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地区的商周文化是昌黎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很长一个时期，人们所掌握和了解的昌黎商周文化的信息材料非常有限，还谈不上研究，以至在谈及昌黎商周历史时不得不拿原属昌黎、今属卢龙的阚各庄晚商遗址说事。
近些年，经过昌黎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昌黎商周考古终于在2002年以后有了重大收获，相继发现了一批商周文化遗址。
一、          资料记载的商代遗址
县内资料记载的商文化，长期以来仅有十里铺乡张各庄村的小黄峪遗址一处。《秦皇岛市文物资料汇编》和新版《昌黎县志》都记有：“1955年河北省考古队在十里铺乡张各庄村东北山岗下小黄峪沟发现石器4件，均为磨制。陶片12片，为夹砂褐色陶，胎厚素面。为商代晚期遗物。”对于该遗址的文化属性，还有不同的记载。1981年编印的《唐山地区文物普查报告》和1985年出版的《昌黎县史》，均记载其为新石器时代遗址。遗憾的是，该遗址的文物标本没有保存下来，乃至于如今无法判断孰是孰非。
查阅1984年第6期《考古与文物》发表的文启明撰写的《冀东地区商时期古文化遗址综述》得知，昌黎县境内还有昌黎城关和邵埝坨两处商文化遗址。但在河北省文物所工作多年，后到天津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文启明先生，在文章中只是提到这两处遗址，而没有介绍详细的材料。通过查证，对比其他资料，可了解到的一些线索是，1992年出版的新修《昌黎县志》记有：“1955年，在北关昌师院内距地面0.4米深处，发现石刀、石斧各1件，陶鬲、陶罐各1件，陶片91片。均为砂质红陶，属新石器时期遗物。”“1969年在龙家店乡邵埝坨村西50米处，发现刀币200多公斤，多为燕明字刀币，同时发现残石斧一件，砂质红陶片10片，其中有鬲口沿，其他均为残片。属战国时期遗物。”《昌黎县史》在编写时，将这两处遗址均记述为战国时代文化遗址，并分别载有部分出土遗物照片。应当说，以往对这两处遗址的文化属性的表述都是不确切的。根据两处遗址发现的遗物品种判断，邵埝坨遗址的年代下限应为战汉时期，其文化性质不是单一时期的文化，而是存在不同时期文化的叠压现象。也就是说，邵埝坨遗址出土的200多公斤刀币是战国时期的遗物，残石斧、砂质红陶片及鬲口沿等属于商代遗物。昌黎师范遗址出土的石刀、石斧、陶鬲、陶罐及陶片等，根据《昌黎县史》所载照片判断应属商代遗物。两处遗址发现的石刀、石斧等磨光石器与陶鬲等组合在一起出土，应判断为商代遗物，而不能断其为新石器时期遗物。这是因为人类使用磨制石器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商周、战汉甚至更晚，所以单凭磨制石器不能确定其时代。而陶鬲是古人烧汤煮饭的一种炊具，盛行于商周时期，消失在春秋战国时期。商早期陶鬲裆高，外表饰细绳纹，口沿外卷成弧形；到中后期，鬲裆逐渐变低，外表饰中绳纹粗绳纹，口沿外折；至西周时期，鬲裆已经非常低，口沿为平折，通常腹径大于通高；到春秋时期，鬲裆演化成近似平底。所以，一般来说，腿长裆深的陶鬲年代都早，可以直接支在地上，便于填柴引火。后来，由于灶台作用显现，陶鬲的腿的功能逐渐淡化，至战国时期演变成为陶釜。《昌黎县史》所载照片中的陶鬲，明显具有商时期陶鬲的特征。
二、近年发现的商周遗址
1.小庄遗址
小庄遗址位于泥井镇小庄村东北1.5公里处，北距县城约9公里，东距大海约14.5公里，海拔高度约为10米。遗址的文化时代为新石器时期、商周、战国、汉代。
2002年5月9日，泥井镇小庄村民杨玉华背着背篓，徒步10余公里来到县文物保管所，带来了他多年在本村的一处沙土岗上采集的古文化遗物。其中，石斧、石镰等磨制石器5件；若干夹砂红褐陶器残片和一件汉代灰陶罐（残）。据杨老先生介绍，沙土岗位于小庄村东北，是本村的一处取土场，这些石器和陶片就是村民在挖沙取土时出土的。
2002年5月20日，笔者与所内几位同仁，根据杨玉华先生提供的线索，到小庄村东北约1.5公里处的古文化遗址现场实地勘察。遗址区为粉砂质沙土岗，高出地面约2～3米，面积25000平方米。采集遗物标本主要有石制品和陶器（包括杨玉华捐献的文物标本）。石制品包括玛瑙石片、燧石石片等细石器，原料多为灰绿石的石斧、石锛、石镰、石凿等磨制石器，另有灰绿石网坠。陶器分为红褐陶和灰陶两大类，其中红褐陶多于灰陶。陶质以夹砂陶、夹蚌陶为主，少量泥质陶。器表多素面，少量饰弦纹、绳纹、堆划纹。可辨器型有鬲、釜、罐、瓮、盆、鼎、甑、豆、纺轮、弹丸等。文物标本中的细石器及部分磨制石器可能属于新石器。鬲足和少量烧制火候较低的夹砂红褐陶片及部分磨制石器应为商代遗物，大量的夹砂、夹蚌陶釜、罐、瓮、盆、鼎、甑、豆等残片应属战国及汉代遗物。
2.陈各庄二村遗址
陈各庄二村遗址位于陈各庄二村西北部，东北距县城19公里，西南距滦河7公里，海拔高度20米。遗址属商、战国、汉时期。
2006年10月，笔者与所内几位同仁进行了一次田野考古调查。10月25日，去陈各庄二村调查，在村南与村民王锡山（时年78岁）交谈，据老人介绍，村西头北侧地势较高，高出地表1米多，当地人称其为殿台子。30多年前，他家在村西侧建房挖地基时挖出直径约0.8米的红陶罐。我们即刻前往调查，发现殿台子地势平坦，土质土色为灰白色粉沙质土。其东、南侧已建房，空旷地种植蔬菜、水稻、花生等农作物。遗址分布区南北长100米，东西100米，面积10000平方米。在水稻地的畦埂上采集到绳纹夹砂红褐陶鬲足，还有绳纹夹砂、夹蚌红褐陶及泥质灰陶片若干。村民王运普（时年60岁）于2005年在蔬菜地挖水渠时，在地表下0.5～0.6米处挖出残半绳纹夹砂红陶釜，拍碎后弃之地边。在老人的指点下，我们找到陶釜部分口沿、腹残片。采集标本中的绳纹夹砂红褐陶鬲足应是商代遗物，夹蚌红褐陶釜应属战国遗物，泥质灰陶片应属汉代遗物。2009年夏，河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在该遗址普查时，又采集到部分商代及战国遗物。
3.尖角遗址
尖角遗址位于新集镇尖角村小学院内，其地西南距滦河1.6公里，距崖上东沟0.75公里，东北距昌黎县城21.5公里，海拔高度约12～13米。尖角遗址是由笔者与秦乃光、王明奎和新集文化站的陈卫民等人于2006年11月29日在该校基建开槽现场发现的。12月4日至7日，笔者与王恩霖、崔艳君、王明奎，及新集文化站陈卫民、白正平等，对该遗址进行局部性的、抢救性的清理发掘，发掘面积12平方米，清理出商时期灰坑一个，发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文化遗存。
已发掘的遗址部分地层堆积共分五层。第一层为扰土层，第二层为黄沙层，第三层为辽金时期文化层，第四层为商时期文化层，第五层为生土层。第四层包含物较多，出土有商时期陶片、石器等物，遗迹有灰坑。灰坑为三层下开口，开口平面呈不规则形，距地表约1.5米，东西长2.3米，南北宽1.26米，坑深0.65米。其壁略斜，近平底。坑内堆积黑灰色，较致密。这次发掘共获得商文化遗物400余件，其中完整陶拍1件，石器6件，其余均为各种陶片。遗物大部分出自灰坑，文化层中仅出土了60件陶片。陶拍呈月饼状，夹砂红褐陶质，直径9.5厘米、厚2厘米，两面和周边均饰以细绳纹，陶拍两面均带有后来着意刻划的浅平沟槽。大量的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砂灰褐陶次之。内红表黑的夹砂黑皮陶也较多，少量夹砂灰陶、泥质灰陶、泥质磨光黑陶，极少泥质白陶。陶器多为手制，兼有模制与轮制。器表多饰细绳纹，并有弦纹、方格纹、坑点纹及少量素面与磨光。可辨器形主要有鬲、甗、罐、盆、瓮等。陶器中最多的是锥状足鬲、甗。石器共6件，可分砾石、打制和磨光石器三类。砾石石器2件，其中石砧1件、打磨器1件；打制石器2件，其中石英砂岩质砍砸器1件，小型黑色火成岩质刮割器1件。另有少量在打制石器过程中产生的断块、残片。磨制石器2件，皆为灰绿石质斧，其中有一件扁平双面穿孔石斧，其体长11.5毫米、宽4.5毫米、厚1.8毫米，技术精良、造型美观，但刃部稍残；另一件石斧长13毫米，横断面呈椭圆形，上略细，下稍粗，刃全残，并有重新打磨痕迹。
尖角遗址从出土器物来看，具有商早期文化的特征。
4.才庄遗址
才庄遗址位于泥井镇才庄村东南300米处的小地名为“东岗子”的沙土岗子上，地处昌黎县东南部近海平原，距七里海4公里，北距县城12公里，海拔高程6米。遗址年代为商时期。
2010年3月18日，泥井镇才庄村73岁的才义林老先生专程找到县文物保管所，说才庄发现古陶片，并将其在自家地里发现的绳纹夹砂红褐陶甗裆交给县文保所工作人员。2010年10月12日，笔者与王明奎和才义林老先生一起查看了甗裆出土地点的地形地貌等，并采集了部分陶片标本。遗址区原为高出地表2～3米的沙土岗子，2006年在修沿海高速公路时将北半部沙土岗子取土挖平，南半部沙土岗子仍高出地面1.5～2米。遗址面积较大，东西100米，南北150米。地表遗物以细绳纹夹砂红褐陶为主，陶片较厚。从采集到的甗裆、甗腰判断器型较大，甗足为袋足。依据陶质陶色及器型纹饰判断，属商时期的遗物。其与2006年12月在尖角商代遗址出土的陶片特征基本一致。
5.平安庄遗址
平安庄遗址位于昌黎城郊区平安庄村西部，北距县城6.5公里，东距海11公里，海拔高程约7米。年代为西周、战国时期。
2006年10月26日，我们在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平安庄遗址。该遗址位于村西高地，面积约为南北100米，东西80米，面积8000平方米。其东、北侧是挖沙取土形成的坑。高地中心区高出地面2米多，土质土色为灰白色粉沙土，较松软，地表栽植杨树。高地表面分布有较多的残碎绳纹陶片，经探孔未发现文化层。采集标本有绳纹夹砂红褐陶片、绳纹夹砂灰陶片、素面夹砂红褐陶片、素面夹砂灰陶片和泥质红陶片。从采集到的部分陶器口沿、器底辨别器形看，主要有陶釜、陶瓮、陶罐、陶盆等。2009年夏，河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在该遗址普查时，又采集到部分西周及战国遗物，有西周陶鬲口沿及战国陶釜口沿等。
三、商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
在社会经济方面，商朝时，滦河下游的冀东地区农耕兼渔猎经济较为发达。从这一地区包括昌黎出土的大量生产工具，如石斧、锛、铲、凿、刀、镰、骨铲及蚌镰等看，农业已经占主导地位。大量猪、牛、羊等家畜骨骼的出现，说明畜牧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而大量网坠、鱼骨的发现，表明渔猎在当时仍占一定的比例。从出土的陶器品类看，这一地区的制陶业也比较发达。
冀东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根据考古材料分析，主要是石器，其余是骨器和蚌器。此外，肯定还有木制农器。因木器农具不宜保存，所以考古发掘不见有木器的出土。在石器中，农具的种类以石刀、石镰、石铲数量居多，此外还有石斧、石锛等。石镰和蚌镰是收割和除草工具，石铲是翻土工具，石斧是砍伐工具，利于伐木开荒，石锛是加工木料的工具。木制农具使用的历史相当悠久，延用的时间也很长，不仅在古文献中有相关记载，而且在民族学资料中也有相应的实例。据文献记载，最早的木制农具之一是耒耜，耒耜就是在一根长木的下部绑上横木，以脚踏横木翻土。
在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冀东地区的畜牧业在当时也获得了发展。昌黎商时期先民主要定居生活在平原地带，畜牧业主要是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而存在的。在河北平原地区商代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已经发现的家畜家禽的骨骼有马、牛、羊、鸡、犬、猪等，说明后世所有的家畜家禽，商代时期都已经具备。
渔猎经济和采集经济作为农牧业经济的补充，在商代的冀东地区占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因为，当时的人类刚脱离原始社会不久，渔猎经济和采集经济的传统依然顽强存在。而且在滦河下游地区，当时还保存着不少的原始森林、草地和河流、沼泽，生长着种类繁多的植物和动物，这为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提供了天然的优良场所。
在农牧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商代冀东地区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制陶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之一。当时，人们大量的使用各种陶器，而烧制陶器需要较高的技术，不可能出自非专门工匠之手。尖角遗址出土的陶拍说明，在尖角遗址范围或附近可能就存在制陶区。冀东商代遗址出土的骨器、玉器说明，当时除了陶器手工业作坊外还有其他如制作骨器、玉器等各类手工业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