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国内建立专门祭祀谥号“文”的韩愈祠宇的地方很多，但主要的有三个地方，一处是在韩愈的家乡——河南孟州，一处是在韩愈当过刺史的广东潮州，再有一处就是以“昌黎”之名长期著称于世的河北省昌黎县。其中仅昌黎县就先后建有两座韩文公祠，一座建在昌黎县城，一座建在昌黎县城北的五峰山上。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修筑得较晚，始建于明朝崇祯十四年（1641年）；而坐落在昌黎县城的韩文公祠建得较早，始建年代迄今说法不一。近些年新发现的清朝嘉庆和光绪两个版本的昌黎《韩氏家谱》，均记昌黎县城的韩文公祠始建于韩愈被宋神宗本其郡望追封为“昌黎伯”的“宋元丰七年”，而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昌黎县志》则记这座韩文公祠系明朝“洪武年建”，并附录明朝嘉靖年间的大学士翟銮撰写的《重修文公祠堂记》碑文，其中有“昌黎县治之东北隅，故有文公祠宇在焉，我太祖高皇帝龙飞四年建也”句，言明的是昌黎县城的韩文公祠始建于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那么，昌黎县城的韩文公祠究竟是始建于宋朝的元丰年间，还是明朝的洪武年间，或是其他年代呢？这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明清时的《永平府志》对韩愈记载的原委。
      昌黎《韩氏家谱》记昌黎县城韩文公祠的始建年代为“宋元丰七年”，显然取的是宋神宗追封韩愈为“昌黎伯”之事由。宋朝元丰七年（1084年），宋神宗本韩愈之郡望“昌黎”，追封其为“昌黎伯”，并  将他的牌位从祀孔庙。这无疑是韩愈在去世260年之后得到的一次较高规格的追封。按说，今昌黎若果真是韩愈故里，或是郡望之地的话，在那一年即在昌黎县城修建一座韩文公祠，当在情理之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问题在于，当时的今昌黎地既不在大宋的版图之内（属于辽国），又不名“昌黎”（时名“广宁”，距改名“昌黎”还有105年）。宋朝元丰七年为辽朝太康十年，时任辽国君主的辽道宗再“开明”，也不会允许在辽国疆域一个根本不叫“昌黎”的地方，为被宋神宗追封为“昌黎伯”的韩愈修建庙宇的道理。很显然，昌黎《韩氏家谱》的记述犯了著名学者顾炎武在考查古今昌黎时指出的“以金之县而合宋之封”的毛病，说昌黎韩文公祠始建于“宋元丰七年”，完全是虚拟无稽，有悖历史常识的。
昌黎韩文公祠始建于“宋元丰七年”的说法无以立足，那么，始建于明朝洪武四年的说法是否确凿无疑呢？从目前查阅到的史料看，亦非如此。
      今昌黎在明、清时，属永平府管辖。明朝时的《永平府志》最早编修于永乐初年，但永乐版《永平府志》在明朝中期就已失传；目前存留下来的《永平府志》，最早的版本为浙江宁波“天一阁”孤藏的明朝弘治十四年（1501年）刊本。据明朝弘治十四年版《永平府志》卷之五《祠庙》记载：“韩文公祠，在昌黎县治北二百步，洪武六年县丞李良因旧址重建。”这一记载表明，昌黎县城的韩文公祠并非始建于明朝开国初期，而是在洪武六年（1373年）由当年出任昌黎县丞的李良“因旧址重建”的（民国版《昌黎县志》记李良于洪武六年始任昌黎县丞）。一句“因旧址重建”，就把昌黎韩文公祠的始建年代推到了明朝建立以前。今昌黎地是在金朝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定名“昌黎”的，而冠名“昌黎”才有修建韩文公祠的可能。从这一点上说，在今昌黎地修建韩文公祠的年代只能在金朝后期和元朝，即在1189年至1373年之间这180多年之内。据现有的一些史料分析，昌黎韩文公祠始建于元朝后期的可能性大一些。这可从明朝弘治十四年版《永平府志》卷之十《集文》所载元朝大德六年（1302年）在翰林国史院任编修的昌黎人张勖撰写的《昌黎县重修文庙碑铭并序》中窥知。张勖在今昌黎定称“昌黎”113年之后，在谈及“背负碣石，南临沧海，左控榆关，右带滦水，山辉川媚，物伙民繁，利足鱼盐，土饶沃壤”的昌黎“异人杰士历代不乏”时云：“如唐之韩文公，《唐书》宰相世系表云韩氏之祖恬为玄菟太守，恬之曾孙播徙居昌黎之棘城，文公亦自称为昌黎人。斯邑，韩氏所徙之昌黎欤？”无疑，他是在怀疑元朝时的昌黎县城就是韩恬的后代韩播“徙居”的“昌黎之棘城”故地。据弘治版《永平府志》记载，张勖“累官至大学士”，他的话在大德年间当分量很重，影响较大，这极有可能促使当时的昌黎人在大德年间或大德年间之后，即在昌黎县城修建了祭祀“韩昌黎”的韩文公祠。据弘治版《永平府志》在卷首《昌黎县图》标绘，“在昌黎县治北二百步，洪武六年县丞李良因旧址重建”的韩文公祠——“韩庙”，在昌黎县公署之西的儒学之北，隔西门里的鼓楼西街而建，坐落在县治西北隅的源影寺塔东南方向的街角；从标“韩庙”和“韩庙”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在洪武六年重修的韩文公祠规模不大，也不显眼，仅仅是一座小庙而已。对此，清朝顺治年间在卢龙任永平道的著名诗人宋琬，在主笔编修康熙二年（1663年）版《永平府志》介绍“先贤”韩愈时说了这样一句话：“韩文公，多自称昌黎，及宋元丰七年封公为昌黎伯。迨元末而今之昌黎有祠。”很显然，宋琬把昌黎韩文公祠的始建年代确认的是“元末”。从这些情况看，昌黎韩文公祠的始建年代基本上可确定为元朝后期，即张勖撰写《昌黎县重修文庙碑铭并序》之后，在明朝建立之前的五六十年间。
张勖身为元朝的翰林国史院编修，理应知道今昌黎地是在金大定二十九年定称“昌黎”的，那么他何以发出“斯邑，韩氏所徙之昌黎欤？”这样一句疑语，导致今昌黎人误以为今昌黎为韩愈的本源地，单辟祠宇祭祀韩愈呢？这与当时的学界并未弄清金人遗留的《辽史》混杂的记载不无关系。
应当说，今昌黎地与古昌黎地并非没有丝毫的关联。关联大致发生在唐朝的后期。原来设在今辽宁朝阳（时名“柳城”）的营州，在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失陷于谋反的契丹人李万荣；到圣历二年（699年），营州未得收复，被侨置到渔阳（今天津蓟县）；开元四年（716年），营州被收复，方得以还治，但到开元八年（720年）又失陷，不得不又侨置渔阳，两年后复得还治。后来，营州又失陷于奚，唐朝政府遂将营州侨置到与营州紧邻的平州境内的今昌黎县城之地。在韩愈出生的前三年——永泰元年（765年），今昌黎地就置有“柳城军”，似表明韩愈在世时今昌黎地就已为侨置营州之地，而且转由割据北方的藩镇所据，游离了唐朝中央政府的统治。这一变故，使得在五代十国时契丹君主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在天赞二年（923年）占领这里之后，在此地建立了营州邻海军，并为安置定州俘户而设立了广宁县。至此，应当说，唐朝时的营州业已正式由今朝阳一带移位到今昌黎地。遗憾的是，金人陈大任所编写的《辽史》并没有区分前后营州的居地不同，在记入《辽史·地理志》时，把辽朝时的营州与唐朝以前的营州混为一谈了；而元朝中书右丞相脱脱等在至元三年（1343年）至至元四年（1344年）重新编修《辽史》时，并没有纠正这些纰误。这从脱脱等编留的《辽史·地理志》所记的“营州邻海军”和“广宁县”中可知。《辽史·地理志》在记“营州邻海军”时云：“本商孤竹国，秦为辽西郡，汉为昌黎郡，前燕慕容皝徙都于此；元魏立营州，领昌黎、建德、辽东、乐浪、翼阳、营丘六郡；后周为高宝宁所据，隋开皇置州，大业改辽西郡，唐武德元年改营州，万岁通天元年始入契丹。圣历二年，侨置渔阳，开元五年改曰柳城郡，后唐复为营州，太祖以居定州俘户。”又记：“统县一：广宁县，汉柳城县，属辽西郡，东北与奚、契丹接境，万岁通天元年入契丹李万荣，神龙元年移幽州界，开元四年复旧地。辽改今名。”而在记当时由旧营州地改设的“兴中府”时，又是这样说的：“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慕容皝以柳城以北、龙山之阳福德之地，乃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遂迁都，号曰和龙宫，慕容垂复居焉，后为冯跋所灭。元魏取为辽西郡，隋平高宝宁，置营州，隋帝废州，置柳城郡；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寻为都督府；万岁通天中陷李万荣，神龙初移府幽州，开元四年复治柳城，八年西徙渔阳，十年还柳城。后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乃完茸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重熙十年，升兴中府。”两相比较，不难得知，这两处的记载复述的皆为旧营州的沿革，即今辽宁朝阳之地的历史，只是，前者说的是今昌黎地，后者说的是今朝阳地；很显然，这种重叠的记载是极不严谨的，并凭空造出了“汉为昌黎郡”这样一句话（《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均无“昌黎郡”的记载），实不足信，同时也表明《辽史·地理志》的讹误甚多。从脱脱等在至元年间重修《辽史》时基本照搬金人学术水准较低的《辽史》看，元朝翰林国史院的编修们并没有多高的识别能力，张勖发出误导“昌黎”的疑问，似乎也就情有可原了。
张勖的疑误不仅导致昌黎县城在元朝后期就建立了韩文公祠，而且致使明朝时的《永平府志》、《昌黎县志》均把古今昌黎混为一谈，把古昌黎的名人皆当作今昌黎的名人一一载入。这在弘治版《永平府志》中表露得尤为明显。弘治版《永平府志》在卷之四记“人物”时，以古昌黎为今昌黎，把南北朝时的“昌黎人”韩秀（北魏青州刺史）、屈遵（北魏中书令）、卢鲁元（北魏襄城公）、卢丑（北魏尚书）、韩麒麟（北魏齐州刺史）、韩显宗（麒麟子、北魏著作郎兼中书侍郎）等和隋朝的“昌黎人”窦卢通（夏、洪二州总管）、窦卢勣（卢通弟，渭州刺史）等，一一记入；在唐朝先记韩愈，又记韩愈之兄韩会，并记“昌黎之善士”韩衡。其中的韩愈传是这样记载的：“韩愈，字退之，昌黎人。自晋韩恬入后魏，为玄菟太守，恬曾孙播徙昌黎棘城，故公尝自称昌黎人。李翱作公行状，亦云昌黎某人。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乃云其上世尝居南阳，而旧史亦云昌黎某，是世为昌黎人。自其曾祖任曹州司马，因家于河阳而子孙不复在此。今昌黎县有韩氏祖坟及文公祠在焉。公生三岁而孤，随兄会贬官岭表，兄卒，鞠于嫂郑氏。当元和间，以文章倡天下，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天下学士仰之，如泰山北斗。累官至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以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谢，宪宗感悟，欲复召用。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疏狂可且内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台参之事，使愈与李绅交斗，遂罢愈为六部侍郎。长庆四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宋元丰元年，诏封：昌黎伯。”显然，编修者是把韩愈视为晋朝时任玄菟太守的韩恬的后裔了；记韩会、韩衡，也循于此。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重修的《永平府志》，也基本因袭了弘治版的记载，并把韩愈等纳入卷之七《人物志》“乡贤”一栏，仅把韩衡换成了“慕容善行”。
弘治版《永平府志》明确记载韩愈为“昌黎人”，但昌黎韩文公祠的建筑在当时并未发生变化，仍然比较狭小、陈旧。昌黎韩文公祠变得像模像样，是在嘉靖年间。嘉靖三年（1524年），副使江瑞态“以宪事至昌黎”，见昌黎“山水之胜，雄冠京东，有蜀之奇，有浙之丽”，“骇而问之，乃知韩子之先自晋历唐，咸居于是”，遂“谒子之祠”，然“子祠不称”，祠堂“卑隘浅陋，不足以展祀事肃人心”。在江瑞态的倡导下，昌黎韩文公祠遂得重修。因原地狭窄，韩文公祠移址到昌黎县城的东北部择地重新修建。到嘉靖五年（1526年），新修的韩文公祠在知县秦廷锐主持下建成。新祠建成后，江瑞态专门撰有《新修韩昌黎祠记》，在记述新修韩文公祠的原委之后，特意提及，新修的韩文公祠“为堂三间，门庑十间，皆宏伟閟侐”，“所费殆二百金”。为此，万历版《永平府志》在卷之二《建置志》“坛庙”栏记韩文公祠“旧在县治北，嘉靖五年知县秦廷锐迁于县治东北隅”。昌黎韩文公祠移址新建不久，又得以扩建。这从万历版《永平府志》卷之八《艺苑志》所载大学士翟銮《重修文公祠堂记》中可知。“嘉靖丁酉”（即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山西柱史”（ 柱史为“柱下史 ”的省称，指御史）景溱到昌黎瞻拜韩文公祠时，嫌新建的韩文公祠依然“规制卑隘，享祀弗称”，乃“属府守刘君隅、郡宪柯君乔，拓地易材，鼎新其制”。韩文公祠在新修11年后，又得扩建，并去北京请到朝中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实权，号称辅臣的大学士翟銮作记。翟銮在撰《重修文公祠堂记》时，信笔而言：“昌黎县治之东北隅，故有文公祠宇在焉，我太祖高皇帝龙飞四年建也。”紧接又说：“兹百六十载，楹桷摧毁，丹青漫漶，且规制卑隘，享祀弗称，无以上慰圣祖崇重威秩之典。”并云：“国初肇建祠宇，不于南阳而于昌黎，圣祖真有见哉！”很明显，他是把在昌黎县城修建韩文公祠说成了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旨意。显然，这是言过其实了。倘若果真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就下旨在昌黎县城修建韩文公祠的话，昌黎韩文公祠不会到嘉靖年间仍“规制卑隘，享祀弗称”的。
从嘉靖初年起，昌黎韩文公祠开始备受涉足昌黎的朝廷命官青睐，来者必瞻韩文公祠；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提学阮鹗“受圣人命督畿辅之学政”，到昌黎后特意拜谒韩文公祠，并“偕昌黎士登仙台山之观海亭，将以求先生之所自来也”，临离开昌黎写出《韩昌黎庙碑文》。据万历版《永平府志》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出任昌黎知县的山东章邱举人石之峰，在就职的三年间又对韩文公祠进行了修葺。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天，在山海关任山石道的河南虞城进士范志完到昌黎拜谒韩文公祠之后，又提议在“天生文笔峰”、“昌黎文气全萃于斯”的昌黎五峰山再建一座韩文公祠，从而使昌黎的韩文公祠由一变二；不仅如此，范志完还与山海督师朱国栋联名上奏崇祯皇帝，使传为韩愈28代孙的韩法祖得授昌黎韩文公祠的世袭“正祀儒士”。自此，韩法祖一家由昌黎城南的韩营村移居县城，入住韩文公祠。
古今昌黎混为一谈的状况，直至清朝初期才告终结。清朝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天，著名学者顾炎武到昌黎考察形胜之地，辨别昌黎古今有别，弄清了今昌黎非古昌黎。他的这一学术成果被自顺治十四年（1657年）到卢龙任钦差整饬永平等处兵备道、山东观察司副使的山东莱阳进士宋琬汲取。宋琬在主笔重新编修《永平府志》时，认识到“文公之没二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置今之昌黎县”，韩愈不可能以“今之昌黎”为郡望，也不可能是“今之昌黎县”人，但他仍舍不得不在《永平府志》中介绍韩愈，遂引述苏轼的话，以“学者之仰文公如泰山北斗，尊之斯亲之，亲之斯效之，以其名而存之，曰公亦吾乡之人也，庶有功于后之为学者乎！”的“是或一道也”为由，出于激励本地后学之美意，废弃明朝时编修的《永平府志》中错漏百出的《韩愈传》，转录《新唐书》韩愈“本传存之”；同时，又将韩秀等人的传记简而化之，笼统介绍一下了之。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永平府志》在又一次重修时，编修者虽以“今之昌黎乃辽之广宁，金大定间始改今名，与汉唐郡县亦不相涉”为据，把韩秀等人的传记从本地“乡贤”全部删除，但亦独以昌黎“第自有明以来，建祠奉祀已有年”为由，将韩愈本传“故仍列之”。韩愈本传从《永平府志》中删除，是光绪二年（1876年）再度重修时，经主纂——乐亭县著名学者史梦兰之手，以“文公豫产也，其封昌黎伯盖以门望故，且以前之昌黎非今之昌黎也”为据删除。至此，元朝大德年间的张勖之疑误历经570多年的岁月才烟消云散。
昌黎县城的韩文公祠在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又得重修，保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60年代，韩文公祠被拆除。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在20世纪初叶成为李大钊的钟爱之地，李大钊曾在其地多次游览、避暑，进行重要的革命活动，写出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论著，并作过政治避难。1987年夏天，五峰山韩文公祠被重修一新，目前已经成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年10月18日写于碣阳书斋，2011年2月28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