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杨立元的《滦河作家论》
霍俊明
多年来随着不断的出游和对地理版图上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认识，我对文学地理学越来越发生兴趣。当年的保罗·克鲁曾在游记《骑着铁公鸡——坐火车穿越中国》中描述了从广州、上海到哈尔滨、新疆的“南北”见闻，而显然想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结构以及人文视角下的“地理”图景可能更为重要。政治地理学意义上的“体国经野”（《周礼》），也即行政区域等级划分也显现出不同的地貌、气候、居民、建筑以及人文环境的巨大差异和层出不穷的层级的多样性特征，而对于有68条总长超过六万公里的陆地省界和41万多公里县界的中国而言，我们不能不发出地大物博的感叹，而感叹背后是这些难以计数的界碑背后的生活方式、属地性格和人文界限的诸多差异性。尤其是在后城市时代和新移民时代的今天，当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成为时尚并成为不容置疑的强势力量，作家该如何写作，文学该如何维护文学的地理版图和不可规约的个人性、差异性甚至“地方性”都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诗学问题。而评论界一说到河北文学似乎立刻就会想到的词是“主流”“传统”“中规中矩”“保守”“四平八稳”“乡土”，似乎作为京畿文化的河北一直都与“先锋”“另类”“创设”无缘，而从有效和整体性的层面来回应这种批评界对河北文学的“刻板印象”的研究却一直处于令人遗憾的空白状态。而在后工业时代谈论一条河流甚至河流两岸和场域下的文学图景显得如此艰难甚至有些不可思议。海德格尔强调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而著名评论家杨立元多年来却不断在山地、河流、平原和草原的地理版图中不断探询“地方”文学精神和生命与历史“河流”的若隐若现的源头。杨立元先生的巨著《滦河作家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就十分有力和精准地回应了文学如何“还乡”以及文学和“地方”之间隐秘关系的文学主题。在一条全长近900公里、流域面积44750平方公里且支流达500余条的滦河（古称濡水）上开始的文学地理让我们在100多位“滦河”作家的文本世界中得以领略和最终勘透气象万千的文学气象的根脉、谱系和血缘。而我也在丰润老家日益枯竭的还乡河岸得以能够看到滦河曾经的历史景象和她仍然苍茫未为可知的命运。
而文学和地理（“地方”）的关系绝非像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学那样简单，出生地、籍贯、工作地都只是浮于表面的一种身份，王蒙就曾在1980年代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哪个更好的问题时，对狭隘的文学与地理（地域）的关系的理解做出过批评，“冰心祖籍福建，小时候生活在山东，求学在美国，几十年长期住在北京，我们需要明确她老人家的唯一地方归属吗？”确实，文学对地域的呈现也绝非是直线和硬性的，而是要融入作者的诗性的发现、创造、命名、想象甚至某种合理的虚构，诚如宇文所安所说的“好的文章创造了一个地方”（《地：金陵怀古》）。基于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地域的历史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各种文本构造和呈现“编织”出来的，而表象背后的写作、经验、地理环境、空间结构和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才真正值得研究。所以一定程度上是这些滦河两岸的本土作家通过文本的想象、命名创造了一个文字性和本土性的“滦河”图景和北方诗学的精神气象。所以一定程度上杨立元先生在《滦河作家论》中围绕着“滦河”所展开的两岸、上游、下游的文学地理以及在草原文化、燕山文化、游牧文化、长城文化、平原文化、工业文化、渤海文化和老呔文化的交相碰撞中更为立体、多元和丰富地还原和呈现了这些滦河作家群体的特殊性文学征候。这些滦河作家通过一个充满了心理能量、文化势能和精神图景的文本重新呈现了一个文字性和本土性的既具有共性又不乏个性的文学景观和“北方”诗学流向。一条河流，一条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河流对于社会沿变和民众生存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人们活下来的救命稻草。但是对于作家和文学而言，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作家而言去发现、抒写和命名一条河流就不能不是艰难的。只能说，后工业时代抒写河流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是河流本身越来越少了，再有就是河流在物欲化和城市化的胁迫中越来越沙化和变质化了。每当我在暮色苍茫中回到冀东平原，这里无处不在的铁厂、钢厂、煤矿、水泥厂、矿山、加油站和国道上轰隆巨响的拉着钢材、木材、煤炭、水泥、牲畜和大白菜的车流都让我觉得在这样无比嘈杂的后工业时代写作是多么的困难。
近些年我也在不断思考文学和地理之间的关系，而杨立元先生的煌煌110万字的《滦河作家论》则以“滦河”为核心场域的文学地方学研究使我豁然开朗。很明显，身边的河流和脚下的土地在文学中获得了重启的温度和生命感。或者换言之，杨立元先生通过“滦河”与文学的多元关系为“文学地方学”的研究提供了不无新意的“地方性”“知识”和具有重要诗学价值的有效入口。而“地方”一向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人文地理学者Tim　Cresswell在《地方：记忆、想象与认同》一书中深入思考了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地方”，追溯了1950年代以来“地方”概念的范畴和发展。他深入考察人们如何记忆、认同和想象一个“地方”，同时人们又是如何来排斥某些人和元素进入“我们的”“地方”。Tim　Cresswell认为地方是一种认识方式。由此可见，地方既是一个对象，又代表了一种观看和认知方式。而“滦河”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区域性”精神和心理图景的“地方”，显然已经成为值得反复观照和梳理的场域，这甚至对于重新考量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学场具有着不无重要的意义。
由气象万千的滦河的“东岸”和“西岸”以及相应的具有差异性的作家聚落，我不能不想到另一个地理空间下的图景——“左岸”（Rive gauche）。左岸，即巴黎塞纳河的左岸。塞纳河从东南朝西北方向流入巴黎城，塞纳河的左岸也就是巴黎的南部，相对的右岸就是巴黎的东北部、北部和西北部。而左岸显然已经不再是一般的地理图景，而是带有了明显的人文性图景和区域性精神。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初到40年代，巴黎尤其是左岸的巴黎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聚集在左岸的图书馆、出版社、杂志社、广场、咖啡馆、酒吧和客厅（沙龙，著名的如哈列维沙龙）成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文化活动空间，而右岸显然成了中产或高层聚集的消闲娱乐之地。爱伦堡、马尔罗、纪德、布勒东、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法尔格等都经常出入于这里的咖啡馆和酒吧，甚至在波伏娃那里咖啡馆甚至已经取代了卧室和办公室。而咖啡馆成为重要的公共空间还与法国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都是在自己客厅之外和朋友见面。甚至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自由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及“流亡者”也在左岸寻求慰藉和庇护，如毕加索。而左岸的双叟咖啡馆、圆顶咖啡馆、花神咖啡馆、丁香园咖啡馆（以聚集了不同时期的大量知名诗人而为人称道）则成了一个个最具象征性的文化地理坐标。显然这些咖啡馆和酒吧的形成以及影响不能不得力于巴黎左岸的拉丁区的大学传统。实际上早在19世纪左岸因为拉丁区的大学传统和特有的人文魅力而形成了咖啡馆和酒吧的繁荣景象（如著名的普洛柯普咖啡馆、伏尔泰咖啡馆，前者聚集了卢梭、狄德罗、伏尔泰、丹东、马拉、左拉、巴尔扎克、乔治·桑、莫泊桑、缪塞等著名思想家和作家以及社会精英），这甚至成了一个传统。海明威曾在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借杰克·巴恩斯之口说出左岸对“迷惘的一代”的重要性，“不管你让出租车司机从右岸带你去蒙帕纳斯的哪家咖啡馆，他们都会把你拉到罗桐多去。十年后也许会是圆顶”。而围绕着滦河的源头和流系，围绕着滦河的东岸和西岸，杨立元通过与这条河流息息相关的张爱玲、宋之的、从维熙、李尔重、郭小川、李瑛、管桦、浩然、何理、刘章、旭宇、戴砚田、张学梦、韩作荣、马嘶、李小雨、张同吾、何申、关仁山、峭岩、大解、刘向东、李木马、东篱、刘福君、张楚、胡学文等诸多作家提请我们不断注意和思考——一条河流和作家聚落的互生与互文的关系。
多年前海德格尔的一句忠告已经被中国诗人和一些弱智的学院派批评家们所扭曲和淘空，然而这句“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对于当下作家而言是难以规避的宿命。而这种宿命是在巨大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去乡村化的黑色浪潮中刺痛了中国作家最为敏感、最为本源也最为疼痛的记忆，这种记忆是精神出生地的记忆，也是一种脐带式的记忆。唐山境内的滦河发源于坝上巴彦图尔骨山脉，在坝上及内蒙古境内叫闪电河，进入河北称做滦河。在伟大的自然河流、时光河流和人生的河流上作家“寻根”的冲动和对生命的追问就在所难免了，“用几十年的光阴 / 我追随着河流的方向 / 漂泊到了冀东平原上的这座城 / 而一条河流 / 已不再叫上游的名字”（张非：《一条河流和她的两个名字——滦河源头记》）。正是在草原、河流、多伦诺尔、金莲川草原、玛忽阵营盘、察汗囫囵、哈喇勿素、安固里淖、旺兀察都、郭勒半淖、九连城、太仆寺旗、闪电河、黑风河、五女河、羊肠子河等等这些围绕着滦河所展开的“陌生化”的根性场景和沾染了强烈的个体情怀、地方伦理、乡愁情结、时代命运以及历史张力的空间中，滦河作家们不断寻找、标示、铭刻着一个个精神的坐标。而在关注滦河文学和文化图景的过程中，杨立元十分可贵地注意到个体生命的记忆在时间和生存的双重磨砺和消蚀中呈现出了难以磨灭但是却永远都难以再现和返回的疼痛感。滦河作家聚落通过个人化、命运化但又极具历史性、时代感和象征性、想象性的场景展现了生存的艰难和现实的隐忧，实际上这种田野化的还原的过程弥足珍贵，它重新打开了被历史、社会和时间风暴所封闭的出口和伤痂。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强调的“一个在历史上不可缺少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身创造那个时代”，而对于滦河和滦河作家而言，我们既可以说是滦河的实体性存在孕育和催生了众多的优秀作家，也可以指认是一个个优异的善于发现和倾听的作家们发现和命名了滦河这条别样的河流。反之，滦河也只能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而存在，而会在伟大的诗歌文化地理学版图上消失。在这一点上看，滦河和滦河作家聚落就是一个相互寻找和相互发现的过程，这让我想到了当年布罗茨基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诗歌在寻找它伟大的骑手，而滦河也在寻找她优异的舵手和水手。
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地域文学研究的“地方主义”和“狭隘”“呆板”“保守”的“本土”姿态，杨立元在《滦河作家论》中十分生动而立体化、开放性、包容性地呈现了滦河作家的共性文化因子之外的诸多不可消弭的差异和不可规约的个性。这显然至关重要，因为诸多的地方文化研究者们往往会排他性地“建立”起一种所谓的地方核心文化，也据此排除了文化因子多重聚合和碰撞的空间结构和可能性前景。而杨立元则在滦河的100多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发现了“刚柔相济、兼容并蓄”的文学禀赋以及不无显豁的地域色彩、家园意识、忧患精神和强烈的现实感以及历史想象能力，注意到这些文本呈现出的是多层面、复合体式的文化合成。“滦河由北向南，由高向低，一脉贯穿，逶迤而行，滦河作家的风格也有如两岸的风景纷繁变化、绚丽多彩。滦河上游的文学由于坝上、山峦、草原地理环境的影响，显得刚烈、厚实，有阳刚之美；滦河下游的文学由于平原、海岸的影响，显得悠扬、婉转，有婉约之态，因而也形成了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不同文学形态和文学群体”，据此杨立元先生在令人信服而精准地追溯滦河流域的生成延展过程中，注意和发现了不同文化因子下的差异性的文学和文化的繁复景观，从而梳理出山庄文学、上庄诗派、山海文学、长城文学、开滦文学、地震文学、唐山湾文学、山乡文学、城市文学、平原文学、海港文学、老呔文学等异质性的文学气象。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一部没有“现实感”的文学批评著作有时候也是值得怀疑的，当然我这里所提出的“现实感”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生活”“现实主义”是有着相当的差异的。“现实感”显然来自于一种共时性的作家对生存、命运、时间、社会以及历史的综合性观照和抒写，这种观照方式和抒写方式显然除了与当下的时代和写作具有关联之外，也同时延展到过往的历史烟云深处。换言之，“现实感”写作既通往当下又打通历史，既有介入情怀又有疏离能力。而杨立元的《滦河作家论》除了深入剖析滦河作家的地方性知识和个性化写作差异之外，还十分可贵地呈现了对具有“现实感”的滦河作家的深入而具有启示性的阐释和思考，比如对张楚、胡学文和田林的“底层”叙事的研究。显然，“底层”叙事在新世纪以来已经逐渐成为流行的写作方式，题材重新以道德优势和时代伦理获得了空前的关注甚至“赞誉”。而杨立元却通过翔实而准确的深入分析发现了张楚等滦河作家的“底层”写作与时下流行的相关写作的差异与个性，比如注意到他们“底层”叙事对人物心理层面的深入探究、对“沉默”世界的关注、命运感和精神之“困”的揭示。
诚如论者所言，把一个地方写奇不容易，把一个地方还原并展现其平淡之美则更难。正是在从一条河流开始的文学地理中，地方性的知识和不无重要的文学想象能力和空间使得我们能够一次次躬身向下面对她的每一次转弯，她的每一次曲折流转背后的人的命运、文学的能力和时代历史景观的幽微波澜与搅动不安的图景。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台湾国立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著有专著及诗集《尴尬的一代》《京郊的花格外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