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第一家”也称京东刘家，即乐亭县汀流河刘石各庄刘家。
刘家的籍贯，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明朝永乐年间从山西移民到乐亭，在汀流河南两华里处定居，因为邻村名为石各庄，因此他们定居的村就称为刘石各庄；一说刘家是明朝年间从河间府﹙现河北省沧州地区河间县﹚移民到乐亭，定居在刘石各庄。刘家第六代后人刘益旺先生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刘家经商闯关东开始于清朝中期。
刘新亭（字开轩）是刘家、也是乐亭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代闯关东的商人。
清朝乾隆五十七年（1793年）前后，刘新亭开始去东北做小买卖谋生。12年后，刘家在本村开了第一个商铺“老二合”。道光年间 （1821～1850年），刘家长途贩运锄板和生活用品到长春、农安一带 ，并逐渐形成规模。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右，刘家又在滦县倴城（现滦南倴城）开设了较大商铺“德发合”。进入咸丰年间（1851～1861年）刘家由近及远，陆续在本村、汀流河、稻地镇等开设了“双发合”等七个店铺，在北京开振发合商铺，在长春开涌发合烧锅。咸丰十年（1860年），刘家用经商所得在刘石各庄建起了一座刘家庄园。
咸丰五年到光绪末年（1855～1908年），随着刘家第三代刘兆熊（刘新亭之孙）以及两个儿子刘培、刘坦父子三人先后取得功名并入朝为官，刘家的商业发展也进入鼎盛时期。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家所开商铺有30多处，关内多于关外。光绪十八年（1892年）以后，随着东北经济日渐繁盛，刘家把商业重心转向了东北。利用东北的自然资源，开车店、办钱庄、设粮栈、建油坊……到清朝末年，刘家的商号几乎遍布东北全境，大小商号100多处，并且以长春为中心，形成了以刘家为核心力量的老呔商帮。刘家著名商号“益发合”也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民族工商企业之一。刘家财势在北京以东地区无人能比，故民间称之为“京东第一家”。
肩挑手推  行商关东
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刘新亭出生在乐亭县汀流河镇刘石各庄一个并不十分富裕的农民家庭。其父亲常年辛勤劳作,经营着几亩薄田，风调雨顺年景好歹混个温饱，遇到天灾人祸难免食不果腹。刘石各庄位于汀流河南两华里，在清朝初期、中期，汀流河是滦河入境后的第一个分流点，人们饱受滦河水患危害。据《乐亭县志稿译编》记载，在乾隆五十五年至嘉庆元年（ 1790～1796）短短的 7年时间里，滦河就三次泛滥，“至夏季，淫雨连绵，滦河大溢，禾稼尽淹，冲塌民房无数，民间糠秕不给”。虽然十年九涝苦不堪言，但士、农、工、商各有定序，农民除了种地别无他路。
汀流河是个集镇，紧靠滦河有个小码头，秋季一到，承德以及上下板城的老客儿就顺滦河运来成包的梨、黑枣等山货。码头上，穿着长袍马褂、背着钱褡子的商人来来来往往，讨价还价，成交后再把趸来的山货摆到集市上叫卖。到了傍年根儿，生意更是兴隆，虽然只有几分小利，但毕竟是“现得利”，比起春种秋收再卖粮食赚钱来得容易些，并且不受年景好坏的影响。从小随父亲赶集，经常到码头看热闹的刘新亭由新奇到羡慕，最后萌生了做买卖发家致富的念头。
乾隆末年（1791～1795），已经结婚成家的刘新亭把埋在心里多年的经商理想变成了行动。开始没有本钱，身高体壮又头脑灵活的刘新亭便让妻子用自家产的棉花纺线织布，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出售，用卖布的钱再买回棉花继续纺织，从中赚取小利。冬夜夏午刘家机杼之声不绝于耳，而刘新亭则常为蝇头小利于严寒酷暑之中待价而沽。虽然吃苦耐劳，勤俭肯干，无奈本小利微，难以发展。
乾隆五十七年（1792），东北长春一带再次招民拓垦，大批山东和河北南部的民众纷纷过滦州、出山海关到东北谋生。刘新亭看在眼里，决心趁这个机会闯一闯。他说服父亲拿出平时省吃俭用积攒的十几吊钱，加上赶集卖布所得，购置了一副货郎担，又从村里买了些家织土布、棉花、针头线脑之类的生活用品，一切准备妥当，入冬后刘新亭就挑上担子，一路往东直奔山海关。
那时候，山海关有兵丁把守，过往商民被仔细盘查，领过照票后方可出入。出了关便是绥中，刘新亭走街串巷，一路叫卖，从绥中卖到兴城，渴了进村讨口水喝，干粮吃完了就用东西换，腿走肿了，脚上磨出了水泡，关外刺骨的寒风吹在脸上又麻又疼，手上裂了一道道血口子。刘新亭搓搓快要冻僵的手，放到嘴边哈哈气，然后小心地把手伸到怀里，摸摸缠在腰间的几吊铜钱，咧开嘴笑了。就这样，一路向东，从兴城到北镇，再到锦州、北宁……一次比一次走得远，一趟比一趟卖得好。刘新亭一边卖货，一边考察市场。他发现，关外垦荒用的锄板和生活用品很缺乏，而当地的土特产品又很便宜，于是就从汀流河炉上订购了锄板子，加上土布、棉花等生活用品，用小推车运往东北，回程再换回烟、麻、蓝靛，在本村和汀流河集市上出售。经商所得的利润用于再投入，扩大经营规模。几年后，刘新亭就拴车买马，开始了长途贩运。
那时候东北的铁路未修，跑关东做买卖主要是秋冬两季，春天道路返浆后便不能拉运，刘新亭就在汀流河集市上放钱桌子，兑换制钱，买卖金银，也从中取利不少。十年间刘新亭不但有了一定数量的积蓄，而且练就了商人的头脑，摸索出了经商门道。这与当时乐亭农民只知道依赖土地的观念相比，无疑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一种进步。
行商东北壮大了刘家家业。嘉庆十年（1805），刘家就用闯关东做买卖赚来的第一桶金，在刘石各庄开了自己的商铺——“老二合”，主要经营散白酒、糖、糕点之类的吃货。刘新亭在汀流河一带也渐渐有了名气，被人们称为“线财主”，原因是，他是从纺线织布开始发家的。
经商发家  名冠京东
虽然刘新亭闯关东经商年代较早，但是刘家惯于行商，一年四季，年复一年，关内关外来来往往，经商所得，除了在家乡经营商铺外，大都用来购置土地。到嘉庆末年（1820年）刘新亭之子刘如峨﹙字昆石﹚已经成了父亲经商的好帮手。刘如峨少年老成，精明能干，父子俩齐心合力，精心运筹，很快把买卖做到了东北腹地长春一带。
首先是利用了本地的自然资源。当时汀流河一带有这么几句顺口溜：“石各庄影匠窝（皮影艺人多），丰庄赶大车（赶车拉脚的多），炉上叮当凿，洼里跟着学（炉上、洼里铁匠炉多）”。汀流河一带既有适合东北市场的特产，又有运力，这是开拓远方市场的基础。
其次是为回程的货物找到了销售市场。刘家从东北运回来的关东烟和蓝靛进入北京、天津市场后很受欢迎，并逐渐垄断了北京、天津的土烟市场。刘家“烟刘儿”的雅号就是因此而得名。
道光二年（1822），清朝政府将农安附近的蒙荒放垦，此时的刘如峨已经是一位出色的商人。他瞄准时机，从汀流河洼里、炉上订购大量的锄板、铁锹、镐头；从马城一带收购土布和棉花 ；从沿海收购海米、虾皮、咸鱼等干海货， 雇佣车帮，一趟趟运往农安。农历十月的东北，冰天雪地，茫茫旷野，北风呼啸，刘如峨带领车队顶风冒雪，风餐露宿，不仅要忍饥受冻，还要躲土匪，避狼群，往返一趟一个来月。凭着这股不畏艰辛、吃苦耐劳的劲头，刘家获利数百万吊。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刘如峨经手在滦县倴城（现滦南倴城）开设了经营粮食、杂货的商号“德发合”。此时的刘家已经是拥有土地数十亩、商铺两处的土财主了。“你再有钱还有过刘新亭喽？”成了汀流河一带人们的口头禅。
由于刘家出身寒微，当时人们对经商又有些看不起，尽管刘家已经发家致富，但还是难免被当地官府、乡绅、会头所刁难、敲诈和欺侮。精明的刘如峨得出一个结论：有财还要有势。
随着三个儿子陆续长大，颇有远见的刘如峨做了如下分工：长子刘兆京（字瑞征）憨厚老实，在家经营土地；次子刘兆年（字凤鸣）头脑灵活，经商做买卖；三子刘兆熊﹙字玉衡﹚聪明好学，专心读书求仕。
进入咸丰年间（1851～1861）刘家的商业和家业都有了一定的规模。刘家第三代商人刘兆年在商业经营上比他的父辈更有创新。凭着多年行商的经验和对家乡市场的了解，凭着对东北各个重镇行情特点的掌握以及对东北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一改父辈保守谨慎的做法，把更多的商业资本投向了东北市场。
这时候，刘家已经垄断了乐亭的铁器加工业，同时在东北长春、农安一带有了固定的代销商铺。随着长途贩运规模的不断扩大，刘家的财富与日俱增，商业经营也不断开拓新的领域。
咸丰元年（1851），刘家出资在宽城子（今长春）开设了“涌发合”烧锅。随后又陆续在刘石各庄开设“双发合”“成发合”两家杂货铺；在汀流河镇开设了“双发栈”“双发铁”“义记”“森发合”商铺；在丰南稻地镇开设了“西德发合”；在倴城开设了“正发合”烧锅；在北京开设了“振发合”商号。咸丰十年（1860），刘兆年经手耗资100万吊在刘石各庄建起了一座占地十多亩、富丽堂皇的庄园。
另一方面，刘家仕途发展顺利。咸丰五年（1855），刘兆熊考中举人。中举后，刘兆熊便进入京城，以刘家振发合商号为基地，寻机进入官场。在打入官场的方法上，刘兆熊别出心裁，颇费了一番功夫。
咸丰年间，状元翁同龢名重朝野，他有一个儿子非常聪明，但身体不好，经常头疼，经数名御医诊治终不见效。刘兆熊决计通过给翁同龢儿子治病来结识翁同龢。要给人治病自已得先学医道，刘兆熊花重金聘请名师教自己针灸之术。学成之后，又雇人向翁同龢透露消息，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翁同龢儿子的毛病竟被刘兆熊治好了。翁同龢父子自然非常感谢，刘兆熊也顺利而体面地进入了官场。
由于翁同龢的引荐和提携，刘兆熊又结识了中堂白俊、军机大臣张之万，并有幸拜清廷要员文祥为老师，同庆亲王奕劻、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也拉上了关系。为讨好朝中政要，提高刘家声望，颇有政治远见的刘兆熊不惜家财，甘冒风险，做出了几件惊人之举。
清咸丰十一年（1861），山东宋景诗领导农民起义，朝廷派兵镇压。刘兆熊借机向清政府捐献洋枪三千支，名曰“报效国家”。不仅博得了清朝政府的好感，在民众中也造成了轰动。同治四年（1865年），刘兆熊曾跟随文祥去奉天北打过马傻子。此事《乐亭县志稿译编》中有载﹕“同治四年，奉天北马贼为患，沈阳越狱，将军革职，扰及三省，害累万民。满人文忠公时在枢廷，调拨京旗骑兵千人，督往剿捕。因与公有师座关系，契合夙深，遣其四弟昭陵总管文超亲至公家，聘出帮办军需……”文忠公即时任军机大臣的文祥。这次出征，刘兆熊名利双收。不仅“以功赏戴花翎加三品衔”，还分得了大量财物。据刘家后人刘益旺回忆，所分财物铸了二十二块金砖。光绪八年（1882），曾国荃驻乐亭募勇备边，刘兆熊也曾为其协办过军务。
刘兆熊在官场的活动，不仅为自己博取了功名利禄，更为刘家的商业经营铺平了道路。
光绪初年，刘家便依仗权势，同永平知府打了一场“钢铁官司”。
事情的起因是，刘兆熊中举前，虽然刘家已是财主，但没有权势可倚，不仅受地方乡绅之气，就连州府官员也经常来刘家索要钱物，敲刘家竹杠。永平知府就对发财后的刘家格外眼红，开始的时候以修桥、铺路、治水、募捐为名，千方百计揩刘家油水；刘兆熊中举做了老爷，知府又想方设法同刘家拉关系。一天，知府借故来到刘家，和刘兆熊攀谈中，提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刘兆熊三子刘培，猜想刘兆熊一定会满口应承。岂料此时的刘兆熊已今非昔比了，想想过去知府对刘家的刁难，不觉心头火起，不但不答应，反而戏谑说：“承蒙大人抬爱，可惜我儿子已经订了亲，你的女儿想要嫁给我们，可以收为侧室。”知府虽怒火中烧，却也不好发作。两人暗暗较劲，一番争斗在所难免。知府自以为是地方父母官，上上下下有一张不小的关系网，足以一搏。而刘兆熊虽是官场新贵，却也结识了不少朝中政要，自然不会把个五品知府放在眼里。因此，双方都剑拔弩张，寻找机会。一天刘兆熊在院里溜达，看到长工们肩扛锄头去上工，聪明的刘兆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决定以守为攻，让知府自投罗网。当时刘家垄断着关内外锄板生意，或从汀流河码头装船溯滦河远销口外，或用大车拉到东北，生意很是兴隆。清朝王法允许民间买卖生熟铁以制作农具，但严禁钢材的买卖，因为钢材可以作武器，民间买卖钢材一经查出就是死罪。刘兆熊的主意就是在钢和铁上做点手脚，请知府大人入瓮。他首先派人向知府耳朵里吹风，说刘家不但贩卖锄板，还买卖钢材。知府得知这一消息如获至宝，以为整治刘家的时机已到，抓住这个把柄就可使刘家家败人亡。于是知府立即派人暗中查访刘家倒卖钢材的证据，以俟把柄在手就大张讨伐。这边刘家也静观知府的动静，知府派出的人一出来刘家就布置机关。知府暗访的人来到汀流河码头，看到刘家的锄板正在装船，锄板中果然夹带大量钢条，眼看着刘家把锄板、钢条装上船，大船起锚扬帆北去，这才急速回府衙禀告。知府得此确报，喜出望外，率府中三班衙役到上游码头上截船搜查，结果却傻了眼，船上装的全是锄板，一寸钢材也没有找到。刘家理直气壮上告知府强搜商船，意在敲诈，知府也告刘家倒卖钢材，官司打到北京。在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文祥等的干预下最终以“倒卖钢材查无实据，拦截商船已成事实”结案。刘家胜诉，知府被查办。那么，刘家船上的钢条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刘家往船上装钢条只是做给知府暗探看的，是故意引他上钩。等暗探走了之后，船行至滦河水深流急，荒野无人之处，便偷偷将钢条扔进水里，知府大人当然查不到了。
这场钢铁官司，实际上是刘家向人们显示其在官场的实力，让人们看到刘家不但有钱，还有权势。有了权势的倚靠，刘家这艘商业巨轮在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商海中顺风顺水，一路前行。
光绪初年，刘家商号德发合以交换为主的商品活动已经扩展到东北的长春、农安一带。
光绪十二年（1886）给德发合代售货物的农安义合当由于经营不善欠下德发合大笔货款而无力偿还，刘家就派管家龙老玉到农安，把义合当的铺垫、货物一并兑了下来，留用原当铺人员，在义合当旧址，以十万八千吊资金开设了一个杂货铺，取名“泰发合”。除经营上、下杂货外，还兼营油坊、烧锅、当铺和专门从事迷信品制作的码子房。
到光绪十五年（1889），刘家关内关外商号已经有30多处。根据现有资料统计，除了先前的老二合、双发合、成发合、正发合、德发合、北京的振发合、长春的涌发合、农安的泰发合等11处商铺外，又在乐亭县城开设了裕发合酒局、裕发合钱庄、会发合杂货铺、同发合杂货铺、广发合当铺、春发合海味店；在丰南稻地镇开设了西德发合钱庄和聚发合钱庄；在滦县城关开设了万发合；在红桥镇开设了永发当；在倴城开设了合记银号；在迁安开设了俊发合当铺；在山海关开设了济发合当铺；在北京开设了成发合、裕发合、公义合、源发合瓷柜；在长春开设了东发合大车店，并相继在开原、通辽、营口、大连等地开设了分号。一时间，刘家“发”字号、“合”字号商号大振，对恢弘市面、促进流通、繁荣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旧《乐亭县志》有一段对刘兆年经商的记载：“仲凤鸣，附贡生，候选训导。主持家政，尤善经营。事必亲躬，算无遗留。并检拔经济干练之人才设商肆遐迩。自置房屋，恢弘市面，民间所需无不备，满洲全境几于无地无之……商业所谓‘合’字号是也。”
除了商号，刘家还拥有土地54顷，不计房屋及其他财产，光库存制钱就有360万吊之多。刘家集地主、官僚、商人于一体，财大势大，名冠京东，民间称其为“京东第一家”。
三堂竞发  称雄东北
光绪年间 ﹙1875～1908﹚，刘家财势不断扩大。光绪二年（1876），刘兆熊长子刘祯考中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三子刘培又高中会元，并入朝任中书舍人（撰拟诏旨的官），后升侍读、总理衙门协修官。皇帝御赐的“会元第”金字大匾，高高悬挂于刘家门楣之上。受父辈影响，刘培有远见，肯于进行政治投资。除继续同庆亲王、震贝子等皇亲国戚保持联系外，又结交了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等晚清新贵，在京城和地方编织成了一张令人望而生畏的关系网。在这张关系网的庇护下，刘家商业愈加兴旺，家中财产与日俱增，年年买地，岁岁置产，长工短活，骡马成群。庄园几经扩建，成了一座占地100多亩、房屋1000多间的城堡式大庄园。
随着财势的增长，家庭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刘兆熊自以为对家庭贡献最大，不但父子任意挥霍，还暗地积蓄；刘兆年经商有素，对家庭贡献也不小，他怕家业被刘兆熊父子挥霍罄尽，想分家单干，因此在暗中自打算盘；在家庭主持农业的刘兆京感到自己得不到实惠而心中不满。因此兄弟三人决定分家，但是如何分法，历经数年未能达成协议。在此期间，三股都在暗自做着手脚。刘兆年利用管理商业之机，大量收购珠宝玉石，藏在家中的保险柜中，数量之多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以后这些珠宝流入北京、天津，曾引起北京、天津珠宝古董商人的注意。刘兆熊父子除在北京挥霍外，还在北京开设了两个古董商店，专门收购珠宝、玉器和瓷器。刘兆熊之子刘培光买瓷器就花掉白银200万两，所买瓷器装满了他在北京所住的四合院，这些瓷器毁于八国联军的抢劫之中。刘兆京也千方百计为自己多捞钱财。就这样，各股都认为自己捞的差不多的时候，才又于光绪十五年（1889）重新坐下来研究分家。经过多次商量，最后形成了分家协议。遂将家产分为三份，庄园也一分为三，54顷土地三股各得17顷，余下为祭田。商号三股均分，长门分得双发合系统，二门分得德发合系统，三门分得成发合系统，各又分得制钱700万缗﹙一千铜钱为一缗﹚。分家后各立堂号，长门刘兆京为“合德堂”，二门刘兆年为“合义堂”，三门刘兆熊为“保合堂”。三堂同为经商又各有所长。长门除经商外还长于经营土地；二门向来经商，所以轻车熟路，骤显捷足；三门除经商外更热心于官场。此后，刘家三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犹如三匹腾飞的骏马，在旧中国充满艰难险阻的茫茫商海中纵横驰骋。
在刘家三堂中，三门保合堂实力最为雄厚。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兆熊七子刘坦又考中举人，“同胞三科举”的金字牌匾又一次挂上了刘家保合堂的门楣。仰仗父兄为其打下的基础，刘坦以其内阁中书、花翎分省试用道加二品衔的身份顺利进入官场。曾任慈禧太后御前侍卫，颐和园电灯房提调等职，并且与震贝子义结金兰，拜庆亲王为干老子。靠了金钱和权势，关系网越结越牢。清末，益发合的“豆官司”就是仰仗刘坦在朝中的势力得以顺利解决的。辛亥革命以后，刘家大小官员虽然摘掉了顶戴花翎，但刘坦作为刘家的代表人物仍然活跃于京津官场。刘坦曾任交通银行督办、杀虎口税关监督等职，与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历任民国总统都很有交往。财力充足，在官场上又有势力，官借财势，财借官威，三门商业的发展远远超过长门和二门。到清朝末年，三门保合堂拥有商号25处。计有汀流河镇的森发合木局；乐亭城关的裕发合钱庄、源发合瓷柜、源发合茶庄、裕发合酒局、文发合油坊、庆发合粮栈；倴城的合记银号、慎发合当铺；滦县县城的万发合；营口的厚发合银号、厚发合银炉、厚发合布柜、志发合银号、英发合银号、润发合银号；长春的金发合银号、成发合长柜、文发合长柜；北京的裕发合、成发合、振发合；哈尔滨的泉发合、成发合、东兴义。这些商号生意兴隆，财势旺盛。
分家以后的长门“合德堂”，在人力财力上虽然远不及三门，但是由于从刘兆京到刘绂青三代单传，一脉相承，相对来说财力比较集中。但是经营商号却力不从心。当时刘兆京已经去世，其子刘灏只知道享受，不懂经营。刘灏之子刘绂青又少不懂事，支撑家业的重担就落在了刘灏之妻张氏的肩上。幸亏张氏的娘家是昌黎的经商世家，从小耳濡目染，对管理商业略知一二，又刻苦好学，精明干练，最终成为刘家管理商业的女强人。
张氏夫人做事稳重，知人善任，处理商务谨慎认真，力主做正当生意，反对投机倒把赚钱。在她的管理下，到清末，长门合德堂已经有商号21处。计有：刘石各庄双发合老柜、兴发合、合德堂药店；汀流河镇的双发铁、双发栈、双发瓷柜；乐亭县城的会发合、瑞发合银号、同发合、鸿发合、隆发合；倴城的隆发合；滦县的汇记；永平府的永发合当铺；唐山的永发合；山海关的济发合当铺；长春的发记银号、涌发合烧锅；大连的俊发合；通辽的仁发合、同发合。其财势也达到了顶峰。
分家后的二门“合义堂”，在财力上虽然稍逊于三门保合堂，但是刘兆年一直主管刘家商业，经商轻车熟路，其长子刘煃（字星辉）也是个精明干练的商人。父子联手在东北的商业发展中很快就处于领先地位。到清朝末年，“合义堂”已经拥有商号22处。计有：刘石各庄的合义堂药局；汀流河镇的义记商号；乐亭县城的聚发合、广发合、广发合当铺、春发合海味店；倴城的德发合、正发合、正发合烧锅；红桥镇的永发当；稻地镇的西德发合；昌黎的增发合；北京的翠发合粮栈；开原的翠发合；辽宁田庄的翠发合；农安的泰发合、泰发合当铺；长春的东发合、东发合钱庄、东发合北栈、益发合大车店、益发钱庄。
综上所述，清末刘家三堂关内关外较大商号共68处。民国以后，三堂商业继续发展，而且主要在东北，大多数是粮栈和钱庄。合德堂主要商业势力在通辽；合义堂的主要商业势力在长春及其周边地区；保合堂的商业势力主要在营口和北京。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刘家商号达到100多处，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称雄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