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京东遗躅
　　清顺治十五年（1658）晚秋，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顾炎武先生，开始了他的京东之行。由北京出发时，他的朋友孙宝侗有《送宁人（顾炎武字宁人）先生之永平》诗一首，首联有“纵横车马蓟门途，憔悴人如楚大夫”句，说明他由上年春开始的“一身孤行，……黎藿为飧”，“空山羸马西风路”的漫游生活，使他形容憔悴。而试图反清复明的无望，使他如被谗害去职的屈原般的悲怆。此次出行，他经蓟州，过玉田，抵永平府之卢龙；入山海关，登望夫石；再折回关内，访昌黎；然后北上越三屯营，次年春抵昌平谒十三陵。自冬历春达半年之久，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和文化遗产。
　　一是留下了可称为“诗史”的《蓟州》《玉田道中》《永平》《谒夷齐庙》《山海关》《望夫石》《昌黎》《三屯营》《恭谒天寿山十三陵》诗作。其中又以五言古诗《山海关》最为脍炙人口：
　　芒芒碣石东，此关自天作。
　　粤惟中山王，经营始开拓。
　　东夷限重门，幽州截垠堮。
　　前海弥浩溔，后岭横岞崿。
　　紫塞为周垣，苍山为锁钥。
　　缅思皇祖时，犹然制戎索。
　　中叶狃康娱，小有干王略。
　　抚顺矢初穿，广宁旗已落。
　　抱头化贞逃，束手廷弼却。
　　骎骎河以西，千里屯毡幕。
　　关外修八城，指麾烦内阁。
　　杨公筑二翼，东西立罗郭。
　　时称节镇雄，颇折氛祲恶。
　　神京既颠陨，国势靡所托。
　　启关元帅降，歃血夷王诺。
　　自此来域中，土崩无斗格。
　　海燕春乳楼，塞鹰晓飞泊。
　　七庙竟为灰，六州难铸错。
　　诗说：山海关地处碣石山之东，乃天然之要地。明初中山王徐达于此建关设卫，将东夷（指后金）阻之关外，古幽州亦被关城截分为二。其关，前有汪洋大海，后有陡峭高山，又被长城围裹，为锁钥重地。追思当年太祖朱元璋所以建关于此，乃为抵御外族侵略之布局。但明中叶自嘉靖至天启年间，朝廷耽于安乐，小丑（建州女真族）开始干扰明廷战略布局。万历四十四年（1616）后金建国，努尔哈赤先后攻下抚顺、辽阳、广宁等城，时，广宁巡抚王化贞弃广宁而逃，经略熊廷弼亦畏敌退却，很快辽河以北为后金占领，敌人毡幕（军帐）逶迄千里。明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经略辽蓟，五年间修固锦州、塔山、宁远等八个城池，后杨嗣昌又筑山海关南北翼城和东西罗城（顾误，实袁崇焕筑），使关城近可守远可攻，实九边节镇之雄，而挫金兵气焰。但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朝无主宰，接着吴三桂降清，与多尔衮折箭订盟，清兵入关，势如土崩，无复抵抗。此时之山海关，海燕可以在城楼上作巢，山鹰可以翱翔海上。明王朝灰飞烟灭，实由吴三桂开门揖盗，而铸成的重大错误。后人评此诗：“兼地志、史论、文学三者之长，为千古诗人所未有”。
　　二是对北京至山海关一带的历史地理问题作了考证，留下了《京东考古录》一书。《京东考古录》收《辨石门》《辨辽史引公孙度平州之误》《辨柳城》《考昌黎》《考石城》《考宋史营平滦三州之误》《考契丹所得十六州》《辨龙城》《辨三韩》《辨张公素》《考长城》等23篇，辨明了历史记述中的许多错误。如《考昌黎》说：昌黎有五，但不同时，韩愈虽自称昌黎，实际上不是昌黎人，而是河阳人，在河南孟县境内。又如《考契丹所得十六州》：五代时，石敬瑭割十六州于契丹，后十六州中瀛（河北河间）、莫（河北任丘）归还北宋。营（昌黎）、平（卢龙）二州原为契丹于后唐时以兵取得，余十四州加营、平二州适符十六州之数，而人谓割让十六州含营、平二州在内，而长期谬传。
　　三是撰《营平二州史事》。顺治十五年冬，顾炎武到永平府后，地方官长、士大夫曾预约先生为撰《永平府志》，说府志初稿已有，愿先生修改定稿以成。先生答：“我无郭造卿先生（福建人，撰有《卢龙塞略》，亦撰有《永平志》130卷）的学问，以三千里地外的人，而写此地之事，实非所能。”乃谢绝之。并在七律《永平》一诗记有此事：“流落天涯意自如，孤踪终与世情疏。冯驩元不曾弹鋏，关令安能强著书”。后来，他感到实在有负永平官员的盛情，乃在三屯营小住，撰《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填补了永平地方史空白。此书于乾隆年间被禁。
　　四是亲身踏查永平府长城内外地形、山水、道路、里程、要隘，作了七千多字的详细记录，收入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为今日研究蓟镇长城的宝贵资料。
　　五是为一个无名的小人物作“记”。崇祯二年（1629）十月，清皇太极亲统兵，分三路入塞攻明。前锋所向，玉田、卢龙、迁安等县兵未至而先通款迎降，惟昌黎县令左应选率军民坚守不降，清兵六日不拔，乃引兵退，城得以全。期间，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士兵拽落清兵登城云梯而得城全。后，巡抚杨嗣昌奉旨建“拽梯郎君祠”以祀之。顾到昌黎，听到一个叫张庄临的人为言其事，认为“不为之记，无以传后”，乃撰600余字的《拽梯郎君祠记》，详述其事迹。认为“忠臣义士，性也，非慕其名而为之。名者，国家所以报忠臣义士也。报之而不得其名，于是姑以其事名之，以为后世之忠臣义士者劝，而若人之心何慕焉，何憾焉！”
宋琬与《安雅堂文集》
　　宋琬，山东莱阳人，字玉叔，号荔裳。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清顺治三年（1646）举乡试，翌年中进士，授户部河南司主事。顺治七年六月，因遭人诬陷入狱，次年夏平反出狱。此后历任吏部稽勤司主事、陇西道佥事，永平道。顺治十七年秋，调浙江省任左参政，分守宁绍台道。十八年八月升任浙江提刑按察使。同月，其族侄宋奕炳告发他与山东栖霞农民起义首领于七沟通，再次入狱，历时三年多。经山东巡抚蒋柱国为其辩诬，于康熙二年（1663）冬免罪释放，流寓于江浙一带。康熙九年北上京师，两年后起用为四川提刑按察使。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赴京述职时死于北京。他居京时，名其居曰“安雅堂”，以后其诗文集均以此命名。
　　宋琬于顺治十四至十七年（1657—1660）任永平道。《永平府志·列传·名宦》卷，云其任永平道期间“慷慨明快，遇事立剖，一时奸宄敛迹，境内肃然。增修府学，规模壮丽，前所未有。又按八佾设乐舞生，捐修乐器，以光祀典。搜集府志，以备百年文献”。是个很有作为、特别重视文化建设的官员。
　　宋琬世代诗书传家，幼时即习诗文，十八岁入京师，交接文人墨客。清初，与著名诗人施润章、丁澎、严沆、陈祚明、张文光、赵宾等诗歌酬唱，人称“燕台七子”。以后文赋诗词日臻上乘，与施润章齐名，时称“南施北宋”，声誉全国。清编《五大家诗抄》《四大家诗抄》《国朝六家诗抄》等均有宋琬专卷。清顺治十七年（1660）宋诗刻本《安雅堂诗》问世。康熙五年（1666），刻本《安雅堂文集》问世。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有《安雅堂未刻稿》继行，以后屡有翻刻传抄。2003年，齐鲁书社出版《宋琬全集》，尽收其作。宋琬工五古七律，言节苍凉，沉郁淡雅，多豪健之句。《清史稿》谓“其诗格合声谐，明靓温润”。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一书中，评其诗“时闯杜（甫）韩（愈）之奥”。
　　《安雅堂文集》作为最早刻本，收宋琬在永平道任上所做诗23首，记一篇、传一篇。其诗作以游昌黎五峰山、韩愈祠、滦州偏凉亭、卢龙韩御侍钓台、虎头石、南台寺等名胜为多，热情歌颂了永平地方的美丽景色，如五律《宿五峰山》：
　　为践西山约，扪萝到翠微。
　　松光青不定，海气白成围。
　　待月穿云径，留僧住石扉。
　　莫叫官骑促，吾醉已忘归。
　　又如五律《偏凉亭》：
　　北地园林少，尤难近里闾。
　　楼台新霁色，城郭暮烟余。
　　野饭舂菰米，霜刀脍鲤鱼。
　　狂歌明月下，归棹每徐徐。
　　这些记游之诗明白如话，画出了诗人对美景的欣赏和留连神态。除此外，亦有身世之感的诗作，如五律《丁酉除夕同家兄侄及诸亲友守夕卢龙》：
　　几载别天涯，团圞喜复悲。
　　同堂双病叟，再世两孤儿。
　　华发衰征早，青山归梦迟。
　　交亲聊慰藉，酌罢泪如丝。
　　丁酉年（1657）是宋琬到卢龙任永平道第一年，这年除夕他在山东的兄长和侄儿到来与他一同守岁，自他到甘肃陇西那苦寒之地任佥事以来，他们兄弟已多年没见面了，现在才得团圆，真是喜而又悲。这年宋琬43岁，由于七年前被人诬陷入狱，和降职到边塞任职之打击，而身体多病，过早衰老，面对兄长和失去母亲的两个孤儿（宋琬只有一女），虽聊以慰藉，而不由伤感，泪下如丝。
　　宋琬诗寓情于景，即以上举三首之“已忘归”、“每徐徐”、“泪如丝”都表达了诗人的情感，特别令人感动。
　　“记”为《怀德祠记》。明卢龙人韩应庚，号西轩，万历丁丑年（1577）进士，先后任彰德府推官，福建道御史，47岁时以疾引归，隐居钓台30年。他乐善好施，回乡后，置学田赡养贫穷的读书人，拿出粮食救济灾民，施棺木安葬穷苦人家死去的亲人，施药品拯救患病乡人，因而深得乡民爱戴，乡民为建“怀德祠”，塑韩肖像而年年祀之。宋琬有感而作《怀德祠记》记其事迹，并议曰：
　　“……先生抱经世之略，不获用于当世，退而为德于乡，岂望后人至俎豆我哉！而夷考卢龙自庚午被创以来，问当世阀阅之家，今尚有存焉者乎？非若敖之馁则栾盈之败，甚且有汙潴其宫室者，而先生之子孙独能保世滋大，蔚有令闻，不亦骎骎乎献大夫之遗烈哉！且夫先生悬车之岁，在神宗之中年，上恬下熙，突变罕有，然而一岁不登，辄忾然忧之。今卢龙之可忧者非一端不足也：士有荡析之悲，民有采葍之困，千金之家有丐于市者矣，凡民之丧有葬而裸者矣。使先生而在，则必有蒿目伤心，发为救时之策。而惜也九原不作，民罔依归，官先生之里者，靡所资故实而为政焉。《传》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国！”宜乎豚肩兔首，劳邦人之伏腊也矣。”
　　此“记”文字较深，特为译介。议曰：“先生怀有经世之才，不被朝廷所用，回到家乡施恩德于民，岂是为了让后人祭祀吗！想卢龙自明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起义遭受创伤以来，当时仕宦之家今天还有存在的吗？那时，许多人家遭受了煎熬饥饿之苦，有的沦落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而先生的子孙却能在乱世中成长壮大，名闻乡里，这都是你留下的恩泽呀！当年先生辞官家居，正是明神宗在位的中期，那时国家安定平和，少有灾难，但如果有一年歉收，你就会叹息担忧。如今卢龙地方令人忧虑的不只一个方面，士民有离散之悲，百姓有饥馁之困，原来家有千金的富户如今沦为乞丐，许多人家死了人买不起棺木只能裸葬，假使先生在世，必会见而伤心，谋求救世之策。但可惜的是国家初立尚未振起，百姓迷惘不知所归。我作为永平道员，真不知该向何处求教救民于水火的办法呀！《左传》说：‘没有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治好国家呢！’我只好准备好猪蹄、兔脑等祭品，劳驾百姓与我一起在冬夏两季给你烧香致祭，以求得你的指点呀。”
　　此文以先贤韩应庚关心人民疾苦施德于民为经，痛心地描述了明末清初这个乱世给人民造成的苦难，隐讳地批评了清政府对汉民的欺压政策，所导致的民不聊生现状；表达了作为地方官员无从施求的无奈心情，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所以清末和民国以来的清人文选，均收入此篇，足见其影响深远。
　　“传”为《王和阳先生传》。抚宁县深河村人王调元，字燮伯，号和阳，为明万历戊午年（1618）举人。他先后任河南嵩县教谕，山东临朐、滕县县令，政绩斐然。后以耿直，抵牾了上司，被罢官回乡。王不以生死盛衰变易，他与滦州孝廉张启源为莫逆之交，其子与张女指腹为婚。张早死，明崇祯三年，滦州被农民军攻陷，张女被掳，其以重金将女赎出，与子完婚，为时人称许。王于康熙三年（1664）去逝。宋琬敬其品德，为撰长达1800字的传记，细述其事迹，文后曰：
　　“余家青齐之间，驱车而过骈邑之墟，其父老多言王公之宰诚长者也。后余节右北平，尝一再造其庐，王公辄谢不见，然知其笃行君子也。及闻张孝廉之事，不以生死盛衰易心，何其深于义耶！夫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而不少概见。何哉？若王公者，斯无愧焉。”
　　文说，我的故乡莱阳在青（山东东部）齐（山东北部）之间，每乘车过邻近的已成废墟的临朐县，那里的父老百姓都念王和阳先生的政德，说他是个真诚为民办事的长者。后来我到永平任职，曾多次去造访他，他都不见，然而我知道他是个诚实的君子。当听到他与张孝廉生死之交的故事，更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重义气的人。古称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像王和阳先生这样的人，可谓当之无愧啊！
　　他为王和阳这样一个罢官居乡的品德高贵的逝者作传，热情颂扬他的事迹，高度评价他的高风亮节，可以反衬宋琬的处事和为人态度，连同他作的《怀德祠记》，可以说他是一个崇尚人的精神和道德美的人。
　　宋琬一生坎坷。顺治十七年（1660），他离开永平道第二年，他的一个远方族侄因痛恨宋琬对他的管教，而诬告他与山东土寇于七勾通，而在次年被捕入狱，三年后才得平反。以后颠沛流离多年才被起复，年刚六十即悲凉地离开世界。他去逝后，他唯一的女儿在定州出家为尼，名道启。时，诗人尚镕赋诗哀之：
　　当年赤帜树骚坛，宝树盈庭尚可观。
　　名盛久如明七子，孙微今似鲁三桓。
　　谁将斐豹丹书燕，曾使华泉后裔安。
　　寒食不须频上墓，鹤归华表恨漫漫。
　　诗说宋琬当年在文坛独树一帜，那时与之筹唱的诗人聚满门厅。他与施润章等诗人，曾被称为“燕台七子”，而与明李攀龙、王世贞等“明七子”相媲美，如今其后代竟沦落到如鲁国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一样衰败的地步。谁可以像春秋时晋国的斐豹一样为他报仇雪恨？而使他的后代得以平安呢。寒食节勿须频频到墓地祭奠，驾鹤归来的他落在墓前的华表上，会有诉不尽的恨和怨。
宋荦的《海上杂诗》
　　清世祖、圣祖二朝，以宠臣论，当属宋荦。徐珂《清稗类钞》，记世祖（顺治）赐宋荦食于中和殿故事云：
　　世祖御极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卫（任宫廷侍卫）。时商邱宋文康公长子荦年甫十四，仪观俊伟，冠侍从冠，蟒衣袴褶，带刀侍左右。上爱重之，恒赐食中和殿。一日，荦对食逊避，私出带间斜幅，裹饼饵枣栗，将怀之。上怪问，荦前跪谢曰：“臣有祖母，老甚，爱臣，臣怀以献，荣上之赐也。”上喜，自是每赐食，必以归。
　　由于顺治帝喜爱，他17岁（周16岁）就被授通判一职，可谓少年得志。后宋荦任江苏巡抚，时圣祖康熙南巡，又赐荦做豆腐法：
　　圣祖南巡，宋荦在苏抚任内迎銮。某日，有内臣颁赐食品，并传谕云：“宋荦是老臣，与众巡抚不同，着照将军、总督一样颁赐。”计活羊四只，糟鸡八只，糟鹿尾八个，鹿肉乾二十四束，鲟鳇鱼乾四束，野鸡乾一束。又传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与寻常不同，因巡抚是有年纪的人，可令御厨太监传授与巡抚厨子，为后半世受用。”
　　从少年到老年，受到两朝帝王关爱，这帝臣之间的融融情谊颇为少有。宋荦是个颇有才情的人，经常吟诗作赋，与名士唱和。他在苏州居住于名园沧浪亭，曾自题沧浪亭联曰：“共知心似水，安见我非鱼”，用《庄子·秋水》典故，颇为文士欣赏。他在苏州，书刻《沧浪亭小志》、修唐伯虎坟，作了许多保存保护文化遗产的事情，很为苏州人称道。后来，他的幕僚邵长蘅选他与王士禛二人诗作，辑为《二家诗抄》，流传于世。
　　《二家诗抄》收有宋荦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683—1687）任通永道（清初于省下设道，为介于省与府间的监察区，道设道员。通永道管辖北京以东即今冀东地区）时，所作《海上杂诗》10首，计有《联峰山》《抚宁海》《七里海》《石臼坨》《悬阳洞》《秦皇岛望海歌》等，这里介绍两首，以飨读者：
秦皇岛望海歌
　　渤海之岸耸断山，横截巨浪排空烟。
　　人言此是秦皇岛，迁冈辇道留依然。
　　白头山僧茸古屋，晨炊远汲荒村泉。
　　危矶荦确带沙石，荡胸万里开长川。
　　天吴出没老蛟舞，百灵仿佛惊涛前。
　　我来榆塞正秋晚，苍鹰叫侣擎青天。
　　靴纹波细风忽止，白鸥容与殊清妍。
　　俄顷变幻不可测，归墟岂必非桑田。
　　秦皇已去汉帝至，孤台野岸空千年。
　　蓬莱方丈在何处？一眉新月来娟娟。
　　解靴脱帽便此往，斫枯煮簌容高眠。
　　移情爱鼓水仙曲，无须直到三神山。
　　秦碑磨灭藓花秀，谁能与结翰墨缘。
　　欲鞭蛰龙作海市，良渐玉局登州篇。
石臼坨
　　沃焦秋更热，喷薄下滦河。
　　眺望蛟龙窟，微茫石臼坨。
　　地邻榆塞近，人说钓台多。
　　侍侧中男近，双江唱归歌。
　　因二诗比较通俗，个别词句稍查词典可知，无须翻译。有人说，古代冀东文化为候鸟文化，所遗诗文多为莅此之官员、墨客所作，但其为冀东文化所作之贡献，当永不殁灭。
永平府学训导梅成栋
　　梅成栋（1775—1844），字树君，号吟斋，天津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梅雅林善画工诗，时人有“雅林健笔近时无”之誉。梅成栋于清嘉庆五年（1800）中举，以后三次春闱不第。道光六年（1826），与挚友崔旭，在盐商查日乾家园林水西庄成立梅花诗社，约邀津城俊彦相互唱和，成为文坛佳话。道光十五年（1835），天津地区大旱，梅成栋纠集诗社友人出资设四个粥厂，赈出米粮两万石，救活许多人命。又与津人倡立辅仁书院，任主讲，不受薪资，并捐己款帮助学子。
　　由于他的学问和善行名播直隶，道光十七年（1837）直隶省府擢用他作为永平府府学训导。光绪五年修《永平府志》特为其立传，给予高度评价，云其“博极群书，爱才成癖。体貌清癯，悠然有出尘之表。诗笔倜傥风流，承船山之遗风（梅为张船山弟子）。”梅成栋在永平有多篇诗作，收入于《燕南二俊合稿》一书，今介绍两篇如下：
秋日登草堂寺藏经楼
　　清此胸中闷，闲登眺远楼。
　　林凋山露骨，云截树平头。
　　远碧天如梦，新黄草变秋。
　　故乡杳无际，南去羡扁舟。
　　草堂寺位于卢龙城南一里，寺建一高阁，藏经一部。梅成栋登楼眺望，四周一片晚秋景象，不由勾起思乡之情，恨不能乘舟归去。
独游龙泉寺
　　不欲人相识，幽寻古佛堂。
　　郊原初放眼，林木已新霜。
　　石发通身绿，山花透骨香。
　　自行还自止，留恋此秋光。
　　龙泉寺在卢龙城东一里。秋日，梅成栋独自一人游此。时林木着霜变色，山石上苔藓如发，通身呈绿，晚秋黄花散发着清香。他留恋秋光，时行时止，徘徊不定。
　　他的诗语言浅近，朴实无华，有淡雅平易之美。他来永平时已62岁，任训导薪资微薄，晚年生活十分清贫。任职三年，回津时已入老境而又多病，但他却百计搜罗，编选了一部《津门诗抄》，为津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他的儿子名宝璐，有文名。天津鼓楼名联：“高敞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即他所写。梅成栋的文人家风代代相传，如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梅阡，著名电影演员梅熹都是他的后代。
范志完之死
　　范志完，河南虞城人。明崇祯四年（1631）进士。初任直隶永平府推官，负责刑狱司法事务，继任湖广布政司检校，江西宁国府推官。崇祯十二年（1936），擢任山石道，负责山海路与石门路的军备、民政事务，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对于在山石道的工作，康熙朝编撰的《山海关志》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说他很有才气，办事干练，履职三年，关城百废俱兴，修整了城池，疏浚了河道，宽徭薄赋，救荒济困，兴办学校，奖励节孝，使“政治为之改观”。
　　历史上，在秦皇岛一带，范志完是留下墨迹最多的一位官员。如山海关后角山有他的石刻“层峦叠翠”“百二山河”，长寿山有他的石刻“范墨留香”，昌黎碣石山韩文公祠后的悬崖上有他的石刻“泰山北斗”“五峰环翠”和“游水岩歌”。但书法水平较低，运笔软而无力。他在山海关还留下了许多诗作，如绝句《出义院口看屯》《春日渡榆关闻远钟并闻海潮》、《石门道上》，律诗《春日观兵瀚海》《出大沽路口烧荒》等。他的诗风颇为清纯，情景交融，珠圆玉润，如《春日渡榆关闻远钟并闻海潮》：“榆关西去渡危桥，溪水涓涓月半霄。弹指三生俱梦幻，钟声遥带五更潮。”绘出一幅由危桥、溪水、月色和钟声、潮声组成的夜半静寂环境，而引出诗人一种哲理性的感悟，可称佳作。
　　同时，这个人具有一种浪漫狂傲的气质，做过一些很荒诞的事情。比如他游碣石山的挂月峰时，到一个叫“刘九洞”的地方，见峭壁处有“若要洞门开，还得刘九来”刻字。他想自己乳名叫刘九，莫非冥冥中与此洞有缘，遂令人凿开石洞，并修一门，改“刘九洞”为“范公洞”，并放置一镌有以他为模特的线刻人物像碑供人瞻拜。山海关城西之石河每到汛期常泛滥成灾，百姓颇以为苦，他不是建筑防水工程，而是效仿唐朝韩愈任潮州刺史时写《祭鳄鱼文》，以驱恶溪鳄鱼办法，写了篇《告石河文》。云：“自告之后，安澜异于昔日，是石河之灵也，每岁春秋当祭之；如不悛，是石河之顽且残也。完为天子命吏，岂肯使顽残之孽为斯民害，予将合班军力塞筑边口，使石河从远方而来者还归之外地。堂堂上国，安用此一线恶渎哉！石河听勿悔。”即是说，在我的《告石河文》发布后，石河若从此不再泛滥，则我会春秋两季致祭你。若不悔改，我作为天子任命的官吏，岂容你危害百姓，我将用军民之力，在你的出峪口修筑大坝拦截，让你从哪来，还回哪去，你不要后悔。这实在可笑的很。
　　崇祯十四年（1641）范志完的座主（范在京参加会试时的主考官）周延儒当国（主持国家政务）。由于二人关系密切，于当年冬，周擢范为右佥都御使，巡抚山西。崇祯十五年春又升范为兵部右侍郎，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诸镇军务。当年，辽东宁远督师杨绳武病逝，其职又由范兼代，而升兵部左侍郎，总督辽东宁远、锦州军务兼巡抚。一年之间，范由文而武，一步登天，作为一个书生，其命运开始急剧转变。
　　崇祯十五年（1642）冬十月，皇太极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大将，率军分由蓟州之墙子岭、黄崖关入塞，先克蓟州，继攻陷迁安、三河，后分趋北直隶（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和山东诸州县抢掠。十月初九，北京城戒严，朝廷急令范志完率辽东和永平、山海关兵驰援京师。但范胆小无谋，援军到处不敢一战，致清兵一路畅通无阻，先后攻下通州、天津、香河、真定、河间等地，暴露了范的无能。故兵部首劾其疏防，朝臣纷纷劾其贪懦，要求撤职查办，崇祯帝以敌人未退为由，责其戴罪立功。
　　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清军由直隶一路而南，攻至今山东菏泽、河南濮阳，而后下海州（今连云港）、赣榆、沭阳、丰县。直隶、山东相继被掠。四月，清军回师北退，一路经山东莱州、登州（今烟台）北上；一路渡黄河经沂州（今临沂）、济南北上，由于抢掠极多，负载极重，朝廷命范志完与蓟镇总督赵光朴率师驻于平原（今山东德州、济宁一带），以阻其归路。范军至平原后，面对北上清军，始终畏葸不战，只在清军后边鼓噪叫喊，虚张声势，而且部队军纪极差，到处抢掠百姓财物。为此，德州佥事雷縯上书劾范。由此，清军无阻挡地回师于蓟州。时，范志完座主周延儒挂帅陈兵于通州，作为二道防线，截击清军，周亦不敢一战，却假传捷报，欺骗皇上。最后清军与周师战于蓟州罗山，明军一触而溃。此次清军入塞抢掠达半年之久，攻陷城镇88个，俘虏人口37万，抢走牲畜32万头，金银财宝不计其数，使明朝政治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事定，崇祯皇帝下志完狱，于是年十二月与其师周延儒一起被斩首。
　　《明史·范志完列传》说：“志完无谋略，恇怯甚，不敢一战，所在州县覆没，惟尾而呵噪，兵所到剽掠。”与《山海关志》对其的评价完全不同。
　　一个文人，尤其像范志完这样自视甚高的浪漫狂傲文人，做一个文官，游戏笔墨尚可。但靠与周延儒这层关系（《明史》周延儒列《奸佞传》），一年内连升三级，由文转武，去指挥千军万马，在敌人面前一下子就露出了他的“百无一用”的本质，而最终丢掉性命。他的经历和命运，似乎颇有可供玩味的价值。
周馥之《玉山诗选》
　　周馥（1837—1920），字玉山，安徽建德（今东至）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任李鸿章文牍，为李器重。光绪三年（1877）署永定河道。1881年任津海关道。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奉命赴渤海口编练民舶团练。其先后协助李鸿章办理洋务达三十多年，凡筹建北洋海军，设立天津机器局、电报局、开平煤矿、唐胥铁路等无不参与。1888年任直隶按察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任前敌营务处，在前线调护诸将，收集散亡，转运军需。1899年后先后任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两江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
　　周馥一生受李鸿章器重，近代发生之重大事件无不亲历。由深通音闵之学，僤于笔耕，每“行役所至，目有所触，心有所感，辄率意题数语”（《玉山诗选·自序》），所作诗篇达数千首。由于他的诗为“述怀纪事”之作，多“写乱离之景象，陈民间之疾苦”，后人评其诗“有少陵（杜甫）、次山（元结）遗风，可证经说，可补史志”（于式枚《玉山诗选·序》）。1911年，周馥友人邓熙之、于晦若整理其诗作，选八百首，分四卷刻行，由于印数极少，罕见流传。2004年，我的朋友周矩良先生、周季华女士（周馥重孙、重孙女，周学熙孙子、孙女）由大连寄来辑印之家乘《安徽东至周氏近代诗选》5册，中收《玉山诗选》，得睹华章。
　　《玉山诗选》收周馥1884年赴渤海口编练民舶团练时，在冀东沿海见闻诗10首，计为《游唐山，观取石炭机厂》《泛七里海》《与卢龙张恭和大令谒夷齐庙》《登碣石》《山海关》《临榆道上望长城》《往黑沿子中，路宿王庄，见灾民甚苦》《小憩》《行海滨渔父赠鱼》；1894年甲午战争时，写出、入山海关诗多首；从中颇可窥知当时情状。这里摘取四首，稍作讲解：
游唐山，观取石炭机厂
（时有议禁矿务者因感而作此）
　　渠水清且涟，恍游江南道。
　　雨足禾黍丰，村树绿于葆。
　　我游唐山下，信宿见情好。
　　石炭取代薪，轮机惊创造。
　　汉唐重力田，矿物弗探讨。
　　今日田无余，生齿日繁浩。
　　乃仍严矿禁，忍听斯民槁。
　　况乃民所需，金帛输夷岛。
　　譬如桑不蚕，岁岁乞鲁缟。
　　伤哉闽粤民，海外涂肝脑。
　　此诗前4句写唐山风光胜似江南，庄稼长得好，村庄绿树茂密（葆：茂盛）。第5—8句赞机器采煤之创造。第9—20批驳禁矿务论者之谬，说中国古来重视农耕，轻视矿务，如今人口日增，地无余裕，如禁采矿，民众生活必受影响。因为煤炭不但为民所需，且可出口换汇，如同植桑而不养蚕，何来丝绸是一样道理。可怜福建广东百姓，那里地少人多，人们只好远渡海外寻讨生活。
往黑沿子中，路宿王庄，见灾民甚苦
　　中秋碣石月无光，重九越支菊断觞。
　　寒雨晚村人闭户，冷烟孤店客求粮。
　　秋禾潮偃百千里，估舶时通三两航。
　　闻道长官膺上考，三年曾否莅荒庄？
　　诗说，他前往丰润沿海的黑沿子视察时，正值晚秋，晚上月色无光，过越支这个大村时也无酒可饮，令人沮丧。到了王庄，正赶上秋雨淅沥，村里人早就关门闭户了，只好到一家冷烟冷灶的小店就宿。他一路上看到庄稼由于风暴潮的侵袭，都倒伏了，浸泡在水中，运货的船舶稀稀落落，只有两三只在河道上航行。面对这自然灾害，听说这里的长官心中想的是如何讨好上级以求晋升，根本不关心百姓疾苦，很多年来，不知他们可曾到过这个村庄。
泛七里海
　　积沙枕海濆，冈垅纷起伏。
　　西留卌里湖，清荡豁心目。
　　扼险提一旅，万骑不敢扑。
　　土人足鱼虾，终岁资事畜。
　　垂杨荫门巷，稚子戏相逐。
　　夜暖一灯明，百蟹竟趋簏。
　　谋生术诚巧，竭泽毋乃蹙。
　　群动日相欺，强食困弱肉。
　　大哉圣人道，服人使自服。
　　诗说，昌黎海边高大的沙丘堆积海岸（濆：水边高地），如山冈如丘垅，起伏绵延。沙丘之西有卌（xi,七之谐音）里湖，清波荡漾，令人心胸开阔。如果在这里扼险驻扎一支军队，敌军即使有一万人也不敢进攻。湖中富产鱼虾，百姓一年到头就靠它来维持生计（畜：养育人口）。村庄里，垂柳依依，儿童们嬉戏追逐，生活平和安定。夜晚，农人在湖边点一只小灯，那河蟹就会竞相爬来钻进灯边的小篓。这种谋生方法真是巧妙无比，但千万注意不要竭泽而渔，如果大家天天去捉，以强凌弱，总有枯竭的一天。不竭泽而渔是圣人孟子的教导，我们要用这个道理说服别人也要说服自己。
　　1895年春，甲午战争以清军失败而告终，周馥奉旨由前线入关总理营务，他在山海关写有《感愤》诗五首，此录第四首：
　　悬军深入海天孤（我师先入朝鲜西南牙山，乃海角绝地，水陆无援），弃险凭城更失图（我军退到平壤，不守郊外山险，群聚城厢）。千里士难遵帅令（时有奉天左丰二军，北洋叶卫二军，皆不相辖，各听本省帅令）， 十年彼己读阴符。市人驱战同心少，呆竖成功自古无。叹息国觞沦异域，春来南亩半荒芜。
　　此诗总结了甲午战争初期清军失败的原因：地形失利，指挥不一，军不同心，而悲叹国土沦陷。
　　这些诗语言通俗，有“以济时难”的胸怀，更有“可补史志”的价值。
津门之张氏园林
　　题中之张氏为永平府抚宁县人张霖。据清《永平府志》与《天津县志》载：张霖，字汝作，号鲁庵，晚号卧松老衲。因其父张明予、叔父张闻予行商津门，经营盐业起家，遂居天津。张霖幼即聪明好学，风度儒雅，弱冠（20岁）游庠，以贡生任工部营缮司主事，寻升山西驿传道，后迁江南上江按察使，其后升任福建布政使、云南巡抚。康熙中叶，因故落职，回津与叔父闻予共操盐务，致富甲一方。乃于天津摇篮——三岔河口之金钟河边买田造园，大兴土木。时，津门只有两处皇家园林，一为坐落于今河北区狮子林大街西端之皇帝行宫，二为坐落于海河左岸的柳墅行宫，私家园林还是空白。张霖所建园林先后有一亩园、问津园、篆水楼，乃开津门兴造私家园林之滥觞。
　　一亩园，又称“一亩居”，址在今河北区三岔口附近。原为其所居遂闲堂。遂闲堂画栋雕梁，壮丽华贵，张霖在此基础上扩建了垂虹榭、绿宜亭、红坠楼，又挖筑半亩塘，造水虹桥，砌建假山壁。广植杨柳桃杏，奇花异草，因占地一亩余，故称一亩园。康熙年间著名诗人邵长蘅有《天津张鲁庵招饮一亩居》诗：“坐爱林泉胜，为园一亩余。蹬危仍缀菊，涧仄亦游鱼。老树侵霜秃，寒藤挂石疏。到来幽兴集，谁更忆吾庐。”极写其泉林之胜。
　　问津园，其名取《论语·微子》：“使子路问津焉”之“问津”二字。筑于城东锦衣卫桥附近，占地10余亩，园内树石亭榭，重楼复阁，细柳垂杨，流水泛舟，处处风光旖旎，诗情画意融为一体（《天津县志》卷七）。康熙年间诗人吴雯有《春过问津园》诗：“河流带残雪，轻舟向前渡。沙软没屐出，柴门问溪路。却登水上楼，遥见海边树。大野浩茫茫，春鸿正东去。花隐弹棋局，日照吹笙外。舞中超距远，争席藏钩误。归途画桥北，避棹起飞鹭。回首糟丘台，苍茫隔烟雾。”可见其园之野趣。
　　篆水楼，与一亩园相毗邻，为登高远眺而筑，楼筑于篆溪之上，楼下清波闪烁，篆水直通沽海。高楼插云穿雾，四面霞窗，飞檐掠云，槛前风迎九河，凭栏可观潮起潮落。楼上备有匡床凉枕，银壶美酒，为文朋诗友览胜吟哦之处。月夜远眺，满目是明月流波，双桥云水之景。嘉庆年间诗人樊彬的《津门小令》赞道：“津门好，名士有园亭。篆水楼前秋月白，数帆台畔晚烟青，唱和聚良朋。”
　　在三个园林中，张霖不惜巨资广购奇石名木，文物珍玩，“茗极幽胜，法书名画之属，充仞栋宇”，极尽豪奢。
　　张霖好客，且礼贤下士，以其园林延揽名士，广交学人。对于所款接的大江南北名流，皆“供账丰备，馆舍精雅”，致使宾客如云，往来赠答不辍。张霖倾资结客，国内名流若梅定九（梅文鼎，天文学家、数学家）、朱竹坨（朱彝尊，文学家）、查初白（查慎行，诗人）、赵秋谷（赵执信，诗人）、姜西溟（姜宸英，文学家）、石涛（画家）、沈一揆（诗人）等咸主其家。时人以元代昆山人顾德辉的别业“玉山佳处”相比，有“小玉山”之称。时人更将张霖比为春秋时好客重才的信陵君。画家石涛和尚赞张霖诗云：“天仙下世真才杰，我公心力能超群。君视富贵如浮云，游戏翰墨空典坟。爱客肯辞千日酒，风流气压五侯门。”张霖与康乾盛世名流于此交接吟咏，留下了无数精篇佳作，如著名诗人赵秋谷长居问津园，大部诗作作于此；戏剧家洪升的名剧《长生殿传奇》创作于斯。张霖主办的这一文化“沙龙”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开拓了津门文人的视野，在天津文化史上，乃至全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时人曾评一亩园、问津园曰：“大江南北知名之士聚集于斯者，使津沽文名随甲一郡，使鱼盐武健之乡而为文物声明之地。”
金达其人
　　金达（Kindear.Clallde.Willian　1852—1936），英国人。其父曾在日本任工程师多年，金达幼年随父赴日，娶日本女人为妻。其先后在英、俄、日等国从事铁路建筑工作。1878年夏，开平矿务局聘其为工程师承办筑路工程。1880年10月任唐（山）胥（各庄）铁路总工程师，建成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并制造出名为“中国火箭号”的中国第一辆蒸汽机车。1882年升任开平矿务局总工程师。1885—1893年，他先后任胥各庄—芦台、芦台—天津、唐山—山海关三段铁路总工程师。1895—1897年任天津—北京铁路总工程师。后任京山铁路总工程司。1897年7月任关外铁路总工程师，于1899年10月筑成山海关—锦州铁路，1903年展筑至新民屯。由北京—新民屯的铁路连通后称关内外铁路，金达任该路总工程司。由于金达在中国铁路建设的杰出成就和为英国政府谋取的重大利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圣密契尔乔治骑士”勋位。对于他的这一段历史，英国的雷穆森（O·D·Rasmussen）博士所著《天津插图本史纲》一书，有较详细记载，因为颇具价值，而抄录如下：
　　……由曾经在日本从事过修建铁路工程的金达，于1881年建成了唐胥铁路。铁轨采用4英尺8.5英寸轨距。通车之日，天津的司图诺先生从东局子乘棚船沿芦台到这儿，他是购买客票的第一人。为了用实例证明蒸汽牵引的价值，又考虑到不可能从政府获得向国外购买机车的许可，金先生就像乔治·斯蒂文森先生（今译斯蒂芬逊，蒸汽机车的发明者）一样，着手自己制造机车，锅炉原是一个轻型的卷扬机上的，车轮是当做废铁收购来的，车架则是用槽铁制成的，那些槽铁是借用唐山煤矿1号竖井的架子。机车造价共520墨元，包括人工和除了废品之外的一切材料在内。金达先生得到了开平煤矿总办唐景星的有力支持，“这两个人的才干和睿智，征服了李鸿章，接受了他们的计划，击败了上层社会的无知和既得权利，成为中国铁路上辉煌的一章”（马克里希《中国外埠居留记》）。1881年6月9日，是乔治·斯蒂芬逊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这辆机车被开平煤矿总工程师伯内特的夫人命名为“中国火箭号”（Rocket  of  china）。这辆机车一直实际行驶了20年（1881—1900），现在为北京交通部铁道博物馆的主要展品了（它的气缸直径7.9英寸，长13英寸，车轮直径2英尺10英寸）。
　　1882年，伯内特先生退休，金达继任总工程师。1886年，经德璀琳推荐，金达就中国铁路发展问题拜会了李鸿章。李为金达的见解所打动，上奏朝廷允将铁路延至到芦台。1886年11月23日开工，金达夫人在芦台钉下了第一颗道钉，1887年竣工，被称为“开平铁路延长线”，归新成立的“开平铁路局”管理。铁路局资本25万元，由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接办。
　　由于李鸿章用了一些灵活的策略，诱使海军衙门以加强防务为词，奏请朝廷将铁路顺着北部沿海一带延长，于1887年3月15日谕令准予延至塘沽。于是组成了一个100万元股金的合股公司。当谕令延至天津时，改成“中国天津铁路公司”，并以这一名称发布广告。1888年8月，铁路通至天津。1895年12月7日，上谕准修津京铁路，由天津至卢沟桥。时任大清华北铁路总工程师的金达自作主张，将铁路延长了5英里，直到永定门西南2英里的马家堡。1897年5月1日通车。不久，从前门到永定门修了一条小型电车轨道，以连接铁路终点。与此同时，1894年春季建成了滦州铁桥，之后到达山海关。1897年到沙后所，1899年到锦州。
　　上述记载，可以较充分地说明金达对中国初期铁路，尤其是对今京沈铁路建设的贡献。
　　金达的另一贡献是对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使用和培养。詹天佑是清政府招收的第一批赴美留学幼童，他于同治十一年（1872）出国，光绪七年（1881）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修铁路建筑，同年回国，被分配到福州水师学堂学习。光绪八年（1882）于水师学堂毕业，以五品顶戴被派驻福建水师任旗舰驾驶官。光绪十年（1884），中法马尾之战，中国败北，詹天佑应招到张之洞办的广州博学馆任英文教习。正当他为学非所用忧愁时，光绪十三年（1887），金达得悉他为美国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是熟悉铁路建筑的中国少有的人才时，即邀请他到天津任其助手，这对荒废了八年学业的詹天佑来说无疑是个极好机会。到津后，金达即任用他担任塘沽到天津段的筑路工程师。此路在詹天佑的指导下，很快完工，受到李鸿章的称赞。当修筑唐山至山海关铁路时，金达又让詹天佑担任古冶至雷庄段工程师。此时，先后负责建造滦河铁桥的英国工程师喀克斯、日本工程师雨宫敬次郎、德国工程师鲍尔相继失败，金达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詹天佑，詹用沉箱打桩法建起了桥墩，在湍急的滦河上架起了中国第一座铁桥，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1897年当建筑关外铁路时，金达又让詹天佑担任山海关至锦州段的工程师。由于詹天佑在铁路施工中的渊博才识，高超技艺和杰出贡献，金达特别向英国皇家工程师研究会作了介绍，被该会接纳为皇家工程师学会会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一荣誉。在关内外铁路建设中，金达所给予詹天佑的机遇和实践，为中国培养了一个杰出的铁路专家，为以后修筑京张铁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达的第三个贡献是他发现了北戴河海滨避暑地。由管洛生编撰，1925年出版的《北戴河海滨志略》，在“西人卜居之始”卷载：“海滨依山面海，平畴深谷，隔绝尘境。在昔交通往还不便，文人学士罕至其地，是以不甚著闻于世。清光绪十九年（1893），筑津榆铁路工程师英员金达，测勘路线至金沙嘴，称其沙软潮平，为海水浴之最佳处，怂恿供职铁路之华人杨季琳大举购地，张燕谋得风气之先，购地尤多。自是，英美传教士相继至其地。”由而，在清末民初，成为与庐山、莫干山、鸡公山齐名的中国四大避暑区之一。在北洋政府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这里获得“夏都”的盛誉，成为北京之外的夏季政治中心；同时成为与美国戴维营、前苏联克里米亚齐名的大国领导人避暑办公地。
阻修铁路
　　铁路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之英国。同治三年（1863），英国铁路创始人乔治·斯蒂文森的族人麦克唐纳·斯蒂文森来华，向清政府提出修建铁路计划遭拒。光绪三年（1877），乔治·斯蒂文森之子来华，“力劝中国行之”，又以认为其“包藏祸心”而拒。
　　光绪六年（1880），清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授意淮系要员刘铭传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力陈修筑铁路为国家“自强之道”。时，内阁学士张家骧上疏阻建，认为筑铁路则洋人会深入内地借端生事，民不乐从徒兹纷扰；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上疏，言筑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力阻之。更有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某上疏，言“火车行驶，震动宫阙，所经之地，四十里内田禾为焦”等语。为此，清廷下谕：“叠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
　　同年，开平煤矿总办唐廷枢议建唐胥铁路，得李鸿章支持，于当年动工当年建成，对外称“马路”。李鸿章先斩后奏，在1881年2月给光绪之父御前大臣醇亲王奕環的《复醇邸论铁路函》中，才透露了这个消息，当即遭到诋毁，有人放言曰：“若火车通行，轮车过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不无损伤。”因此，清政府下令不准开行。唐廷枢无奈，只得以骡马牵引，时人戏称“马车铁道”。
　　时，开平矿局因运输制约，煤炭积压，乃私下命金达制成一台“龙号”机车，试行牵引，可载百余吨煤炭。但行车未久，又有人上疏，言“机车行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旋被勒令停驶。时，洋务运动正处高潮，所办之兵工厂、军舰、轮船等急需煤炭，李鸿章、唐廷枢上疏陈明利害，提出东陵距唐山有200多里，且唐胥铁路钢轨、机车均为轻型，根本不会震动东陵灵寝，乃得解除禁令。
　　回顾一百多年前的这一段铁路史，仍不由人黯然神伤。
　　唐胥开中国自办铁路之始，其曲折艰难，且与重大历史事件——洋务运动，重要人物——李鸿章、唐廷枢有关，为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历史价值之建筑物，应该成为受到国家保护的重要文物。
浭阳端方
　　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托活洛氏，字午桥，号匋斋。1898年出任直隶霸昌道，旋升陕西按察使，次年任布政使。1900年擢升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1904年任江苏巡抚，摄两江总督。1906年任两江总督，1909年移督直隶，旋被摄政王载沣罢免。1911年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在资中被起义士兵杀死。
　　端方祖上为正白旗将领。清入主中原后，由顺治朝始，清廷实行以田代俸之制，在畿辅掀起圈地狂潮，设立皇庄、王庄，并赐田给八旗官兵，这些土地统称为“畿辅旗地”。据《清世祖实录》卷127载：“我国家初定中原，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富厚有力之家得田每至数百垧（1垧为15亩）。”并规定：“八旗地亩，系旗人产业，不准典卖与民。”“国初各级分地，附近京师，永昭世守。”端方祖上圈地丰润，世守至清末。张伯驹主编之《春游社琐谈》记云：“端姓托活洛氏，见之于所刻书及收藏图章，又尝自称浭阳端方，浭阳即直隶丰润，端为其地屯居旗人，故云。”则端方视丰润为其故乡。
西人对滦河流域的考察
　　据考，清末民初西人对滦河流域的地理考察，最早乃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男爵（1833—1905，Richthfen·Ferdinand.Paulwilhelm  Baron Von）。他1868—1872年得美国银行的支持，来华调查中国各地的资源，并得英国商会赞助，在中国内地进行了七次考察旅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中1869年6月，由东北沈阳来到山海关，考察了石门寨柳江煤田，之后考察了卢龙、滦县、开平、丰润、玉田等地的地质矿产，时约一个月，收集了许多地质和自然地理资料。回国后，发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计三大卷和一部地图集，由1877年开始出版，至1912年出齐。
　　之后，英国神父、地理学家桑志华（Lieent）于1914—1924年，用10年时间对直隶（河北省）渤海湾之黄河、子牙河、滦河、辽河进行了实地考察，搜集了大量自然与历史文物标本，涉及人种学、动物学、植物学、岩石学、矿物学等各个门类，著有《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它支流域十年考察记》一书。并与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1882—1955，法名德夏尔丹　Teilhard.de.chardin，pierre）合著有《华北及蒙古古生物考察》一书，1922年，天主教直隶东南修会在天津马场道建立北疆博物院，从事文献研究工作。桑志华搜集之标本数万件被展出，并举办多次讲座。他还与圣母圣心会牧师、博物学者赛斯（G·Seys）合著有《北疆博物院的鸟类》《北疆博物院收藏的树木标本》《北疆博物院的维管束植物标本》等书，1922年至1924年，他搜集的大量化石标本还被送往巴黎博物馆展出。
西人笔下的蓟镇长城
　　万里长城以蓟镇一段最为精彩，亦是最受青睐的人文景观。中国人笔下的万里长城侧重于纪实，或作高度抽象的概括，那么，外国人是怎么写长城的？我这里抄录清末三位来华外国人对蓟镇长城的描述。
　　一位是英国汉学家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他在中国传教30年，于1873年在北京和直隶旅行中，游览了蓟镇长城，在旅行日记中他写道：
　　登上长城，一种让人惊异的感觉占据了我。东西走向的峰峦挺拔峻峭，长城就像一个有勇气的步行者、沙漠里一头孤独的种马，沿着山脊朝上冲去。坚硬结实的花岗岩和巨大的砖石之上，不时出现的令人畏惧的烽火台，给长城一种伟力的表象。它有20英尺高，顶宽也是20英尺，从太平洋海岸到西藏沙漠边界，它横跨21个经度——大约1200英里长。当已故的美国政治家Seward先生（美国总统林肯的秘书）站在长城上的时候，他大致计算了一下，发现今天要修造同样规模的一项工程，其耗费将超过当时美国所有铁路的修建费用；而这一浩大的工程建于两千年前的中国。
　　另一位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社会学家E·A·罗斯。他在1900年到直隶，游览了长城，在其1911年出版的《变化中的中国人》一书中，形象而深情地描述了长城。
　　长城像一条巨大的蛇，径直爬上一条条极其陡峭的山坡，沿着悬崖峭壁徐徐爬行。他从一个山巅跳到另一个山巅，在每个山顶上留下一座带有炮门的方方正正的塔。长城的石基循着山脉的走向，向两边延伸。它曲曲折折从一个山顶攀到另一个山顶，时而沉入狭窄的山隘之中，时而在高处的山脊上现出它的身影，所以，长城看起来时断时续，其实，它把某些部分藏在了群山的峡谷之中。有时，这条石蛇把爬在山坡上的30英里的巨大身躯展现在人们眼前；有时，它逃出人们的视线，遁入到深处黑色的群山深处。当它在远处的山脊上出现时，他的城垛会把午后的天空一分为二。山脉向北延伸，便是一些山麓小丘，每座小山的顶上都建有一座烽火台，远远望去，烽火台像是戴在小山上的皇冠。山麓小丘的下面是一个平原，然后是建有另一段长城的另一条山脉。长城是人类最宏伟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手工杰作。与它巨大的体积相比，我们引以自豪的铁路路基、隧道只不过是侏儒的作品。除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巴拿马运河外，没有任何人类的杰作堪与长城相提并论。
　　第三位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1922）。他1860年来华传教，在华四十多年，他在1909年出版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描述道：
　　长城绵亘在巍峨的高山、广袤的原野和起伏的丘陵之间，它跨越了冬日里充满咆哮怒吼的狂风的沟壑与山谷，经受了二千多年的风雨的侵蚀。尽管冬天白雪覆盖，狂风大有将其夷为平地之势，而夏天的烈日又几乎要将其熔为碎片，但是，今天它仍挺立在那里，没有减少丝毫的威慑力，仿佛工匠们就在昨天修筑完毕。
　　我十分欣赏这些描述，他们把长城喻为“一个有勇气的步行者”，“沙漠里一头孤独的种马”，“一条巨大的蛇”，他（它）时而爬上陡峭的山脊，时而遁入群山深处，时隐时显，时断时续；巨大身躯将天空一分为二；一座座烽火台像戴在小山上的皇冠；他不畏千年来冬季的狂风、夏天的烈日，而巍然挺立……这些描述给长城以灵动活泼、如在眼前的形象，赋予长城以坚毅刚强的性格。这些一百多年前外国人留下的文字是研究长城文化的重要资料，特别值得珍惜。
（王凤华，秦皇岛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原主任，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