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在昌黎县荒佃庄镇韩营村，发现一册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修的《韩氏家谱》。一些新闻媒介以“《韩氏家谱》解开了千古之惑”或“《韩氏家谱》作证”，报道《韩愈确系昌黎人》^①，引起史学界及有关方面的密切关注。笔者多年在昌黎从事文化工作，对研究本地的历史、文化备感兴趣，愿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和掌握的史料，对昌黎《韩氏家谱》的发现与辨析情况，以及涉及到的有关考查、研究韩愈后裔的问题作简要介绍。
昌黎《韩氏家谱》的发现及保存情况
新发现的《韩氏家谱》，保存者为昌黎县韩营村传为韩愈三十七代孙的中年村民、昌黎县精密铸造厂会计韩绍明。这本《韩氏家谱》的重修者，是韩绍明的曾祖父、昌黎县清朝光绪年间的庠生韩连仲（传为韩愈三十四代孙）。韩连仲执笔重修的昌黎《韩氏家谱》，为比较规范的手抄本，正文皆用相当工整、标致的毛笔小楷字体书写，每字每句均一丝不苟，誊写得清清晰晰，充分显示了书写者比较深厚的书法及文字功底；内文的纸质为比较精致的宣纸，开本较大，装订得齐齐整整，以深蓝硬浆布面厚纸作封。经鉴定，这册上百年前重修的《韩氏家谱》，真实性无可质疑。
新发现的昌黎《韩氏家谱》，一直珍藏在重修者韩连仲的家中。新中国成立后，这本家谱传至韩连仲的孙子、韩绍明的父亲韩寿堂手中。此后，韩寿堂对这本经其祖父亲手重修的家谱，始终忠心耿耿，将其暗藏家中，密不外宣，即使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亦未暴露销毁；1976年唐山“七·二八”大地震，昌黎亦为重灾区之一，韩寿堂在震灾中脱险后，从倒塌的房屋中首先寻找的是密藏的《韩氏家谱》。韩寿堂于1994年病故。去世前，为防意外，他坚持不允许家谱外传。韩寿堂去世后，韩营村村委会主任韩英利等人才得以借阅，并抄录秉报有关部门，直至借助报端公之于世。遗憾的是，这本《韩氏家谱》，因年深日久，特别是在地震中经雨受潮，及近年传阅，现今有些页面严重破损，一些篇章缺字断行，并有少许重要缺页。这给全面研究和辨析这本实属珍贵的《韩氏家谱》，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缺憾。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曾在昌黎县城长年居住的韩营人韩荫阁家中，亦曾保留与韩营《韩氏家谱》内容或版本基本一致的《韩氏家谱》。传为韩愈三十七代孙的韩荫阁一家，为奉祀韩愈而居住在昌黎县城的韩文公祠，直至解放初期。1963年，相传始祖为韩愈后裔、在明朝永乐初年由昌黎迁徙到河北省盐山县将军庄的韩学凤、韩希元等人，为重修祖谱，曾到昌黎县城找过韩荫阁。据韩学凤等人在重新编修的《盐山县韩氏家谱》新序中记载，当时韩荫阁“请出文公家谱数卷”，请他们“众览其详”。从这一情况看，韩荫阁家中当时所藏的《韩氏家谱》，很可能存有几个版本的《韩氏家谱》。遗憾的是，这些家谱毁于十年动乱初期。所幸，韩学凤、韩希元等人当年在昌黎抄录的《韩氏家谱》部分内容没有遗失，他们在1992年1月编印新版《盐山县韩氏家谱》时，将《文公世家》、《文公宗子世袭表》和传为韩愈二十七代孙的韩祚昌在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秋天撰写的《昌黎县韩氏家谱序》及《先代遗迹》等，作为重要内容印在新修家谱的首要位置。相互对照，当年韩学凤、韩希元等人在韩荫阁家抄录的《韩氏家谱》，与现存的《韩氏家谱》的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这当是按照昌黎韩氏家族的惯例，家谱重修后，城里韩文公祠和韩营村各藏一套。
令人欣喜的是，韩营村至今仍藏有清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的《韩氏家谱》。2000年11月，从村民韩继昌家中的板柜里找到了藏有180多年的嘉庆版《韩氏家谱》。这册《韩氏家谱》，除谱系部分遗失外，保存基本完好。
这是昌黎《韩氏家谱》的发现与保存的大致情况。
昌黎《韩氏家谱》的始修年代
种种迹象表明，昌黎《韩氏家谱》始修年代，当不早于明朝崇祯末年。
清光绪版《韩氏家谱》与嘉庆版《韩氏家谱》，排序基本一致。列为卷首的是昌黎县举人贾重隆在明朝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为新修的《昌黎县韩氏家谱》撰写的《叙》，再就是韩祚昌在明朝崇祯十五年秋天撰写的《昌黎县韩氏家谱序》，又列有京畿督学使者、翰林院侍读吴士玉在清朝康熙五十七年（1718）应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举的韩祚昌长孙韩珣（传为韩愈二十九代孙，曾任江西吉水县知县）之嘱，为“订正”《昌黎县韩氏家谱》所写的《序》。在《山斗谱目录》之后，列有山海督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范志完^②于明朝崇祯十六年（1643）夏天撰写的《韩文公家谱序》，正文为《文公世家》、《宗子世表》、《文公墓志》、《先代遗迹》，及昌黎韩氏谱系。在谱系和《先代遗迹》间，嘉庆版《韩氏家谱》加有韩启心的重修后记，光绪版《韩氏家谱》又加有韩连仲的重修后记。
从中不难得知，《韩氏家谱》所倚重的序言主要有四篇，除一篇写于清康熙年间，其余三篇均成稿于明崇祯末年，而崇祯以前的序言一篇也没有，也没有任何别的有关韩愈和韩愈后裔的史料文章，特别是能详细说明韩愈后裔情况的文献篇章。一般人都知道，在以往编修的氏族家谱中，历代编修者所撰写的序言，系最能表明家谱编修历史的篇章，几乎不可或缺，特别是编修早期版本的序言更加弥足珍贵，理当有之必录，除非已完全遗失，实在无法找寻。按理说，昌黎《韩氏家谱》以韩愈为始祖，韩愈又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其子其孙皆有登进士第者，后裔在编修家谱时可述说的东西颇多，可收的史料理当不少，编修者所撰写的序言亦当异常精彩，后代在重新修订家谱时皆应一一收录，而昌黎《韩氏家谱》对这些颇能说明问题的内容，不知何故在明朝末年编修时均简而化之，所言无几。对此，韩祚昌在明朝崇祯十五年秋天言明“第五次重订家谱于宝善堂”时撰写的《昌黎县韩氏家谱序》中交代有一句：“韩氏旧谱历序当、秀、休、滉诸人，然世远无稽，未敢知其信否。”“当、秀、休、滉诸人”，指三国时吴国名将的韩当、北魏青州刺史韩秀、唐开元年间任宰相的唐朝诗人韩休、曾绘有传世名作《五牛图》的唐朝著名画家韩滉等历代韩氏名人。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重修的《昌黎县志》所载《韩愈传》云：“按旧志，韩当而下，仅载数人，盖以昌黎为韩之始也。厥后载休、胐、滉、皋、□等，不一而足。以邑人刘固原守从国学得洪洞韩氏族谱，遂刻入县志，虽足以侈韩氏之盛要，非实录也。”这表明，明朝时所修的《昌黎县志》，是“以邑人刘固原守从国学得洪洞韩氏族谱”，加入的“以昌黎为韩之始”的韩当等人的记载的。细细分析，可知韩祚昌所谓的“第五次重订家谱于宝善堂”，依据的当是“刻入县志”的“邑人刘固原守从国学”而得到的“洪洞韩氏族谱”，即他在《昌黎县韩氏家谱序》中所说的“韩氏旧谱”。显然，此“历序当、秀、休、滉诸人”的“韩氏旧谱”，并非韩祚昌的家传族谱，其在编撰新谱时，只得以“世远无稽，未敢知其信否”为由弃之。由此看来，韩祚昌等人的祖先并非像他们请的举人贾重隆在文章中所述说的那样，是从韩愈的孙子韩绾那一代起，就到“昌黎”来“守昌黎祖墓”了。倘若真像韩祚昌在《昌黎县韩氏家谱序》中所云，韩祚昌等人的祖先可上溯二十五代，四次续修家谱，岂有不列“旧谱历序”之理？起码也应把上一次所修家谱的序言收录，以示承袭。而韩祚昌没有这样做，只能说明其晋见范志完时所呈阅的“家传”，并非其家传族谱，当是刘固原找来的“洪洞韩氏族谱”，而非“昌黎韩氏族谱”。“世远无稽，未敢知其信否”，道出了修谱者的无奈，也道出了“韩氏旧谱历序”里面确实有不少“无稽”的东西。要知道，隋唐人多“以昌黎为韩之始”，韩当、韩秀等为原昌黎郡人，还沾一点边；而说唐朝京兆长安的韩休、韩滉等人为“昌黎人”，则是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
从《韩文公家谱序》看，韩祚昌等人找到范志完的时间，是在崇祯十四年的春天。当时，在山海关任职山石道（昌黎《韩氏家谱》记为“山海司宪”）的河南虞城进士范志完，到昌黎县城拜谒韩文公祠之后，拟在昌黎城北的五峰山主持再修一座韩文公祠，其名为“借文公为名山生色”，实际是想为自己建立一个“生祠”（李大钊《游碣石山杂记》语^③）。而恰在此时，自报是韩愈嫡传后代的韩祚昌等人找上门来，“进文公集并家传”（范志完《韩文公家谱序》语），范志完自然欣喜异常。范志完在两年后为新修的昌黎《韩氏家谱》所写的《韩文公家谱序》中，没有细写韩祚昌等人所呈阅的“家传”内容如何。按说，这个“家传”当由来已久，前人也应留下不止一“序”，但韩祚昌在其自称系“第五次重订家谱”而编修的《昌黎县韩氏家谱》，并没有收录前人所写的任何一篇序言，而是在拜访范志完之后请昌黎县举人贾重隆写出一篇认定其先祖为韩愈的文章，又求与山永抚院朱国栋一同上奏朝廷封其子韩法祖为韩文公的“正祀儒士”，并已升任山海督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的范志完为新修的家谱作序，以新序完全代替了旧序，此举不能不令人产生疑窦，其名为“第五次重订家谱”，而实为新编。
以往编修的氏族家谱，特别是编修的名门望族家谱，最注重的是谱系。遗憾的是，现存的昌黎《韩氏家谱》（光绪版）所列的《宗子世表》比较齐全，从“二代昶”一直列续至三十六代止，而谱系列表却出现了严重缺损。如今能看到的谱系列表，仅从《宗子世表》所云的“二十三代福才”起始。在“二十三代福才”之前，有三页比较重要，或曰很关键的谱系列表，已撕失。据昌黎《韩氏家谱》的保藏者韩绍明回忆，他在前几年还看到过那三页谱系列表，并记着第一页上记有“韩湘”，上面写有“出家五峰山”字样。那三页的谱系列表记载如何，已经很难得知，但从记载韩湘“出家五峰山”看，似乎颇有“无稽”之处。这三页谱系列表的遗失，无形中给昌黎《韩氏家谱》的辨析留下一个难解之谜。从现有谱系看，韩营的韩家是从韩福才的儿子那一代耕读起家的。查昌黎《韩氏家谱》现存谱系列表，韩福才有两个儿子，长子名“  ”（读yǔ或yù，其字写为上“雨”下“禹”；此字有两个音标，读三声义同“雨”，读四声释“舒”），次子名“霖”。其长子之名有点蹊跷，不知缘何起与韩愈几乎同音同标的名字。韩福才的长子为韩祚昌的曾祖父，在科举考试中考取了庠生，这是韩营韩家“耕读起家”（韩祚昌《昌黎县韩氏家谱序》语）之始；无独有偶，韩祚昌的祖父叫“韩相”，“韩相”之名又与韩愈之“侄孙”韩湘同音同标（“相”亦有两个音标，一为平声，一为去声）。韩福才及其子孙若果真是韩愈的嫡系后裔的话，起这两个与韩愈、韩湘同音不同字的名字，似皆有犯先祖名讳之嫌。笔者认为，从韩福才的长子、长孙起与韩愈、韩湘同音的名字看，韩福才一脉的韩氏家族很难说是韩愈的确切无疑的正宗嫡系后裔。自韩福才的长子起，有一脉韩福才的后代以诗书传家是史实（韩相考中增广生，韩祚昌在明朝末年也考中了增广生），但说系韩愈的嫡传后裔，尚不能说没有一点可疑之处。韩福才很可能不像《宗子世表》排列的那样，是明朝初年得授“锦衣郎”，又加“锦衣千户俸”的韩夔的五世嫡孙（据韩祚昌在《昌黎县韩氏家谱序》记载，在韩愈被宋神宗封为“昌黎伯”时“奉祀于昌黎”的“愈九世孙元亨”的“七世孙琅”，“仕于元皇庆六年，与铁呵尔不睦，被谗陷害，几至灭族，幸有子全隐匿得免”；“至大明洪武四年复建愈祖祠于昌黎，全之曾孙夔蒙兵部题奏授锦衣郎，日加上仓米二石；永乐二年又加以锦衣千户俸，供丁六名”）。倘若韩福才为韩夔的正宗五世嫡孙，当以“锦衣郎”、“锦衣千户俸”称世，而他实际很可能仅是落居在昌黎县一个偏远村庄的一个比较平常的农民。否则，他断不会为自己的大儿子起与韩愈同音的名字。其长子的小名可能叫“雨儿”，读书后查《说文》，在“雨”字下面加“禹”，取其字为北方的“方语”——“雨儿”的雅写；而改写为此字后，又很有可能取《广雅·释诂四》中释“舒”意，改读去声。这样，有意无意中，其为自己取了一个与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同音同标的名字（若有意为光复祖业而取此名，韩祚昌应以记述）。其长子在世时，亦可能未自视为韩愈的嫡传子孙，不然是不会为自己的儿子起名“韩相”的。韩福才的后代续谱到韩愈，当自韩相的孙子韩祚昌起。韩祚昌的所谓“第五次重订家谱”之语，当是虚拟；当时编修的《韩氏家谱》，才是真正的昌黎《韩氏家谱》。当然，是否如此，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昌黎《韩氏家谱》陷入的误区
韩愈的祖籍在何处，因《旧唐书》和《新唐书》记载不一，再加上韩愈所自称的“昌黎”古今有别，使得这个问题在无形中显得颇有点扑朔迷离，莫衷一是。其实，韩愈并非像他所自称和《旧唐书》记载的那样是“昌黎人”，已经基本搞清；“昌黎”乃是他的郡望所在地，大体无可争议；今昌黎并非古昌黎，也是相常清楚的。然而，昌黎《韩氏家谱》当年在编修时为表明落居在今昌黎的韩氏一族为韩愈的正宗嫡传后裔，在“证明”韩愈是“昌黎人”上作了不少文章，从而使之陷入一个令今人难以信服的误区。
细细研读昌黎《韩氏家谱》所记所载，不难发现，家谱编修者承袭的是《旧唐书》有关韩愈是“昌黎人”的记载，但在追述韩愈的身世时，基本采纳的是《新唐书》的记载，认定韩愈为韩茂的七世孙。据《魏书·韩茂传》，韩茂为“安定武安人”，其父韩耆在永兴年间投降北魏明元帝后，相继被拜为“绥远将军”、“迁龙将军”，出任“常山太守”，举家迁居常山郡九门县（约在今石家庄市东北一带）；后来，韩耆得赐“安武侯”之封，其家仍居九门。这一记载表明，韩茂一家是先迁徙到“安定武安”（“武安”，当即今河北省武安市，时在北魏都城邺附近），后又移居常山九门的。至于说韩愈的祖上是何时移居“邓州南阳”（实为河阳）的，《新唐书》没有记载，也没有韩茂后代迁徙“昌黎”的记载。而昌黎《韩氏家谱》为说明韩茂的后代迁徙到了“昌黎”，在叙述韩茂的长子韩备、次子韩均的情况时，做了一点手脚。在《文公世家》中，谈及韩茂“生备”，“又生定州刺史、安定康公均”之后，说了一句“徙居昌黎”，给人的印象，好像是韩茂的子孙在韩备、韩均之后都由九门搬到“昌黎”，成了“昌黎韩氏之始祖”似的。其实，《魏书·韩茂传》记载得相当清楚，韩茂的长子韩备，“初为中散，赐爵江阳男，加扬烈将军”，“又进爵行唐侯，拜冠军将军”，“卒赠雍州刺史”；而韩茂的次子韩均，“初为中散，赐爵范阳子，加宁朔将军，迁金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在韩备死后因其兄“无子”，“袭爵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先后任定州刺史和青州、冀州刺史，“都督三州诸军事”。这些记述表明，不管是韩备还是韩均，生前都没有在当时的昌黎郡当过官，封过爵，也没有把家小“徙居昌黎”的任何可能性。对韩均的后代情况，韩祚昌在精心撰写《昌黎县韩氏家谱序》时，叙述得也比较清晰：“……均生晙（《魏书·韩茂传》记韩均子名‘宝石’）为雅州都督，晙之孙睿素为桂州长史（《文公世家》记韩晙之子为唐朝曹州司马韩仁泰），睿素生仲卿，即昌黎伯之父也，仕至河南邓州刺史”。韩祚昌的记述显示，韩愈的父亲、祖父、太祖父、曾祖父等为官之地，均不在“昌黎”，家也没有搬到过昌黎郡。
问题并不仅在于此，而在于韩茂之子即便当时是真的“徙居昌黎”的话，那时的“昌黎”也不可能指的今昌黎，也不可能是在今昌黎地。当时的“昌黎”，在今辽宁省义县一带。“昌黎”，作为县名出现在西汉（《汉书·地理志》在“辽西郡”条将其记为“交黎县”，东汉学者应劭注其为“今昌黎”），西汉时为辽西郡东部都尉、东汉时为辽东郡西部都尉及辽东属国治所（东汉建光元年前后改置）；到三国时，魏国改置辽东属国为昌黎郡，其辖境大体在辽西的大凌河中下游及小凌河流域地区，范围在如今的辽宁省锦州市和朝阳市，及葫芦岛市一带。对昌黎郡的建置，晋朝和北魏、东魏、北齐等朝代均未作大的改动，直至隋朝建立后废弃。这期间，略有变化的是，昌黎郡的治所在北魏时由原来的昌黎（今辽宁义县）移到了新建立的龙城（今辽宁朝阳）。在西汉时，今昌黎亦在当时的辽西郡辖境，但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絫县地，东汉时絫县并入临渝，晋朝改属海阳县地，北魏、东魏、北齐时为平州暨辽西郡治所肥如县地，隋朝时为北平郡治所新昌（后易名卢龙）县地，唐朝中期改属平州北平郡石城县。到唐朝后期，设在原昌黎郡一带的营州柳城郡侨置于此；契丹天赞二年（923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今昌黎设立营州邻海军，并迁定州俘户于此，置县“广宁”。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世宗以平州广宁县与广宁府（治所在今辽宁省北宁市，原北镇县）重名，以营州治所原在昌黎郡首城之故，启用久废的“昌黎”作为广宁县的新县名，自此“昌黎”方成为今昌黎的定称，并沿袭至今。今昌黎与古昌黎相比，在时间上相隔有近六百年，在地理位置上相去有五六百里。这一地名现象，用在清朝初年考察过今昌黎的著名学者顾炎武的话说，是“名同而异地”了。韩愈囿于当时的门阀风习，以隋以前的昌黎郡为郡望，主要是因北魏时出自昌黎郡棘城县的韩麒麟、韩显宗父子为北魏最有名的武将名臣，进而令“昌黎”之“韩”名重一时，到隋唐时使天下姓韩者多以出自“昌黎”为荣；而韩愈为求功名未能免俗，亦择“昌黎”为郡望，自称“昌黎韩愈”于世。其实，韩愈的祖上根本没人在隋以前的昌黎郡居住过，隋、唐时也没人在原来的昌黎郡为官或定居，昌黎《韩氏家谱》以韩愈择“昌黎”为郡望，硬说韩愈的祖先在北魏时就“徙居昌黎”，“昌黎”为韩愈家族的“本源地”，是难以说过去的。
昌黎《韩氏家谱》为标明落居昌黎的韩氏一族为韩愈的嫡传后裔，把古今昌黎混为一谈，在今昌黎在明朝时就建有韩文公祠等问题上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这集中表现在家谱中所列的《先代遗迹》中。其《先代遗迹》，依顺序分别有“韩氏祖墓”、“韩文公祠”、“韩昌黎书院”、“莲花池”、“夷齐读书处（石刻）”、“西五峰山韩文公祠”等。昌黎《韩氏家谱》记“韩氏祖墓”在“昌黎城西南五里”，系“文公高祖以上之葬地”。而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重修本《昌黎县志》亦有大体相同的记载：“韩氏祖墓：城西五里，愈高祖以上之葬地，有石碑坊，今废，遗址尚存。”但同治五年（1874年）重修的《昌黎县志》并不认可，辨析云：“韩氏祖墓，自在河南孟县城北尹村，旧志以城西五里为愈高祖以上之葬地，盖误。”理由很简单，今昌黎非古昌黎，即便“文公高祖”果真葬在“昌黎”，也不会在今昌黎地遗有“祖墓”，何况不论是在“昌黎城西南五里”，还是“城西五里”处，都根本找不到所说的“尚存”的“遗址”。此外，清康熙版《昌黎县志》还记“韩湘墓”在“城西南八里”，均以编造痕迹太浓，也均被后来所修的同治、民国版《昌黎县志》删除。关于韩文公祠，昌黎《韩氏家谱》记“宋元丰七年建，明洪武四年重建城东北隅”，试图以此说明，远在韩愈被封为“昌黎伯”的宋元丰七年（1084年），今昌黎县城就修建了韩文公祠，而到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又在昌黎县城东北隅重新修筑了韩文公祠。前者说的无任何史据，亦也没有任何可能性，其因之一是今昌黎县当时离冠名“昌黎”还有105年，其因之二是当时的今昌黎地并不在宋朝的疆域内，系与宋朝对峙的辽国营州邻海军和广宁县所在地，辽道宗根本不可能按宋朝的皇封，允许有人在辽国境内给追封为“昌黎伯”的韩愈建立庙宇，而且还是在一个根本不叫“昌黎”的地方。后者说的是史实，却有较大出路。查阅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编修的《永平府志》，其在卷五《祠庙》载有：“韩文公祠，在昌黎县治北二百步，洪武六年县丞李良因旧址重建。”并在卷首《昌黎县图》绘有洪武年间所修的韩文公祠方位，其北邻古塔，西南角通县城西门，南与昌黎县官衙相望。但这一记载所云的“洪武六年”，均被后来所修的《昌黎县志》、《永平府志》改为“洪武四年”，而“县丞李良”到昌黎起任的时间是“洪武六年”，他不可能在“洪武四年”主持修建韩文公祠；此外，“县丞李良”若确实在“洪武六年”，“因旧址重建”韩文公祠，其“旧址”也不可能是韩愈被宋神宗依其郡望追封为“昌黎伯”时，在当时尚名“广宁”的今昌黎修的韩文公祠，只能是在明朝以前的元朝，今昌黎有人把韩愈误认为本地人之后。昌黎《韩氏家谱》的“重建”之说，难以经住推敲。明朝洪武年间在“昌黎县治北二百步”修建的韩文公祠，是在明朝嘉靖五年（1526年）移建到“城东北隅”的。对此，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版《永平府志》有明确记载：“韩文公祠，旧在县治北，嘉靖五年知县秦廷锐迁于县治东北隅。”此外，清光绪版《永平府志》刊载的明朝副使江瑞态的《新修韩昌黎祠记》也说得比较清楚：“祠为堂三间，门庑十间，皆宏丽”。而且，据近些年了解到的情况，昌黎县在明朝初年，或在元朝中后期始建的韩文公祠，与韩营韩家并没有关系，有可能是当时落居昌黎县城的自称是韩湘后裔的另一脉韩氏家族（约在明朝前期迁至今抚宁县留守营镇韩家林子村）张罗建起来的；韩营的韩家人是在明末范志完与朱国栋上奏朝廷封韩法祖为韩文公的“正祀儒士”之后，才搬进城里，进住明朝嘉靖五年移徙到县城东北隅的韩文公祠的。韩启心在清嘉庆十八年重修《韩氏家谱》时，对此有明确记述：“迄明崇祯间，文公二十八代孙法祖蒙范、朱二公题请，以之为奉祀正儒士。是时，本村韩氏共四支，法祖一支徙城中奉祀”。
昌黎《韩氏家谱》记“韩昌黎书院”在“静安社南”，又记其处“旧有符读书诗，符文公子小字”（“符读书诗”指韩愈给小名曰“符”的长子韩昶写的《符城南读书诗》）；记“莲花池”在“静安堡南公书院处”。此记载亦源自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重修本《昌黎县志》：“韩昌黎书院：静安社南七里，刻有符读书诗，符退之子小字也。”并在“景致”之“方塘莲月”记县内有两个“莲花池”时云：“……一在净安南，清莲馥郁可赏。”昌黎《韩氏家谱》所云的“静安社”、“静安堡”及《昌黎县志》所记的“净安”，均指在昌黎县城西偏南25公里处的今靖安镇。靖安是昌黎西部滦河沿岸地区的一个重要集镇，历史比较悠久，相传为唐朝后期的侨置柳城军所在地，号称“古柳城”。其地确有名胜古迹，如延福寺等，但在其“南七里”并未建有“韩昌黎书院”。清同治版《昌黎县志》在删除“韩昌黎书院”等记载时辨析云：“韩昌黎书院，旧志在静安。盖因符于读书城南诗为之也。案：文公诗所谓城南乃长安城南，《集》中又有城南联句诗可证，与此地渺不相涉。”“莲花池”曾为靖安的名胜古景，并与昌黎城西的西山莲花池同称“莲塘秋月”，但即便是清康熙版《昌黎县志》，亦未将其列为“韩昌黎书院”的附景大事渲染。“夷齐读书处（石刻）”，据昌黎《韩氏家谱》记载：“在城西书院山，系公遗笔。”（清康熙版《昌黎县志》在“夷齐书院”一条记有：“即书院山，乃夷齐读书之所，有韩愈石刻可考。”）书院山，今在昌黎的邻县卢龙石门镇之北，原在昌黎县辖境。据清同治版《昌黎县志》记载，书院山在“县西四十五里”，其地“两冈合抱，环列石屏”，“屏下朝阳洞覆石如厦，一小井深不满尺，冬夏不竭”，“井西大石壁立，镌‘夷齐读书处’五字，苔痕剥蚀，摩挲可辨”。书院山传为古孤竹国相互让国的伯夷、叔齐兄弟的“读书之所”，但伯夷、叔齐作为孤竹国王的两个儿子，显然是不会躲到那里的“朝阳洞”去读书的，“夷齐读书处”乃附会之景，无可非议。查韩愈当年的踪迹，其一生主要在中原和南方为官，尽管生前到过不少地方，也写过《伯夷颂》等文章，却从未来过北方的沿海地区，根本没有到当时昌黎一带所属的平州卢龙或石城县境内的山川题镌什么“夷齐读书处”的可能。再有，“夷齐读书处”几字，题的是行中带草的魏碑体，与目前业已发现并被史学界认定的韩愈亲笔书写的《曹娥碑卷题名》、《谒李渤题名》等楷书笔意根本不同，是根本无以断定系韩愈“遗笔”的。此外，“夷齐读书处”摩崖石刻的擘窠大字下面有刻者、书者的署名及款识，虽多泯没不清，尚可辨认出“石门”字样，题镌时间不会早于当地得称“石门”时。《韩氏家谱》所记“西五峰山韩文公祠”，没有任何纰漏。“西五峰山韩文公祠”为范志完在明朝崇祯十四年增建，这是众所周知的。
宋朝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氏族略·序》中尝言：“氏族之言多诞，博雅君子不可不审”。综观昌黎《韩氏家谱》所列《先代遗迹》，尽管有的取自清康熙版《昌黎县志》，或明朝时编修的《昌黎县志》和《永平府志》，但牵强附会之处，以至搀假或拟假之处未免太多。需要指出的是，昌黎《韩氏家谱》之所以如此大作韩愈为“昌黎人”，昌黎为韩愈的先祖之地的文章，与在明朝时昌黎县及其所隶属的永平府，均把韩愈认作本地先贤不无关系。载有“韩氏祖墓”、“韩昌黎书院”等所谓韩愈遗迹的清康熙版《昌黎县志》把韩愈传列入了“乡贤”附加的“乡评”； 《韩愈传》也曾数度列入《永平府志》。清康熙二年（1663年）版《永平府志》主纂宋琬虽已发现韩愈并非今昌黎人，但仍引述苏轼“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之语，以“学者之仰文公如泰山北斗，尊之斯亲之，亲之斯效之，以其名而存之，曰公亦吾乡之人也，庶有功于后之为学者乎！”的“是或一道也”为由，转录《新唐书》中的韩愈“本传存之”；直至清光绪初年重修《永平府志》时，方被著名学者史梦兰以“文公豫产也，其封昌黎伯盖以门望故，且以前之昌黎非今之昌黎也”为由削去。
昌黎《韩氏家谱》的考查与研究价值
截止目前，始祖追溯到韩愈的《韩氏家谱》，在国内已发现多种版本，其中以在韩愈的故乡——河南省孟州市一带发现的为多。不过，在河南孟州一带发现的《韩氏家谱》，多以韩纬，或韩绲、韩紞为三世祖，缺乏韩愈的另一个颇有功名的孙子——韩绾后裔的记载，而昌黎《韩氏家谱》以韩绾为三世祖，比较详尽地记述了韩绾后裔的情况，填补了考查和研究韩愈后裔情况的一个重要空白，或曰为考查和研究韩愈后裔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线索。从这一点上说，昌黎《韩氏家谱》是有着比较重要的考查和研究价值的。
韩愈的子嗣情况，现有史料记述不尽相同，有记韩愈仅有一子一女的（子名昶，女名拏），也有记韩愈生有三子的（分名昶、爽、殿），但不管如何，韩昶均以韩愈的独子或长子的身份继承了韩愈的名分，无可置疑。小字“符”的韩昶自幼读书，考中进士后官至秘书省著作郎、国子博士、襄阳别驾、检校礼部郎中、检校户部郎中等职，于大中九年（855年）六月八日死于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终年57岁，同年十二月十五日“葬孟州河阳县尹村”。韩昶生前撰有《自为墓志铭并序》，述其“娶京兆韦放女，有男五人：曰纬，前复州参军；次曰绾、曰绲、曰绮、曰紞，举进士。女四人：曰茱、曰谿、曰当、曰著，在室”。“河阳县尹村”，即今孟州市西北10公里处的苏家庄，其村南土山有莹，周围十数里许，东南隅有冢，明朝万历年间其地有一墓被盗，发现一正方形青石，上镌韩昶墓志铭；墓志铭碑文所镌700余字，与辑入《全唐文》的韩昶《自为墓志铭并序》基本相同，由此可断定当时在尹村的被盗之墓为韩昶墓无疑。对韩昶的子女情况，也有不同记载，孟州人韩思道（传为韩愈三十九代孙）由大陆去台湾后撰写的《韩氏家乘考》，云韩昶“生五子，名绾、绲、纬、绮、紞”，“长子绾咸通四年登进士第，次子绲（亦名衮）咸通七年状元及第，俱有文名”。《韩文考异》亦记有“绾登咸通四年进士，昶之长子”。而韩思道之子、在1992年4月由台湾回孟州参加韩愈国际学术研究会议的韩清濂在其于1976年6月所拟的《韩文公后裔家族世系表》中，并没有以韩绾为韩愈的长孙，而是以韩纬为“文公长孙”，并列有韩绲、韩紞后裔谱系。韩纬为韩愈长孙的说法，源于《全唐文》所辑韩昶《自为墓志铭并序》，又有明朝万历年间出土的韩昶墓志铭为证，是有据可依的。韩绾系韩昶的次子，并非是韩昶的长子，当是史实。《韩文考异》等史书，以及昌黎《韩氏家谱》，均记韩绾系韩昶的长子，有可能是因韩纬生前仅任过复州参军，而韩绾在咸通四年考中进士（《孟县志》记其“状元及第”），声名比较显赫。至于说韩思道所撰《韩氏家乘考》，云韩绾为韩昶的“长子”之据，当出自《韩文考异》等史书，或是因其未见过韩昶墓志铭的缘故，而把韩昶之子有功名者皆排在前面了，韩绾列一（实排二），韩绲（“咸通七年状元及第”）列二（实排三）。
昌黎《韩氏家谱》尊韩绾作为三世祖，并列有一脉相承的《宗子世表》，是孟州一带的《韩氏家谱》所没有的（韩清濂在《韩文公后裔家族世袭表》附记中云“文公孙绾、绮二公后裔家谱无记载，付缺”）。在昌黎《韩氏家谱》所列的《宗子世表》中，自韩绾以下的“宗子”排列有序，并记有韩绾一脉的韩愈后裔的不少重要情况，如记述自韩愈的九代孙韩元亨起，韩绾一脉后裔开始任被宋神宗追封为“昌黎伯”的韩文公的奉祀“世爵博士”，直至十三代孙韩淳止；又如记有韩元亨的七世孙韩琅（自其父韩昭先起已无“世爵博士”名分，当因宋朝灭亡而自然取消）在元朝“皇庆六年”（当为皇庆元年，即1312年）为“仕”时，因与一个叫“铁呵尔”的蒙古族官僚“不睦”，“被谗”而受到“陷害”，“几至灭族”，“幸有子全隐匿得免”（这当是韩绾后裔的一场重大灾难）。到明朝，又记在元朝皇庆年间“隐匿得免”的韩全的重孙韩夔，在洪武年间“蒙兵部题奏”，得“授锦衣郎”；永乐二年（1404年），“又加以锦衣千户俸”。这些情况，说得均有根有脉，显得比较切实，当非编造。而孟州一带发现的《韩氏家谱》，不仅没有这些记载，也没有关于任何先代在宋朝时得封“世爵博士”的记述。由此看来，在宋朝时，韩绾一脉的韩愈后裔是被作为韩愈的正宗嫡传后裔看待的；明朝初期，明朝政府也是把传为韩绾后裔的韩夔，看待成韩愈的正宗后代而“授锦衣郎”的。
从记载韩元亨等韩愈一脉子孙在宋朝时被封为韩文公的奉祀“世爵博士”看，昌黎《韩氏家谱》所记的韩绾一支韩愈后裔的情况，应当说是比较可信的，至少是到在明朝立国后被“授锦衣郎”的韩夔止。至于韩夔后代的情况如何，则有待细细考查。这涉及到韩夔“蒙兵部题奏”，“授锦衣郎”时，在不在昌黎，其后人搬没有搬到昌黎，韩营的韩家是否确系韩夔的嫡传子孙等问题。韩夔被“授锦衣郎”，是“蒙兵部题奏”的，其当在军营，有可能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跟随大将徐达来此屯田戍边的。而昌黎《韩氏家谱》在记韩夔之子韩宗、之孙韩奎（不知为何与韩夔之名同音）时，没有记“锦衣郎”、“锦衣千户俸”等名分，不知是名分已被取消，还是依附到韩夔的同宗子孙（很明显，韩夔的孙子韩奎当没有起与韩夔同音之名的道理）。韩奎之子韩敬，为韩福才的父亲。由韩夔传到韩福才为五代，由韩福才传到崇祯末年被封为韩文公的“正祀儒士”的韩法祖为六代，正在中间的韩福才当生活在明朝中期，大致在明朝弘治、正德年间（约1500年前后）。令人疑惑的是，由昌黎迁徙到盐山县将军庄一带的所传韩愈后裔，始祖为与韩福才的父亲韩敬同辈的韩政、韩致，而新编《盐山县韩氏家谱》刊载的清朝乾隆元年（1736年）韩远撰写的家谱旧序，明确言及韩政、韩致是在“明永乐二年由滦州昌黎”迁到盐山县的。“滦州昌黎”为旧称，主要是因昌黎在蒙古至正十一年（1274年）曾改为滦州领县，到元朝和明朝时昌黎虽已直属永平路（府）辖管，但“滦州昌黎”的说法仍可能延续有一个时期；由此看来，韩政、韩致是在永乐二年（1404年）由昌黎迁到盐山以“庄农为业”的，当基本可信。问题在于，永乐二年时，被封为“锦衣郎”的韩夔还在世，且就是在那一年被加“锦衣千户俸”的，他若当时就在“滦州昌黎”，不可能放重孙韩政、韩致去盐山以“庄农为业”。再有，韩福才的父亲韩敬根本不可能是生活在永乐年间的人。这里面的情况到底如何，很难得知。但有一点基本可以肯定，在明朝洪武年间，昌黎就有传为韩愈后裔的韩氏家族居住。至于韩营韩家的祖先，从地名普查资料看，可能是在明朝洪武或永乐年间奉诏由山后（今山西、内蒙古一带，元末战乱时各地居民多避难到那里）到昌黎屯田的移民（韩营原名“宋家营”，又曾称“田家营”；昌黎村名称“营”者，多为扎营屯田的兵士或移民建立），家谱很可能是后续到韩夔的。实际上，这种情况与孟州一带的情况基本相同。孟州的所传韩愈后裔也大多非原住居民，而是在明朝初期移入或移返的居民。这在唐朝灭亡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不足为奇的。历经五代和北宋、南宋与辽、金对峙的频仍战乱，再加上元朝时比较混乱的统治，及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韩愈的五个孙子的诸多后裔，不可能一直固守故土，散落到哪里的可能都有，迁徙他乡的情况也很可能不止一次两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存有绝对的正宗嫡传后裔，家谱失传的情况时有发生，出现不同说法的家谱当不足为怪。在元末明初，或再早一些时间，迁徙到昌黎一带的所传韩愈后裔自以为找到了韩愈的“本源地”，应当予以理解。
颇有意趣的是，在明朝崇祯年间范志完、朱国栋上奏朝廷封昌黎的所传韩愈后裔为韩文公的“正祀儒士”时，封的是传为韩愈的“二十八代孙”韩法祖；而清朝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皇帝派人到孟县祭扫韩愈墓地，寻找韩愈正宗后裔，封的“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亦名韩法祖（传为韩愈的“三十代孙”）。昌黎《韩氏家谱》是在得封“正祀儒士”后新修的，而孟州的《韩氏家谱》，也是在得到“皇封”后新修的。从这个角度说，孟州的《韩氏家谱》比昌黎的《韩氏家谱》晚修有77年，其中也有些记载需细细考查与辨析。对于孟州《韩氏家谱》的编修情况，昌黎《韩氏家谱》的重修者韩连仲在辛亥革命爆发那年，随曾任贵州巡抚的韩超的孙子韩方朴出任福建兴化知府才知晓。他在其所撰的序言后面，用行草加有这样一段注语：“予祖文公系唐代宗大历三年戊申生于邓州南阳，即河南怀庆修武县，秦名南阳。今有南阳城在县东北三十里，韩氏世家于此孟县有别墅，俗呼韩庄。其自称昌黎者，以系出昌黎。此系宣统三年辛亥予随方朴侄官游闽中，遇有韩阜晋者，伊亦有谱，予阅之，因志焉，以俟考。”
综上所述可知，昌黎《韩氏家谱》的发现并不像某些新闻记者所匆忙报道的那样，为证明“韩愈确系昌黎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依据，但确实为考查和研究韩愈后代的情况填补了难能可贵的空白，为韩愈后裔研究打开了新的探索思路。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昌黎《韩氏家谱》颇有研究价值，是笔者的结论。
 
注释：
①2000年7月7日《秦皇岛日报》、2000年7月11日《河北日报》。
范志完，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河南省虞城县人，历任山石道、山海督师、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等职。崇祯十四年（1641年）在昌黎县城北五峰山主持新修一座韩文公祠。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以领兵对清军作战时无谋略、不敢战被崇祯皇帝斩首示众。《明史》有传。
②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卷第82页。李大钊生前曾多次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游览、山居，并作过政治避难，在此撰有《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论著，写有《游碣石山杂记》、《五峰游记》、《山中即景》等散文、诗歌。五峰山韩文公祠已于1987年复建，现为河北省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③《家谱》所列《宗子世表》，自韩愈三代韩绾以下至十九代分名襄、敬简、健、栋隆、宗圣、元亨、崇古、达、维新、淳、昭先、琅、全、佐、敔、夔。
④韩营的韩氏一族，是在清朝时由别的村落迁徙而来，一说是从韩营之西三四里地的齐军庄，一说是从韩营之西偏南十数里外的常坨庄。常坨庄，原属昌黎，今属乐亭。据辽宁营口的韩保锋所藏清宣统二年（1909年）编修的《韩氏族谱》记载，其“祖居本系关里永平府昌黎县常坨庄人，至顺治年间徙居关东奉天府盖平县城里居住，入至城南二台子、安平二处居住，终至土城子，入方集社五甲民籍”。其谱所记韩福才以下几位先祖，与嘉庆和光绪版昌黎县《韩氏家谱》记载相同。韩保锋另藏《韩文公昌黎宗派》，内容亦与嘉庆版昌黎《韩氏家谱》大致相同。这表明，韩营的韩氏一族原居常坨庄的可能很大。韩营村原名“田家营”、“宋家营”，以韩氏一族从常坨庄或其他村迁入后，得今称。据此，更无以轻言韩营村为“韩愈故里”。
⑤超（1800-1878），昌黎县韩营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副贡，累官至贵州巡抚，与张之洞有师生之谊，《清史稿》有传。
 
（作者系昌黎县文联原主席，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