比较合理，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由于丁银按土地亩数计征，贫苦农民不必为苛重的人丁税而逃亡，一般家庭也解除了添丁增税的顾虑。我国从汉代到清初的1800余年中，人口总额始终停留在五、六千万之间，除战争中的伤亡、瘟疫死亡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长缓慢和隐瞒人口。“摊丁入亩”实行后，人口迅速增加，至乾隆六年（1741年）增至1.4亿人。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人口增长有利于发展生产，增强国力。
（5）改进农耕技术。康雍乾三朝农业经济的发展，除了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人口增长外，还反映在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种植高产作物和经济作物品种的增加、种植区域的不断扩展。南方水稻产量达七、八万石，试种双季稻以后，亩产提高近一倍。京津地区旱地改水稻，产量也不断提高。甘著和玉米是高产作物，也在全国得到推广。甘著为明代由安南、吕宋传入我国南方，不择地而生，亩产数千斤。康熙年间种植较多，至乾隆年间全国各地普遍种植。玉米的种植在康熙年间就已较普遍，民间半赖以糊口。随着粮食作物的增长，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种植亦逐步盛行。产棉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和钱塘江两岸地区，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隶等省。所产棉花除供本地织布、日用外，大量被贩运到江南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烟草自海外传入，康熙年间就有很多地区种植。福建“烟草种植，耕地十之六七”。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西种烟之家“十居其半”。茶树种植主要分布在江南的福建、安徽、江西、浙江、湖南等地；甘蔗的种植集中在广东、广西、台湾等地，广东的蔗田几乎与禾田相等，可见南方种植甘蔗面积之大。在各地城市郊区，还分化出专门从事瓜果蔬菜生产的农民。他们“不植五谷而植园蔬，冬菜一熟可抵禾稼秋收之利”。说明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已向多种经营和经济性发展。
2、手工业。康雍乾三朝手工业分官营和民营两大类，官营只限采矿、大型瓷窑、兵器生产、铸钱等行业部门，而民营手工业涉及行业众多，直接关系人民生活日常所需。
（1）采矿。清初，出于惧怕矿工“聚众生事”，严禁采矿。康熙十四年（1675年）对旧矿开采有所放宽；雍正年间对开矿实行弛禁；乾隆九年（1744年）以后，则对开矿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借以“上佐国费，下借民用”，采矿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康熙元年（1662年）全国铜矿仅有5处，雍正十三年（1735年）增至161处，而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则发展到313处。雍正年间铜产量仅90万斤，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达1200万斤，铜矿开采和冶炼为官督商办，主要满足封建国家铸钱所需。铁矿开采和冶炼的发达地区是广东、四川、江西、湖南、陕西等地。雍正末年，广东的冶铁炉不下五、六十座，“佣工者不下数万人”。每座冶铁炉一昼夜可出铁3600多斤。佛山是广东的冶铁中心，也是铁器制造业中心。铜矿和铁矿的开采、冶炼，推动了煤矿的开采，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广东、陕西、湖南等地是主要产煤区，京西宛平、房山县开掘的煤矿，主要为北京提供生活用煤。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宛平、房山等大小煤矿就有690余处。银矿以云南开采最盛，年产42万余两，占全国产量的97%。盐业主要是长芦、山东、两淮、福建、广东生产的海盐和四川的井盐。康熙年间仅山东盐运司就能提供10万两白银的盐课收入。四川省在雍正八年（1730年）有盐井5939眼，至乾隆二十年（1758年）则增至8307眼，产量达到清代历史最高水平。
（2）制瓷。清初，制瓷业在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至康熙年间才逐渐恢复。乾隆年间发展较快，民窑作坊增加，仅景德镇从事瓷器生产的有数千户，从业人员达数十万，呈现“庐舍绸密，烟火相望”的繁荣景象。这时的制瓷业专业化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产品花色、制工艺术都超过前代。雍正时期烧制的仿官、仿龙泉色等产品，十分精美。粉彩瓷器艺术水平达到精巧备至的高度。
（3）纺织。乾隆时期纺织业十分发达，江宁（今南京市）、苏州、杭州的民间丝织绸缎、剪绒达到巧夺天工的水平，“业此者不下千数百家，故江绸贡缎甲天下”。江宁一地织缎机3万余具，织机构造复杂，由130多个部件组成，在国内具有先进水平。杭州素以丝织业闻名于世，“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有织机3000多具，捻丝车1300余部。苏州织机达一万具之多，染色工场三四百家之多。广州织造的五丝、八丝、牛郎绸、云缎等，具有疏密均匀、色泽鲜艳、不褪色、不沾尘等特点，称为丝织品的后起之秀。除民营丝织外，江宁、杭州、苏州都设有官营丝织厂。《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祖父曹寅、伯父曹颙、父亲曹頫，世袭江南织造，历时60余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曹寅任江南织造时，官办丝织厂有丝造工匠400余名，至乾隆初年，三织造局有很大发展，拥有织机1863具，各种工匠7055人，其产品主要入贡朝廷。棉纺织业主要集中在苏淞地区，上海的棉纺技术高，生产的线绫、三绫布、漆沙、方巾、剪绒毯，质地精良，“皆为天下第一”。纺织业的兴盛，推动了印染业的发展，全国各地均有印染作坊，尤以江宁、苏州、杭州、上海等地的印染业技术达一流水平。
此外，造船业、制茶业、制糖业、制烟业、制酒业等也都有显著发展。
3、商业。由于农业、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棉花、布匹、盐、铁、粮食是当时交易量最大的商品。南北物流丰富，农村集市、城镇商贩的交易十分活跃。江南的布匹远销东北、河南、山东等地，而福建的蓝靛和山东、河南、陕西的棉花则是江南一带印染、纺织不可缺少的原料。江浙地区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和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不断增加，也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佛山的铁器、景德镇的瓷器、江南的丝绸和棉布、台湾和广东的蔗糖行销全国。总之，进入市场的商品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各地之间的商品交易日益频繁，初步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城镇建设。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是被称为“天下四聚”的北京、佛山、苏州和汉口。北京街市繁荣，人口众多，既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各地商人汇聚的经济中心，天南地北的商品在北京都能买到，各省、各大城市的商会在北京建立会馆，前三门一带是当时各地会馆的集中区。乾隆年间的苏州“居货山积，行人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佛山是由一个村镇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几十万，比省城广州还热闹。汉口是“九省通衢”，名闻全国的“水码头”，“百货所集，商贾云屯”。南京、杭州、广州、天津、扬州等地也都成为商业发达的大都会。同时，农村市镇大量涌现，江苏省吴江县明代中期为4镇3市，到康熙中期发展到5镇7市；嘉定县由7镇发展到19镇；上海县由18镇发展到35个市镇，浙江的海宁县由原来的1个市猛增至34个市；山西省的介休张兰镇“城堞完整，商贾云集”，有“山右第一富庶之区”之称；云南大理城外的白崖、迷都也都成为“烟火万家，百货俱集”的市镇，这些“星罗棋布”的市镇，成了沟通农村和城市商品交流的重要环节，并和大中小城市构成全国性市场网络。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又促使资本主义的萌生。工场主、店主雇佣人工，此时的雇工已“无主仆名分”，可以“辞工不做”，“去留随其自便”，工钱由双方商定，按月或按季支付。雇主与雇工的关系，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雇佣关系。同时，“包卖商”也应运而生了。即有些商人购买原料，由手工业主加工，按期收购产品，投放市场。商人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工场主通过雇工赚取剩余价值，这正是资本主义萌芽增长的一个显著反映。但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形成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小农经济，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统治集团对内重农抑商，对外闭关自守，致使在西方社会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候，清朝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只能艰难、缓慢地增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