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韩愈名扬天下，全国各地的景韩建筑，如祠、台、亭、阁、楼、洞、塔、桥等，不胜枚举。仅就笔者所知所见，历史上各地修建的韩文公祠就有30多座。广东14座，其中阳山4座，潮阳2座，连州、龙川、乳源、澄海、揭阳、普宁、惠来、潮州等各1座；河南6座，其中孟州4座，修武2座；北京5座，多为清代中央职能部门所建，其中吏部、翰林院、礼部、国子监詹事府等各1座；陕西2座，其中西安、商洛各1座；河北3座，其中昌黎2座，峰峰彭城1座。此外，江西宜春、安徽宣城、湖南衡阳、台湾屏东和重庆各1座。
    值得一提的是，旧时广东潮州地区民间奉祀的神君很多，但唯有以韩文公为神主的土地祠遍及城乡各个角落。全国不少地区的造纸业奉蔡伦为祖师，而吴语地区则多以韩愈为祖师。如果将这些土地祠与祖师祠统统计入，那么，天下的韩祠几乎难以数清。
    对于全国各地的韩文公祠，时下流行一种“三五”（即外地共3座韩祠，而昌黎5座）之说。说历史上河南孟州、广东潮州、台湾屏东三地各建一座韩文公祠，而昌黎建有5座韩文公祠。恕笔者直言，此说不但将外地韩祠说少了，而且也将昌黎韩祠说多了，与史实不合。从表面看，这一说法似乎仅是简单的数量偏差，然而，由于全国各地的韩祠是景韩与祖韩文化的产物，是韩愈文化研究的极其重要的载体，直接关乎到韩愈文化研究的方向的把握与韩愈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一系列不容回避的根本性问题，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历史上昌黎究竟建有几座韩祠厘清。
实际上，昌黎县境在历史上仅建有两座韩文公祠，其中一座在城内，始建于元末或明初；另一座位于城北五峰山，由明朝山石道范志完（后升任山海督师）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倡建。这一说法在官修《永平府志》《昌黎县志》，及民间《韩氏家谱》中均有明确记载，不容置疑。清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之五《建置志二·坛庙祠宇》载：“韩文公祠，昌黎二。一在治北，明洪武中建，嘉靖五年知县秦廷锐重建。一在西五峰右，范督师建。”清光绪五年《永平府志》卷三十八《建置志七·坛庙祠宇》下载：“韩文公祠在县治东北，明洪武中建，嘉靖五年知县秦廷锐重建，国朝咸丰二年重修。一在西五峰右，范督师建。”现存的《昌黎县志》共有清康熙十四年、乾隆二十八年、同治五年、民国二十二年，及1992年等五个版本。其中前三个版本均将五峰山韩文公祠归入“古迹”，而将城内韩文公祠归入“祠宇”或“坛庙祠宇”。三者对昌黎历史上的两座韩文公祠的表述完全一样。“古迹”部分皆记载：“韩文公祠，在西五峰寺右，[文中其他引述皆为“五峰山右”，独此句中为“五峰寺右”，请与作者查证。——王蓉辉]范督师建”；“祠宇”或“坛庙祠宇”部分皆记载：“韩文公祠，县北，明洪武中建。嘉靖五年知县秦廷税重建，有阮鹗、楚孔生、石之峰祭文。”民国二十二年版《昌黎县志》卷三《地理志》下载：“韩文公祠，一在城东北隅，明洪武年建，嘉靖五年知县秦廷锐重建，嘉庆十三年、咸丰二年重修。一在西五峰，明督师范志完建。”1992年版《昌黎县志》文化编《文化艺术·文物古迹》载：“韩文公祠原有两处，一在城内东北隅，为明洪武四年（1371年）所建……另一处是西五峰山韩文公祠。”
昌黎县境建有两座韩文公祠之说，不但载于正规的官修志书，同时也见于私家谱牒。如清嘉庆十八年与光绪二十三年《韩氏家谱》均在“先代遗迹”部分记载：“韩文公祠，宋元丰七年建（学者均不采纳此始建时间，引者注），明洪武四年重建于城东北隅；西五峰韩文公祠，城北十五里，督师范志完建”。另外，2009年10月版《昌黎县清代志书校注》（昌黎档案局与昌黎县地方志办公室合编，台海出版社出版）第393页刊载的李利锋《昌黎县韩文公祠考》一文，也十分明确地指出：“明清时期，昌黎建有两处韩文公祠，迄今仍在城北之五峰山者也。”
由上述所引可知，历史上，昌黎县境确实仅建有两座韩文公祠，而并非五座。而时下流行的所谓“昌黎五座韩祠”，是指哪些呢?第一座，治北韩祠；第二座，治东北隅韩祠；第三座，五峰山韩祠；第四座，滦河史家口大堰韩祠；第五座，韩营韩祠。这五座韩祠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以笔者之见，其方法为三，将一说成二，将虚说成实，将无说成有。兹剖析之。
现存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版《永平府志》卷之五《祠庙》载：“韩文公祠在昌黎县治北二百步，洪武六年县丞李良因旧址重建。”由这部志书卷首《昌黎县图》可知，这座韩文公祠位于今昌黎县城鼓楼西街路北城关镇医院或附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版《永平府志》卷之二《坛庙》载：“韩文公祠旧在县治北，嘉靖五年知县秦廷锐迁于县治东北隅，万历知县石之峰重修。”这些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昌黎城内的韩文公祠始建于“县治北”，至明嘉靖五年（1526年）由知县秦廷锐迁建于“县治东北隅” （今观音阁东街路北县委大院）。众所周知，一座建筑物的迁建，只是其所处的空间位置发生了变化，而其数量并未增加。原建于县治北的韩祠，其后迁于县治东北隅，旧祠与新祠之间只是构成了一种破旧立新的传承关系，而并未构成一种旧祠与新祠的双双并列局面。一言以蔽之，昌黎城内韩祠的数量并未因一个“迁”字而增加。硬说昌黎城内有两座韩祠，确系将一说成二了。
一座建筑的搬迁，古今中外皆有之。对所谓迁建史，学者皆记入建筑本身的沿革史，而从未见“迁一次增一座”之技法。由此可知，《永平府志》《昌黎县志》，及韩营《韩氏家谱》则皆遵循着“迁建入沿革，数量不增加”的普遍原则。若“迁一次增一座”，势必会给迁建概念的界定与数量的统计比较，以及文化现象的探求等都带来不可逾越的困难与混乱。例如五峰山韩文公祠，在清康熙年间曾向西移位重建了，这算不算“迁”？若不算，人家确实移位了。若算，能不能说五峰山建有两座韩祠？再例如潮州韩祠，历上曾经历过两次迁建：第一次，由金山麓迁至城南；第二次，由城南迁至城东韩山西麓。若依“迁一次增一座”之说，潮州就应该建有3座韩祠了。但从未见潮州方面的学者如是说，同时也未见昌黎的研究者如是说。显然，以“双重标准”计算出来的各地的韩祠数量，是很难探求到真正的“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清光绪五年（1879年）版《永平府志》卷七十一《志余》上所收录的乐亭张舒锦《七十闲谈》云：“清嘉庆十五年，滦河从史家口开决，流入昌黎。昌黎知县何公筑史家口大堰，长数里，高丈余，欲于堰上修韩文公祠以镇之。”《永平府志》引文共六七百字，所涉韩祠者，仅“欲于堰上修韩文公祠以镇之”一句而已，绝无“劝募”、“备料”等字眼。显而易见，这是一座拟建而实际并未建的韩文公祠。既然是一座“未果”的韩文公祠，就不能将其堂而皇之地列为昌黎的“第4座韩文公祠”。反之，则是将虚说成实了。
所谓的韩营韩文公祠仅存孤证一则，即传为美国《世界日报》1999年11月29日发表的张溪秋先生的《河北昌黎因韩愈而闻名》一文。其文云：“距昌黎城南五十里，滦河之北有韩营，乃韩氏族人家居之所。村中悬有‘文公世家’匾额，并祀有韩文公祠，祠中文公塑像端庄肃穆，旧时终年香火不断。”由于这一说法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予以支持，所以笔者与一些昌黎韩文公祠的研究者，对文中所说的韩营韩文公祠的真实性，一向持否定态度，并将其戏称为由美国进口的“张氏韩祠”。由于多种原因，对于张先生如是说的缘由，我们暂时无从查考清楚。然世有不知其然，却可知其不然者。兹仅就有关者，撮取“民间无传、家谱无记、史志无载、证物无存、言者无据、信者无理”六条析之：
一、民间无传。学术界有“史在民间”之说，良有已也。笔者见到张溪秋先生的文章之后，曾与许多包括韩营在内的县内外各界人士谈论所谓的韩营韩文公祠。大家均表示，除了张溪秋所言，从未听说过韩营还有一座韩文公祠。自2000年5月与同仁焦荣才、崔艳君在韩营村发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韩氏家谱》起，笔者曾多次深入到韩营村进行考古调查，有时一住就是几天。期间，不但认识了很多热情、朴实、纯真的韩营人，还与现年86岁的文公奉祀生韩宝瑞先生、《韩氏家谱》的推介者65岁的韩英利先生、《韩氏家谱》的保存者56岁的韩绍明先生等成为忘年交或至交。诸君皆曰韩营韩文公祠，未闻之也。2000年5月，由韩英利陪同，笔者拜访当年已93岁的韩营老人韩锦江先生。他是一位典型的庄稼把式，记忆力却超群，并酷爱文史，不但熟悉本地本村的历史掌故，而且能够十分流利地背诵出许多文学名著、戏剧、皮影、大鼓、评书中的精彩片断，人称“活档案”“活电脑”。大家熟知的清光绪年间该村奉祀生韩恩逢控告乐亭乡霸王金龙、宋大春的诉状，就是由锦江先生口述，韩英利先生记录，孙乃斌先生整理、注释、翻译而成。笔者向这位热心的老人请教了一系列关于韩营历史、文物、古迹、传说等问题，受益匪浅。当笔者问到韩营是否曾经有过供奉韩文公的祠堂时，老人频频摆手：“没有，没有，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团林乡的大韩庄与小韩庄韩氏是由韩营迁去的，村中老人尚能说起一些祖籍的掌故与传说，但从未有过韩营韩祠的传说。凡此种种，可证：韩营压根就没有建过韩文公祠。
二、家谱无记。古有三世不修谱即为不孝的说法，一般修谱的间隔，最长不过30年。修谱的目的有三：巩固家族团结；扩大家族活动；维系家族秩序。家谱内容虽然“人自为书，家自为说”，但还是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谱例，大致14项：序文；凡例；目录；世系世表；源流；宗派；诰敇、像赞；别传、墓志；祠堂记、祠规；家规、宗约；家训、家范；义田记、义庄记；墓记、墓图；艺文、著作等。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的《韩氏家谱》在“序言”和“先代遗迹”两部分所记，唯昌黎城内和五峰山两座韩文公祠而已，独不见关于韩营韩文公祠的只言片语。家族祠堂是宗法制度的物化表征，又称宗庙、宗祠、家庙、祖庙、祖厝，是供祀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旧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宗祖神灵所依的祠堂，是无比神圣的地方，被视为宗族的象征。既然祠堂有如此尊尚的地位，断无不记与失记的可能。
据笔者所知，《韩氏家谱》随着其后裔的迁徙，已经传至吉林长春、辽宁营口、河北盐山等地。但其无论是原谱，还是续修、重修之谱，均有祖籍昌黎城内与五峰山韩文公祠的记载，却不见“韩营韩文公祠”的记载。韩营本份、正直、厚道的韩英利先生，热心本地文史，并长期致力于《韩氏家谱》研究、宣传、推介及重修，而不齿于曲学阿世。他于1999年仲夏完成了族谱的重修。这部浸涵其大量心血的新《韩氏家谱》，在原谱“先代遗迹”部分增录了众所周知的“唐昌黎伯韩文公嫡裔世袭锦衣千户俸列祖之墓”一条；而未见有什么“韩营韩文公祠”之类的虚笔。由现存的清嘉庆十八年与光绪二十三版《韩氏家谱》的序言可知，失传的始修本成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其前后由族人或他人作序四篇，其每篇序言中都有关于城内韩文公祠的记载，足见韩文公祠在修谱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其中全无所谓“韩营韩文公祠”的记载。现存最早的《韩氏家谱》系清嘉庆十八年重修本，该谱是在明崇祯十五年始修本基础之上重修而成。嘉庆本“先代遗迹”部分既无“韩营韩文公祠”，则其母本也必乌有“韩营韩文公祠”。由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经由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到1999年，共历357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中，各代修谱者一概不记“韩营韩文公祠”，其原因必非偶然。仅此一条证据链，就足以证明韩营的的确确未曾有过韩文公祠。
三、方志无载。现存《永平府志》共有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万历二十七年（1559年）与清康熙二年（1663年）至十八年（1679年）、康熙五十年（1711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光绪五年（1879年）等6个版本，现存《昌黎县志》共有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同治四年（1865年）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等4个版本。五峰山韩文公祠始建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此早于其时的明弘治版与万历版《永平府志》仅记有昌黎城内韩祠，而其他各版本的府志与县志中都有关于昌黎城内与五峰山韩文公祠的记载，但绝无韩营韩文公祠的记载。永平府辖域，特别是昌黎，乃崇韩敬韩之地，若韩营果有一座韩文公祠，岂有不记之理？另外，在地方志中载有许多吟咏昌黎城内与五峰山韩文公祠的诗文，但并不见有相与过从，吟咏巡抚韩超故里韩文公祠的诗文一叶。
四、物证无存。这里所说的物证无存，是指没有能够证明所谓的韩营韩文公祠存在的证物。众所周知，一座毁废的古建筑物往往会遗留下基址、构件以及碑刻等。韩营曾有一座白衣庵，虽早圯废，但迄今仍存一方清道光十年所镌“心存恭敬神如在；意秉虔诚圣有灵”之石刻和同治十二年《重修本村白衣庵记》碑（韩超撰文）。韩营村五道庙也早已坍毁，但其石刻像数件，曾长期弃置于村中十字路口。而若有韩营韩文公祠，何独灰飞烟灭，片瓦无存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考古实践证明，一座业已毁弃的古建筑往往还会留下文字、绘画、照片等资料。例如，在《永平府志》和《昌黎县志》中就有许多谒拜、吟咏昌黎城内与五峰山韩文公祠的诗文；在山海督师范志完写的《韩文公家谱序》中也留下了城内韩文公祠的记述；前述韩恩逢的诉状中亦有五峰山韩文公祠的踪影；奉祀生韩宝瑞先生保存的《昌黎风景图》中也绘有城内与五峰山韩文公祠；近年人们更发现了日本人多崎役治于上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拍摄的昌黎城内韩文公祠的照片。然而我们却从未见有所谓韩营韩文公祠的任何文字、绘画、摄影等资料。被人称为“文物村”的韩营，却没有留下本村“韩文公祠”的任何蛛丝马迹，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五、言者无据。如果我们将张溪秋先生《河北昌黎因韩愈闻名》视为一篇适意陶情的消遣性文章，则大可不必较真。然而，如果将其做为考古证据，则务须穷尽其何以为据。张公其言果所见乎，见之何时？果所闻乎，闻从何所？如或资料，取之何地？资料篇名与内容可否明示？张文于此，及韩营韩文公祠之位置、规模、建毁时间俱无一字交代。张之文疑点如此之多，不能自圆。故笔者断言：张溪秋先生所言并无凭据，亦非言之凿凿。
六、信者无理。张文发表之前，世无韩营韩文公祠的一丝信息，张文发表10年以来，仍旧其然。张文是谓“孤证”无疑。史学传统是“孤证不立”。“孤证”之不足为凭，如同几何学定律过空间一个点，可做无数条直线，之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既可解释为这种可能性，也可以理解为其他可能性。而史学界又有“书不可尽信”、“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名言。若有言必信之，世界何以别其真善美与假恶丑？仅凭所传国外报上一句无根无据之言，就确认其地有韩文公祠，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可知，《永平府志》《昌黎县志》等志书，及《韩氏家谱》记载的昌黎县境有两座韩文公祠之说是正确的，是符合实际的。
（王恩霖，昌黎县文物管理所研究馆员，唐山市滦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