渝关，这里指的是隋之临渝关，唐至五代十国之渝关，即唐代著名诗人骆宾王、高适等讴歌之渝关。渝关在何处？现有三种说法，一说在山海关，一说在山海关西古城子，一说在今抚宁县城东10公里处的榆关。应当说，抚宁的榆关是古之渝关。
    《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历史地名研究集大成者，虽也有误，但仍不失其权威性。该图集对今抚宁榆关处标绘的历代名称如下：东汉，为临渝县，属辽西郡。三国魏，仍为临渝县，属辽西郡。西晋，为临渝镇，属辽西郡阳乐县。北朝魏，在今榆关北标有临渝山，为平州阳乐县地。隋朝，为临渝关，并标有临渝宫，其旁为渝水，为北平郡与柳城郡之界关、界河。唐朝，为渝关，并标有渝关守捉，为河北道平州与营州的界关。五代十国，为渝关。辽代，标为木字旁的榆关，在此关北标有临榆山，关旁标有榆河（今戴河），为南京道与中京道之界关。金代，北京路与中都路仍以榆关为界关。元朝时，中书省与辽阳行省还以此关为界。明朝，标为榆关，其旁标有榆河。
文字记载证实，《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渝关的标绘是正确的。现就文字记载，结合考古发现等综合情况进行分析与说明。
渝关与临渝县、临渝关在历史上有着密切关系。临渝县名最早出现于《汉书》，西汉时，临渝县治设于今辽宁朝阳附近，属辽西郡。东汉时，临渝县治迁至现抚宁县榆关处。《后汉书·郡国志》临渝条下注：“碣石之山在县南，或者说在古右北平骊城县海边山也。”《史记·夏本纪》碣石下注：“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县西南。”《汉书·武帝纪》在碣石下注：“在辽西絫县，絫县今罢，属临榆。”西汉絫县即今之昌黎，西汉骊城即今之抚宁。东汉时，骊城、絫县均被撤消，并入临渝县，故言碣石在临渝县南。以上说明临渝县在今榆关处设治是符合史书记载的。在今榆关北侧有东汉临渝城遗址，大体南由穿村的东西向大街，即102国道起，至村北小丘顶，西起戴河，东至榆关农业中学东，面积约20万平方米。村北耕地散落有大量灰陶片和汉代砖瓦碎块，西北部有城墙痕迹。1984年，榆关农业中学院内出土一罐汉“半两”钱币，重73．5公斤。此前，农业中学四周及院内多次出土罐装、线穿汉半两钱。说明汉时这里是商业繁荣的城邑。
三国魏时，榆关仍为临渝县治。
隋朝时，榆关为临渝关，又称渝关。《隋书·地理志》卢龙下注：“新昌（开皇）十八年改名卢龙，大业初置北平郡，有长城、有关官，有临渝宫、有覆周山、有碣石、有玄水。”这里的“有关官、有临渝宫”，显然是指临渝关处，今抚宁县榆关当时正属北平郡卢龙县。行宫具体地址，顾炎武《读史方舆纪要》临渝城下注：“在（抚宁）县东北。汉县，属右北平郡，后汉因之。晋省县而城如故。义熙十年，北燕褚匡言于其主跋曰：‘章武临海，舟楫可通，出于辽西临渝。’谓此也。隋开皇初，营州剌史高保宁与突厥沙钵略合军攻陷临渝镇。大业中置临渝宫于此。十年复议伐高丽，自涿郡幸临渝，是也。”《明一统志》明确指出：“渝关在抚宁东二十里，隋开皇间汉王谅将兵伐高丽，出临渝关即此。”
唐朝时，榆关先为临渝县治，《旧唐书·地理志》在平州下记：“隋为北平郡，武德二年改为平州，领临渝、肥如二县，其年，自临渝移治肥如，改为卢龙县，更置抚宁县，七年省临渝、抚宁二县。”在石城下又记：“汉县，属右北平，贞观十五年于故临渝县城置临渝，万岁通天二年，改为石城，取旧名。”《新唐书·地理志》在石城下又记：“中，本临渝，武德七年省，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更名。有临渝关，一名临闾关，有大海关，有碣石山，有温昌镇。”这里的临渝当在今榆关处，因于东汉、三国魏之“故临渝城置临渝”。新旧《唐书》又均说临渝改名石城，显然是记错了，临渝没有改名为石城。《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河北道南部》图幅和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均将石城标于今丰润境。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认为《新唐书》记载有误，将临渝关等内容误记于石城县条下。严耕望所说是对的。贞元二年（786年），设渝关守捉，隶属平卢军节度使。《旧唐书·地理志》载：“渝关守捉，在营州城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百人，马百匹。”唐时，营州在今辽宁朝阳附近，朝阳至榆关与唐朝营州至渝关里程基本相合。贞观十九年（645年）九月十八日，唐太宗征高丽班师，十月二十一日，入临渝关。唐太宗入临渝关有个重要情节，就是《资治通鉴·唐纪十四》所记：“上闻太子奉迎将至，从飞骑三千驰入临渝关，道逢太子。”注意“将至”二字，说明唐太宗入关时距西来奉迎的太子已不远，应在入关后不远处相见。现榆关西3里处有“见驾坡”地名，当地相传，唐太宗征高丽回归时，太子在此见驾而得名。旧《抚宁县志》载：“见驾坡在榆关西三里，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征高丽班师，太子迎谒于临渝关，即此。”史书的记载，与实地地名的吻合，决非巧合，而是历史真实的写照，证明唐时的临渝关即渝关，就是今日的榆关。
历代行政区划、治所虽常有变化迁徙，有时侨居，但一般地名有相当的稳定性和较强的延续性。故在考察历史地名的确切位置时，要依据历史年代中变化很小的山、河等自然实体，将各地名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加以综合全面考察，才能得出较可靠的结论。
唐至辽金时期，史书就渝关及附近的地势等环境多有记述。《新唐书·贾循传》记渝关守捉城“地南负海，北属长城” 。《资治通鉴·后梁纪四》载：“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才数尺，旁皆乱石，高峻不可越。比（北）至进牛口，旧置八防御军，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勋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德威又忌幽州旧将有名者，往往杀之。”《契丹国志·卷之一》也有以上同样文字记载。《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载：“榆关关东临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绝。并海东北有路，狭仅通车。其旁地可耕植，唐时置东西硖石、渌畴、米砖、长扬、黄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岁给幽州。久之皆有田宅养子孙，以坚守为己利。自唐末，幽蓟割据，戍兵废散，契丹因得出陷平、营。”《续通典》载：“渝关关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关东临海……至进牛栅凡六口，栅戍相接，此所以天限戎狄也。”这几段文字写的很精彩，也很准确，不但写出了渝关处的态势，还交待了守关的策略。就其态势，唯榆关符合以上所记载。榆关地处内地与东北咽喉要地，其东临沙河（戴河支流），西靠戴河，南流至联峰山西入海。沙河东岸丘陵连绵北接群山。沿戴河西岸的都寨、卢各庄（今卢王庄）、陶元营（今桃园）、王营、五王庄、驸马寨、捎弓寨、新寨（今东新寨）及古城子等，连绵数十里，全为唐代驻军留下的地名，有的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城址。这些营寨南北一字排开，正似防御阵线，往西北还能找到更多古营寨，完全符合“栅戍相接”之记述。榆关北为群山，其北8公里处有兔耳山，西15公里处还有一座兔耳山。魏时，榆关属阳乐县，《魏书·地形志》载阳乐县有覆舟山、林榆山，正与前文所说渝关北有覆舟山相合。出榆关东去，因沙河东岸是马奔山，故原道大体是先沿沙河东北行，过古城（此为榆关东北不远处古城）后进入狭谷地带，其狭谷正是“山皆斗绝”、“旁皆乱石，高峻不可越”的地形。过了桐叶，东南行，再走上高丘，右侧可望见大海，从视觉看距海很近，故说渝关东临海。《金史·阇母传》记：“阇母至润州击走张觉军，逐北至榆关，遣俘持书招之。”这句话中“至榆关”前用了一“北”字，说明当时走的正是前面说的这条路。从润州即今海港区海阳出发至榆关，其间要向西北走较长一段路，有榆关在海阳北之感觉，故称“北至”。如果说山海关是渝关，不少人去过东北，出关后何处能找到前文所描绘的地形？前文还说“北属长城”，现榆关北不足20公里有毛石垒砌的长城，确定为北齐长城，响山上的北齐长城东北西南走向，正指向榆关。符合“北属长城”。宋朝许亢宗《许奉使行程录》载：“出关未数十里，则山童水浊，瘠卤弥望，黄矛白草，莫知其极，盖天设此限南北也。”《金虏行程》也载：“出关未数里则地皆瘠卤，岂天设此以限华夷乎？”两书记述的出关的生态环境是一致的，可又各记为“未数十里”与“未数里”，古城子是渝关论者认为许亢宗出的是榆关，故“未数十里”，而《金虏行程》记的是出古城子，故“未数里”，都说的是山海关外地理特征。实际上因里程前有个“未”字，一下就将两数拉近了，“未数十里”，即不够数十里，可理解为“十多里”。两个数都是估计数，凭感觉而已，骑马与步行感觉会有很大的不同。榆关至山海关八十多里，绝对不可理解为“未数十里”。出榆关东北行穿过山间河谷地带，东南行要经过变质花冈岩等构成的不毛的荒山秃岭，岭下沿海地带及秦皇岛一带辽金时没有人烟，多盐碱地，故“皆瘠卤”。出山海关东北行，没有山间河谷地带，短时间也难见“卤”之盐碱地，不符合“道狭处才数尺”“皆瘠卤”的地形。综上所述，今榆关完全符合史书所记古渝关之态势。
辽、金时，这一带变成了腹地，渝关失去了关隘之险，但聚落仍在，渝关之名仍沿用。金初，平州兴平军节度使知平州事张觉，升平州为南京任留守，随后于天会元年（1123年），降宋抗金。《金史·阇母传》记，金遣阇母从锦州西进击张觉。在润州击走张觉，追至榆关，阇母放俘虏持招降书给张觉。后又于新安（今抚宁）、楼峰口（今抚宁芦峰口）击败张觉。在兔耳山（今抚宁城西）张觉设伏兵歼灭阇母主力，获大胜。这段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榆关在今海阳至抚宁之间。由于辽末金初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榆关人烟减少，城池渐塌。但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被诗人们讴歌过的渝关，仍常常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宋朝许亢宗于金天会二年（1124年）出使金国，其《许奉使行程录》载：“自营州一百里至润州。离营州东行六十里至渝关，并无堡障，但存遗址，有居民三数家。”《北番地理书》又载：“润州在卢龙塞东北，西至渝关四十里，南至海三十里。”这两条记载清楚地指出渝关的位置，正是今日之榆关。辽时，营州即今之昌黎，润州，即今之海阳。昌黎至榆关整60里，榆关东至海阳40里。榆关南至海30里。说“但存遗址”，这进一步说明了“临渝县”、古“渝关”就在这里。许亢宗是实地走的人，记录真实可靠。
山海关是渝关论者认为，榆关是辽时的驿站，不是隋唐时的渝关，实际上也是站不住脚的。理由有二，首先，要问驿站名是如何来的？驿站名和现在的火车、汽车站名一样，一般是以当地聚落取名的，就是说在榆关驿出现之前，榆关名已存在于当地，与建驿站无关；如果说榆关驿存在，说明隋、唐渝关名在此地一直沿用。说山海关是渝关，在其不远处又新命名一榆关驿，驿与关异地重名会造成混乱，这是不允许的。在这一带有明确记载的是金天会二年（1124年）正月二十八日，自京师（今黑龙江哈尔滨东南）至南京（原平州，今卢龙城，当时为南京，此南京应指今北京处），每50里始设置一驿站。辽代是否在这里设过驿站还没有看到记载。理由之二，《大金国志·金虏图经》地里、驿程下记载：“平州至双望店四十里，双望店至新安四十里，新安至旧榆关三十里，旧榆关至润州三十里，润州至千（迁）州四十里。”新安为今抚宁，迁州为山海关。这里所记各里、驿站间距离显然是约数，不可能相互间距离都是整数，但是确是接近的数。相互间的关系是准确的，榆关在抚宁与海阳间，并指出为旧榆关。“旧榆关”何意？非辽金时建驿站时新命名，这又证明隋唐时渝关就在此地，不在他处。
明朝的一些史册史料中，对榆关和山海关的位置记述颇多，讲的也更清楚。
明洪武十四年（1382年），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三十二关” 。并移渝关于山海关。《明一统志》载：“山海关在抚宁东，其北为山，其南为海，相距不数里许。本朝魏国公徐达移渝关于此，改今名。”就移关之事，明商辂的《显功庙碑记》记载的更为具体：“中山武宁王，早以雄才大略，首从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已而率师漠北，收其余民比还，留镇于燕。以平滦渝关土地旷衍无险可据，去东八十里，得古迁民镇，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侵，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遂筑城移关置卫守之，名曰：‘山海关’。”这里说的渝关无险可据是相对而言。山海关何时建关？明以前渝关在何处？这不是显而易见吗？为何山海关也称其为榆关？显然是移关所致。有人说关是不能移动的，“移关”是讹传。移关不是讹传，是写在书上，刻在碑上的，而且建山海关与刻碑的时间相隔并不远，岂能搞错？“关”不单指关城，关城是不能移动的，但可以改地另建，而关的主要标志是管关之官及关防军所的设置，这是能移能调动的。
关于渝关的建筑年代，《辞海》讲是隋开皇三年（583年）。实际应在东汉时期，东汉在此设临渝县治，必然筑城，临渝城遗址的发现就是很好的说明。而《隋书·文帝传》记：“开皇三年三月……城榆关。”这里“榆”字是木字旁，应是榆林郡（今陕西榆林）之榆关。辽以前史书中“渝”与“榆”字大多分得比较清楚，如果是“渝关”肯定指的是本地榆关。也有说开皇二年五月，临渝镇被突厥攻陷，其年十二月突厥出塞，焚毁其镇，至次年三月乃复修。此说也有一定道理。
临渝县、渝关以河取名。《明一统志》记载：“渝河在抚宁东二十里，南流至连峰山入海。”《读史方舆纪要》记：“渝河（抚宁）县东二十里，源出塞外废瑞州境，东南流至连峰山西……渝关之称，以关据河为险也。”清康熙年《抚宁县志》记：“联峰山在县东南三十里，俗名莲蓬山，渝水自其西入海。”明、清时期的《永平府志》均如此记载。戴河即是古之渝水、渝河，现戴河西支仍沿用榆河名。
山海关就是古渝关论者，主要依据有两条，其一，《通鉴》载：“幽州北七百里有渝关，下有渝河通海。”《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又载：“距幽州七百里有榆关。”还有前文提到的《契丹国志》的记载。唐、五代十国时的幽州即今北京附近，现山海关至北京相距700里，与幽州至榆关里程相合。其二，《通典》卢龙条下载：“临闾关，今名临榆关，在县东一百八十里。”现卢龙至山海关也差不多180里，所以山海关就是古渝关。就以上两条证据是不足的。现山海关至北京不是700里，说渝关至幽州700里是个估计数；再者卢龙城至今榆关整80里，至山海关是160里，故卢龙至渝关180里，显然是80里之误。
古城是古渝关论者，除山海关论者的两条证据外，主要依据：一是有古城；二是说古城下临的沙河是石河故道，石河即古渝水；三是古城村西北3里的红瓦店村有丁营、陈营、王营，红瓦店与圣水庄之间有招练营，再往东北有将军台等，与“栅戍相连”的形势惊人地相似。实际这几点均值得推敲。其一，古城，志书记为五花城，因五城连环如花而得名，为汉代建筑遗址，是很特殊的建筑，如果说真是渝关，而在史书与文人的诗作中渝关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其城的特点应该有所记载，而在古籍中确找不到蛛丝马迹；其二，说古城旁的沙河是石河故道，是古渝水，是没有根据的。沙河与石河是互不相干的独流入海的，均属山溪性河流，河道比降比较大，出山口后比降仍在4‰以上，而距入海口又很近，所以改道的可能性很小。从地形上看也不太可能，沙河地势高于石河，查看石河的灾情记，每次的洪水灾害，都是较低的东部受灾。退一步说石河在漫长的地质年代可能西汇沙河，可是论者设定唐时石河流经古城旁，从时间上限定石河改流今道必然是唐朝以后。河改道的条件是发特大洪水，史料应该有记载，唐朝时，在渝关发生了两次不太严重的虸蚄虫灾还有记载，何况发特大洪水河改道，却没有记载。同时，河改道，在两河间三四公里宽的地带必然要留下宽阔的故道，而现今无任何痕迹，这就不可能了；其三，红瓦店村的三个营，加上村北的一个营，均可算作唐或稍前所建营垒，加之古城，可它们相互之间不超过二三公里，而在布防上只能算个点，根本构不成“进牛栅凡六口，栅戍相连”的态势。另外，还提到将军台。相传，此为明末李自成大战吴三桂点将之地，故名“将军台”，暂且不用去考究其修筑年代，就遗址位置在沙河东，不在所谓“古渝水”西岸。总之，古城没有根据证明是古渝关。
综上所述，东汉时的临渝县及其以后的临渝县、临渝关、临闾关、渝关，实为今抚宁县城东20里之榆关。
 
（康占忠，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原编辑室主任，编审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