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历史朝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有较大的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较以往的任何朝代都更为科学、完备。其中对吏治，亦即干部队伍的管理有着独到的管理办法。其中对出访的使臣的监督、管理，对我们今天的法律法规与廉政建设仍不无启示。
　　北宋自太宗朝在燕京败于辽朝，一直对其有着恐惧心理。在宋真宗景德元年、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的“澶渊之盟”后，这种心理则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互派使臣出访，其心境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北宋使臣出使辽国，既要委曲求全，又要不失大国体面，外交分寸相当难把握。而北宋朝廷对出使官员的监督管理，掌握的更是严格。因为每年派往辽朝的使团多达三至五个，遇有突发事件（如皇帝驾崩、新帝即位、对第三国开战），为表达礼遇、通告情况，还要临时性增派。每个使团的总人数都在一百多人，而每个使团在辽境逗留时间都在四个月左右。所以这些人的表现直接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与宋朝官员的形象。
　　一、严格使团组成与纪律约束
　　北宋对出使各国的使团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国信所。定有详细的《国信条例》，后又经不断修改与完善，成为外交活动的准则。这些规定，在苏颂的《华戎鲁卫信录》有充分的体现。但现只存其总序、《进华戎鲁卫信录表》。使臣管理中，使团的选人尤为至要。“窃惟行人之官，责任甚重，欲求称职，必在择人”（《宋刑统·漏泄大事》）。依照规定，使团一般都有正、副使各一名，三节使（有上、中、下节之分）多名，另配有接引、执旗、译语指使、书记、医官等随从。宋初，外交使节是不许带家属的，违者以罪论处。后来允许年龄大的使臣带家属随侍。绍圣四年（1097）九月，宋哲宗允许“国信使、副自今依熙宁条，许带亲属一名冲小底”，即随行亲属正式列入使团“编制”。而到了南宋朝，正、副使就享有每人差遣十名随从的待遇了。由于当朝重文轻武，所以正使全由文官担任，副使则由武官担任。为了保持使团的整体素质，使臣多从翰林院、各州优秀的刺史中选拔。因此，出色完成出使任务的使臣日后多被提拔重用。如苏辙、苏颂、王安石、欧阳修、包拯、寇准等。使团在组成完毕，出发前，需到国信所“阅习仪范”（《宋会要辑稿·职官》），即进行岗前培训，进行规制教育。其中对于外交活动中的保密制度尤为严格。据《宋刑统》载：“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漏泄于蕃国使者加一等”。宋真宗咸平初年，因与契丹开战，设立了专门的保密机构——机宜司。要求雄州，“每有密事，不予漏落”。宋仁宗皇佑三年（1051）三月更规定：“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事者，以军法论。在驿诸色人犯者，流配海岛，若博饮斗争、欺窃及损毁官物、书门壁者，一行配隶。”宋徽宗还御批：“敢妄言边事者，流三千里，首者罚钱三千贯，不以敕荫减。”关于使臣的差旅待遇，宋朝有《奉使契丹条例》，标准详尽。
　　二、严格出访使团的监察监管
　　北宋对外交出访使团的监察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皇城司的监察。皇城司在宋朝称为“耳目之司”，以向各个组织派遣“察子（特务）”而闻名。“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也就是派“监察干部”，组成临时监察组织，全程监督使团的活动。
　　其次，是宋境州县官吏的监督。使团在途中经过的州县有按规定接送使团的职责，也有监督，特别是举报使团以及个人违纪的义务。关于外交使团沿途所需都是起初就准备好的，要求旅途不得接受任何馈赠，如有接受馈赠者“以自盗论，供送者与同罪”，也就是行贿、受贿同罪。这在今天，基层监督举报上级下基层工作人员违纪现象仍是其重要职责。同样，契丹对宋朝的使者待遇也有着明确的规定，辽朝记载较少，但金朝循契丹旧制，对南宋使臣的待遇为：正使、副使“日给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斤，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升，面酱半斤，大柴三束”。而上节则是“细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麫三斤，杂使钱二百，白米二斤”，中节常“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面二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下节“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面一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使臣一般不敢接受超过标准的接待。
　　第三，是御史台对使臣的监察。御史台有监察百官的智能。对外交使团的监察也不例外，而且更为严格。这在今天，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的建设，较过去更是健全与完善。王拱辰在辽朝失礼案，就是御史台的赵抃多次弹劾才得到处理的。
　　第四，是使团成员的互相监督。使团正使回国后要将出使情况写出报告，报国信所，当然包括成员的“表现”，同时成员也可向相关部门反映他人的“违纪情况”。
　　三、重处使团违纪官员
　　宋辽交好一百二十多年，使团多多。尽管使团主要成员都经过认真的挑选，也进行了严格的审查，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并进行了警示教育，但违规违纪现象仍是不可避免的。因使团成员来自不同方面，构成复杂，同时个人素质及临时性情况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再则教育也不是万能。朝廷考虑两国关系，遇有违纪案件，当然是从严处理，以儆效尤。
　　首先是对违反外交礼仪的处罚。据《长编》：较早的是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九月，晁迥出使辽国。晁迥回朝之后即有人参奏说：“迥与辽人劝酬戏谑，道醉而乘车，皆可罪。”但当时宋真宗没有惩罚晁迥，却也认为晁迥举止确实不当。也就是相当于免予处分。仁宗庆历八年（1048），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判度支勾院韩综，因为使契丹时，辽兴宗耶律宗真问及他的家世，韩综说他的父亲韩亿在先朝出使过辽朝，兴宗甚喜：“与中国通好久，父子继奉使，宜酌我。”韩综率同来的使者五人起立为兴宗祝寿，兴宗亦离席回敬他们，十分融洽。回朝后，宰相陈执中认为韩综生事，将其降知滑州，后又改知许州。另“仁宗庆历二年（壬午，1042），右正言、知制诰刘沆出知潭州。始，沆使契丹，馆伴杜防强沆以酒，沆沾醉，拂袖起，曰：‘我不能饮，何强我！’因詈（lì，骂）之，于是契丹使来，以为言，故出之。寻又降知和州。因诏（皇帝下旨）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会毋得过饮，其语言应接，务存大体。”刘沆因饮酒骂人而被贬丢官实是不值。在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杨蜕为“接伴契丹祭奠使者，在道亏失仪范”，由监盐铁判官、都官员外郎降为屯田员外郎。宋仁宗庆历五年（乙酉，1045），右正言、知制诰、史馆修撰余靖为回谢契丹使。余靖“前后三使契丹，益习外国语，尝对契丹主为蕃（契丹语）语诗，侍御史王平、监察御史刘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体，请加罪。元瑜又言靖知制诰，不当兼领谏职。五月庚午，出靖知吉州”。最为典型的是王拱辰，殿中侍御史赵抃上奏弹劾：“王拱辰报聘契丹，行及靴淀，未致君命。契丹置宴饯，宋选、王士全、拱辰等遂窄衣与会，自以随行京酒换所设酒，痛饮深夜，席上联句，语同俳优（俳优，古代演滑稽戏杂耍的艺人）。选及士全因醉，与敌使争，及契丹主自弹琴以劝拱辰酒，拱辰既不能辞，又求私书为己救解。失礼违命，损体生事，乞加黜降。”宋选寻坐罪，责通判宿州，朝廷独不问拱辰。经过多次弹劾，终“诏拱辰罚金二十斤，放”。哲宗元符二年（1099），礼部尚书蹇序辰出使辽国，“颇失使事之体”，坐罚金八斤。
　　其次是对其他使臣的处罚。（据《长编》）景德四年（1007），刘煦为契丹国主生辰副使，因“坐轻肆鲜礼，免官，消两任”。大中祥符四年（1011），副使薛惟正在幽州“赴会饮射不如仪”，回来后，以其失仪被弹劾治罪。（据《宋会要辑稿》）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贺辽正旦使的三节人等“喧笑失礼”，“杨迁、王千、王立各杖脊配千里外牢城，冯达等降配邻州”。另外，北宋还对使团成员私带铜钱出境，以及私相与辽人贸易的行为有较为严厉的处罚，南宋尤甚。
　　第三是对领导“连带”责任的处罚。出使辽朝的正使，既是使团的团长，又是使团成员的监管责任人。下属违纪，定被追究。宋仁宗庆历四年（1046）四月，李昭遘出使辽朝，因“从者尝盗敌中银杯”，而被降职，从者被处以杖刑至死。神宗熙宁八年（1075）七月，宋昌言、郭若虚也因使辽“不觉翰林司卒逃辽地不获故也”，被降官。
　　北宋王朝虽然因统治阶级的局限性，而不能摆脱其吏治的腐败，特别是对法律、制度不能贯彻始终，致使综合国力下降，而被金元取代，但其干部管理，特别是出访使团管理的方法仍是可取的，值得研究的。
（王恩山，平泉县文化旅游局副局长，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