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是北周少保豆卢永恩墓碑上的一句话。这是个很难解的题，也是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这关系到朝鲜的古代历史，也关系到孤竹国的历史。笔者就此题作初步的探讨。现将探讨的结果呈现给大家，欢迎斧正。
 
关于箕子，《史记·宋微子世家》记：箕子，是纣王的亲属。纣王开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便叹息道：“他既然用象牙筷子，便一定会用玉杯，制造了玉杯；那一定渴想远方珍异的物品，以供自己享用。从此将逐渐讲究车的舒适，和宫室的豪华，国家无法振作了。”纣王荒淫放纵，箕子进谏，不听。有人劝他说：“可以离开不管了！”箕子说：“做臣子的人，谏君不听就离去，这是彰显国君的过失，而自已讨人民的喜欢，我不忍心这么做。”于是披头散发，假装疯癲去当奴隶；从此隐居不出，常常抚琴低吟，悲叹自己的遭遇。后世就把箕子操弦所奏的曲子，叫做《箕子操》。周武王******************商朝后，就去访问箕子。箕子对武王说以“天地之大法”，即作《洪范》。于是武王就封箕子于朝鲜，也不用称臣。后来箕子前往京师朝见周天子，路过殷朝的故墟，见宫室毁坏，禾黍丛生，内心悲伤，想放声大哭，又觉不可；暗自饮泣，又有点像妇人。于是作了一道《麦秀》诗，借歌咏来抒发内心的悲伤。诗是这样的：“那麦子吐穗啊，它的芒刺多么的齐平！那废墟上的禾黍啊，怎么长得如此的繁茂！那顽皮无知的孩子纣王呀!为什么不跟我要好!”殷朝的遗民听到这首诗歌，无不感伤流泪。《史记·殷本纪》记：纣王剖比干心，箕子惧怕，于是装疯癫，扮成奴隶，纣王又把他囚禁起来。又记：周武王把箕子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封比干墓，表商容之闾。《史记·周本纪》记为：武王接着命召公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命毕公释放了被关押的百姓，表彰商容居住的里巷。又记：武王克殷后二年，向箕子询问殷之所以灭亡的原因。箕子不忍陈述殷朝的过失，只是把国家存亡之道以及国事所宣告诉武王。武王也觉得难为情，就只提出些治国之道询问他。以上是《史记》几处所记的意思。箕子，又称箕伯、箕仁。商纣之诸父，即伯父或叔。名胥余。任父师（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而得名。孔子将微子、箕子、比干称之为殷商之“三仁”。实际上箕子的功绩在于对朝鲜的开拓。
 
朝鲜最早的历史书1145年的金富轼《三国史记·卷29》记：“海东有国家久矣，自箕子受封于周室。卫满僭号于汉初，年代绵邈，文字疏略，固莫得而详焉。”这里说朝鲜的历史悠久，始于箕子朝鲜，箕子是朝鲜历史的开创者。当然，在箕子去朝鲜之前朝鲜之名已出现。对于箕子去朝鲜有人持否定态度，这是没有根据的。除《三国史记》外，13世纪高丽麟角寺僧一然的《三国遗事·纪异第一》书中也记：周“封箕子于朝鲜，壇（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除上述朝鲜人承认封箕子于朝鲜这一事实外，在中国的典籍中记载更为清楚详细。《史记·宋微子世家》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并不用称臣。《前汉书·地理志》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记：“昔箕子适朝鲜，作八条之教。”《尚书大传》又记：“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从这些记载中可以肯定箕子确实去了朝鲜，并对朝鲜民进行了很好的管理和教化。《后汉书·东夷传》记：“濊，北与高句丽、沃沮，南与辰韩接；东穷大海；西至乐浪。濊及沃沮、句丽本皆朝鲜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濊、沃沮、句丽，位于今朝鲜半岛中部和北部，就是箕子所到的朝鲜。从记载看，经过箕子的经营，朝鲜成了一片祥和的乐土，秦末汉初，中原大乱，燕、赵、齐数万人奔往朝鲜避难。《前汉书·地理志》和《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也都记载了这些内容。《魏略》云：“昔箕子之后朝鲜侯，······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两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朝鲜遂弱。”
 
箕子传四十余世，燕人卫满击败朝鲜侯准，取代准自称朝鲜王。
 
关于箕子朝鲜与孤竹国的关系，《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少保豆卢永恩神道碑》记：“君讳永恩，字基，昌黎徒河人，本姓慕容燕，文帝皝之后也。朝鲜箕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又说：“朝鲜建国，孤竹之君。”关于豆卢永恩《周书·豆卢宁传》中有记载。这里记朝鲜箕子与孤竹国的关系不是一家之言，而《隋书·裴矩传》也记：“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这段话的意思是隋朝银青光禄大夫兼掌军事的裴矩随从隋炀帝北巡塞外，随之攻高丽。先临幸投隋的东突厥可汗启民的账篷，高丽遣使事先与启民可汗勾通过，启民不敢隐瞒这件事，让人引见隋炀帝，裴矩因此向炀帝进言说：高丽之地本来是孤竹国地。周代封箕子于此，汉代分为乐浪、玄菟、辽东三郡，晋代亦统管辽东。朝鲜的历史著作也都承认裴矩的说法。朝鲜人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引裴矩的话说：“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高丽麟角寺僧一然《三国遗事》亦云：“高丽本孤竹国，周以封箕子为朝鲜，汉分置三郡。”上面这些话是箕子朝鲜与孤竹国关系的核心证据。笔者认为有两层意，一是朝鲜箕子之封在孤竹伯夷之国。孤竹国为商周时方国，位于滦河流域、辽西一带，都城在今滦河东岸河北卢龙县境，古代也属辽西。《豆卢永恩神道碑》所记“朝鲜箕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和裴矩所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这里可理解为的一个含义是，即周封箕子的朝鲜，或者高丽在孤竹伯夷国地。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孤竹国在商代鼎盛时期虽疆域很大，《尔雅》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孤竹为之北荒，占据着辽阔边远的北方，但还没有证据证明孤竹国的疆界东边到达朝鲜半岛。显然这样理解是错误的。还可以理解为封箕子朝鲜在孤竹国，裴矩所说可以解释为周代封箕子之高丽（朝鲜）之地原本在孤竹国。就是朝鲜箕子之封在孤竹伯夷之国，即朝鲜不在孤竹国，而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在孤竹国，这是两段话的原意。二是孤竹君建朝鲜国。《豆卢永恩神道碑》所记：“朝鲜建国，孤竹之君。”其意很清楚，孤竹君建朝鲜国。自然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正在孤竹国，那箕子要建朝鲜国，孤竹君必然帮着张罗，并主持建国仪式。故说孤竹君建朝鲜国，至少孤竹君是朝鲜建国的见证者。
 
朝鲜也称嵎夷、砀谷、明夷。《周易·明夷卜》记：“箕子之明夷”。《后汉书·东夷》记：“昔尧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盖日之所出也。”这里日出之嵎夷，当指朝鲜半岛。《史记·夏本纪》索引：“孔安国曰；‘东表之地称嵎夷，按《今文尚书》及《帝命验》并作禺銕（铁），在辽西。銕，古夷字也。”《说文·山部》记：“砀山，在辽西，一曰嵎夷，砀谷也。”嵎夷、砀谷、明夷在朝鲜半岛，也在辽西，与箕子朝鲜在朝鲜半岛，也在孤竹国是一致的。辽西属孤竹国，朝鲜在辽西，进一步证明“朝鲜箕子之封，孤竹伯夷之国。”是对的。《后汉书·东夷传》还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使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这里的“始其国俗未有闻也”，也是条信息，说明开始建国没有在本地，当在孤竹国建朝鲜国后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就开始实施“八条”治国方略。原来的情况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故没有记载。
 
从箕子离开商都北去到返回又给周武王讲《洪范》的时间看，箕子到达的是孤竹国。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正在孤竹国。《尚书·洪范》记：“惟十有三祀，王访问箕子。”《尚书大传》又云：“武王胜殷，继公孙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十三祀是武王败殷之第二年。而《尚书注疏》则说：“朝鲜去周，路将万里。闻其所在，然后封之，受封乃朝，必历年矣，不得乃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实也。”说《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说是对的。《史记·宋微子世家》记：“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其后箕子朝周。”就是说武王克殷就去访问箕子问《洪范》。前后所说显然是两种观点，焦点是时间。按清代《今文尚书考证》所说大意是：武王十二年二月初，武王军队到达殷都朝歌近郊牧野，大败殷军。此时已经命召公释放箕子。乃罢兵西归，封诸侯。箕子已去朝鲜，因而封之。后又“武王征九牧之君”，箕子宜在此时来朝，正是十三年。这一段肯定了《尚书大传》所说。实际上《史记·宋微子世家》并未说明武王访箕子的具体时间，而《史记·周本纪》记“克殷后二年”武王问箕子《洪范》，“后二年”可理解为后第二年，正是武王十三年。应该说《尚书注疏》所言也是有道理的。如果箕子真是直接去了朝鲜，因路途遥远，古代交通又不便，没有“历年”即数年是返不回周朝都城镐（今陕西西安西）的。第二年就不会给武王讲《鸿范》。武王十三年，箕子给武王讲《鸿范》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说明箕子被释放后，本想去朝鲜，远离周朝，可行至孤竹国时，就仃留下来。孤竹国君与箕子同为商之子姓，孤竹国给地让其居住，是情理中之事。再者，箕子的族人早已在孤竹国居住，奔族人而来也符合情理，具体后边再谈。周武王听说箕子去了朝鲜，封箕子于朝鲜时，他实际正居住于孤竹，他所在的城便称之为朝鲜城。随后箕子朝周。回来后，在孤竹又居住一段时间，携带“满朝”文武百官及随从人马去了朝鲜地，并对那里进行了很好地治理。
 
出土文物也证实了史书记载所言是对的。1992年，青龙河西岸的迁安县马哨村，出土了商代铜簋，器物底有铭文“箕”字；还有一件铜鼎，内壁有铭文“卜”字。箕是箕子的族徽，簋是箕子的器物；有卜字的鼎是箕子“卜筮”之器。说明箕子确实在此地居住过。距此地不太远的辽宁喀左县平房子乡大凌河东岸北洞村孤山西山坡笔架山顶先后发现一号和二号（在一号坑东北3·5米处）两个窖藏铜器坑。虽略有早晚，两坑器物都在商末周初这一段时间。在一号坑出土有孤竹族器物，二号坑出土器物中最重要的是带有铭文的方鼎，据张震泽《喀左北洞村出土铜器铭文考释》证实，方鼎上有三个人名，一是这一方鼎的主人官为“右正”的人，二是赏赐者是一妇人，三是“箕侯乐”.。由“箕侯”二字可肯定是箕子族人，三人“都是殷武丁至祖庚、祖甲时人，约当公元前十一世纪人。”“乐，武丁时人，箕子，帝辛时人，相距约四十多年。”箕子是纣王（即帝辛）的叔父，名胥余，为父师（太师）之官，故方鼎不是箕子的器物，而是箕子族人之器物。由此证明辽西，即孤竹国之地，不但箕子在此居住过，其族人在箕子到来之前已在此地居住。
 
出土文物是有力的证据，在典籍的记载和当地的遗迹中也可找到一些证据。明弘治年《永平府志·古迹》记：“朝鲜城在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地。”《大明一统志》记：永平府有“朝鲜城，在府境内，相传箕子受封之地。”《太平寰宇记·卷70》载：河北道平州卢龙县境内有“黄洛城、令支城、孤竹城、朝鲜城、辽西城等古城”。又说其中的“朝鲜城，即箕子受封之地。”这里的朝鲜城，《大明一统志》言“相传”箕子受封之地，而《永平府志》与《太平寰宇记》却肯定为箕子受封之地。三书所言应该是有根据的。有人说永平府境内的朝鲜城是北魏时所侨置的朝鲜县。这是一错误的判断。朝鲜城与朝鲜县在几部《永平府志》中区别是很清楚的，凡记“朝鲜县”均明确标明了设置的时间、原由，没有一部志书注明说是“箕子受封之地”，而只有在记“朝鲜城”时才注释了“箕子受封之地”。朝鲜城的具体地点可能就在迁安的马哨村，因有重器簋和鼎的出土，说明是大的聚落，簋上铭文又有“箕”字，说明箕子在此居住过。朝鲜箕子之封于孤竹国正在此地。与前边议论这里是恰好的注脚。
 
秦皇岛地区是孤竹国的中心区，在历史的长河中，朝鲜人在这里留下了较多遗迹。境内在北魏时设朝鲜县。《魏书·地形志》平州北平郡朝鲜县条下载：“二汉、晋属乐浪，后罢。延和元年，徙朝鲜民于肥如，复置属焉。”北魏延和元年（432年），徙朝鲜民于肥如地复置朝鲜县。《魏书·世祖纪》又记：延和元年“九月乙卯，车驾西还，徙营邱、、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仑赈济。” 当时的乐浪、玄菟属高句丽，其中朝鲜民集中安置于肥如置朝鲜县。北齐武平五年（574年），并入新昌县。建县140余年。属北平郡。
 
朝鲜县治的具体地址，清光绪年《永平府志·古迹》记：“朝鲜县，府北四十里。”《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朝鲜县标在了今卢龙县城东双望村附近。有人还说距双望不远的抚宁县曹西（以为朝鲜谐音）庄是朝鲜县城，该庄是个大庄，在这一带建庄最早。当然这是一家之言。
 
在建朝鲜县之前这里已有朝鲜人居住。据《后燕录》所记：后燕长乐二年，北魏天兴三年（400年），高句丽王安，事燕礼慢。二月十五日，慕容盛率众三万进行讨伐，开拓境地700余里，散其积聚，迁徙5000余户于辽西郡。
 
在建朝鲜县之后，也有朝鲜族人到这里居住的。隋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高丽王高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这里的辽西当指原辽西地区。
 
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征高丽，《资治通鉴·唐纪》载：“诸军所浮高丽民万四千口，先集幽州，将以赏军士，上愍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欢呼之声，三日不息。”这批高丽民应该有落户本地的。
 
现行地名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历史的痕迹。抚宁县的石门寨、驻操营相传均为唐朝以前高丽人所筑石头城。石门寨也因此而得名。驻操营镇的水门寺于明代建庄前原有高丽城；破城子传原为高丽城，唐太宗征高丽时，高丽人逃走，后城墙年久倒塌，明代建庄时，以破城子取名；崔庄的名称来历称，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崔姓高丽人迁此落户建庄，故名。山海关区的八里堡，传为高丽军队进犯时曾在此筑城堡驻守。卢龙县破城子，说是隋开皇年，高丽王率靺鞨族入犯辽西时，曾在此地筑土城，后被隋军所破。后有人迁其旁居住，以其破城子取庄名。青龙有高丽铺村，传为高丽人曾在此开商铺。碾子沟村，以村西遗留有高丽人用过的高丽碾子取名。还有一些城址传为高丽人所筑。相邻的迁安沙河驿，相传，唐王征东时，此地高丽人已修有城，清初被沙河发水冲走，民国初年，尚有西城垣。高丽城分布有个特点，就是多在山区，并就地取石筑城。青龙县的朴杖子也因朝鲜族在此居住而得名，当然这是清朝的事。据传，清康熙九年（1670年），朝鲜族朴姓随八旗军一同进关，初时，居住在滦州榛子镇，之后出冷口到朴杖子落户。道光年间迁往八道河乡塔沟村。光绪十三年（1887年），居住在塔沟村的朝鲜族因人口增多，土地不足，又有朴家两兄弟迁到孟家窝铺繁衍生息。由此可看出，朝鲜人除集中居住在高丽城堡中外，还散居于各个村庄。这里只是辽西一部分地域的情况，全部辽西地区会有更丰富的内容。
 
在历史的长河中，辽西这块土地与朝鲜及朝鲜族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其城堡而言，从时间上看，相传多为隋唐之前所建，都没有确切的时间，恐怕其中会有更久远的城，是否有箕子居住的城，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