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到北京，《跑驴》《荷花灯》。”这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舞蹈界极为流行的口头禅。弹指一挥数十载，昔日名流下夕烟。时至甲申蛇年初春，当年与《跑驴》同时在我国大江南北舞蹈界享有盛誉的冀东地秧歌著名艺人——周国宝老先生，与世长辞了。
　　在舞蹈界，特别是中、老年舞蹈工作者中，每当提到周国宝的名字，人们脑海中会即刻浮现出昔日民间舞佳作——《跑驴》的舞姿神态。这大概是人们将周国宝的大名，与他表演的代表作《跑驴》，紧紧连在一起了。关于周国宝对冀东地秧歌的奉献，舞界同仁曾有一定评说，本篇拟着重将周国宝青少年时代的从艺情况及解放后的主要经历作一概述，以表对周老先生之缅怀。
　　出生地秧歌世家
　　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十（1905年11月6日），周国宝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昌黎县城西关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其长辈为图个吉利，给他起了个乳名，叫三元。
　　自古以来，人民群众中流传有一句老话，叫做“子承父业”。长辈人的职业或爱好，对其晚辈往往具有神奇的吸引力。上世纪60年代初，周国宝在追述自己家庭往事时说：“我祖父爱跳秧歌，他经常表演《走筛子》，而且很得意这个节目。父亲从小也爱扭秧歌，擅长扭老，青年时在家乡一带已小有名气。叔叔更是个秧歌迷，擅长扭妞，兄弟二人往往同台表演。”周家至少自清代末期始，已构成一个很有特色的 “地秧歌”世家了。
　　孩童时期的三元，对其祖父和父亲、叔叔的正式或非正式表演，自然少不了观看的机会。平常日子里，当长辈们无论在炕上炕下、屋内屋外互相切磋技艺，即兴表演时，小三元的眼睛犹如照像机的镜头一样，时刻在捕捉着他们的音容笑貌、舞姿神态。年深日久，三元脑海中逐步积累了大量别人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动“影像”，在长辈们不在家时，偷偷摸摸拿起老人们表演秧歌所用的道具，“照葫芦画瓢”，翩翩起舞。这真是：雏燕学飞知努力，日后长空任翱翔。
、妞、丑三易行当
　　当祖父、父亲、叔父最初发现三元独自一人偷扭秧歌时，他们都觉得很有趣儿，并投以赏识的目光。三元未受父老斥责，这使他解除了恐惧感。谁也说不清，究竟是三元的秧歌表演赢得了家中老人的欢欣，还是父老出于慈爱心肠，默许他扭秧歌的权力。总之，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在父老面前“合法”扭秧歌了。长辈们清闲时，往往还让三元做一番秧歌表演，有时还对其进行示范指导。偶尔有街坊邻居到周家串门儿，主人在招待之余，还要让三元为客人临场“献艺”。当时，三元为父老乡亲们扭秧歌，虽能逗人喜爱，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扭的秧歌，是不分菠菜、韭菜、大白菜，塞入竹篮就是菜的扭法。而对地秧歌中的“行当”概念，尚处于懵懵懂懂之中。
　　周家成员中，或许是祖父和父亲对三元最有权威，而这种权威往往兼有“磁力”作用。所以，三元后来便自觉不自觉地走向继承祖父和父亲的秧歌行当——扭“老”，这是他首次涉足地秧歌行当的开端。但他逐渐觉得表演老不能尽情尽意地获得表演乐趣，于是又转向叔叔——扭“妞”。经一段实践，他觉得表演妞很受束缚，不能随心所欲地暴发自我情感，于是有点茫茫然了。
　　古人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几次，三元跟随父亲和叔父等人外出扭秧歌，他看见表演场内有的人将鼻子、眼睛和嘴涂上白色，身穿丑公子服装，在场内任意走来串去，做各种滑稽表演，观众报以热烈掌声。三元看着十分开心，并情不自禁地动肩扭胯舞动起来。从此，三元真心实意地爱上了地秧歌“丑”行当。
“打对台”初露头角
　　如果说三元三易行当，是出于他的天资加爱好，那么他从扭“丑”始，便是如鱼得水，要在秧歌表上展翎腾飞了。民国初年，13岁的三元以扭丑跻身于“地秧歌”艺人之行列，与成年艺人共同“出台”表演了。
　　初登秧歌场，小三元并非名流，但他的“出台”，却如一块磁铁投入场内，使表演场地骤然形成了一个强力“磁场”，周围观众的眼神均被吸引凝聚在三元身上。看，一把彩扇在他幼小的手中，无论是片、转、抖、端，多么灵巧自如。看，他那涂成白色的上下眼皮能做快速翻动，特别是抹成白色的嘴巴，也能随唢呐节奏做各种张、合动作。可能就是出于他与众不同的嘴部动作，产生了他的艺名——“假蛤蟆”，并在当地群众中流传开了。
　　不大不小的“三元热”，在其家乡一带掀起来了，三元不时受聘去外乡扭秧歌。说来也巧，一次三元正在秧歌场上尽兴表演时，被昌黎县八里庄村的秧歌名“丑”聂国和（人称聂三）发现了。凭聂老艺人的一双慧眼，他认定三元确系一块“好料”，当即收三元为徒。此后，三元常随师父外出扭秧歌。日后周国宝说：“当时我外出扭秧歌，一是给别人看，二是要‘偷’，要把别人的好动作、好姿态‘偷’过来，回家后练习。”
　　当时，冀东一带闹秧歌办花会，很讲究“打对台”。所谓打对台，是指来自各地的若干拨秧歌队汇集在某地，每拨秧歌围一圆圈儿，同时开展竞技性表演。届时，聂国和往往推出他的得意门生——三元上场。在各路秧歌高手摆开阵式要决一雌雄之际，三元自然也要施展浑身解数以争魁首。听吧，鼓镲声，唢呐声，喝彩声汇成一股股竞艺热浪。看吧，各表演场内的秧歌艺人均在不遗余力施展自己的“高招”“绝活儿”。看热闹的群众，当然要先以“走马观花”方式，把各拨秧歌逐个粗看一遍，然后择其优而欣赏。随着表演时间的延续，各表演场地的观众数量势必产生变化，有的场地观众逐渐增多，有的场地相对在逐渐减少。当表演临终时，在三元所在场地围观的群众，已形成针扎不进、水泼不入的层层人墙。而其他表演场地的观众却是稀稀疏疏或寥寥无几。
不为日伪献艺
　　时光荏苒，三元的年龄和秧歌技艺水平，也在与日俱增。到了日寇侵华时，他已是而立之年，并且是昌（黎）、滦（县）、乐（亭）一带颇有名声的秧歌艺人周国宝了。此时，乌云笼罩着冀东山川，周国宝与父老乡亲们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民族劫难之中。年节之际，当地日伪人员为粉饰其“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的假象，要当地民众举办“热闹”（即组织“花会”表演）。周国宝心里清楚，他已被列入供日伪享乐的名单了。当初，伪保甲人员登门“拜访”他时，他躲藏在街坊邻居家做暂时回避。后来，他想出了一个绝妙高招——每逢年节日伪要操办“热闹”之际，他便提前起程到外乡“串亲拜年”了。究竟周国宝到哪里串了亲？又为何人拜了年呢？后来周老艺人向笔者揭开了秘密：当时他去家乡北部山区，与当地八路军和老百姓共同扭秧歌去了。好一个“串亲拜年”，他还真的去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中串了亲，向八路军战士拜了年。
进省城一举夺魁
　　1948年秋天，昌黎解放了。年入四旬的周国宝，积极热情地参加欢庆翻身解放的秧歌队，几乎跑遍了昌黎城乡。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分得了土地，过上了“耕者有其田”的生活。当时农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儿：“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对翻身农民美滋滋、乐哈哈的内心情感的生动写照。周国宝本为农民出身，他自然拥有一颗与其他农民同样的心，对翻身农民的新生活有共同感受。也许是新生活激发了他，使他有了想用农民喜爱的艺术——“地秧歌”，把翻身农民的新生活反映出来的创作冲动。于是他联合弟弟周国珍和艺人张谦等，与本县群众文化工作者共同研究，将原地秧歌传统小出子《傻柱子接媳妇》，改编为妻骑驴、夫赶脚，表现翻身农民小两口欢天喜地回娘家的《跑驴》。该舞既不失地秧歌幽默诙谐的格调，又准确生动地反映了翻身农民的新风貌。在县和地区文艺汇演中，《跑驴》获得好评，又于1953年初参加了河北省第一届民间文艺会演，荣获一等奖。
　　《跑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举成功，为传统民间舞蹈的“古为今用”，开创了良好范例。该舞的艺术价值及其社会效益，绝不是用“一等奖”头衔所能概括的，它有力地推动了民间舞蹈的革新发展，其作用和影响极为深远。随着《跑驴》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周国宝这位农民出身的民间舞艺人，犹如一颗新星，在我国舞坛腾空而起了。
怀仁堂大展艺才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周国宝，做梦也不曾想到，庄稼汉扭秧歌，不仅可以扭进省城，而且可以扭入国家首都——北京城。
　　省会演不久，周国宝及其《跑驴》等节目，做为河北省代表队，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该舞获得全国赞誉。同时，作为全国会演优秀节目，在怀仁堂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汇报演出。此时，是周国宝一生中最光荣、最幸福的时刻，也是他艺术生涯中最光彩夺目和最值得怀念的一页。会演结束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将河北代表队的《跑驴》，及其他省代表队的《采茶扑蝶》《花鼓灯》《长鼓舞》等节目拍成了电影艺术片。
　　有人说，人的成功是“天才”加“机遇”。此说虽有某些道理，但尚欠全面，其中应增加“勤奋”二字。周国宝的一生，是他以心血和汗水谱写的一篇继承发展民间舞“地秧歌”的光辉篇章。如果说，在他的成就中也有个机遇因素的话，那就是周国宝中年以后，赶上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是他大展才华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
舞彩扇桃李满园
　　一个庄稼汉出身的地秧歌艺人，能登上怀仁堂舞台，并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鼓掌赞赏，进而又进入电影银幕，使地秧歌区域性观众之层面，扩展到全国大江南北亿万人民。仅此史实，足以标志周国宝在50年代初，已攀上了民间舞蹈艺术的高峰。然而，时代又赋予周国宝以新的使命——将他数十年磨炼而成的地秧歌绝技，做为民间艺术血浆，源源不断地输入给新中国舞蹈艺术的肌体。
　　当全国第一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刚刚落下帷幕，周国宝先后应约向中直歌舞团体及部队驻京各文艺单位传授地秧歌表演技艺。他在教舞时，手持彩扇及手绢，当舞到高兴时，彩扇在他身前身后、上下左右犹如彩蝶翻飞，令人目不暇接，使临场学舞和观舞者，无不为他的精彩表演拍手称绝。是时，全国各地许多专业歌舞团也纷纷派员进京向周老艺人学秧歌。此时京内舞坛确实形成一阵“地秧歌热”。许多学舞者，往往因时间短促，只能学到地秧歌某些扇花、绢花及舞步。即使如此，他们回本单位后，仍以地秧歌师资身份向该单位演员传授地秧歌。
　　1955年，河北省群众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河北艺校前身）创办第一届舞蹈班。周国宝应聘任该校民间舞教师，由此转入了为培养本省专业舞蹈人才的教学工作。在他任教期间，经常有外省市舞蹈工作者远途跋涉来该校向周国宝老师拜师学秧歌。他们有的三五人成行，有的独来独往，短则十余天，长则半年左右，如此一批接一批，连续不断。虽说不上车水马龙，但确有门庭若市之状。周老师每天除完成本校的教学任务外，还要向外地学舞者教秧歌。平日里，迎来送往也算是“家常便饭”。该校舞蹈班毕业后，周国宝又应聘到天津音乐学院附属舞蹈班任教。此时正值我国经济极度困难时期，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因食不饱肚，弃职返乡务农者不为鲜见，可是周国宝并未为“弃职风”所动，一直坚持教学岗位。日后他回忆此段历史时说：“国家看得起咱这个庄稼人，我不能放下国家交给咱的任务回家去种地。”
　　 上世纪60年代初，周国宝被调到河北省歌舞剧院工作，直至退休。此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为该院业务建设，他发挥余热，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以教师兼大伯的身份，与该院演职员相处甚好。如果说该院舞蹈演员对“地秧歌”有较扎实的功底儿，其中自有周老先生的一份功劳。
　　如果有人问：周国宝老先生的门徒有多少？笔者回答是：大江南北遍中华，此事难以用数字计算。试想，他将民间艺术面授一代学生，这代学生又将其艺术传给第二代……至少沿续了三四代。谁能算出结果呢？
　　上世纪70年代末，昌黎县多了一位手持拐杖的老人，他平日常去县文化馆坐客，有时则漫游在大街小巷。每逢年节，这位老人还要抛开拐杖，与小伙子、大姑娘共同扭起地秧歌，以抒发对这块土地的眷恋之情，以及欢庆改革开放给家乡带来的巨大变化。
　　然而，在1989年元宵节即将到来之际，全县城乡又要大扭秧歌的时候，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在2月17日那一天去世了。在各地送来的花圈中，出现最多的挽联是：“悼念恩师周国宝老先生”。
（张俊杰，唐山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唐山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