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是一个依碣石、面渤海、挟滦河的形胜之地。这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处于冀东与辽西交接的咽喉之地，连接着中原与东北，沟通着海内外，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其曲度兴衰，既有辉煌的繁荣，又有残破的萧条，既有民族的融合，又有阶级的压迫和外寇的侵略。但勤劳、智慧、勇敢的先民们开发这块风水宝地的脚步不但始终没有停下来，而且总是逐渐扩大和深化，为中华民族文明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昌黎发现的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是继发现战汉（仅指西汉，下同）时期文化遗存的又一个高峰期。
辽天赞二年（923），契丹君主耶律阿保机（其子耶律德光改契丹国号为“辽”后谥其为辽太祖）在这里建立了统治。当时人口仅约为3000户，完全是一派四野萧条，人烟稀少的景象。于是统治者采用徙民充实占领区的政策，把从定州（今河北定州市一带）俘虏来的3000户汉人迁居于此，建立营州邻海军，设置了广宁县。同时随着辽政权（于公元94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的确定，部分契丹人也迁入本地居住，由于社会趋于安定，移民增加，人口增长较快。契丹人以畜牧业为主，其占领大面积农业区后，逐渐认识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从辽太宗耶律德光时起，不断发布劝农桑和保护农田的诏令。加之这里农业基础较好，大面积的土地得到了开发，手工业和商业已有了一定的发展。辽后期，金兵多次南下，战争又起，在这里形成了拉锯式局面，境内因战乱又变得残破不堪。据北宋使臣许亢宗《奉使行程录》所载：营州城内只有几十户居民，到处都是枯枝瓦砾。金政权确定后，大批女真贵族和平民移居此地，由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生产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境内的广大汉族与契丹、女真等族劳动人民和平共处，相互学习，在共同生产中逐渐融合。金占领本地区后保持了90年的平静，经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已达七八千户。
昌黎境内已发现的含有夏商周（西周）时期文化的遗址总共只有五处，而战汉时期的遗址则已达19处之多，基本覆布全县。自东汉至隋唐时期，有近千年的历史，但考古实物资料仍为空白。之后，辽金时期文化遗存又多了起来，除了我们早已熟知的源影寺塔、水岩寺、虹桥和碣石山中的多处摩崖题刻之外，还发现了29处遗址（裴家堡、段店、赵庄、常庄、歇马台、邢庄、吕庄、后刘坨、金庄、贾河北、侯里、马庄子、垂柳庄、黄双坨、张百户、陆庄、刘林子、燕子庄、武各庄、高庄、尖角、黄土庙、东北庄、金家庄、西蔡各庄、燕各庄、椹子庄、指挥、孙庄）、11处墓葬（中各庄、一蓦河、果研所、小东山、两山、施各庄、西大刘庄、裴各庄、晒甲坨、孙庄、贾河北），以及刘林子、张各庄、康埝坨、凤凰山、杏树园、团林、河西张各庄、正明山、朱各庄、东沙河、黄营、才庄、后坨等地的窑藏钱币，还发现了位于刘林子、尖角、吕庄、段店、裴家堡、赵庄的辽金遗址，位于中各庄、一蓦河、果园、小东山、两山、施各庄、西大刘庄、裴各庄、晒家坨的辽金墓葬（或墓葬群，有的含元代墓），位于刘林子、张各庄、康埝坨、凤凰山、杏树园、团林、河西张各庄、正明山、朱各庄、东沙河等地的辽金窖藏钱币。这些分布于昌黎各地的辽金文化遗存，充分表明了辽金时期的昌黎确是战汉之后的又一个发展高峰。与青龙县的辽金遗址比较，昌黎发现的辽金遗址面积都比较大，这无疑是由于山区与平原的不同自然环境造成的。根据已基本探明的部分遗址观察，其中最小的是吕庄遗址，位于其村东南1500米处的一块高地上，面积8000平方米。从断面上观察可知，文化层深30—40cm、厚60—80cm。裴家堡遗址面积最大，为30000平方米。该遗址的地层堆积比较简单，第一层为耕土层，厚20—25cm；第二层为明清文化层，土色浅黄，质疏松，深20—25cm，厚20—25cm；第三层为辽金文化层（上含元代文化），土色灰褐，质较硬，深40—45cm，厚30—35cm；第三层为冲积层，色浅黄，质疏松，深70—75cm，厚20cm，内含少量战汉时期的加沙绳纹红陶片，再下则为生土层。在这些昌黎的辽金遗址中出土的文化遗物，陶器数量最大，瓷器次之。陶器几乎均为泥质灰陶，轮制，火口较高，器形有罐、盆、缸、碗、盘、盏、杯等。器表多素面，另有附加堆纹、弦纹、弦断纹、菱格纹、波浪纹、戳印纹、刻画纹。出土的瓷器有碗、盏、盘、盂、罐、杯等，其表多为白釉，还有酱釉、黑釉、黄白釉、赭釉等，多素面，少铁花，纹饰有墨书、鱼纹、花草纹等。
裴家堡辽金遗址位于裴家堡西地南100米处，面积30000平方米，发现于2005年4月21日，于6月21日至8月29日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为1400平方米。该遗址共发掘清理出圆形、长方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的灰坑35座，灰沟4条，半地穴式房址6座，露炊遗迹6处，土路2条。另有大量陶器、瓷器和铜器、铁器铜币及铜钱，少量冶炼铜铁渣和煤渣，与少量鸡、鸭、羊、猪、马、牛骨等。该遗址发现的灶台连炕单间式半地穴式房屋遗址因最具特色而为人关注。因其均开口于第三层下，而确为辽金遗迹无疑。房址平面大都呈方形或近方形，坐北朝南略偏西，其多数的面阔与进深多在3—3.5米，残存的四壁为原生土，高度在20—50cm不等，未加夯实。屋内置火炕，大都位于房子的西北角，多数东西长2米左右，南北宽1.3米左右，烟囱在西北角，与房子西北角重合，灶台在东南角，炕内有3—5条曲尺状烟道，4条首居多，系直接掘土而成，炕面无踪影。烟道底部由灶台处向烟囱处逐渐抬升，但其端底大大低于烟囱之底。灶台、火炕与烟囱三者的如此结构形式，必有“好烧、满炕热、不返风”之良效，可见当时的火炕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已发现的辽金墓葬，均未经发掘，具体形制不得而知。由“露头”窥知其可分为石墓与砖墓、砖石墓三种，石墓又可分石棺墓和石板墓两类。墓内随葬品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和铜钱等。昌黎发现的辽金遗址与墓葬总共已达40处，但二者在一地双双被发现的只有孙庄和贾河北两例。孙庄遗址在其村北300米处，墓地在其村北40米处，二者相距260米；贾河北遗址在其村北2000米，墓地在其村北500米，二者相距500米。这表明，当时人死后有埋葬于居住址之阳不远处的现象。由于材料十分有限，虽然不能确认其为当时人们的习俗所致，但对于我们今后在遗址周边地区寻找同时代的墓葬，或是在墓葬周边地区寻找同时代的遗址，必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昌黎出土的辽金窖藏钱币绝大多数为金代窖藏，且其中绝大多数系北宋钱。裴家堡遗址出土的百余枚铜钱，其中绝大多数系北宋钱，其中有崇宁重宝、崇宁通宝、咸平元宝、治平元宝、淳化元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天圣元宝、祥符通宝、嘉佑通宝、政和通宝、皇宋通宝、元祐通宝等，另有极少量唐代与金代钱。实际上原辽金域内出土的窖藏钱币，均多为金代窖藏，而且其中也大都北宋钱居多。其原因何在呢？北宋铜钱品种繁多，大小各异，五光十色，在中国货币史上空前绝后。南宋在金兵持续攻击下，丧失了大片土地，苟安一方。因其所辖区域仅限南方，且推行纸币政策，故金属铸币大大减少，所以后世很少发现南宋钱。辽、金是与宋朝并列的封建王朝，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在与宋朝长期对峙期间，经过经济、文化交流，受到汉族先进生产、交换方式的影响，对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开始重视，不仅允许宋钱流通，而且自行铸币。但辽代行用的钱币，多数是从五代及北宋输入的铜钱。金代初期未曾铸钱，市面流通几乎全是“辽宋旧钱”。中期以后，流通领域以纸币为主，铜币处于次要地位，这在客观上大大限制了铜钱的铸造数量，加之全国铜源奇缺，铸币成本高昂，为此政府不仅禁止铜钱越出疆界，而且按着每个人的官职高低或财产多少，限定贮藏铜钱的数量，违者处于重刑。及至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政府为维护钞价，竟至强行推行交钞，完全禁止使用铜钱。这样以北宋钱居多的各种铜钱退出流通领域，而做为一种具体物质财富埋藏于地下，这就是后世发现金代窖藏钱币最多的根本原因。
昌黎虽然仅发现了29处辽金遗址，但与点多、面广的墓葬和窖藏钱币，以及地上灿烂的辽金文化，如源影寺塔、虹桥、水岩寺等统而观之，当时先民们的足迹已遍布碣石山麓、滦河沿岸、近海平原。实地考察或发掘可知，在发现的29处辽金遗址中，有为数不多的遗址之下或附近有更古老的文化。例如，在尖角遗址之下有商时期文化，在黄土庙、东北庄遗址之下有战国文化，在陆庄、刘林子遗址附近有战国文化，在吕庄遗址附近有战汉文化。在裴家堡遗址之下有一个含有战汉文化的冲积层，但遗物磨损程度十分轻微，这表明该遗址上梢不远处也一定会有战汉文化遗址。这种少数遗址之下或附近有更古老文化的现象昭示着先民们选择居住地的三个趋向：在旧址之上，在旧址附近，开拓新址。这是否表明辽金时期对这片热土的开发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呢？裴家堡遗址北距段店遗址（面积20000平方米），南距赵庄遗址（面积15000平方米），西南距常庄遗址（面积不详），均在2公里左右，这表明裴家堡及其周边地区是当时的一个人居密集区。之所以后来此地发展成“堡”，或许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