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洪影老师的第一个学生。洪影老师对我的关爱，至今记忆犹新。
    我与洪影老师在1952年的深秋时节相识。当时，团址设在昌黎县城的唐山专区评剧团（那时昌黎县城是中共唐山地委和唐山专员行政公署驻地），到我的家乡刘台庄演出，舞台就搭建在我家南边，洪影号的住房就在我家路北斜对门。洪影去舞台演出，如果绕行需走十几分钟，若从我家穿行有四五分钟便可。那时候，剧团每到一地演出一演就是七到十天，每天两场，赶上节、集日就演三场。洪影为了省时方便，每天演出前、散戏后均由我家通过。那时，洪影虽是唐山专区评剧团的主要演员，却没有一点架子，待人特别热情、随和，每次路过我家都主动同我父母打招呼。有时，她还进屋与我父母唠唠家常，顺便给几张看戏的招待票。小时候，我特别爱唱影。一天，我正在屋里耍影人唱影，被路过我家的洪影发现。她进屋就对我说：“侄小子，你会唱影？”我说：“会。我还会刻影人呢！”“你多大了？”“十四了。”“会唱评剧吗？”“会几句，就是唱不好。”“想学吗？”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她接着说：“那好，你现在先好好念书，等小学毕业了，就到昌黎县城去找我。”我没在意的“嗯”了一声，洪影便去上妆。
1953年夏天，我小学六年级毕业。那时，农村没有中学，到县城上中学又上不起。正当我为前途发愁时，忽然想起洪影去年对我说的那番话。于是，我决定到县城找洪影。那时，唐山评剧团的演员王茂昌，是本村的姑爷，也算一个可找的人。
我有个同学叫冯贺尧，爱拉二胡，也想去剧团学拉弦。我俩就结伴而行，走了四十多里路，到县城剧团的驻地鸿兴戏院那里找洪影和王茂昌。见面之后，洪影待我非常热情，问这问那。当我把来意说明后，她立即找来有关领导和比较权威的人士，对我俩进行考试。结果，我被录取，同伴“落榜”。当天，我俩怀着不同的心情返回了刘台庄，到家已经很晚。事后，我听王茂昌说，同意我入团并非是我的条件都很具备，而是洪影从中说了不少的好话，听后我很受感动。
1953年9月21日（旧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父亲把我送到唐山专区评剧团。因为我是投奔洪影而来的，洪影自然就成了我的老师。
多年来，戏剧界流行一句话，就是“宁给十亩地，不教一出戏”，怕的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可洪影老师一点也不保守，一有时间，就把我叫到她的宿舍，既教我如何做人，又教我唱腔、身段。在洪影老师的教导下，我懂得了如何做到尊师敬长和谦虚谨慎，同时学演了《拾玉镯》《豆汁记》《喜荣归》《杨二舍化缘》《井台会》《吕布戏貂婵》《蝴蝶杯》等十多出小生戏。因我当时的嗓子高、亮、甜、脆，再加年龄不大，演出很受观众欢迎。洪影老师自然高兴，我也暗暗自喜。然而，好景不长。正当我的戏剧演唱日渐长进之时，不幸坏了嗓子，由高亮变成了宽厚。而洪派唱腔的特点之一就是高亢脆亮，我所学的唱段大都唱不上去了。这一沉重打击，犹如由高山跌入谷底一般，我悲观失望，暗自哭泣。洪影老师发现后，把我叫到她的跟前，语暖情深地对我说：“孩子，前进路上不会一帆风顺。你遇到了不好攻克的难关，但要冲破这道难关，靠得不是眼泪，而是志气和勇气。说实话，你已经不适合演小生了，改演老生吧！角色没有大小和好坏，无论哪个行当，演好了观众都欢迎。小子，就看你有没有志气。”洪影老师的启发、教导，使我恍然大悟，顿觉“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想，我有几年的功底和登台经验，改工老生定然“前景广阔”。于是，我遵照洪影老师的指点，决心攻克新的行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洪影老师的指点下，在张雅亭、姜少亭、王春亭等老师的帮助下，先后扮演了《六国封相》的王四公、《周仁献嫂》的叔父、《御河桥》的柯太傅、《女驸马》的刘文举等剧中的主要角色。虽然嗓音不如以前响亮，但从刻画人物、表演技巧等方面，均优于小生行当。洪影老师和同行都为我高兴，说我改工改对了。
1959年，唐山专区评剧团随地委、专属由昌黎县城迁至唐山市区。因昌黎县没有剧团，经县委、县政府请示，由地委、专署批准，将唐山专区评剧团青年队下放昌黎，改建为昌黎县评剧团。行前，洪影老师把我们叫到她的房间，先是叙谈即将离别之情，然后着重指出让我去攻克编导。她说：“眼下剧团（指新建昌黎县评剧团）编导力量薄弱，几乎没有，你有这方面的潜力（在唐山专区评剧团我曾组织青年演员编排过《除四害》《卫星上天》等配合中心任务的街头活报剧），希望你在演好老生角色的同时，下大力攻克编导。你不要满足现状，要有更高的追求。刘昌是带你们去昌黎的代理团长，也是未来的昌黎县评剧团团长，我已经跟他说了，就看你听不听我的话了。”我当即表态：“一定按老师的要求做。”到达昌黎后，在团长刘昌、同行郭继明等帮助下，我首先执笔编创了现代评剧《徐学会》，接着又创作了《红姑女》（古装戏）、《铁骨红心》（现代戏）、《红花》（现代戏），并改编了现代戏《槐树庄》《李双双》《焦裕禄》和古装戏《红拂夜奔》等剧本。这些戏，除《红拂夜奔》外，均成为剧团经常上演的剧目。其中《徐学会》一剧，由昌黎县评剧团代表唐山专区参加1960年河北省在天津市举办的文艺汇报演出，评价很高；全剧由河北电视台转播，剧本被《河北戏剧战线》刊物发表。《红花》一剧，由昌黎县剧团代表唐山专区参加1966年河北省举办的文艺汇演，反响强烈，被省文化局定为出席华北局举办的文艺汇演剧目。对于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洪影老师非常高兴，我总算给老师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提起创作《红花》剧本，不由我想起了一段喜忧参半的往事。所谓“喜”，就是当河北省文化局确定《红花》为代表河北省参加华北局举办的华北文艺汇演的剧目后，我非常高兴，心想我一个农村的孩子，小学文化，靠自学、自悟创作的剧本能够得到省里领导、专家的肯定，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喜事呀！所谓“忧”，就是当省文化局调我到省会天津参加剧本修改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局面有些乱了起来。我去天津半个月后，突然接到昌黎县评剧团发来的电报，让我“速返昌黎”。当时，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去找省文化局艺术处处长张特。张特说：“电报内容不明，你赶快返回昌黎。你不用着急，这是剧团的电报，不是你家中的电报，没大事儿。你要快去快回，修改的这遍稿虽然通过了，还有个尾子，要赶紧改好。”我怀着惶惶不安的心情返回了昌黎。到剧团后，才知道是剧团的团长、党支部书记田宇丰叫我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鸿兴戏院那里的剧场两侧挂了不少大字报，除了老团长刘昌和主演高凤荣两口子的，就是我的。什么“******************反党小集团，砸烂下放委员会”“炮轰U-2型飞机——王庆宽，揪出昌黎县评剧团的‘小周扬’”“《谁是真凶手》是大毒草”，等等。其中“下放委员会”是指剧团根据上级精神曾搞过一次精简下放，因种种原因有些应下放人员最后因思想不通未走，心中不满，“文革”开始后硬说我们几人成立了“地下”的“下放委员会”；《谁是真凶手》是我当时创作的一个剧本。那时，我刚刚20多岁，没有经过什么“运动”，被这突如其来的“革命”风暴吓得暗地里直哭。一天，我爱人林仲英发现我偷偷在哭，就问我：“你哭啥？”我说：“我害怕！”“怕什么？”“怕被打成反革命回家，怕你跟我离婚！”她说：“你不用怕！咱俩十几岁就在一起练功、学戏，我对你非常了解。你既不反党，又不反对毛泽东思想。放心吧，你到那，我跟你到那，永远在一起，决不离婚！”她的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思想上的顾虑一下云消雾散。当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脑海里总是想着爱人说的那些温暖人心的话。想着想着，又想起洪影老师在我当初嗓子变声时对我说的话：“前进路上不会一帆风顺……要冲破这道难关，靠得不是眼泪，而是志气和勇气。”尽管面临的境况已经不同，但坚定信念却是一样，要勇于渡过当前的难关。不几天，田宇丰找到我说：“省里来了电报，让你去天津接着修改剧本。你准备准备，下午就走。”我说：“目前这种情况，我能改好剧本吗？”他说：“你放心去吧！你年轻，出身好，又没有什么政治言论，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于是，下午我就回了天津。去了几天，剧团又打电报让我回昌黎；回到昌黎不几天，省里又打电报让我回天津。就这样，我往返三次，弄得真是无所适从，忧心忡忡。最后那次离开天津，是省文化局局长李伦和艺术处处长张特找我谈的话，大意是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搞起来了，各级领导忙于领导运动，其他工作暂时停止。你先回去，剧本何时继续修改，另行通知。同时，他们还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我回到昌黎，剧团的气氛跟原来已经大不一样，成立了好几个“组织”。这些“组织”内斗不止，串联不断。到1967年1月，“红卫兵”组织夺了权，田宇丰靠边站，挨批判，我也开始写“检查”。当时，我想，我为剧团写了不少剧本，有的参加汇演获得好评，给剧团争得荣誉；有的成为经常上演的剧目，为剧团取得了经济效益，没功劳，还有苦劳，为啥落个挨整的下场？我百思不解，开始心灰意冷，暗下决心，永远不再写剧本了。
过了一年，昌黎县评剧团被迫解散，我被分配到昌黎县供销社系统工作。时隔不久，又被抽去组建昌黎县工农京剧团，任副团长兼导演；后来，又在昌黎县农民文艺宣传队工作一段时间。1975年，我被安排到昌黎县商业局，出任系统工会副主席。到70年代末期，供销系统恢复，我转到县供销社任基层科科长，后来又当办公室主任，算是彻底离开戏剧行业。
“文革”期间，我遭受的那点冲击算不了什么，洪影老师却是大难临头，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多次遭到批斗。那时，我们师生断了联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洪影老师也得以平反，重登舞台。那年，洪影老师随唐山地区评剧团来昌黎演出。一日中午，我把她请到家里，边吃饭边谈，最后谈到我的剧本创作问题。她说：“当年你们剧团由唐山下放昌黎时，我让你攻克编导你做到了，今天我还有话要说，希望你仍然要做到，这就是不要放弃创作。你搞编剧多年，有一定的水平，要珍惜。现在，昌黎虽然没有剧团了，但你可以写剧本投稿。如今，党和国家正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啦！”一番话说得我热血沸腾，一下子把我对“文革”的积怨变成了创作的欲望。洪影老师走后不久，我就试写了一个独幕评剧《新风正气》，寄给了《唐山群众演唱》，有幸发表。此后，我创作了《闹瓜棚》《良缘》《无情有意》《惊梦》《阵前教女》等剧本。除《阵前教女》外，均由《唐山群众演唱》发表。其中《闹瓜棚》由秦皇岛市组队参加1985年河北省举办的业余文艺汇演，获编剧二等奖；《无情有意》由秦皇岛市小海燕评剧团参加1989年河北省第二届艺术节，获编剧、导演（由我任导演）两个三等奖；《阵前教女》由秦皇岛市小海燕剧团参加1992年河北省第三届艺术节获优秀编剧奖；《良缘》由秦皇岛电视台1992年录制成广播剧（改名《乡风》）多次播映；《惊梦》由昌黎县文化馆组队，参加1992年秦皇岛市举办的小戏汇演，获编剧二等奖。另外，多年间，我还创作了不少新故事，其中《张德兴买锅》先后刊登在《昌黎文艺》和《唐山群众演唱》上；《第十次电话》和《恨子》由昌黎县文化馆组队参加秦皇岛市新故事汇演，先后获二等奖和创作奖；《检查卫生》由《河北故事》刊物发表。实践表明，没有洪影老师的关爱和开导，我就没有这些剧本和新故事的创作成果。
1998年，原在昌黎县评剧团工作、因“文革”改行的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在县委、县政府的关怀、扶持下，组建了昌黎县联谊剧团（两年后在县政协领导关心下改建为昌黎县政协联谊评剧团）。为了不辜负当初洪影老师的教导，我充分利用这个园地，更加勤奋地耕耘，以报答她老人家的关爱之情。几年间，我为剧团改编、整理了《六月雪》《刘翠屏哭井》《借女冲喜》《神罐》《见面发财》等十多出传统剧目。期间，为配合县里的计划生育、强化收税和庆祝建党80周年等活动，我先后创作了《转弯》《好税官》《忙书记》《错在哪》《人间情》《好儿媳》等独幕评剧，由县政协剧团排练，赴各乡镇巡演。其中《转弯》一剧，由县政协剧团代表河北省参加全国中华人口奖文艺汇演获得铜奖；《人间情》《好儿媳》由昌黎县文联主办的《碣石风》期刊发表。这些成果，我借去唐山为洪影老师庆贺八十大寿之机，向她做了详细汇报。洪影老师获知以后，非常高兴，连连说：“这是你献给我八十大寿最珍贵的礼物。”
我今年已经74岁了。人到老年，就爱怀旧。我常想，我当年参加工作得益于洪影老师的关爱，我由小生改工老生又是得益于洪影老师的关爱，我由演员成为昌黎县评剧团的编导还是得益于洪影老师的关爱，我由心灰意冷重新燃起创作热情仍是得益于洪影老师的关爱。对于洪影老师的关爱之情，我永远铭记在心，一生不忘。
 
（作者多年任昌黎县戏剧家协会主席，河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曾先后任昌黎县评剧团编导、昌黎县工农京剧团副团长和昌黎县供销社办公室主任等职。长期从事戏剧剧本创作、导演和演出等工作，有不少戏剧及故事作品发表、表演和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