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次阅读，不同感受
我并非戏剧界人士，而是一个毕生“粉末”的教书匠。由于一些历史机缘而在三个不同时期三次阅读《红旗歌》。近60年的时间跨度，反映出我对这部著名剧作认识与见解的变化，也折射出时代及社会思潮的发展。第一次读，是上世纪50年代初，正是《红旗歌》唱彻大江南北的辉煌时期。我在《剧本》月刊做“洒扫庭除”公务员，能够理解的无非是先进人物如何改造落后分子故事。第二次读，是上世纪60年代。这时我已是一位讲授经济学的大学教师。一个偶然机会得到一册1959年版《红旗歌》，作者名字中没有了鲁煤。那是一个开始大抓阶级斗争年代，我试图用阶级斗争观点来思考《红旗歌》一剧中反映出的矛盾与斗争，结果不得要领而终，依然昏昏。2009年新版印出后，承蒙作者第一时间赐我，于是有了第三次阅读。时代、社会、人群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红旗歌》也在中国话剧史上得到了它应占的位置。这部历史性作品问世六十多年，其遭遇反映出时代的沧桑。《红旗歌》是历史性作品，只有放在历史进程中来思考，才有可能从中读出它所具有的艺术的社会的价值。这所谓“放在历史进程”有两方面内涵：一是放到当时的社会条件与环境中思考，以理解作者的创作初衷。另一则是将其反映出的主题放到现今社会环境予以审视，探求其现实的社会价值。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短暂的产物。”因此，我们也应当依据历史发展的要求，对《红旗歌》做出新的阐释。
《红旗歌》诞生于上世纪中期新旧政权、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历史时期。剧本写出了历史大转折关头，生活在底层人们（工人、管理人员等）努力适应时代的精神发展史。这里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他们从不同角度承担着历史的角色，演绎着新的历史。正因为《红旗歌》抓住了社会转轨时期思想观念这个阀门，展示出进城接管政权***************************人的风貌和作风，以及人们为适应新社会制度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因而吸引、牵动着那个大转折时期几乎所有人的心。剧本主题的广泛性、深刻性以及话剧艺术上表现出的艺术特质，造就了我国话剧艺术史上空前的社会轰动。这是话剧创作的一个典范。人们常常讲到解放区戏剧运动史上的“白红”二剧，即《白毛女》和《红旗歌》。如果说，《白毛女》以女主角黑发变白，白发又变黑的故事，宣告了那个旧时代即将结束的必然，而《红旗歌》则以马芬姐对待红旗竞赛由观望到反对、再到积极热诚参加，标明人们拥抱新社会的心灵历程。
二、“红旗”象征着什么
红旗以及以红旗命名的劳动竞赛是贯穿全剧的一条主线，承担着展示、阐释、演绎、剖析全剧主题的使命。1948年解放了的石家庄市在剧本中是一个象征性的城市。新旧政权已经交替，人们之间利益关系在调整，新的社会生活刚开始。这些都意味着原有利益观和价值观在发生裂变。历史发展、社会进步要求人们认识新时代下共同利益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共同价值观，从而为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这在当时直接地影响、制约乃至决定着新政权的稳定和巩固，更直接地关系到解放了的工人及一切劳动者的现实利益以及未来命运的发展。
就社会发展而言，《红旗歌》展示给观众和读者的是纺织厂工人进入新时期后发生的心灵巨变，无疑抓住了时代的主旋律。围绕着要否开展红旗竞赛、要否为挂红旗而努力劳动的问题，工人分为两个阵容，一方以大梅为代表，一方奉马芬姐做首领。而作为全剧灵魂性人物的金芳，则是驾驭、协调，既团结又斗争，最终将两种力量进行整合，组成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劳动队伍。这是一个历经挫折、反复、艰难的复杂过程。如何看待红旗，如何对待红旗竞赛，检验着工人们的思想倾向及行为方向，成为全剧剧情跌宕起伏的最大悬念。
工人甲：我们来这儿是等着挂红旗来啦！
老  刘：这些小闺女们哪，看着那红旗比命还值重哪。
这是一种态度，另一种态度：
仙  妮：小蘑菇，你上星期不是说你喜欢红旗吗？
小美姑：那么块红布条子有什么喜欢的呀？！我芬姐没有说吗，净是糊弄你们小孩儿玩，捉你们大头的。
两种态度针锋相对：
仙  妮：放屁，这会儿工厂是咱们自个儿的啦，为咱们自个儿干活，积极生产，支援前线得了红旗多光荣呵！
小美姑：光荣？光荣也吃不得，也喝不得，有什么用呵！
仙  妮：多劳多得，你不知道吗？红旗得多了，到年底还发奖金哪。
这明确地表示出，红旗以及以红旗命名的竞赛，从开始便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生产——劳动活动，而是关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以及新政权的巩固。作为剧中最高生产管理者管理员彭刚，对于这场劳动竞赛的意义，做了如下阐释：
彭  刚：不，马芬姐，这也不是我个人人强人不强的问题，今天解放啦，咱们工人生活改善啦，工人地位提高啦，生产竞赛是为了支援前线打蒋介石，是为了建设咱们的新国家。助理员跟大梅对你的态度虽然有些不好，可也是为了叫你觉悟，叫你进步！ 
因为马芬姐对待竞赛的消极态度，影响了小组获得红旗，从而也影响到大家的福利待遇。以大梅为首的群体要求从本组调出马芬姐，掀起新的更为激烈的争吵与斗争。仙妮和小美姑的对吵只是两种力量的前哨战，而后才是双方主帅出场：
马芬姐：是呵，是你们想给厂里多干活儿，发动的竞赛，不是我，不能叫我守你们的竞赛规矩！是你想出风头，露面子给别人挑的战，不是我，你得不上红旗是你们自个儿打自个儿的脸，我又没有往你脸上吐唾沫。你凭什么找我的麻烦！？
大  梅：马蜂窝，你死顽固！
思想对立、争吵的升级，直接导致马芬姐指使小美姑往别人车头中“扔白花”事件。马芬姐在事实面前承认了扔白花是自己干的，但对于错误的性质和后果并不认识。剧情的进一步发展触及到那个时期人们心灵上最大也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如何对待新兴政权及新政权领导下的企业民主管理。《红旗歌》通过剧情、人物及活动，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社会大变革时期，由于利益关系的巨变，从而出现共同价值观的裂变的历史必然。共同价值观贯穿于整个组织之中，为组织成员所接受，形成组织的独特同一性，并指导他们很好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共同价值观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基石，是组织的灵魂，也是维系组织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这一概念是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就每个人而言，既拥有反映个人人生追求的个人价值观，也应当树立并保持以实现共同目标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红旗歌》创作年代没有这个概念，但其所涵盖的现实生活内容是客观存在的，也就存在着一个共同价值观的裂变和整合的问题。解放了，有新政权支持，工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红旗为标志的生产竞赛运动，就使得企业和工人之间、工人和工人之间已经出现和产生共同利益。完成或超额竞赛任务，不仅有利于整体利益，也有利于个人收入的增加。一个人表现不好，被减分，会直接影响到全组收入。这共同利益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国家及社会层面。在当时就是解放全中国。巩固新政权、新制度；一是个人层面上，工人生活的改善与保障。马芬姐等人对劳动竞赛的消极乃至破坏，导致小组被扣分，不能拿红旗，进一步影响工人的福利待遇。这使矛盾由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深化到经济利益关系。
彭  刚：（拿铅笔指黑板上的符号）奥，来咱们算一算，马芬姐旷了一个工，扣两分；小美姑跑三次车，扣三分，这一共就五分啦。
仙  妮：（性急地）扣五分还有九十五分，也该得呀？
彭  刚：你别着急呀，全细纱间二十多个竞赛组，出白花你们数第四多，也扣三分。
……
大  梅：（气极）那净是马蜂窝和小蘑菇的过。
对待竞赛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不再是个人行为，拥有了全组、全厂的价值。马芬姐与大梅的矛盾由此而激化，也由此展开剧情的演绎。将已经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予以整合，并进而形成全组新的共同价值观，是作者为自己创作此剧设定的最终目标和剧情展开的主轴。剧中所有人物与事件都围绕这个主轴布局和展开。1948年作者写作《红旗歌》的时候，题材完全是现实正在进行着的社会真实现象。对《红旗歌》，人们接受它，欢迎它，热烈喜爱它，完全是从现实意义上进行的取舍。作者、演出者以及读者和观众都是那个时代生活中具体的人。整个剧情实现了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的结合，戏来自生活，情理寓于故事。有冲突，有激情，有说教，更有体贴关怀。其理昭昭然，其情汹汹然，其行浩浩然，演出取得轰动，满城争说《红旗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马芬姐的典型意义
对这位马芬姐其人，剧中人物介绍说：
“看车女工，23岁。一个被旧世界的剥削、压榨、凌辱所歪曲了性格，一个痛苦、孤僻、倔强甚至有些无赖的性格。在不觉悟时，她破坏、捣蛋、仇恨而反抗；觉悟后则奋勇生产，深刻地谴责自己，成为一个杰出的积极分子。”
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她苦大仇深，拥有善良本性，性情爽快，敢爱敢恨。她技术高超，是生产中的关键人物；另一方面，她在旧社会做工已经8年（是个15岁童工），旧体制的压榨使她性格遭到扭曲，沾染了某些痞气。她对厂方天然地存在对立和抗拒，有时又表现出某些玩世不恭。这样一来，马芬姐就成为一个性格鲜明、爱恨分明、富有戏剧性的典型人物，成为全剧围绕的主要活动目标。全剧所有的戏都由她而生发，而结束，全剧主题的展开和完成，也经由这个人物的变化而得以实现。
马芬姐对待红旗竞赛前后态度的转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事不关己，冷眼旁观。不参与，消极抵制。
马芬姐：（冷笑）哼哼！（对小美姑）走，美姑，跟我上茅房去！——孙猴子跳到老佛爷手心儿里打跟头，我看不出有多大道行！（拉小美姑，悠然向右前方走）
第二个阶段，由于竞赛影响到马芬姐的个人利益，如扣分，被孤立，大梅的冷风热潮甚至批判，于是她开始抵触、抵制，进而到破坏。马芬姐怂恿小美姑将白花投放到他人车头。
马芬姐：（愤然，制止小美姑）没出息，哭什么！？
小美姑：（迫切地，急得跺脚）芬姐，你听他们都说找管理员去，他们可真是成心害咱啦！
马芬姐：打破头了不怕扇子扇，他们要这样叫咱们过不去，我也要叫他们看看咱们也不是不好惹的！——你出多少白花啦？（掏小美姑兜中的白花）
小美姑：（意外地）怎么，把白花——？（指美兰车头）
马芬姐：嗯，都扔她车斗里！
小美姑：不行，芬姐，她们要看出来了哪？
马芬姐：扔进去给她搅和搅和怎么就看出来啦！？（又掏自己的）
这已经不再是消极抵制，而是直接地破坏竞赛。
第三个阶段，经由金芳等人的说服教育，以及工厂对于工人生活的关怀与照顾，马芬姐体认到共同利益的存在，对红旗竞赛的态度发生转变，对红旗由冷漠到热爱。这期间发生两件事直接地影响到马芬姐的转变进程。
起先，因为影响了全组拿红旗，以大梅为首的积极分子强烈要求将马芬姐调出本组。
大  梅：马蜂窝，我不听你放屁啦！眼前只有一条道，你给我滚，你不许再在我们组里捣乱，你给我滚！
有着过去被厂方开除痛苦经历的马芬姐，对大梅言行强烈不满甚至仇视。再加那个旧职员万国英的不当作为，矛盾激化，结果马芬姐扔掉证章和围裙，自行离开工厂。这是全剧矛盾的总爆发，是多种矛盾的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对管理员彭刚、金芳等***************************人思想行为的检验。这时能否将马芬姐教育团结过来，也成为实现共同利益、树立共同价值观的一种体现。找回马芬姐，转变她的态度，留住她的心，成为整部戏的一个节点。
万国英：嗯，你有骨气你滚蛋……
马芬姐：好，不干就不干！（摘围裙、证章）日本鬼子的气我受过，***************************的压迫我没怕过，我老子娘还不敢把我怎么样哪，你来欺负我呀！？你以前仗着***************************来欺负我，你今天还仗着***************************来欺负我呀！？不行啦，我长大啦，我离开你这个厂子有饭吃，我不吃你这一套。（把围裙、证章摔地上）你们的围裙，你们的证章，都给你，都给你！（向外冲至右门口，猛回头，对大梅）大梅，你等着！（跑下）
万国英：（见马芬姐真去，颓然而坐）
大  梅：（逐渐从混乱中清醒过来）助理员，她走啦，她真走啦！
月  香：（制止）大梅！——芬姐！（拉马芬）
工人们原本有着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现今开展红旗竞赛却导致工人们之间矛盾的产生。这是利益关系的裂变以及由此而发生的价值观的分裂。马芬姐曾经不无痛心而深情地讲说了这样一些话语：
马芬姐：……张大梅你不提竞赛算没事儿，你一提竞赛咱们是解不开的冤仇！以前工友们是多好哇，各干各的活，各挣各的钱，谁也不用找谁的岔儿，偏是你们这些积极分子，干闺女们，发动什么竞赛，分什么这个积极，那个顽固，把这个圈到墙里，那个推到墙外——
对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主人翁意识的确立是马芬姐转变的标志。马芬姐转变之后，理性上认同了共同目标，感情上对劳动、对竞赛、对工厂、对工友也有了亲近感，有了一种融洽感。理性基础上的情感变化，是整个价值观的完整转变。剧的最后，表彰会上马芬姐发表了思想明确，情感沉郁的讲话：
马芬姐：……今天解放啦，生产是为自个儿，我还当是为别人；我不好好干活，也恨别的工友们好好干活……
马芬姐：……以前我恨红旗，恨标准数，可打这回上班之后，我多么想红旗，想标准数呵……
马芬姐：……今天咱们是工厂的主人，我说我马芬姐有手艺，我要拿出七八年不卖的力气来给自个儿干活，我要把解放这半年不好好干活的损失补过来，我要把竞赛以后金芳、大梅你们白流的汗水、泪水补过来，我要给金芳大梅一块儿把我们全组团结成一个人，让红旗永远插在我们的车上！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金芳（尚未公开的***************************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她作为一名纺织工人，对新旧社会有明确意识；由于受到党的教育，她头脑清醒，是非分明，热情诚恳，而又能把握思想工作的“度”即政策界限。
金  芳：芬姐，大梅态度不好，她该受批评；可她有些意见还是对的呀！你想，咱们平时干活还不能光跑车，又旷工，断了头不接，出那么多白花哪。今天咱们正红旗竞赛，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达到标准数——
……
金  芳：芬姐，要是解放前，我也不这样劝你，那时候咱们受***************************压迫，吃不饱，穿不暖，我也偷了厂里的纱，我也跑茅房去歇着，那时候，咱们那样做是对的，可今天还这样就完全错啦！
马芬姐思想演变过程所反映的社会实质，是这家纺织厂工人之间共同价值观的裂变与整合。解放了，工人是在为解放战争也是为国家、为自身生活的改善而努力做工。是否积极参加红旗竞赛，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出工人们共同价值观的缺失与亟待整合的现实。
对马芬姐这个典型人物的创造，有几点很值得称道：首先，突出了社会背景和环境的影响。马芬姐思想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取决于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一个厂内故事放在了整个社会变迁大背景下。视野开阔，思想驰骋，使得全剧主题拥有了广泛性和深刻性。其次，反映了马芬姐个人性格与事件发展的关联。马芬姐作为一个剧中人物，具有鲜明性格：直率、真诚、敢爱敢恨。性格直接地影响到对她帮助的进行和教育的后果。最后，将物质福利与精神引导结合了起来。马芬姐的转变合乎心理演化规律。金芳等先进人物对马芬姐的帮助，从来不是“空对空”地进行，而是以物质保证作为后盾。
四、《红旗歌》的现实价值
对于今天剧作家来说，从《红旗歌》中至少可以获得这样几个方面的启示。首先，每一个剧作家在历史大转折时期，都会面临人们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如何建立共同价值观的历史性课题。这是剧作家无可回避的社会责任。处此社会潮流之中，剧作家当迎潮流而上，勇于跳入历史洪流，以创作出警世、醒世之作。其次，从剧本内涵、主题、语言以及所反映生活实际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可以看出，作者所占位置，不是那种俯瞰式的走马观花，而是（实际的确也是）作为当年那家棉纺厂管理干部在讲述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感受，那些人物的喜怒哀乐、一颦一笑、内心所思，语言所表，都出自实际生活，都让人有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感动和呼应。作者为他的那些人物言行所感动，而传达给读者或观众时，才会那样动人心弦。读者或观众在阅读或欣赏演出时，绝没有通常有的那种“隔膜”之感。“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真实的艺术作品，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这也就是***************************所提倡的：“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在中国***************************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作者对我多次讲过：在创作上，他是现实主义者，《红旗歌》就来自实际生活。最后，话剧艺术具有无可替代性。与电影、电视剧比较起来，话剧艺术的基本特征是在特定场合即剧场演出。演员的表演、情感的流露，可以直接地感染观众，与观众会发生互动，这是任何现代影视作品无可比拟的。影视作品中演员的表演无论多么出色，都已固定、物化在银幕或荧屏上。是僵化的、凝固的，这就会减少甚至会失去感染观众的震撼力和冲击力。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今天的社会现实与1948—1949年历史大变革时期比较起来，区别很多，但如放眼历史长河，也存在诸多共同之处。《红旗歌》所反映的工人如何适应新时代，实现社会角色重新定位以及意识观念的转变问题，当今企业中，尤其是私有（民营）企业中，工人再次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区别只是在于，当今时代工人所面临的社会地位调整和社会意识转换，无论社会生活本身，还是工人自身内心活动，都更为复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私有制出现并获得快速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人们在问，也在议论，在当今私营企业中，工人地位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工人认同这是“自己的”企业吗？不认同又当如何对待？在私营企业工作不叫“上班”，而叫“打工”，这是为什么？工人为完成企业目标而紧张劳动是为了谁？又为了什么？工人之间、尤其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有共同利益吗？能够如同公有制企业那样，建立起所有者、管理者、工人之间的共同价值观吗？这种种问题如果做出肯定性正面回答，工人们能够接受吗？如果做出否定性负面回答，社会的和谐又当如何保证？和谐社会必须以不同阶层的共性即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否定了共性也就抽去了和谐社会的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今天的社会现实正在呼唤新的共同价值观，以建立起多种所有制并存社会所需要的共同奋斗目标。历史的发展要求剧作家们创作出与《红旗歌》相类的作品，用话剧艺术来回应、回答历史提出这诸多巨大而深刻的问题。
我和许多热爱话剧艺术的人一样，正在期待着这样的作品横空出世！

（作者系河北理工大学教授，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