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呔商帮在东三省是一面旗帜，形成了一整套经营之道，亦可称经营艺术，综述如下。
一、选贤任能，唯才是举
所有呔商在创办和经营企业的过程中，都非常重视人才的选用与培养，武百祥尤为突出。有人形容他“爱才如命”。
在同记创办之初，“老谋深算”的赵禅唐加入其中，不久，又先后请到了王熙瑞、夏毓斋、刘龄九。为了实现自己革故鼎新的宏愿，他又礼贤下士，去天津以诚意聘请到了素有“小诸葛”之称的徐信之。接着，又将为人正派，处事能力很强的长春染坊外柜，人称“外交家”的李明远请到自己门下。同时，做到了量才使用，徐信之侧重管理同记内部事务，李明远侧重对外事务。而且，他们二人与武百祥志同道合，能把武百祥的经营思想付诸实践，武百祥因此如鱼得水。
武百祥善于吸纳别人的意见，与他经常交往的人，都对他的事业的改革发展有帮助。如他与塞克（原名陈凝秋，又名陈会新）的交往中，感到其言谈举止和处事方法很得体，也为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因此，聘用塞克作为他的私人秘书，主要辅佐他的文书工作。
哈尔滨市职工青年会童门星的工作和见解，对他创立同记职工青年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白秀生、张末原等也先后来到了同记。他还情愿与一些专门人才交往，并想方设法将他们招徕，与之一起办事业。请来的专业人才有：英文翻译何襄黼，俄文翻译袁世安，医学博士柏茂松。
为了办厂的需要，他不惜重金，从天津请来糕点名师苏庆祥，从苏浙一带请来制衣专家……。抗战胜利后，为了兴办猪鬃厂，经过政府批准，他聘请了在哈尔滨的日本专家平田。
益发合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们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是在本号培养，本号提拔，90%的掌柜、账房、老客都是出自益发合。
领东掌柜韩杏林培养了包括孙秀三在内的30多名人才作为各级各部门的掌柜。孙秀三接替韩杏林后，又着手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掌柜，都成为益发合的栋梁之才。同时，掌柜又根据业务经营的实际需要，也聘用外地或外籍人员。如在外国人开办的麦加银行供职的谢汀锡，其工作能力特别是外事能力很强，孙秀三不惜重金（月薪120元现大洋）将其聘请到益发合，委任其为益发合大连进口部主任。
武百祥还注重对同记人才的培养，他任命徒工出身的赵胜轩为同记工厂厂长。在工作实践中，武百祥亲自指导，耐心帮助，促使其不断进步，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厂长。
20年代的同记，可谓人才济济，各方人才竭诚辅佐武百祥，就像一个建筑物的矗立，要有四梁八柱的支撑一样，使同记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在管理上，武百祥极力反对旧式商家大老板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的作风。倡导以“良规善法”为准绳，他多次修改完善同记的规章制度。针对旧商店的陈规陋习，主张创立“有生命的制度”。他认为在本店的同仁，地位既有高低，责任就有轻重，而报酬也必有丰廉，决不偏重一面。所以，本店上自财东，凡系支用店中工薪者，就得亲自做事，何况以下的诸位领袖？凡义务无分巨细，均提倡领袖身先店员，职是之故，则权利义务均衡，上下自能一致，商务也绝无废驰之虞。此即有生命的制度也。”
武百祥把商店的组织比作人的身体，“经理、董事乃骨骼，精神者乃全店之店员也。”他说：“若人有身体、骨骼，无灵魂，则是一具皮囊而已，商店何独不然？”他谈到改组计划时说：“无非是要提高劳动者的人格和生活需要……上下一心，全体一致，视公司为己物，以负责为天职，此所谓精神组织也。”
二、灵通信息，善抓机遇
在商业的经营手段上，同记、益发合、天丰涌和众多呔商做到了快速反应，掌握信息，抢占先机，及时成交。
武百祥非常重视信息的搜集，把它作为自己经商、办厂的耳目，作为改善经营、增加工厂生产品种的主要依据。综合武百祥和其他呔商这个方面的成功做法主要有；
（一）、与进销货客户建立信誉关系。这些客户直接与生产厂家、和众多的供货商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把掌握到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及时传递给同记。这对双方是互利共赢的。
（二）、与顾客保持良好关系。顾客是商业的主人，满足他们的需求是商家的根本。武百祥在经营工商两业中，制定了利顾客的店规和洁、诚、信、爱的厂训。因此，赢得了顾客，顾客也把同记的职店员当做朋友，对商品有什么建议，能开诚布公地提出来，这也是重要的商业信息。如；同记工厂“白熊牌”袜子的研制成功，就是搜集到顾客关于穿上海袜子的意见，针对用纱单一、其缩水率大、洗后同脚不能再穿的弱点加以改进、研制而成的。
（三）、在外国派驻在员了解搜集信息。武百祥对派往外国的驻在人员要求很高。要头脑灵活、反应机敏、动作快速，精通工商业，随时关注人们的需求变化；不仅通晓所在国当地的行情，还要对哈尔滨的市场供销信息了如指掌。根据这些信息及时与同记沟通，然后再选货购货，确保经销的产品适销对路。反馈信息的方式有电报、信件、函、人员往来等。如在进货之前，先根据工厂或批发商所送的货样子，初步确定购买品种、价钱、交货地点、和结算方式，然后将谈妥的一切情况汇报同记总号并寄回样品，由同记总号所属的各有关营业组提出确定的购货单，经理审核批准后，寄回外地驻庄。采购员再根据购货单进行商品选购。此外，采购员如遇样子新、畅销、奇缺、质量好的商品，也可以自行决定，不失时机的进行采购。
（四）、对本埠、外埠的采购人员提出与外国驻在人员同等的要求。信息反馈更加灵活便利。在本埠进货方面，一是现场看货，即派采购员去批发商现场看货；二是根据本市有关工厂、手工业者和部分批发商送来的货样子进行选购。同记与这些单位不仅关系比较固定，货物任其选购，同记也经常向这些单位反馈顾客的意见和改进要求，以便使他们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满足顾客的要求。
（五）、临时出差、及每年派赴外国、外埠考察学习的人员，都做到随时留意各方的信息，并及时反馈。如。同记工厂生产的鱼皮豆，就是同记工厂的张若喧去上海出差时搜集到的信息，将在上海买到的鱼皮豆带回同记，经过反复研制而成的。
同记通过上述方法和途径，广泛搜集各方信息，准确把握市场机会，灵活处置，成交迅速，从而，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
赵汉臣的成功，也在于重视信息，把握商机。在做粮食生意时，他为了在第一时间了解市场信息，了解地域差价、时间差价，在国内大城市如上海、天津、杭州、大连、奉天、、哈尔滨等地派有驻在员；在国外的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也派有驻在员。各地的驻在员，每天必须向他汇报货源等有关信息。为了及时掌握行情，赵汉臣买通电话生，将各地行情向他通报。为了获得信息，把妓院这个各路人等汇集的地方都利用上了。据此，决定从粮谷低价的地方收购，向高价的地方销售。
益发合从韩杏林做粮食买卖开始，到孙秀三做钱钞倒把，倒卖金银，都离不开准确及时地掌握市场信息。就是在孙秀三避居大连建立益发合总管理处、发展实业以后，还在大连安装电话140多部，同各个分支机构直线联系，掌握经营状况及市场行情变化，及时作出应变决策。
哈尔滨“天丰涌”杂货店的李云亭，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始终注意市场信息的变化。当时市面上流通的钱币较多，比值变化大，交易中多以日本金票为本位。为了掌握各种钱币的涨落变化行情，天丰涌派专人常驻哈尔滨道外金融交易所，通过设在交易所的直线电话随时向经理报告行情，一旦比值有利时，就随时抛出手中的哈大洋，买回金票。同时，在几个大城市派驻在员，柜上专设一名书启（文书），专事与外地的函电信息联系。各大城市的行情和货单，天丰涌每隔一天收到一次，根据各地行情，选择价格适宜、运费合算的货物订购。
三、货真价实，讲求信誉
这一点同记做得最好，对商界的贡献很大，其中突出的是在全国商界首创“言不二价”、“明码标价”的做法，被称之为商界一场深刻的革命。武百祥以大罗新寰球货店为试验场，实现了自己这一革新的愿望。他规定了货真、价平的店规，要求同记上下树立以顾客为本的思想，绝对不准采取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欺诈手段愚弄顾客。同记不卖假货，货真价实，假一赔十。
同记工厂在生产流程中，严格把住质量关，如；生产的“白熊牌”袜子，凡是贴“白熊牌”商标的，必须经过精选，一点瑕疵也没有，不合格的一律为副品，分别贴上“鹦鹉”、“玫瑰”、“虎头”商标降价销售，绝不以次充好，真正做到一分钱一分货，按质论价。同记工厂的产品无不经过认真研制，从而保证了产品的高质量，如；小人糖的研制，经过反复试验，用掉了一万多斤糖才研制成功。
同记无论在商场还是在工厂，一向注重以质量求信誉、求发展，在哈尔滨的消费者当中有口皆碑。
哈尔滨的天丰涌在经营中也非常讲究商业信誉，重视巩固发展与新老客户的联系。对于新老客户的来函来电一律及时回复；对于订单，坚持按照要求及时发货，从不延误；本店货物一时不全，就千方百计在同业中采购齐全，并附上同业的发票一同寄去；对于发出的货物，如果对方反映数量少了，处除内部追究经手人责任外，不问情况，一律补足；对于反映货物有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一律退货、更换。为了声誉，天丰涌在每晚闭店后，房门总留值班的，用于接待拉洋车的，顺路捎一元钱的茶叶。茶叶设有专柜，自购自配，成为了一项制度，值班店员如有怠慢，就要受到经理的批评。由于天丰涌的信誉好，来办货的老客终年络绎不绝。
四、客户至上，方法灵活
客户至上，方法灵活，优质服务，是一切商家必备的素质。武百祥认识得更深，实践得更坚决。他反复强调，办店无人购货，商品等于零。因此要以客为主，顾客为本，优质服务，使顾客感受到“优质、快感”。因此，同记规定；
（一）店员必须殷勤和蔼地接待顾客
大罗新寰球货店开业后，哈尔滨商界名流吴子青，与武百祥谈论经商之道时，武百祥对“生意”一词做出了一番精辟、而又耐人寻味的解释。他说：“‘生意’二字，重点在‘意’，‘意’字又是由三部分组成的；立、曰、心。所谓‘立’，就是站立，所以，从古至今，做买卖的都是叫站柜台，而没有坐着接待顾客的；所谓‘曰’，就是说的意思，要百问不烦，百挑不厌；所谓‘心’，就是顾客与店员之间的心灵交流，如果顾客感觉到这个店好，服务热情、态度和蔼、物美价廉，就会心情舒畅，下次还会高高兴兴地再来购物。”
他要求大罗新寰球货店、同记商场所有职店员都要念好“生意经”，做到顾客进门，营业员主动向顾客问好，向其介绍商品，尤其是介绍新到商品、连带商品和顾客需用的代用商品。比如买药，店员对顾客所提的商品，即便没有，也不能回答没有，要先设法问清其病情，介绍适用的代用药品，使其满意而归。
店员介绍商品时，既要把商品的优点一一谈到，又要介绍使用方法、注意事项，要使顾客感到在同记碰上了好营业员，买到了好货。在接待中，与顾客交上朋友，让朋友心甘情愿的再到同记购物。这样的朋友多多益善。哪个店员交的朋友多，哪个店员就本事大。
武百祥每天都要到各店巡视一番，他发现老店员都有自己的老顾客，他非常高兴。一次，他在谈到同记精神时说，同记是靠顾客而得名的，外国的商店把顾客称作上帝，我们把顾客视为朋友。大罗新一年接待600万顾客，如果和200万顾客交上朋友，我们的成就会更大。之后，职店员们千方百计为顾客服好务，达到顾客满意，使之下次再来，这样就与顾客交上了朋友。在大罗新寰球货店，与顾客交朋友最多的是店员常鹏翔，因而，深得武百祥的赏识，到年终增薪时，破格翻番增薪，并被提升为职员。
(二)、对不同的顾客采取不同的接待方法
同记在武百祥等领袖的教育训练下，职店员认真揣摩各种顾客的心理，对不同的顾客采取不同的接待方法，尽量使进店的人满意。
上层社会的顾客。同记针对上层社会有钱有势的人家爱讲排场、爱虚荣的心理，在同记、大罗新商店内都设有贵宾室。贵宾室的四壁悬挂着俄罗斯的名人字画，当中是一张大漆的三米长、两米宽的方桌，四周为电镀的钢管椅子，与之相衬托的是鲜花和鱼缸。使贵宾室既显庄重，又突出了典雅的氛围。带有官相、士绅派头的人，多是酒足饭饱后出来逛逛，是抱着碰上好东西就买的心理，因此，他们来了就由部长、或主任亲自上前，请到专设的贵宾室恭敬相陪，好烟好茶一一奉上，再向其介绍样式新、花色好的商品，或窥其意图，迎其所好，推荐高级物品，并将货物送到跟前，让其过目点货，即成交易。由于接待是以聊天为主，所以，有时买卖时间过长，便备点心款待，待算完帐，包装好后，由部长或主任亲自送出门外。一般都由练习生送货到家中。
外地顾主。这些人多是地主富农或是专门为儿女婚嫁采办商品的农民。这种顾客在“不谎不成买卖”的当时，往往要串多家商店，来回比较多次，才能做最后决定。所以，同记对这类顾客，便采取专人跟班售货的方法，请他们坐下，烟茶相待，对他们热情体贴，闲聊年景好坏等，进而用如实介绍商品和多次取货看货的方法，使他们拿出购货单，这样就可以逐项挑选，最后成交。有时还带其选购连带商品，比如要做长袍，就根据面料的质量、颜色为其选配衣里、花边、纽扣等。这样的买卖往往销售额较大，故为经理、主任们所重视，常常亲自陪同他们唠嗑，迎送接待。有时还派人代其雇车送货。
带小孩的顾客。对他们采取送小人糖、饼干，以及安置好小孩的办法，使顾客安心购买商品。
一般市民顾客。对他们则是先取中档商品，请其相看，如嫌价高，再拿便宜一些的商品，如嫌质量不好，则拿较高级些的商品，以接近他们的要求，达成交易。
买货不成的顾客。对他们也要热情相待，不得罪他们，欢迎下次再来。对挑这问那并未成交的顾客，也要表明买卖不成仁义在，不怪顾客挑剔，只怪备货不全。
专门参观游览的顾客。对他们也不过分推荐商品，以免使其为难，而是任其观看游玩。
(三)、百问不烦，百拿不厌
同记对营业员的起码要求是，对顾客要做到百问不烦，百拿不厌，如果对顾客态度不好，卖不上货，到闭店时会受到部长、主任的斥责。与顾客吵架严重者，则会被开除出号。同记的商店，经常召开会议，由经理、主任为营业员讲授有关经营方法和接待顾客的方法艺术。强调营业员对顾客要“一问三答”，要有“三分耐气”，不能怕麻烦，更不能得罪顾客。
(四)、早开门，晚闭店
同记为了方便顾客，采取早开板，晚闭店的制度，营业时间从早八点至晚八点。如遇特殊情况，还可适当延长。比如晚闭店时间已到，但仍有顾客陆续到来，则开店迎接，只要店内还有一名顾客，便不能闭店，从不因闭店时间到而放走一名顾客。
五、求全求新，出奇制胜
呔商所经营的门店，都知道经商中货物全、新、奇的重要性，从而，坚持做到求全求新，出奇制胜。为此，呔商广开进货渠道，不仅从本埠购货，还从国外及商品主要集散地购货；对名特产品还实行从产地直接购货的方式。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商品品种，做到全、新、奇、特，使之在同业竞争中能够勇立潮头，处于不败之地。
（一）、从外国直接进货
20世纪20年代的哈尔滨，是个开放性的国际城市，对外交往极畅，为同记对外进货提供了方便。当时，同记通过两个渠道从外国进货；一个是通过日本大阪的驻庄进行采购，另一个是通过哈尔滨的外国洋行进行办理。武百祥派往日本的驻在员最多时达到8人，从日本采购的品种主要有；绸缎、呢绒、布匹、钟表、化妆品、眼镜、文具、玩具、各种毡帽、草帽以及身边用品等。通过在哈尔滨的外国洋行采购的货物，主要来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品种上有英国的呢绒、马箭哔叽、油漆布、代乳粉；德国的西药、颜料、小五金；波兰的呢子、毛毯；法国的化妆品；意大利的防水扣子等。这些外国货占进货总额的40——60%。
赵汉臣在四平经营的义和厚商店，直接从日本或其他产地进货，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从不在本市批发商、代理店、大屋子（小型批发商集中的商场）进货。因此，义和厚的普通商品价格，比其他商店要低一码。相反，高档商品却要获得高额利润，用赵汉臣的话说：“贵人买贵物，花钱不在乎”。所以，他经常从外国进一些高档、名贵商品。
（二）、从外埠及主要商品集散地进货
同记在上海、北京、天津、营口等地设立驻庄，派驻在员负责从外埠采办货物。采购的品种主要有；绸缎、呢绒、布匹、瓷器、化妆品、茶叶、针织品、山货等。食物中也有一部分外国货，主要是通过申庄采购的。对于采自农村的土特产品，必须从集散地的批发商处购货，如毛皮制品，每到采购季节，采购员都得到顺德、锦州等地，通过当地皮局子进货。其它如茶叶，除大宗到产地收购外，也部分从东北的茶叶集散地-----营口进货。
（三）、从产地直接进货
呔商的诸多大企业都是由产地直接进货，由产地直接进货的产品主要是国产名牌货，驰名工艺品、特产品。如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福建、江浙的茶叶，温州的凉席和雨伞以及北京的京胡，山东周村的口袋片带、响器，常州的木梳等。直接从产地进的货，除成品外，还有采购原料，就地制作的。如茶叶，每到收购季节，就派懂行的老客去福建、苏杭等地收购，就地制好后发回哈尔滨，再配制成各种规格的茶叶出售。
赵汉臣经营的苏绣，就是从苏州直接进货。他认准“贵人买贵物”的顾客心理，苏绣每个进价0.8元，卖价却高达15元，毛利14.2元。
(四)、从本市工厂、手工业者和批发商处进货
同记从当地进货坚持两条原则：一是适应当地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和需要进本地商品。二是避免商品脱销，保持商店销售正常进行，对外地一时购不进来的短缺商品，采取应急措施从本市工厂、手工业者和批发商处进货，缺什么补什么。
(五)、本厂加工生产的产品
凡是有生产能力并有销售店铺的呔商，他们都生产产品，都自行销售。益发合生产的面粉、豆油、豆饼，都由自己的门店进行批发和零售，并且努力提高质量，创建名牌。
同记的所进货物中，有本厂生产的“白熊”牌袜子及其它各种针织品、鞋帽、服装、皮箱等。同时根据市场需要，缺什么生产什么，如英式帽子、美式帽子、大罗香月饼和各种糕点、饼干、糖果等。还根据顾客的特殊需要，加工一些特殊规格的商品。
对于极具地方传统特点的产品，同记还根据市场需要提出自己的样式和规格要求，请厂家加工定做，并在产品上印有“同记监制”字样。如同记监制的景德镇瓷器、杭州的张小泉剪刀、上海各有关工厂的内衣、温州的雨伞等，都是畅销一时的商品。不仅提高了同记的信誉，也很受广大顾客的欢迎。
同记还有一个独特的进货方式------包牌子销售，即将某一种商品，特别是名牌商品，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包干销售，不让卖方再卖与别家，使这些名牌商品成为独此一家、别无二处的稀罕商品。同记采取这种购货方法，比起同业来是比较多的。因为这类商品在当时大多是洋货，而同记与外国洋行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同记实行包销的商品有英国的炼乳、刀子，德国的名牌糖精等。
在经营的商品求全求新方面，哈尔滨的天丰涌也下了很大功夫。
1921年杂货店扩建以后，天丰涌经营的品种分为干菜、茶叶、纸张、杂货、调料、食品、布匹七个大类，每一类最少有几十种，多则上百种。既有生活必需品，又有中药材、化工原料、染料等。还有一些利润微薄、销量很小的特殊商品。别家不经营的，在天丰涌就能买到。如过滤用的棕片、血渔网用的栲皮、浆衣服和刷鞋用的石头粉子以及黑、白、红矾等。有的商品一年半载卖不上一次，而且利润低、耗损大，但是，天丰涌不惜占用资金，坚持经营这些不挣钱的商品。他们认为，品种齐全，是扩大影响的一种方法，从长远看是为了更多的招揽顾客，获得更大的利润。
六、回避亲属，避嫌求清
呔商招收学徒，基本采取回避亲属、用乡不用亲的做法，有亲属去学买卖，都找保人安排到别的商号，不安排在自己经营的企业中。这样，便于管理，防止因亲属关系，出现亲疏偏差，从而做到避嫌求清。
武百祥把用人视为管理的真经，凭能力、凭实绩用人才；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听信谗言，遇有打小报告的，立即回绝说：“我自己有眼光”。武百祥在哈尔滨发达之后，带他闯关东的舅舅何善荣，因种种原因没了谋饭的岗位，前来同记帮忙。但他常以东家的舅舅自居，看着武百祥的老搭档赵禅唐不顺眼，唯恐他今后抢占了外甥武百祥的位子，便经常公开谩骂，声言要把他赶跑，私下也经常对武百祥说赵禅唐的坏话，挑拨二者之间的关系。武百祥不信舅舅的谗言，舅舅便不高兴。赵禅唐为了不伤害武百祥与其舅舅的关系，几次想离开同记。武百祥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从事业前途的大计考虑，大义辞掉娘舅，留住了赵禅唐，并保证了与赵禅唐的终生合作。
武百祥坚持在实践中考验人才，唯才是举。工厂的总监、经理、科主任、职员、工人、徒工，都有明确的晋升标准，并适时提拔。学徒出身的赵胜轩就是按晋升标准升任同记工厂经理的。出以公心，从事业出发，是同记人才济济的根本原因。
赵汉臣录用人员历来主张“用优不用劣”，平庸之辈，一概不用。他的侄子、女婿能力不强，赵汉臣不让他们进骨干企业义和顺粮栈，只安排他们在当铺、电影院供职。家乡的一位同窗好友的儿子，从关内来四平找他给安排工作，由于不了解，赵汉臣拒绝安排。该人在大连某商店工作出名之后，赵汉臣认为是一人才，能为他效力，便安排他到义和顺粮栈工作。
益发合招录的人员，都必须是昌黎、滦县、乐亭籍人，同时还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有益发合的人或是与益发合有密切联系的人保举推荐；二是掌柜的同意后要有两个企业作担保（铺保）；三是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四是一旦被招录要签订牛皮文书（协议）。为保证人员的质量，益发合在一年当中不断对人员进行筛选，俗称“过大眼筛子”，稍有过错，就得出号，所以孙秀三手下的职员个个都是顶尖高手。
七、审时度势 见机行事
呔商善于观察时事，审时度势，见机行事。赵汉臣善于结交，利用人脉，发展自己。他为了扩大财路，求得日伪官府的庇护，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拉拢贿赂。逢年过节，对统治阶级的重要人物，采取用果匣子装钞票的办法，按户送礼。在中央大戏院内设雅座，在四平饭店内设专席，招待军政警宪、官府要员。1940年赵汉臣回原籍葬父时，从伪满国务院总理张景惠到各部大臣、日本东京财界人士、日军侵华头目均发来唁电。这足以证明其广泛的人脉资源。
赵汉臣善于见机行事，利用各种手段建立人脉关系，从而屡获特权。斯坦福研究中心曾经发表一份调查报告，结论指出；一个人赚的钱，12.5%来自知识，87.5%来自关系。古今商道概莫如此。
赵汉臣由于财大，加之巧妙利用人际关系，三四十年代在四平颇有影响。他曾连任四平街历届商工会会长、红万字会会长、伪四平省协和会会员、伪四平市协和会顾问、若叶区伪区长兼慈光学校董事、无尽株式会社和军需服务社取缔役（后两项是专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
汀流河刘家，在韩杏林主掌柜事期间，依靠刘家在清朝廷中的威名。在孙秀三入主柜事之后，刘家在朝廷中没有当官的了，靠走上层路线，联系各级官员，作为企业经营的后盾。
韩杏林主持刘家企业柜事期间，正是清末民初时期。刘家在清朝廷有着很大的势力，先后有多人出官入宦。这些刘家入仕的官员，虽然职务并不显赫，但是刘家财大气粗，结交了很多高官重臣。就是到了民国期间，清朝虽然被******************，但是民国政府很多显赫的人物都与清朝旧臣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甚至是清朝旧臣充当了民国政府的官员。刘坦作为刘家的代表活跃于京津官场，他们与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等民国大总统都有交往。刘坦虽然只是民国政府交通银行的督办，但是家中悬挂着与袁世凯的合影，家庙中挂着黎元洪的手书，就是大总统冯国璋出门，也是乘坐刘坦的小汽车。刘家的这些新朝旧宦使刘家威扬四海，光耀着刘家的门庭，也光耀着刘家在东北的商号。韩杏林虽然在经营管理中明确提出不交官府，远离官员。他也确实没有依仗官府为自己撑腰解难，但是刘家的威名足以成为刘家商号的无形资产。
到孙秀三主持柜事期间，刘家显然没有了清朝时期的威风和荫庇。孙秀三为了益发合的发展，一改韩杏林不交官府的经营思想，多方开展官场外交，积极结交地方官要和各界名流，先后与吉长道尹蔡运升、长春镇守使丁超结拜金兰，同张作霖的谋士袁金铠、东北政要李杜、张书翰来往密切，长春榷运局局长董佑宸也成了孙秀三的座上客。他们这些人当时成了孙秀三发展益发合的靠山。
八、革故鼎新，以新活商
呔商在经营过程中，都注意经营手段和经营形式的改良，争取推陈出新，以新活跃自己的企业，武百祥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革故鼎新的精神，在众多的商人还处在懵懂之中时，他就提出了要“随时代以相演进”的至理名言。他意识到，“当下这样新旧交替时代种种的经营，可以说都是盲目的前进，肯抱定一个改良商业的目的前进的，在这个时候简直是不可多得。因为这种责任至重且大。”“那么，这样重大的责任究竟由谁来承担，别无他人，就是哈尔滨的商人，就是大罗新的你我他。”
他对革新有着深刻的认识、明确的主旨和具体做法。“别人做到的，我不去做，别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这是武百祥的生活信条，也是他经营企业的信条。他为了给改革趟出一条路子，率先破关出门，去国外考察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和方法，并将这些先进的思想和方法与本地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具有自身特点的经营策略和技艺，并以大罗新为实验场，进行大胆试验。正如武百祥自己所说的，大罗新的建立，“就是肯抱定改良商业的旨趣，处处采取新法，以作商业界的先导，把大罗新推置在一个引导者的地位。”从店名的确立，到建筑风格，装饰效果，再到货物的置备，都体现了革新的气势。特别是实践了武百祥首创的”言不二价“的构想，实行了明码标价，为哈尔滨乃至全国的商界起到了导引的作用。
在经营上，实行“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经营思想和原则。同记的所属企业，在武百祥的引导下，善于革新，看准商机，迅速占领市场。如，在前清的遗老遗少脑后还拖着长长的辫子的时候，武百祥破天荒的在东北生产出了第一顶英式帽子，而且是自己模仿，自己制作，由此开辟了东北制帽业的大市场。之后，设总号，建分店，派外柜，搞包销，从日本引进技术设备，派技术人员赴国外学习，使同记工厂成了全东北制帽生产与经营的中心。
武百祥把商情、国情、民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掌握消费趋向，紧盯市场，把握行情，使同记工厂的产品配套成龙。辛亥革命后，人们剪发易服，他马上组织了新式服装生产体系，抢先一步占领了市场。别的厂家望尘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在管理上，武百祥在其改良革新商业的旨趣指引下，采取“良规善法”，创立“有生命的制度”，倡导文明店风；实行“有精神的组织”，提倡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均等，注重对劳动者的培养训练，提高劳动者的人格和精神生活水平，共同创立“道德事业”，“做道德人”。武百祥说：“按照现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转变，造成一批有技艺有思想的新工人，把他们的举止言动，另装入一个新的方式里，就是改造工人生活。为他们开一片较好生活，改良他们的恶习，增长他们的知识，启发他们的思想，陶冶他们的人格，尽一点应尽的友谊，使他们在文明社会上有他们的地位。”
同记在生产和经营中，武百祥处处注意观察分析同行，留心外洋，取其长，避其短，创造新的产品和新的经营模式。例如，同记工厂在自己的产品投入市场的同时，还别开生面地创造出了自办产品展销会。1930年，武百祥举办了第一次同记工厂产品展销会。会前，调遣人马，组织了预算股、布置股、印刷股、招待股、营业股，研究总体布置，进行美术设计。展销会上，依次是毛织品展览室、刺绣品展览室、缝纫展览室、靴鞋展览室、帽样展览室、新装展览室、食品展览室，把同记工厂所有产品，连同外貌模型一并展现在顾客和观众面前。丰富的产品，精巧的布置，让产品琳琅满目，使进展会的人身心愉悦。
同记工厂的产品展销会，在哈尔滨属独创和首创，既宣传了产品，又招徕了顾客，促进了生产和销售。
益发合与其他呔商一样，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演进，不断进行革新和改良，使自身的经营管理更适应时代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自身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孙秀三入主益发合柜事以后，征得刘家代表人的同意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被人们称为“孙秀三闹革命”。
首先，剔除了韩杏林时期不交官的观念，孙秀三认为，为了自己的发展，应该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商号生存和发展的因素，应该抓住一切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
其次，孙秀三及时果断地辞退了一大批观念保守的老掌柜，提拔和任用了30多名精通益发合业务、思想活跃、年轻有为的新掌柜，让他们各自独挡一面，掌管各个部门和各个店铺，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再次，他还破天荒地高薪聘请益发合以外其他商号的人员和外籍人员，以弥补和充实益发合人才的不足。
孙秀三的这些改革，现在看来不足为奇，但是在那个时代，特别是在刘家封建家族式商业经营的时代，是冒着天塌下来的风险的。
益发合经营上的改革。1920年以后，东北经济发展较快，益发合内部矛盾加剧，张作霖查封了刘家商号和天合盛商号的教训，促使孙秀三对益发合的经营进行改革。
首先把以倒卖钱钞为主业的益发钱庄改组为信贷汇兑为主业的益发银行，不再做倒卖钱钞的买卖，免得授人以柄，遭受灭顶之灾。
其次是把经营钱粮转向为经营实业，开办制油厂、面粉厂，织布厂，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同时在大连又建立了进出口部，经营粮食出口。
到1930年益发合已经拥有三个大规模的面粉厂，五个制油厂和两个织布厂。工业、商业、金融业三业并举的改革措施，很快使益发合发展到兴旺时期。这个时期，益发合有职员1300人，工人700人。1927年到1929年这个结算年度，刘家获纯利171万银大洋。
建立股份制。1936年到1938年，益发合进行了两次改组。这两次改组是益发合发展史上的两件大事，它标志着益发合的发展逐渐摆脱旧式商号的束缚，开始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向前发展。这些改组虽然存在着伪满政府的强制性，但是对刘家来说，非常有必要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也是刘家在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种进步。
刘家的第一次改组是把益发合改组成了股份有限公司。这时的益发合已经是雄踞东北，辐射华北、华东的大企业，并且是一个工业、商业、金融业共同发展的综合性企业。业务庞大，管理复杂，应该有一个严密的又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组织来管理企业。而且还必须打破独资经营的局面，广集财力人力，发挥集体的优势，这样才能把企业不断推向前进，使企业具有更高更大的生存能力。因此，孙秀三就决心改组了益发合，按照股份公司的性质订立了章程，成立了董事会，确定了监察人，分配了各股东的股金，建立了滚存金和公积金制度，增强了企业对逆境的抗争性。
益发合于1938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组，将益发合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日本公司的管理方式改组为益发合株式会社。当时刘家不愿意搞合资经营，刘家的很多股东都反对建立株式会社。刘毅侯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后赞成建立吸收外股，建立株式会社。刘次玄也同意建立株式会社，他认为建立株式会社吸收外股，增加银行贷款，是企业经营的需要，也符合刘家的长远利益。就这样，益发合从自身利益出发，改组成为株式会社，股东占资本的三分之二，外股占资本的三分之一。益发合第二次改组后，已经成为真正的合资企业，这从某种意义说，是益发合经营思想的一个转折。日本投降后，益发合重新恢复了股份公司的名称，但是益发合的企业性质已经是一个股份公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