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告别了动物本能的愚昧而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宗教就随之产生了。宗教是文化，属上层建筑。宗教所构成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群组，是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滦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之一。考古证明，早在20万年前，滦河流域就流下了原始人类活动的足迹，原始的宗教文化随之而孕育。1983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滦河支流青龙河源头地辽宁省凌源市境内牛梁河村的一个山丘上，发现了距今已有5500多年历史的积石塚墓葬群。墓葬群环卫着一处祭坛与女神庙的遗址。祭坛内出土了当时人们所崇拜的“生育神”和“农神”的陶塑像。在女神庙的遗址中出土了一个与真人一样大小的陶塑女神头像和6个身量大小不同的泥塑裸ti女性群像残片。女神头像的双眼是用两颗碧玉球镶上去的。同时还出土了大鸟翅、猪鼻子，鹰爪等护法神祗的残件。根据这些文物人们不难想象出当时女神庙内的情况：一位端庄美丽的女神端坐或站立在中央，女神头上有展翅的大鹏鸟护罩，女神左右立着6位裸ti侍女，周围有各种兽首人身的神祗护卫着——这不是一座东方“维纳斯”圣殿嘛！无独有偶，1995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滦河中游的河北省迁西县罗屯镇西寨村，发掘一处距今有7000年历史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两件是石雕的头像和石母像。考古学家认定，这里是一处古代先民的祭祀遗址。上述两处遗址的文物证明，至少在5000至7000年前，生活在滦河流域的先民们就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文化。
    滦河上中游地区，是我国古代北方各少数民族牧猎的家园。虽然历史上中原政权也曾在这里设过府州郡县，但此地的人口仍以少数民族为主体，行政长官多由各族首领兼任。这里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始终保持着少数民族的特性。而滦河下游地区，虽然在某一段历史时期纳入过少数民族政权的管辖，但其居民总是以汉族人为主，所以这里始终保持着中原汉族文化的特性。
    北齐天保六年（公元555年），文宣帝高洋为防御奚族和柔然族的入侵，修筑了幽州夏口（今北京居庸关）至恒州（今山西大同）的长城，次年又将长城向东延修至海。今存的明长城就是在此基础上修筑的。长城的修筑固然起到御敌保疆的作用，但也成了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融和的屏障。纵观整个滦河流域的宗教文化，我们姑妄以现存的明代长城为界，将之划分为“边外宗教文化”和“边内宗教文化”两个部份。
    一、滦河流域的边外宗教文化 
    （一） 从上古一直延续至今的撒满教文化。
    撒满教是产生于人类原始社会晚期的世界性原始宗教。生活在我国西部、北部、东北部的古代少数民族都信奉撒满教。
    滦河上中游历史上一直是匈奴、柔然、东胡、乌桓、鲜卑、山戎、厍（she四声）莫奚、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古代少数民族先后进行政治、军事、文化较逐的舞台，但在宗教上，他们都一直信奉撒满教。
    “撒满”是通古斯语对巫师的称谓，意思是天地鬼神与人之间意识的传递者和勾通者。我国古代，南宋徐梦莘撰的《三朝北盟会编》称之为“珊蛮”，书中有女真人崇信撒满教的记载。
    撒满教有较杂的灵魂观念。认为万物都有灵魂，自然界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祸福，都是神灵鬼魂意志的表现。在“万物都有灵魂”信念的支配下，崇拜的对象极为广泛。崇拜天，崇拜火，崇拜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崇拜山、石、河、湖等自然物。乌桓人、契丹人、女真人、满人都把他们本族、本部落发祥地的某山、某河、某湖泊视为神山圣水，定期举行撒满教的祭祀活动。据《辽史》三十七卷《地理志》载，契丹族的先人奇首可汗骑白马自马盂山沿浮土河东下，在木叶山遇到天女可敦，二人结合后,生八个儿子，即后来的契丹八部。有专家考察后认定，《辽史》中说的马盂山、浮土河都在滦河中游的今平泉县境内，平泉县是契丹族的发祥地。契丹人当然要定期到马盂山、浮土河举行撒满教的祭供大典。撒满教重视对祖灵的祭祀，认为祖神可以保佑本族、本部落、本家的平安繁盛。金朝章宗皇帝在大定八年（1168年）诞生于滦河上游的金莲川（今内蒙古正蓝旗）麻达葛山，即以“麻达葛”为名。此山自然被女真人视为神山，受到崇拜。撒满教崇拜某些动植物。满族人认为熊是神兽，狩猎不可伤害熊；认为乌鸦救过女真人祖先的命，所以撒满跳神时，要在神竿顶上挂些猪肉或猪内脏供乌鸦啄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都崇拜鹰。有学者考证，女真语的“女真”二字就是“海东青”（训练后一种善猎的鹰）的意思。此外，撒满教还崇拜生育之神、畜牧之神，进入阶级社会后，又出现了对主管贫富贵贱之神的崇拜。
    撒满教有天、人、鬼三界的概念。跳神（作法）是撒满勾通这三界的主要活动。撒满有负责全部族、全部落的职业大撒满，也有为家庭消灾祈福、为病人治病的家庭撒满。而且撒满多为女姓充任。《三朝北盟会编》说：“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神通变如神。”撒满作法俗称跳神。跳神的作用主要用来祭祖、为病人治病求魂、为求狩猎时多得猎物、为求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为求战争胜利、为占卜吉凶祸福等。跳神的程序是：（1）请神——向神灵献祭（献牲）；（2）降神——脱魂，用鼓语和舞蹈呼唤神灵的到来；（3）领神——神灵附撒满身体，撒满代神立言；（4）送神——将灵魂送走。撒满跳神时，头戴法帽，脸戴画有狰狞面孔的面具，身穿法衣，腰间和脚腕都系响铃，左手持单面鼓，右手执鞭槌，不断扭身蹦跳，口中不停吟唱咒语，撒满助手带领在场的人伴唱。鼓声咚咚，响铃哗哗。如果是为人治病，撒满坐西北，面朝病人，双眼半睁半闭，打几个哈欠，开始击鼓，然后起身，边击鼓，边蹦跳，边吟唱，鼓声越来越紧，撒满下巴哆嗦，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双目紧闭，周身摇晃，表现灵魂附体时的痛苦样子；鼓声骤停，混身大抖，表示祖神已附体，开口问：“你们请我来有什么事？”撒满助手在一旁报告：某某人有病，请给看看。撒满击鼓吟唱，恭请诸神，看是冲撞了哪一位，病人家属答应按要求供祭某牺牲后，撒满向病人作法，或向病人身上喷水，将病人的灵魂从恶神恶鬼手中夺回，使病人得救。如无效果，便说：“本神法力不够，另请他神吧！”
    竟管在宋辽以后，撒满教受到中原佛、道及喇嘛教的冲击而走向衰落，但撒满教一直受到各族上层的重视。成吉思汗亲自定撒满教为蒙古国的国教。满族入关前，努尔哈赤就设堂子，立神竿，定期祭神；满族入关后，顺治皇帝立撒满教祭神制度，并于皇宫内专设撒满大殿——坤宁宫，由撒满跳神祈福。
    在撒满教活动的地方，人们常用石头堆起金字塔状的石堆，上插松柳枝，枝干向四方拉起的绳子上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布幡、纸幡，这就是“敖包”。敖包是神灵所住的地方，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中心。敖包有盟、旗、屯、户等不同等级。今内蒙古正蓝旗是元朝龙兴之地，境内有乌贺尔沁敖包，海拔1673.9米，是全旗的最高点。乌贺尔沁敖包是漠南草原上最著名的敖包。以敖包为中心的撒满活动后来衍生为内蒙古草原上的“那达慕”大会，一种集娱乐与体育比赛合一的聚会。
    边外的少数民族民众顽强维持着撒满教文化在边外宗教文化中的地位。今天在滦河流域上中游地区民间中流行的二贵摔跤、背哥、单皮鼓舞、霸王鞭等民间文艺表演，就溯源于撒满教文化。今天，张家口、承德偏僻地区的乡村，仍有巫婆神汉在活动，他们被叫作“香头”。香头就是古代撒满教中撒满的嬗变。
    （二） 宋辽以后，滦河流域上中游宗教文化的主角——喇嘛教文化
    辽、金以后，蒙古族、满族先后成为滦河上中游的主人，喇嘛教文化成为边外宗教文化的主流。
    佛教是世界性三大宗教之一。佛教诞生后，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巴利语系的南传佛教（我国称为上座部佛教）、汉语系的汉传佛教和藏语系的藏传佛教三大派系。喇嘛教是藏传佛教的俗称。“喇嘛”是蒙古语“拉阿玛”的汉文音译，“上师”之意，一般是指佛教中有地位、受尊敬的出家人。
    公元8世纪中叶，印度佛教走入衰落后，吸收了印度教某些教义，又溶入坦特罗左道性力派内容，出现了以修学真言（咒语）为主的佛教宻宗。公元799年，印度佛教密宗被引进西藏。公元842年，朗达玛赞普明令灭佛。佛教在西藏被禁。公元10世纪，佛教密宗又在西藏复兴。密宗吸收了西藏原有的苯教教义，逐渐形成了藏传佛教。后来，藏传佛教又产生五大流派，其中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黄教）优势最大。
    早在宋理宗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蒙古国忽必烈汗王就去过西藏，并将西藏喇嘛教萨迦派五祖大师八思巴请到内蒙古草原传教。忽必烈率王妃、子女从八思巴受密教灌顶、皈依。公元1256年，忽必烈命和尚出身的刘秉忠在滦河上游的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选址建城。城建好后，命名为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改蒙古国国号为元，登皇帝位，将开平府作为临时首都（即元上都），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宝法王，颁玉印；称八思巴为“西天佛子，化身彿陀”，赐乌斯藏地区13万户为八思巴供养户。因当时的蒙古文字标音不够准确，八思巴参照藏文、梵文字母创立了蒙古新文字，称“蒙古新字”。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年）颁诏推行，规定此后所有行文必须用蒙古新字书写。八思巴文虽在元朝灭亡后便停止使用了，却因元帝国幅圆广阔、行军必用等原因流传很广，影响了蒙古乃至世界的文化。因为八思巴文字只标音不标义，今天有许多学者认为，八思巴文是古代“国际音标”，对研究中世纪的欧亚各国的历史有很大作用。有学者认为，今天的朝鲜文字就是从八思巴文演变而成的。至元十三年 （1276年），八思巴返回吐蕃，忽必烈命他掌西藏政教大权。
    16世纪末叶，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到青海与西藏格鲁派祖师索南嘉措会面，册封索南嘉措为da赖喇嘛（“da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清朝正式册封西藏da赖喇嘛时，索南嘉措被追认为第三世da赖喇嘛）。明万历年间，索南嘉措到内蒙古参加俺答汗葬礼，并在草原各地讲经，内蒙古各部首领和很多牧民都皈依了喇嘛教格鲁派。从此，喇嘛教对内蒙古地区（包括滦河上中游在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俗风情发生了巨大影响。满族人入主中原后，因“黄教能安众”而推行“蒙地建一庙，胜养十年兵”的政策，到清朝中叶，蒙古有喇嘛庙上千，喇嘛十余万。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6年），西部蒙古噶尔丹率兵侵占外蒙三部，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向康熙帝求援。康熙帝亲统大军与噶尔丹战于滦河上游多伦淖尔东北的乌兰布通，获大胜。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在多伦召集外蒙古三部首领和内蒙古48旗的王公、台吉，抚慰、赏赐他们。外蒙古三部表示正式归附大清，接受设旗编佐，各部各旗王公、台吉都宣誓效忠清朝中央政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多伦淖尔会盟”。哲布尊丹巴会盟时被康熙帝册封为“呼图克图大喇嘛”（呼图克图是蒙古语“圣者”的意思），颁给玉印，命掌领漠北（即外蒙古）佛教事。康熙帝决定在多伦“建寺以彰圣典”，命仿北京紫禁城的中和殿风格建一藏传佛教寺院，由哲布尊丹巴亲自主持和设计。初具规模后，哲布尊丹巴返回外蒙，淸庭又派章嘉活佛阿噶旺罗布桑却拉丹主持后续工程。寺院建成后，康熙帝命依北京畅春园永宁寺模式加以装饰。康熙四十年，康熙帝亲临拈香礼拜，赐寺名“汇宗寺”，以示“佛法无二，统之一宗”之意，并亲书寺名匾额。寺内立汉白玉巨碑，以满、蒙、藏、汉四种文字刻录平定噶尔丹以及多伦淖尔会盟盛况。命章嘉活佛驻锡汇宗寺，封章嘉活佛为“札萨克达喇嘛”，领内蒙古喇嘛教事。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加封章嘉活佛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颁金印，总管内蒙古喇嘛教事，在内蒙古施行“家各一僧”制，每家要有一名男子出家当喇嘛。雍正五年（1727年），为庆祝外蒙古和西北地区蒙古全部归附大清，清庭拨帑金十万两在多伦建比汇宗寺规模更大的寺院赐给二世章嘉活佛诺比多吉，雍正帝亲书“善因寺”额，并于庙内立碑，用滿、蒙、藏、汉四种文字刻记此事。
       章嘉驻多伦后，迅速形成转世活佛体系，他这体系统领着内蒙古1800多座喇嘛教寺院。当时内蒙古各界“唯喇嘛之言是听”，喇嘛控制着人们的精神思想，汇宗寺、善因寺成为整个内蒙古精神思想的中心。清朝时，政府明确规定了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的势力范围：da赖喇嘛管领藏南，班禅大师管领藏北和青海：哲布尊丹巴活佛管领漠北（外蒙古），章嘉活佛管领内蒙古佛教事。章嘉被封为大国师，地位高于其他三位，所以备受皇帝崇拜。
        地处滦河上中游的今河北承德市是边外喇嘛教文化的又一个中心。满洲人定鼎中原后，康熙帝在一次北巡途中，发现热河小营村（即避暑山庄前址）这个地方是块宝地，气候宜人，地势良好，自然风景优美，既可作为东北辽沈老家的门户，又可内视中原各省，外控蒙古诸部，于是决定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起，在这里大兴土木，疏浚湖泊，围墙造殿，修建皇帝行宫。历经康、雍、乾三帝，耗时近90年，终于建成一座占地514公顷，内有宫殿、湖泊、山峦、平原四大景区、72处景点的皇家园林。因为园林内宫殿全用青砖灰瓦，原木本色，淡雅庄重、简朴适度，与北京紫禁城红墙金瓦、华丽威严的宫殿相映成趣，故命名“避暑山庄”。康熙四十七年（1706年），康熙帝便驻跸于此。此后清帝每年秋狝前后都要在此长住，消夏避暑，处理军政要务。避暑山庄成为清朝皇帝的夏宫，又称离宫。
        清政府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对边疆少数民族采用怀柔政策，顺应少数民族风俗，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避暑山庄起用后，大批蒙藏各部首领、外国使臣要到承德谒见皇上或参加庆典。为此清政府又在避暑山庄周围大兴土木，为他们修建瞻礼、膜拜、做佛事的寺庙。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蒙古各部王公为祝贺康熙帝60岁大寿，出资于避暑山庄东面的武烈河左岸岗丘上修建二寺，康熙帝赐名溥仁寺、普善寺（此寺已毁），以示皇上“深仁厚泽”、“柔远致迩”之恩。以此为始，到道光八年（1828年），在今承德市区及滦河镇一带敕建寺庙43座。由朝廷直接管理的有30座，其中大部份是藏传喇嘛庙，少数是汉传佛教寺院、道教庙观及民间信仰的神庙。
       在避暑山庄围墙之外的北部、东北部，众星捧月般列建了12座大的喇嘛庙。因其中有8座由清政府理藩院管理，又因地处古北口外，所以俗称“外八庙”（口外八庙之意），今称“八大处”。外八庙建筑精湛，色彩绚丽，金碧辉煌，宏俊壮观，且风格各异。是汉、蒙、藏文化交融的典范。乾隆二十年（1733年），为纪念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乾隆帝命于避暑山庄东北部，仿西藏桑耶寺款式修建一座普宁寺，俗称“大佛寺”。庙中的主体建筑大乘阁，是采用木材帮拼、中空架构的手法建成的巨型楼阁式大殿，殿内供奉一尊高25米的世界最大木雕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立像，其身体的巨大，表情的慈悲庄严，令人叹为观止。在观音像左右各立一尊身材略低的善财童子像和龙女像，同样令人景仰。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命于避暑山庄武烈河东岸择地建一安远庙，此庙为新疆达什达瓦部2000余人迁居热河而提供的拜佛道场，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寺修建，俗称“伊犁庙”。安远庙与众庙不同的是主殿殿顶全用黑色琉璃瓦覆盖，十分抢眼。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帝为纪念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全族由俄国东返回祖国，并觐见、朝贺乾隆帝60岁大寿而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此庙是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样式依山叠建，红楼、白台层次分明，巍峨壮观，梯型窗、喇嘛塔十分醒目，俗称“小布达拉宫”。庙内碑亭中矗立着汉白玉巨型方碑，分别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记述了土尔扈特部东归壮举及其首领觐见乾隆皇帝的盛况。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西藏六世班禅大师长途跋涉到热河为乾隆帝祝贺70岁大寿。为此，乾隆命于普陀宗乘之庙东侧，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建一须弥福寿之庙。此庙雄奇磅礴，大殿全用镏金鱼鳞铜瓦覆盖，沿脊四条镏金巨龙耀目夺辉。六世班禅觐见祝寿时住在此庙，并讲经说法。
      外八庙在建筑布局上采用汉地传统的中轴对称式和藏地传统自由式相结合的手法，利用地形，依山而建，解决平面高低层次，运用象征手段表达佛经上说的那种佛国的庄严。
       今存的外八庙建筑群与避暑山庄一同在1994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为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建筑群相谐调，承德人还于避暑山庄周围山形各异的山峰选定了“十大景”。其中的磬锤峰（俗称棒槌山）、罗汉峰（俗称罗汉山）、僧冠峰（俗称僧官帽山） 的名称都与喇嘛教文化有关，且形象逼真。站在山庄正门向东、向东南环视，这些山景立现眼前。
    随着喇嘛教的传播，佛教音乐、佛教舞蹈，佛教壁画和“唐卡”艺术同时得到了发展。在法会上，喇嘛诵经采用有节奏的、悦耳的唱经方式，并有喇叭、锣鼓等乐器相伴奏，给人以庄严郑重的气氛。有的法会，僧人穿上五颜六色的法衣，戴上狰狞恐怖的面具，随着有节奏的锣鼓声蹦跳，做出与魔鬼战斗的动作，俗称“跳鬼”。今天西藏的“藏戏”就是由跳鬼演变而来。避暑山庄内的宫廷乐舞也吸收了喇嘛教的音乐舞蹈。外八庙殿堂的壁上多画有佛像或佛教故事，色彩鲜艳醒目，引人入胜。许多佛堂内悬挂着“唐卡”。唐卡是藏语音译，是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唐卡是蒙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制作程序和绘画工艺要求十分严格。上品唐卡是用缂丝、金线、丝线、珍珠等按图刺绣栽制而成。画工要按严格规范绘制，颜料全为天然矿植物制成，色泽艳丽，经久不退。唐卡制成后要请喇嘛念经加持，背面盖上喇嘛的金汁或硃砂手印。唐卡有大有小，最大的长55.80米，宽46.81米，可挂在寺院外墙上或铺在晒经台上，供人们远距离顶礼膜拜。
        喇嘛教文化对边外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蒙古人、满人，甚至移居口外年数较久的汉人，婚嫁、搬家、生老病死，都要请喇嘛卜凶问吉。遇到天灾人祸，请喇嘛念经，求佛保佑。喇嘛庙几乎是蒙满等族社会活动的中心。民国时期，喇嘛教文化更加普及，有的地方，甚至每户只留一个男人，其他男子都去庙里当喇嘛。
    （三）边外其它宗教文化  
     1、汉传佛教文化    
    河北省隆化县博物馆现存一尊铜铸弥勒佛坐像，像背刻有“常泰五年”（公元420年）字样。2005年考古工作者又从隆化县土城子遗址发掘出石质佛背光残片，据鉴定是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年）的遗物。这说明最迟在北魏时期滦河上中游地区就已有汉传佛教寺院了。辽、金两朝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虽有撒满信仰，却在与中原汉文化的交融中，迅速接受了汉传佛教文化。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早在唐天复二年（902年）就在今内蒙古翁牛特旗西修建一座开教寺；辽太宗耶律德光夜梦观世音菩萨，于是将幽州大悲院的白衣观音像迁到老家木叶山（今承德平泉县境内），尊为皇室家神。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是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皇室大赐寺院庄田、民户、钱财，还在民间发起组建“千人邑社”团体，支持佛教。萧太后为纪念与宋朝交战取得胜利，命开龙寺做佛事一个月，饭僧一万。辽代妇女以黄粉抹面，称为佛妆。女孩多取小名“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等。辽、金两代建佛塔很多。可惜，由于元以后喇嘛教的大普及，辽金时代的汉传佛教遗迹今多不存。承德市双滦区的双塔山是热河“十大景”之一，游人虽不能攀达峰顶，但从远处看，双峰的顶上却有一座小庙和一座小佛塔。据专家仪器观测，此庙、塔当是辽代建筑。承德市宽城县有一处“万塔黄崖”，自金朝起，历代僧侣和民众，先后在黄崖峭壁上选址建造高低不同、风格各异的佛塔一百多座，现仍存24座，从远处望去，鳞次栉比，蔚然壮观。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下诏令长城外原有的行政建制和居民迁入长城以南，今滦河上中游地区成为边外“弃地”，不再有汉传佛教活动。清朝统治者虽然支持藏传佛教，但清初几帝都是汉传佛教的皈依弟子，而且对汉传佛学都有很高造诣。雍正帝甚至被佛教界称为“菩萨皇帝”。承德避暑山庄內不仅建有汉传佛庙，而且山庄外的“八大处”也不尽是喇嘛庙。其中的罗汉堂就是仿浙江海宁安国寺罗汉堂修建的；殊像寺就是仿山西五台山汉传寺庙殊像寺建的。清中期以后，滦河上中游地区随着汉族人口不断地增加，再建的多属汉传寺庙。民国以后由于历史风云的变换，滦河上中游地区的汉传佛教日渐衰微，到二十世纪中期，已基本无人信仰了。改革开放后，才随着大气候有所复苏。     
        2、道教文化
       道教虽然是我国最早的原生正宗宗教，但由于它派系旁杂，组 织混乱，法理单调等原因，在与儒、释二教的长期较量中，未占到优势。金、元之际，是中国道教发展的辉煌时期。金大定七年（1167年），有陕西咸阳人王喆（王重阳）吸收、兼融儒、释、道三教部份理论，革除道教符箓派、外丹派等门派的敝病，在山东半岛创立了新道教——全真派。大定廿一年（1187年），金世宗召王喆弟子王处一进京，问养生之道。次年，又召王喆弟子丘处机进京主持万春节醮事，全真派教名远扬。公元1129年，丘处机以70岁高龄率18大弟子跋涉数万里，赴西域雪山行营觐见元太祖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敬称丘处机为“活神仙”，命“掌天下出家人”，敕免天下全真派道士賦役。按理说，中国道教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会对滦河中上游的宗教文化一点影响都没有，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见到滦河上中游在这段时间留下的遗迹和有关史料。现在滦河上中游能见到的道观 如丰宁慲族自治县的白云洞青云观、隆化县的三清观、承德市的琳霄观和城隍庙等，都是明清以后建的。
       3、伊斯兰教文化
       滦河上中游流域的居民中只有回族人信奉伊斯兰教。回族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形成的民族。回族人原本集中居住在我国西北、云南等地和我国东南沿海的几个城市地区，元朝时由于被列为优于汉人的“色目人”而逐渐向中原内地移居，元末又因战乱而向各地迁移，从而形成“小集中、大分散”的居住特点。到明清时期，回民几乎遍布全国各地。但是，不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无不打上 “清真”的烙印，回民的一切无不与伊斯兰教的“清真”教义融合在一起。
        辽金以前，滦河上中游流域的居民中没有回民。元朝以后才有回民因驻军留守、务农、经商等原因留居此地，而且人数逐渐增多。所以，伊斯兰教文化传入滦河上中游地区不会早于元朝。今天的滦河上中游地区几乎各市、县、旗都有回族聚落，凡回民集中居住的地方都有淸真寺。各地清真寺的建筑都很讲究。一般是采取我国传统四合院式布局，有若干进，每进院落都有独特的功能和艺术特色。每座清真寺都有楼阁式的邦克楼（亦称望月楼，供呼唤、宣礼用）。清真寺的主体建筑是礼拜大殿。大殿坐西朝东，殿的后壁上有窑龛，称为“窑殿”，是穆斯林（阿拉伯语音译，意为“顺从者”）朝礼的方位。清真寺的庭院设置有序，典雅幽静。清真寺装饰忌用动物形象，多用植物花草图案或用阿拉伯经文装饰。各地清真寺之间没有上下统属关系。寺务和财务由有威望的乡老组成共管会，施行民主管理；教务聘请“伊玛目”（即教长，民国以后称“阿訇”）负责。
       回族是全民信教。人人都要修“五功”，即：念（念诵真言）、礼（向西方礼拜）、斋（每年封斋一个月，白天禁饮食）、课（每人按收入比例交纳济贫或公益福利款）、朝（到圣地麦加朝觐天房）。每天都要按晨、晌、哺、昏、宵五个时辰向西方礼拜。伊斯兰教教规严格，回民在饮食和婚丧嫁娶等生活习俗上都有许多清规。他们只吃由清真寺专职人员宰杀的牛羊肉，禁食不反刍的动物，禁止吸烟、喝酒。人死施行土葬、速葬，不用棺木。提倡本族内的互助、济贫。
        边外回族人口最多的是承德市。清初，因修建避暑山庄，许多身怀技艺的回民工匠从山东、河北、山西和陕甘等地纷来踏至；从陕西调来戍卫避暑山庄的绿营兵中也有回族人。由于信仰的需要，他们“乜贴”（募捐）在热河街修建了东、西两座清真寺。
      东清真寺始建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后经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两次扩建。因寺处城市东部，故称东清真寺，简称“东寺”。东清真寺是按传统四合院式布局修建，占地有4000平方米，三进院落，寺前有过街照壁，门前有牌楼，有过门厅（山门），院内有南北讲堂、水房、礼拜大殿、教职人员住室及邦克楼等，一应俱全。仅礼拜大殿就有18间宽，殿顶用黄绿琉璃瓦覆盖，中部顶有六角形尖顶邦克楼。此寺的规模可与北京牛街的清真寺相媲美，被誉为“塞外第一清真寺”。
      在乾隆皇帝的40多位妃子中，有一位是出生于新疆喀什维吾尔族家庭的容妃，因其身体有沙枣花的香味，被民间称为“香妃”。容妃很得乾隆宠爱，乾隆因她信奉伊斯兰教，特命宫内按伊斯兰教规定安排她的食宿。并10次带她到避暑山庄消夏、到木兰围场秋狝。容妃常到东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常向东寺乜贴，并送给东寺红纱宫灯一对、宝胡芦（宝瓶）一只。每遇伊斯兰教重大节日，东寺便将大红宫灯挂于大殿门口。宝胡芦被固定在大殿抱厦顶上正中央，周围用宝石、珍珠装饰。据说在天气晴朗时，宝胡芦在不同时辰变现出不同的颜色，回民们根据颜色的变化掌握时间做礼拜。容妃将自己的半副鸾驾、卤仗存放在东寺内。容妃还拜东寺的第三代伊玛目马耀为义父。乾隆帝赐给马耀水晶顶戴花翎和出入避暑山庄的金牌。
       承德东清真寺在文化大革命遭到毁灭性破坏，寺碑被砸，寺藏珍贵文物如宫灯、金牌，半副鸾驾、卤仗等不知去向，房屋被市民或单位占用。改革开放后，中共承德市委、市政府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利用城市拆迁契机，于2002年在市中心广场东南角重修了东清真寺。重修后的东寺是一座完全依阿拉伯风格修建的现代化建筑。全寺占地2000平方米，楼式，分上中下三层，中央部分上、中两层贯通，是礼拜大殿。有绿色穹窿顶，顶上有镀金宝胡芦和一弯新月。寺东部南北两侧各有一座26米高的邦克楼。重建后的东清真寺既是承德市穆斯林的活动中心，也是承德市伊斯兰教协会的驻地。
        承德市的回民还在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于市区西潘家沟集资建了一座清真寺，称为“西寺”。西寺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过扩建，文革中遭严重破坏，1980年、1989年又进行了重修和改建。西寺完全是中国古代宫殿风格的建筑，砖木结构，布局严谨，院落有序，礼拜殿宽大，邦克楼显眼。1936年，西寺曾出资在附近建了一座清真女寺，保存至今。西清真寺的建筑与避暑山庄周围的庙群交相辉映，融为一体，成为承德市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景观之一，也被列为全国著名清真寺之一，现在是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天主教和基督教文化
公元1世纪初，出生于中东地区伯利恒（今巴勒斯坦境内）的犹太人耶稣，创立了唯以上帝为宇宙唯一真神的基督教。虽然耶稣在33岁时，因叛徒出卖而被犹太当局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建立的基督教却继续传播。公元337年，基督教得到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宣布为全民必信的国教。公元1054年，由于东、西罗马帝国分治，基督教分裂为东部的希腊教会（又称东正教）和西部的罗马教会（又称公教）。16世纪中叶，以马丁·路德为首的部分公教教徒，掀起宗教改革，否认教皇权威，宣布脱离罗马教会，各自另立中心。他们改革的基督教被称为新教。今天，世界上将公教、东正教、新教统称为“基督教”。基督教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公教在我国被称为天主教，新教被称为基督教。东正教目前尚未被我国承认为合法，少数东正教的活动只被视作民间信仰。
        天主教的一个门派曾于唐朝贞观年间传入我国，在长安建寺传法，当时称为景教，但后来在唐武宗“会昌灭佛”时一同被灭了。元朝至正三十一年（1294年），罗马教皇派使团来华传教，得到元世祖批准，可在各地立寺传教，但随着元朝的灭亡，天主教活动中断。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教，致力天主教经典的汉文翻译和天主教仪规的固定，并将西方的科技、文化引入我国。但是由于教皇下谕教徒不允许崇拜和祭祀祖先，所以在清初康熙帝、雍正帝两次诏禁天主教。直到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才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得以在各地传播。
       内蒙古多伦县的文物证明，滦河上中游地区在元朝时就有天主教流传，但由于这里喇嘛教势力强大，天主教不会有大的作为，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天主教文化的资料和遗迹。现有资料见到的是，清朝道光年间，罗马教廷把满洲里、辽东、蒙古地区划为“蒙古教区”，主教府就设在距滦河上游很近的西湾子总教堂（位于今张家口崇礼县境内）。光绪年间，罗马教廷又将蒙古教区分为西、中、东三个教区，长城以北滦河中上游广大地域属于东教区，主教府设在滦河一条支流源头的原热河省朝阳县。
        天主教最早传入承德地区是在清康熙年间，有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在今滦平县张百湾镇老虎沟买地建个临时小教堂传教，咸丰六年（1856年）改建成正式教堂，教堂神甫长期由外国人担任。1900年该教堂被义和团捣毁，后由清政府赔资修复，是热河地区有名的天主教堂之一，文革中再次被捣毁。2002年，落实宗教政策，又按西方教堂风格复建。复建后的教堂呈人字型外观，镂空雕花圆拱型窗，古朴典雅，高高的两个塔尖把两个十字驾伸向天空，十分明显。此外，承德市偏桥子天主堂、围场县山湾子天主堂、丰宁县凤山镇天主堂、滦平县长山峪镇三营子天主堂，平泉县卧龙镇沙坨子天主教公所等也都有一定的名气和声望，但也都有过老虎沟教堂那样的命运。现今这些教堂都已恢复了。据解放初期的统计，原承德地区八县三个区有天主教教堂14座，天主教公所10处，司铎（神甫以上的教职人员）18人，教友12611人；1980年恢复宗教活动后，有天主教活动场所15处，神甫5人，修女15人，教徒两万人。
        基督教（新教）传入滦河上中游地区较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有英国基督教昆弟会牧师伊格尔到平泉县城南大街建一座仿罗马式的基督堂，称“福音堂”。附近建平、凌源、建昌等县的教徒都去平泉福音堂做礼拜。后来，英、美、德、日各国的新教各派牧师都来平泉福音堂布过道。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有美国传教士在今承德竹林寺街建基督堂传教。之后，又有英国人在避暑山庄外建碧峰门基督堂传教。此后，其他县区陆续有了基督教和基督堂。
        天主教、基督教除在各地传道外，还开办学校、西医诊所、孤儿院等慈善机构。解放后，因为我国实行天主教、基督教“三自”（自办、自养、自传）、断绝与外国基督教关系的政策，承德地区原有天主教、基督教的外籍神职人员或者被驱逐出境，或者自动回国，天主教、基督教逐渐停止了活动。文革中，天主堂、基督堂无一得以保存。改革开放后，由于各地宗教政策的落实，它们才有所恢复。  
（四）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来自对自然神祗的崇拜与信奉，而这些神祗的产生又多依民间传说，而这些传说都有自然物、自然现象为刍型。边外广大地域山川秀丽，动植物丰富，状景奇观不胜枚举，所以滦河上中游地区的民间传说多，民间崇拜和信仰也多。现举有代表性的几例：      
     1、 边外独有的庙宫文化和赛罕佛信仰
    庙宫文化和赛罕佛信仰，源于清朝对木兰围场的设立。
    满族是个能吃苦、善狩猎的民族，宿有“春水秋狝（xian三声）”（春季捕鱼秋天打猎）的习俗。滿洲人就是凭着马背上的骑射功夫，入关灭明，定鼎了中原，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狩猎习武。清初历代皇帝都重视“校猎习兵”。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从“肄武绥藩”的国策出发，考虑到遏制沙俄侵略、绥服内蒙古诸部、提高八旗兵战斗力的需要，决定在内蒙古克什巴腾、巴林、翁牛特、敖汉、喀喇沁等旗的部份牧场上，以“诸旗敬献牧地”的名义，划定范围，设立皇家围场——“木兰围场”（“木兰”是蒙古语，汉语“鹿哨”之义，猎人打猎时吹吸一种木制长哨，仿雄鹿求偶时发出的鹿鸣声吸引雌鹿，以便围猎）。派官兵设木栅和置柳条边加以隔离。围场内不许百姓进入，禁砍柴、伐木和垦殖土地。围场占地15300平方公里，根据山川地形划分为72个围区，围场四周设营房、哨所，派兵驻守，设围场总管衙门总管围场事。从此，“秋狝习武”便成为清帝的“家法”。从康熙二十年至道光元年（1821年）诏除秋狝，除雍正帝在位的13年没有秋狝以外，其余的127年间，有6帝8代皇帝到木兰围场秋狝105次，几乎每年秋狝一次。
       每次秋狝都是兴师动众的大事情。秋狝时，外蒙古和青海各部首领和内蒙古48旗的首领，都要提前到围场外的行宫候驾，参加秋狝。每次秋狝，皇帝不仅要带嫔妃（有时太后也随行）、皇子、大臣、太监、宫女数十数百人，还要调集参与狩猎和军事演习的军队少者七、八千，多者三、五万人。每次秋狝历时二十余日。从北京到木兰围场800里。要准备和运送这么多人的生活用品、军械弹药谈何容易！清政府为“省驼载之劳，以息物准，发内府余储”，自康熙二十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间，在由北京去往木兰围场的沿途，选地建皇家行宫20余座。这些行宫都依山傍水，环境幽雅，建筑严谨，布局合理，具有皇家气派。它们共有一个特点：都于行宫附近建寺庙，以供皇上后妃等人拈香敬神。有的行宫甚至将寺庙与皇帝行宫合建在一起，人们称之“庙宫”。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建于今河北省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四道沟乡庙宫村的“东庙宫”和建于河北省隆化县步古沟乡庙宮村的“西庙宫”。
       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帝为秋狝时“拈香小憇”和接见随围射猎的内外蒙古、新疆、青海少数民族首领，命于木兰围场的出围口“伊逊崖”处（“伊逊”是蒙古语，“九曲”之意，如九曲羊肠）修一座皇家行宫。因为此行宫是将神殿与皇上寑宫合建在一起了，故被当地人称为“庙宫”。庙宫占地2400多平方米，坐北朝南，黄琉璃瓦、红宫墙，门额是“勅建敦仁镇远神祠”。内有前后两层殿和东西两跨院。前殿为神殿，殿额是御书“崇镇周阹（音去）”，内供敦仁镇远神像。与众不同的是，此神像穿的是清朝官服，头戴清朝官帽，项挂朝珠，体态雍容，正襟端坐，面带微笑，手握一串佛珠，左右各立一位身穿清装的侍者，三尊神像皆是金色。后层殿是皇帝寑宫，内设龙床、御案等休息设施，殿额是“缵功致祷”，又额“上兰别墅”。宫外有宫房数组，供随扈人员及办事大臣住用。行宫静谧安详，宫内外有100多株参天古松，微风吹过，松涛阵阵。行宫西面是状似屏障的峭壁悬崖，崖顶似人手指，伸向蓝天。山谷中时时升起缕缕云烟，随风缭绕飘移。由庙宫向北远眺，是一线绵延起伏的青色山峦。行宫南面，是婉延向南流去的伊逊河水，碧波粼粼。诗情画意，有如人间仙境。因为此庙宫地处木兰围场东口，故被称为“东庙宫”。
        嘉庆二十二年（1871年），嘉庆帝又命于木兰围场的出围口伊玛吐崖口处（“伊玛吐”是蒙语，“小羊”的意思）。建一座皇家行宫，名“勅建协议诏灵神祠”。其建筑布局、建筑规模、外观造型、与东庙宫完全一样（神殿内的神像牌位虽是“协议诏灵神”，造像却与东庙宫的神像完全一样）。因其位置在木兰围场西口，故被称为“西庙宮”。
        东庙宫供奉的“敦仁镇远神”和西庙宫供奉的“协议诏灵神”，是一神二名称，指的就是由康熙造势，经乾隆、嘉庆诸帝和慈禧太后的炫染定格的木兰围场保护神，后来又成为民间信仰的“赛罕佛”。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七月十六，康熙帝举行木兰秋狝前夕，在热河避暑山庄对大学士们说：“夫天象最难测，而之所动，亦可预知。朕少年时在兴安岭（按：此是指木兰围场境内的兴安大岭，非指东北大兴安岭），上行茂林中，迅雷忽作，乃避出茂林。雷止，遣人往视，树木皆为迅雷所击。此皆朕亲历之事也。” 康熙帝的这段话，暗示着发生于三十多年前一个关于他的传说：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康熙皇帝巡视塞北。十三日傍晚，当大队人马行至今围场县境内的三星潭附近时，突然雷声隆隆，下起瓢泼大雨。皇上与随行官兵急忙避入茂林中。空中劈雳闪电不停。随行官兵个个胆战心惊；康熙帝虽未失态，心中却也有些恐惧。正在此时，康熙帝忽见坐骑前方的草地上有一只尺许大的金色蟾蜍，双爪环抱如作揖，双目炯炯望着他，似乎表示着什么。康熙并未在意。金蟾见皇上无动于衷，便大叫一声，转身向林外蹦去；蹦了几步，见皇上仍原地不动，又回头大叫几声，向林外蹦去。这时康熙帝才发现此金蟾只有三足，前二后一。他恍然大悟：“它是要我跟着它走！”康熙帝立刻率人马紧随金蟾迅速向林外走去。当人马走出树林后，雷声停了，天空晴了。康熙帝回头再看那片树林，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只见林木皆被雷击，东倒西歪，一片狼籍。他命人再找那只蟾蜍，已不见踪影。他想：“这一定是神灵显圣保佑我。”回想当初金蟾前爪环抱作揖，似有讨封之意，于是就说：“朕就封你‘赛北灵验佛’，永世承祀！”他回宫将此事禀告了孝庄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教诫说：“金蟾灵佑，乃我大清洪福，不仅你要常去祭祀，我也去拈香！”于是康熙帝命于三星潭西二里许事件发生的地方，建了一座赛罕佛庙。庙用经过打磨的石板建成，单间，坐北朝南。庙高1.96米，面宽1.21米，进身1米。庙顶用一整块石板凿成瓦棱状。庙门拱形，门额上刻着“英灵千古”四个字，门两侧刻有楹联，上联是“清得道千秋不朽”，下联是“赛北佛万古流芳”。庙内供奉一尊石雕的赛罕佛像，像为坐姿，头戴清朝官帽，身穿清朝官服，项上挂一串朝珠，手里提着一串佛珠。面带微笑，体态雍容。像的左右各立一石雕立姿的侍童，皆是清代服饰。庙周围是一碧万顷的林海，松涛澎湃，环境清幽。此庙大概是我国皇家勅建的最小庙宇。庙虽小，当地民众却说灵验无比。此后，康、乾、嘉三帝木兰秋狝时,必遣官致祭或亲拈香于赛罕庙。清末撤围后，赛罕庙因处于蒙古草原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来往行人和拉盐的勒勒车（蒙古人的木轮牛车）、骆驼队经过时，都要到庙前烧香礼拜，求赛罕佛保佑。此庙现已成为围场县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赛罕”是蒙古语“赛堪达巴汉”的转音“赛罕坝”的略称，汉义是“美好的山”。在围场县境内有一东、西走向的大山，是大兴安岭和阴山的余脉，康熙帝和乾隆帝称此山为“兴安岭”或“兴安大岭”。蒙古人称此山为“海喇堪山”，因为是神山，不许直呼其名，只称“赛堪达巴汉”，转音为“赛罕坝”。乾隆皇帝在一首题为《入崖口有作》的诗中，对此山灵佑天朝大加颂扬，命将此诗刻巨碑立于东庙宫西北的高岗上。诗碑至今犹在。晚清时，慈禧太后又颁热河赛罕佛庙匾额“普泽消氛”，欲借赛罕佛神力挽朝廷败运。
   康熙年间从宫中传出的“金蟾救主”故事，只不过是为证明“真龙天子自有神佑”而已，但传到民间后，故事就被演绎成另一种样子，对赛罕佛的崇敬也转为流传在滦河上游的一种民间信仰了。
    现今的滦河上游的民众，已多不知道“敦仁镇远神”和“协义昭灵神”是何许人也，而赛罕佛救驾的故事却无人不晓。有的佛寺甚至把这位围场的保护神当作佛像供奉，并把赛罕佛改塑成民间老者的模样。在今隆化县张三营地藏寺的赛罕佛殿外墙白壁上，书写着当地一位名士撰写的《赛罕佛序》。《序》中说道：赛罕佛是上古一只得道金蟾，在热河北部的赛罕坝修化成神。在热河、内蒙古辽阔大地上广施法术，济困扶危，恩泽百姓。康熙二十四年，帝游木兰围场，遭强盗围截，危急中帝大呼：“何人救驾？”只见空中五彩云中现出一金面白须、两耳垂肩、手托金蟾的老人回应道：“吾皇休慌，赛罕佛在此！”言毕用手一挥，但见满天刀剑飞出，强盗大惊失色，怆惶而逃。康熙大喜，望空而拜，后与赛罕佛结为金兰，并命为赛罕佛建庙祭祀。庙建成后，八方朝拜者络绎不绝，每遇困苦求之，无不满愿。《序》中还说，光绪二十六年，当地伊逊河水泛滥，冲毁良田，冲走百姓。危急时水面出现赛罕佛，手中金蟾口吐金光，河水从此平静。《序》还说，民国时期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每逢赛罕佛庙，求之于赛罕佛，路上必遇白银数两，以解燃眉之急。隆化张三营地藏寺所供的赛罕佛神像，是一尊身穿民间百姓服装、长得慈眉善目、金面、白须、白发、大耳垂肩、手托一只金蟾的彩色泥塑神像——这就是民间百姓心中的赛罕佛。
         2、“秃尾巴老李”信仰、丰宁九龙松和亚龙圣母祠
        “秃尾巴老李”的故事，本来流传在山东、黑龙江等地区，大意是：某地一个李姓农家，妻子长久不育，后生一小蛇（龙），吃母亲奶时被父亲发现，父亲砍断小蛇的一截尾巴，小蛇疼痛难忍，化成龙腾云而去，到东北黑龙江成为江神，因其出身李姓，又缺一截尾巴，故称为“秃尾巴李龙王”，通称“李老爷”。奇怪的是，在滦河上中游诸如兴隆、滦平、隆化、丰宁几个县，也有与上述内容大至相同的传说，而且都有根有据地指出李老爷的母亲就是本地区某某地方的人，李老爷在本地某山修炼成功后，去黑龙江做神的。因此，这些地方都修了李老爷庙、李龙王庙和李母的祠庙，有的香火很旺，并有定期的庙会。
    丰宁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县城西北五道营乡开阔的平地上独有一株古松，据科学家鑑定此树植于980多年前的北宋中期。此树主干仅高3.5米，干粗需三人合围，树高不过8米，但其伸向四方的9条枝干却覆盖525平方米（近一亩地），最长一条枝干长达15米，粗大枝干盘根错节，枝头状似龙头，干身弯弯曲曲，状似龙身；块状树皮似龙鳞，九条枝干各具神韵，腾空飞舞。学者们赞誉为“天下第一奇松”。清朝康熙帝北巡时路见此树，惊讶赞叹不止，亲书“九龙松”三字，并留下500官兵驻防看护。此500人后来繁衍为此树周围的五个村落。另人不解的是此树虽壮伟，但其每年树上松塔（松果）中无一粒成熟的松籽，专家千方百计也未能育出幼苗。所以，至今周围的广阔平地上仅立此一树。树旁有一座亚龙圣母祠，祠中供奉的就是秃尾巴老李的母亲的神像。当地民众认为秃尾巴李龙神就出生在本地，这九龙松就是证明。所以每年定期举行以九龙松和亚龙圣母祠为中心的庙会。周围几十里的老百姓都来祭祀李老爷和圣母。香火十分旺盛。
     3、棒槌山与蛤蟆石
    从承德避暑山庄的“磬锤落照亭”向东望去，可见到一根巨大立柱状的石峰矗立在一座海拔596米高的山颠之上。这就是“热河十大景”之一的磬锤峰。此石峰上粗下细，上部直径15.04米，根部直径10.7米，高38.25米，倒栽在一个巨大长方形台基的南端，磬锤连同基台通高60米。峰基下是悬崖绝壁，峰顶上是兰天白云，挺峻险极。有外国人看到后，惊叹不已，称赞此峰是“上帝的拇指”！更奇特的是磬锤腰间居然横生出一株枝繁叶茂的蒙桑（也称崖桑）树，植物学家认定，此树已有300年以上的树龄了。眼睁睁看着每年结很多白桑椹，却无法採到、吃到。早在1500多年前北魏大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就有此峰的记载，称其为“石挺”。承德人因此峰状如妇女捣衣用的棒槌，而呼其名为“棒槌山”。清康熙四十一年（1701年），康熙帝嫌其名不雅，赐名为“磬锤峰”。既然名为“磬锤”，必然有其宗教含意：第一，许多出土文物证明，远古人类重视生育，把男女生殖器当作祭祀之物。有学者认定，磬锤峰在承德远古先人们的眼中就是男根（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而磬锤下的长方形巨大台基平面，正是人们祭祀这巨大男根之场。第二，喇嘛教因融入了印度密宗性力派内容，有“男女双修”之说。罄锤峰山脚下有一座普乐寺，是“八大处”之一，属喇嘛庙。普乐寺与众不同的是，门向西开，后门朝东，直对着磬锤峰。寺中主要建筑是建于中轴线上的密宗坛城，坛城中央的旭光阁造型如北京天坛祈年殿，只是殿顶以黄琉璃瓦覆盖，当地人称普乐寺为“园亭子”。旭光阁中央供奉一尊立姿的胜乐王佛（俗称欢喜佛）铜像，像的面目狰狞恐怖，三头、十二臂，怀中拥抱着裸ti明妃作交合状。据说此像代表喇嘛教修炼的最高层次。胜乐王佛正面对着磬锤峰。据说蒙、满风俗男女青年结婚时都要去礼拜此尊佛像。因为磬锤峰代表男性阳刚之气，据说不孕妇女去摸摸棒槌山就可怀孕，所以许多妇女多去爬棒槌山、摸棒槌峰；中老年人也去爬摸棒槌山，说“摸了棒槌山，能活一百三”，“看看棒槌山，不愁吃喝穿”
    磬锤峰向南隔一条沟谷的山顶处，有一块巨石，因其酷似一只昂首蹲坐的蟾蜍，故名“蛤蟆石”，也是“热河十大景”之一。蛤蟆石距磬锤峰直线距离500米，石高14米，体长20米，蛤蟆以屁股对着磬锤峰，头昂首向南，蛙背光滑，可坐十几个人，腹下有两个南北贯通的洞，二洞相通。身为“世界文化名人”的著名学者张士元教授指出，磬锤峰是男人阳具，而蛤蟆石是女阴，因为在民俗文化中，蟾蜍与月、龟、水等是同一个内涵。
   排除磬锤峰、蛤蟆石的宗教表征，承德人还有许多关于它们形成的民间传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
    大早以前，承德这地方原是一片大海。有一年青渔民打鱼时网到一尾金色小鲤鱼，不忍让它受到伤害，又将它放回海中。小伙子回家后见一不认识的美丽姑娘已将饭做好。原来姑娘就是被放生的小鲤鱼，是海龙王的公主。公主感谢小伙子救命之恩，爱慕小伙子勤劳善良，二人便结为夫妻。龙王震怒，派蛤蟆元帅领兵去抓他们。战斗中公主急忙将从龙宫盗出的定海神针抛向海眼，海水立刻退尽，定海神针变成了磬锤峰立在那里，蛤蟆元帅来不及回到大海，变成了蛤蟆石守在磬锤峰旁。龙王上报天庭后，玉皇大帝派北天王统兵到下界捉拿公主，公主死抱住磬锤峰不撒手。天王请示玉帝，玉帝答复：“就地处置吧！”于是天王将公主变成一棵桑树生在磬锤腰中，让她上够不着天，下沾不到地。小伙子只好带着孩子面对磬锤峰呼喊公主的名字。据说被喊声震落下来的白桑椹，就是公主滴下的眼泪。承德人流行着一句话：“棒槌倒，蛤蟆跑，僧官帽上挂闸草。”承德人管静水中的金鱼藻类的水草叫“闸草”；“僧冠帽”是指热河十景之一的“僧冠峰”，以其峰顶状如和尚帽子，俗名僧冠帽山。此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棒槌山倒掉，海眼就会打开，蛤蟆石就可以跑回大海，海水上涨，淹没承德，连周围最高的僧冠帽峰顶上都将挂上水草——谁都不愿磬锤峰倒掉，还是让它矗立在世间吧！
    （五）道会门文化
    “道会门”（或称“会道门”）是会门和道门的合称。最初，“道门”诵经念咒，制造和传播迷信邪说，迷信色彩极为浓厚；“会门”是以兵器种类命名，如大刀会、仜枪会等，吞服念咒，练功习武，据地自保。后来，道门与会门混合，名目繁多、种类混杂，通称为“道会门”。
   道会门原本是带有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明中期以后，道会门的创教者们从正规宗教的经典中东拉西扯，用浅显的文句编创经书，用封建家长式的手段控制各级头目，用极端严厉的毒誓、咒语约束教徒。多数首领有争王称霸的帝王思想，有恐吓民众、欺骗敛钱的手段，因此，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的统治者均视会道门为邪教，予以严禁。日冦侵华时期，不少道会门首领投靠日伪势力，甘心当汉奸；日本投降后，又投靠***************************政权，参加特务机关，勾结土匪，从事反共活动，已经成为具有反动性、落后性和破坏性的罪恶势力。据有关方面统计，1948年全国有道会门300种，骨干分子82万人，道徒1300万人。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政府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有关规定，对所有的会道门组织进行彻底取缔，对道首和核心分子坚决镇压，对中小道首加以管制，对一般教徒进行登记和教育。从根本剷除了道会门这个社会毒瘤。  
    滦河上中游地处我国北部边陲，人口分散，且多居于山地，经济、文化与边内地区比较相对滞后。这也给道会门的传播提供了环境条件。清朝中期以后，滦河上中游地区有道会门争相传入和孳生。如红枪会、大刀会、道德会、先天道、花蓝会、黄枪会、一贯道、普济会、十方在礼会、三教圣道会等等，有数十种。
    1、 金丹道暴乱
    清光绪年间，有承德府建昌县杨家湾子（今属内蒙古敖汉旗）人杨阅春，自创了金丹道（又称圣道门），在热河中东部的平泉、建昌、喀喇沁、赤峰等地积极发展教徒。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月，金丹道乘蒙古人与汉人争地纠纷严重之机，发动武装暴乱，提出“专杀蒙人”的口号，攻打各旗蒙古王府，杀死蒙古王爷、贝勒，残杀无辜蒙古平民百姓，制造很多起血案，声震边外。此次暴乱不具正义性。暴乱虽然不久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却增加了蒙古人对汉人的仇恨，严重破坏了蒙、汉之间的民族团结。
    2四处泛滥的一贯道
    在近代众多的会道门中，若论人多势重、罪恶大的莫过一贯道。一贯道民国时期有教徒1500万，占全国300种会道门总人数的一半以上。一贯道的前身是山东益都人王觉一在光绪三年（1877年）创建的东震堂。后来，王觉一的徒弟、掌堂刘清虚根据《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之意，改东震堂为一贯道。民国时期，一贯道传到流氓道士出身的张光壁掌堂时，张光壁派人到全国各地“开荒”（传教），使一贯道迅速发展。日寇侵华时，张光壁本人和教中许多大小头目投靠日伪势力，卖国求荣，充当汉奸；日降后又投靠***************************政权，反共反人民。
    建国前，地处长城以北的热河省是一贯道最猖獗的省份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一贯道利用此地区特殊的政治环境，从多伦、北京等处传入，积极发展，流布城乡社会各阶层，行动极其活跃，组织也很严密。他们尤其注意向山沟偏远地区发展。他们宣传迷信，制造恐怖，妖言惑众，骗敛钱财，奸滛妇女，破坏力极大。有资料显示，仅地处滦河上游的隆化一县，在建国前夕，已有一贯道徒53000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他们用串门入户手段进行宣传，其活动范围几乎涉及到当时全县一半人家！
    建国后，承德地区各级政府依法对一贯道取缔，但仍有少数顽固份子转入地下活动，妄图死灰复燃，后经公安机关几次打击，一贯道才消踪灭迹。但近年又有台头趋势。
   （六）庙会文化      
    庙会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真正定型和完善在明清时代。庙会虽然是因“庙”而“会”，但后来却突出了贸易功能；而对普通人来说，逛庙会主要是为了娱乐。
    滦河上中游地区凡有较大寺庙之处，都各有定期的庙会。这些庙会与边内中原庙会相比较，有其特殊之处：
    1、庙会的动静较大。因为举办庙会之地多处于边内外物资交换、商品流通的咽喉地带，参加贸易的物资需用马队、骆驼队运输，行程数日或数十日，提前到达，因此庙会之地都有骡马店、骆驼店等临时性或固定的设施。
    2、庙会交易中，以物易物的手段占一定的比例。例如用5斤中等茶叶可兑换100斤羊毛，用100斤羊绒可兑换5匹红锻，用30张羊皮可兑换1匹兰士林布，用100斤柴胡（中药材）可兑换5斤绣花丝线等。
    3、庙会时间一般是5-7天，贸易成交额却很大。以隆化县张三营庙会为例，清末民初时，每次庙会虽然仅有6天，每天都要接纳10万人，最多时达12万人。庙会期间买卖成交额达10万多两白银，后来流行光洋时也有10万多块银元。
    发展到这时的庙会文化已离宗教文化太远了，故不多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