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庄文化是滦河文化中的奇葩，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辉。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1994年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影响巨大。承德著名作家郭秋良先生和许多专家学者对避暑山庄文化的研究在前，已有许多著述发表；周晓梅主编的《避暑山庄研究》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本文谈一下我们研究避暑山庄文化的心得，向方家学者请教。
　　一、避暑山庄的建造
　　（一）清初的北部边防与木兰“秋狝”
　　1644年，清廷入主北京，但初期的统治并不稳固。各地的反清斗争连绵不断。李自成农民军残部、南明政权等反清势力对清朝政权节节抵抗。清朝北部、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分裂势力蠢蠢欲动，对清政权构成威胁。尤其是占据今新疆、青海一带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在清初势力日益强大，它插手西藏地方政府事务，鼓动西藏上层分子脱离清朝。此外，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还向东进攻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不断从漠北南犯，形成了对清朝北疆的严重威胁。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公开向清朝皇帝扬言：“圣上君南方，我掌北方”。
　　从国外方面而言，16世纪中叶以后，沙皇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逐渐占领了西伯利亚以东至海的广大地区，成为清朝北部的强邻。沙皇俄国不断向南扩张，并同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叛乱势力相勾结，进行蚕食、分裂清朝的活动。沙俄的侵略触角已深入到外蒙古和黑龙江流域。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治、军事形势，清朝统治者在平息了李自成农民军残部、南明的残余势力以及吴三桂等的“三藩叛乱”后，开始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对付北疆的安全威胁上来。1685年和1686年，清军通过两次雅克萨战役，打败了沙俄对黑龙江流域的入侵，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于1689年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缓和了东北部边疆的军事威胁。1690年，康熙帝亲率大军北征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叛乱势力，在乌兰布通打败了受沙俄支持的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沉重打击了北方的民族分裂势力。但俄国的侵华野心不死，噶尔丹叛乱势力也并没有被彻底铲除，只是在被击败后暂时退回到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和沙俄这两股势力仍然威胁着清朝北疆的安全。
　　清朝继续进行积极防卫。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内蒙古草原，建立了周围千余里的木兰围场（今河北省围场县）；从此时到乾隆、嘉庆朝，130多年间几乎每年都要举行“木兰秋狝”，即军事演习。目的是“鉴前车，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役，惩宴安之怀”① 。清朝皇帝借“秋狝”之机，习武练兵，培养官兵的战阵技能和危机意识，同时威慑北方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侵略势力。
　　每年“秋狝”之时，都有大批的各部大臣和少数民族王公参加，“秋狝”队伍浩浩荡荡。为了解决“秋狝”物资运输，满足沿途人马吃住的需要，更主要是为了便利皇帝在木兰秋狝期间处理政务，于是在北京至木兰围场之间先后修筑了二十一座行宫。1677年，康熙皇帝第一次出塞外巡边，到过喀喇河屯；1681年在原来多尔衮肇建的避暑城基础上，扩建了喀喇河屯行宫，这是清朝修建的最早的行宫。此后又修建了王家营行宫、常山峪行宫、两间房行宫、巴克什营行宫、鞍子岭行宫、化育沟行宫（以上在今滦平县境内）、热河行宫、钓鱼台行宫、黄土坎行宫、二沟行宫、汤泉行宫（以上在今承德市双滦区）、中关行宫、什巴尔台行宫、博罗河屯行宫、张三营行宫、唐三营行宫、济尔哈朗行宫、阿穆尔呼朗图行宫（以上在今隆化县境内）。热河行宫是众行宫中最大的一个。
　　热河行宫（又名承德离宫、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也是清朝廷加强边防、抵御侵略、巩固国内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需要。正如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所言：“我皇祖建此山庄于塞外，非为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②。避暑山庄的修建，充分体现了清初统治者的远大政治抱负。
　　清朝皇帝修建的众多离宫中，承德离宫最后独成规模，这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军事意义密切相关。承德离宫位于清朝首都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距离北京230公里，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要道，可俯视关内，外控蒙古各部。这里“去京师至近，奏章朝发夕至，综理万机与宫中无异”。这里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气候。康熙帝曾说“自京师东北行，群峰回合，清流萦绕，至热河形势融结，蔚然深秀”③；避暑山庄四周群山环抱，层峦叠嶂，奇峰异石林立，山川秀美，景物天成，武烈河等众河在此汇集。“山中富流水，随处皆可引”④，具备了山、水、林、泉各种天然的景观要素，足供造园借景。
　　气候条件也很优越。承德地处暖温带向寒温带过渡地区，属于半湿润半干旱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尤其是在盛夏暑期，承德地区清凉宜人，毫无暑热之感，年平均气温8—9摄氏度，实为避暑消夏之胜地。1702年康熙帝亲自到热河上营一带勘测，当地老人告诉他说，这里草木茂盛，泉水清洌，居住的人家很少，是个没有蚊蝎侵扰、很少疾病肆虐的福地⑤。
　　这样一块自然天成的地方，就是对那些还没有出过天花、把天花视为“洪水猛兽”的各少数民族王公大臣来说，也是个好地方。史称“四十八旗诸部落，屏蔽塞外，恭顺有加……但其人有未出痘者，以进塞为惧，延颈举踵，以望六御之临”⑥。清朝皇帝也是考虑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健康需要而在北京之外修建避暑山庄的。
　　（二）康熙大帝与热河行宫——康熙三十六景
　　热河行宫的总设计师是康熙皇帝玄烨。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初具规模，此间形成了湖区、山区、宫殿区的主体建筑和山庄围墙。1711年康熙帝亲自在山庄正宫的午门上题写了“避暑山庄”四个大字，从此避暑山庄正式得名。康熙帝以四字为名，组成三十六景：
　　烟波致爽  芝径云堤  无暑清凉  延薰山馆
　　水芳岩秀  万壑松风  松鹤清越  云山胜地
　　四面云山  北枕双峰  西岭晨霞  锤峰落照
　　南山积雪  梨花伴月  曲水荷香  风泉清听
　　濠濮间想  天宇咸畅  暖流喧波  泉源石壁
　　青枫绿屿  莺啭乔木  香远益清  金莲映日
　　远近泉声  云帆月舫  芳渚临流  云容水态
　　澄泉绕石  澄波叠翠  石矶观鱼  镜水云岑
　　双湖夹镜  长虹饮练  甫田丛樾  水流云在
　　（三） 乾隆皇帝与避暑山庄——乾隆三十六景
　　雍正一朝停止了“木兰秋狝”，也暂停了避暑山庄的修建。至乾隆六年（1741年）方又兴作。乾隆皇帝是承德避暑山庄的的最终建成者。乾隆帝即位时期，清朝已是盛世。经过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和雍正帝的励精图治，综合国力大大提高，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但是，自清朝开国以来的民族矛盾，特别是同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蒙古族、回部、藏族的矛盾却一直没有消除。乌兰布通战役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虽然退回到阿尔泰山以西，但不久又卷土重来，不断蚕食喀尔喀蒙古、青海蒙古，还一度控制了新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构成了对清朝的严重威胁。乾隆皇帝即位后，为了加强北部边防，继承了先祖创立的“木兰秋狝”制度，几乎每年都举行“秋狝”。每年农历四月至九月，乾隆皇帝大都在避暑山庄避暑，同时处理政务、会见各少数民族王公首领。出于政治、军事的需要，乾隆皇帝对山庄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和改造，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最后完工。从1703年—1792年，避暑山庄的修建延续了89年之久。避暑山庄占地面积564万平方米（5.64平方公里），是颐和园的两倍，故宫的八倍。环绕山庄的宫墙周长为9581米（一说为9676米）。是中国现存的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乾隆皇帝仿照康熙皇帝的做法，给各个景点题名。为了表示对爷爷康熙皇帝的尊敬，以三个字命名了三十六景。
　　丽正门  勤政殿  松鹤斋  如意湖
　　青雀舫  绮望楼  驯鹿坡  水心榭
　　颐志堂  畅远台  静好堂  冷香亭
　　采菱渡  观莲所  清晖亭  般若相
　　沧浪屿  一片云  萍香沜  万树园
　　试马埭  嘉树轩  乐成阁  宿云簷
　　澄观斋  翠云岩  罨画窗  凌太虚
　　千尺雪  宁静斋  玉琴轩  临芳墅
　　知鱼矾  涌翠岩  素尚斋  永恬居
　　以上三十六景与康熙三十六景合成“康乾七十二景”。实际上在七十二景之外还有数十处景点，观赏价值也极高，如创得斋、烟雨楼、文津阁、山近轩、秀起堂以及文园狮子林等，乾隆帝都有题咏。
　　（四）外八庙的修建              
　　康熙和乾隆皇帝在修建避暑山庄的同时，还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在避暑山庄的北部和东北部山丘上陆续修建了12座寺庙，民间俗称“外八庙”。即其中“八大处”：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与普佑寺为一处）、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此外有普乐寺、广安寺、罗汉堂不在八处之例），直属清廷理藩院管理，并在北京喇嘛印务处注册，在北京设有常驻喇嘛的驻办处，又都地处长城古北口外，故俗称“外八庙”，后来也成为这12座寺庙的代称。⑦
　　清朝皇帝为了安定边疆，对北部和西部的蒙古族、回部（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军事威慑和政治怀柔两手并用。在处理同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因其教，不易其俗”⑧；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以教治心”，消弭这些少数民族的离心力量。正如弘历《喇嘛说》中所讲：“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以不保护之”⑨。弘历《普乐寺碑文》也说得非常明白，“俾满所欲，无二心焉”⑩。外八庙就是这种民族政策的产物。
　　（五）避暑山庄建造者的贡献
　　避暑山庄是各民族的工匠、军士、民夫和劳苦大众建造的。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汇集了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十几个民族风格的建筑，反映了当时的工匠们在建筑艺术上的卓越才能和非凡智慧。营造这么大的皇家园林和寺庙，耗费了难以计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部工程的材料，都是各族人民辛劳采伐、开采、远途运输而来的。大批建筑木材主要来自北方的原生林，从后围、英图围、莫多围三处砍伐的木料达36.5万多件，其中4761件用于建造普陀宗乘之庙。又据乾隆四十年（1775年）统计，在围场三次砍伐木材8.29万件，从滦河上游的伐木场地沿河将木材浮载至承德。建筑物料还有产自云、贵、川、黔的金丝楠木、柏木、杉木等珍贵木料，以及苏州的金砖、山东临清的澄浆砖等，不远千里、数千里运至承德。避暑山庄殿堂和外八庙极具奢侈豪华，例如修建澹泊敬诚殿（楠木殿）用掉白银71000余两；修烟雨楼用银35000多两；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的鎏金铜瓦竟用去黄金2万两，二庙的修建费高达72万余两白银。
　　整个避暑山庄用了近50年时间才基本建成，普陀宗乘之庙的修建也用了4年多的时间，常年数以万计的建筑军士、民夫的粮草供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数十年的耗费都是民脂民膏！避暑山庄的修建是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凝结，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压榨劳动人民的历史见证。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设计工作是样式雷家族主持的。样式雷家族祖籍江西。样式雷的第一代是雷发达（1619——1693），康熙年间由江宁（今南京）迁来北京居住。雷氏家族共有七代，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参与了清朝皇家许多重大工程的建筑，并数度成为清朝样式房的掌案头目。从第二代雷金玉开始，参加了康熙时期建造避暑山庄、溥仁寺、溥善寺的设计，即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开始随工部官员于上营勘察、设计、制样，一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他的声誉最好，很受朝廷赏识。雷家第三代雷声澂是雷金玉第五子，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建造的避暑山庄八座建筑中参加了建筑设计。雷家第四代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三兄弟“通力合作，在乾隆、嘉庆年间把样式房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其中雷家玺名气最大。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43年中，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建筑设计均出于他们三人之手。样式雷家族，在掌管样式房的时期把自己熟知的江南建筑风格，同全国各地的建筑风格，特别是藏、蒙、回部各族的风格糅合在一起，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建筑精品——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样式雷家族三代人雷金玉、雷声澂、雷家玮、雷家玺、雷家瑞“为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的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的名字永远铭刻在承德的史册上”。11
　　（六）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保存了完整的古建筑群体，并且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和园林建筑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各民族团结统一的见证。避暑山庄及周围的寺庙中，有7座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3处省级重点保护单位。1994年5月26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进行了全面考察。1994年12月12日，在泰国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八届大会，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承德避暑山庄，是清王朝的夏季行宫，位于河北省境内，修建于公元1703年到1792年。它是由众多的宫殿以及其它处理政务、举行仪式的建筑构成的一个庞大的建筑群。建筑风格各异的庙宇和皇家园林同周围的湖泊、牧场和森林巧妙地融为一体。避暑山庄不仅具有极高的美学研究价值，而且还保留着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末期的罕见的历史遗迹。
　　二、避暑山庄的园林建筑特点及艺术价值
　　（一）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典范
　　中国古典园林包括三部分：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和寺观园林。皇家园林气势磅礴，金碧辉煌；私人园林小巧玲珑，别具一格；寺观园林以其浓厚的宗教特色而独树一帜。这些园林用人工的力量来打造自然的景色，达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在有限的空间内，表现出了无限丰富的内容。承德避暑山庄集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寺观园林的特点于一身，集三者之大，它把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宗教思想融合在一起，再造了大自然之美。整个山庄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最高典范。国人一说承德避暑山庄与北京颐和园、苏州拙政园、苏州留园这四座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园林，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一说承德避暑山庄同杭州西湖、北京颐和园并列为“我国三大园林建筑群”。而当年康熙大帝曾夸耀说：“天然风景胜西湖”。总之，承德避暑山庄园林的高妙是世人公认的。
　　（二）避暑山庄的总体布局，形成了“宫”与“苑”形式和功能的和谐统一
　　避暑山庄总体布局上，充分利用自然景物以及复杂多变的地形特点，随山依水，在“度高平远近之差，开自然峰峦之势”的基础上，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形成了宫殿区和苑景区。避暑山庄的宫殿区位于山庄的南部，由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东宫四部分组成，是皇帝起居和理政的场所。宫殿区的所有建筑都是色彩单一的青砖灰瓦和木柱低平的基座，台阶由散石叠砌，庭院散植松槐，自然而又典雅；但宫殿区建筑内部却也极尽豪华，使那些进入宫殿的人充分体验到了皇家的气派和中华物力之丰盈。宫殿区的面积虽小，却起着控制全园的作用，是进行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整个山庄中的中枢。宫殿区外貌自然而又典雅，同山庄的“苑景”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苑景区是避暑山庄的主体部分，占去了除宫殿区以外避暑山庄的全部面积。苑景区又包括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三部分。湖泊区在宫殿区的北面，湖光变幻、洲岛错落，“热河泉”、水心榭、文园狮子林、金山亭、月色江声、如意洲、烟雨楼、芝径云堤，像明珠一样散布在湖区内。这些景色既互相分割又互相联系，湖区的建筑除了充分体现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寺观园林的特色外，充分利用了园中的水来做文章，“山庄山水佳，天然去雕饰”（ 乾隆帝诗）；同时借取了宫殿区的建筑景色和四周的大山、平原，来添增自己的色彩。湖泊区的平面布局是一堤连三岛，它像一株躺在水面的荷叶，置放得自然得体，这里是皇家消暑休闲的主要场所。平原区在湖区的北部，这里地势低平，依山临湖，草原、古木交相辉映，甫田丛樾、莺啭乔木、濠濮间想、水流云在四亭高起，可以坐览湖光山色。平原区中的万树园、试马埭是清朝皇帝召见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首领、举行野宴、观看焰火的主要场所，地势虽平，但这里的政治风云却跌宕起伏，暗流涌动。山峦区位于避暑山庄的西北部，占全园面积的4/5，设计者利用山区多种景观变化，以山峰、台地、山脊、山坡等不同地形和自然景观，依山就势修建了40多处亭台楼阁。轩、斋、寺庙等形成的建筑点缀其间，让山区的景色锦上添花，使山峦区的景观极富变化，恰似一幅展开的山水画卷，奇伟炫丽。而分布在山庄北部和东北部的外八庙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富丽堂皇的外观格外引人注目。
　　由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组成的苑景区，作为“宴飧娱乐”之所，既有较强的园林意境，又具有强烈的政治功能，清朝皇帝对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节在正宫区的“淡泊敬诚”殿以正规的礼节接见后，又在苑景区看戏、野宴、骑马、比武以及进行宗教活动，这种利用园林环境进行政治怀柔的作法，在我国其它风景区是少见或者不明显的。避暑山庄实现了园林建设和政治活动场地的有机结合，建筑形式同政治功能有效地连结在了一起。
　　（三）避暑山庄苑景区的构建，呈现出了中国版图的地理特征
　　西北多山，东南多水，北部是广阔的平地，这种情况正是中国地理环境的缩影。承德著名作家郭良秋先生作了形象的描述：“它的长达二十华里的虎皮石宫墙内圈进了一条真正的山，然后以此为依托，规划并营造出如同全国地形一样的布局：有东北的莽莽森林，有华北的坦荡平原，有北方的粗犷草原，有南国的秀丽水乡”12 。苑景区所呈现的中国版图特征景观又是全国各地著名景观的微缩，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来到这里，都会找到“家”的感觉。这种对版图的构建，凝聚了人民的向心意识，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四）避暑山庄的宫苑建造，实现了自然山水园与建筑园林化的有机结合
　　避暑山庄有幽静深邃的峡谷和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曲折幽深的湖泊、沼泽和小溪。武烈河水从避暑山庄东北部被引入山庄，与山庄中的溪水在西侧的群山脚下汇合南流，形成了一个有聚有散的动态水系。山庄的西北多山，层峦叠嶂，奇峰怪石，堪称自然奇观。山庄北部辽阔的草原，水草丰美，是一幅天然的优美画卷。东南多水，湖泊棋布，一派南国风光。而散处在山峦、湖泊和草原上的松柏柳榛榆槐，犹如绿叶托红花，景色自然天成。按照康熙帝提出的“自然天成地就势，不待人力假虚设” 13的设计指导思路，避暑山庄的建造者充分利用了山中的这种自然景色，并对自然景色加以“借景”改造，在山庄内建造了殿、堂、楼、馆、亭、榭、轩、斋、寺等100多组景观。
　　山峦区建造的景观中，充分利用高低起伏的山势和茫茫的林海，在山顶或山坡建亭。锤峰落照、南山积雪、北枕双峰、青枫绿屿、山近轩、玉岑精舍、宜照斋、凌太虚、四面云山、观景亭、涌翠岩、千尺雪等景观均借用了山势、山林、奇石而建，把人造景观融入自然中，天人合一，使之更加适宜休闲。
　　避暑山庄的湖泊区景观，运用了以山环水，以水绕岛的造园手法。引入了武烈河水，利用了山涧小溪，再加上在低洼处的人工开挖，更是巧妙地把自然景观同人造建筑结合了起来。金山岛三面环水，一面临涧，是湖中人工堆起的小山埠，地势与环境完全由人工建造，突出于周围的环境。芝径云堤将原来避暑山庄中的低洼水泊加以开挖，挖出的土堆砌成堤，然后随着山水的自然之势连接了环碧岛、夜色江声、如意洲，形成了一堤三屿的布局，突出了自然，利用了自然。
　　山庄的平原区充分利用了草地、古树，建有永佑寺、嘉树轩、乐成阁等数组建筑，蒙古包点缀其间，一派自然天成的景色。避暑山庄的山峦区、平原区、湖泊区的景色充分利用了山、水、草原、绿树，并对之加以布局改造，汲取了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精华，呈现出山中有园，园中有山的景象。“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五）避暑山庄的建筑风格兼采北方草原与江南水乡的特色，将湖光山色融为一体
　　避暑山庄，虽地处北方，但它的建筑中有不少的地方，仿自中国南方，甚至是将南方的景观整体移入北方。沧浪屿是仿苏州名园“沧浪园”而建，园名也与苏州的沧浪园相同，山石、瀑布、水榭、回廊、池水、月门一应俱全，小巧玲珑。烟雨楼仿浙江嘉兴的烟雨楼而建，造型秀丽，布局灵活。文园狮子林仿苏州狮子林而建，虹桥、假山、云林、石窟、蹬道、青藤俱全，一副南国风情。金屿仿江苏镇江金屿而建，上岛可“仰接碧云，俯临曲水”。文津阁仿宁波天一阁而建，别具一格，建筑上外观两层，实为三层，中间一层是阳光不能直射的藏书地。南景北移体现了北雄南秀的风姿。
　　山庄的建筑中，北方草原的建筑风格表现得尤为突出。避暑山庄东侧的安远庙，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寺样式建造，外观四层，实为三层，雄伟高大，黑色的琉璃瓦使整个庙宇庄严肃穆而又符合风水学。须弥福寿之庙和普陀宗宗乘之庙依山而建，均仿西藏的寺庙而建，气势宏伟，风格粗犷，宗教气味浓厚。避暑山庄平原区主要是草地和树林，西部是茫茫草原，试马埭处片片绿草如茵；东部是林地，万树园内林木茂盛，古树参天，当年还有不同规格的蒙古包28座，更是一派北国草原风光。避暑山庄把我国南北建筑特色有机地融为一体，是中国园林中的精华。
　　（六）建筑技艺融汇了南北名园的精华
　　整个避暑山庄的建设把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建筑技艺充分地结合起来，我国南方人口众多，空间相对狭小，建筑技艺上巧于借景和进行丰富的空间组合，从而达到丰富园林的作用。我国北方地域辽阔，建筑风格上恢弘气派，往往形成园中之园。避暑山庄把不同的建筑技艺结合起来，集成了我国古代园林的优秀传统，集中了各民族建筑之精华，融南北建筑技艺为一体，兼具北雄南秀之美，形成了独特的园林建筑风格，在我国建筑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七）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的建筑风格迥异
　　避暑山庄宫殿区的建筑同外八庙的建筑风格反差明显。宫殿区共有正宫、松鹤斋、万壑松风、东宫四组建筑，所有建筑都是色彩单一的青砖灰瓦、木柱，基座低平，布局严肃，从外看古朴典雅，并不富丽堂皇。而外八庙，依山而建，各庙均由数组建筑组成，从外面看去，庄严高大，气势非凡；建筑物的色彩分明，红墙，黑、黄、绿三色的琉璃瓦，尤为耀眼的是镀金铜瓦，远远望去，金碧辉煌，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外八庙将中国古代建筑推向了一个高峰。清统治者对山庄本身和外八庙建筑风格的这种处理，体现了良苦的用心。金碧辉煌的寺庙与简朴典雅的山庄，令远道而来的少数民族首领，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心悦诚服。
　　三、避暑山庄的政治功能和精神内涵
　　（一）避暑山庄是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
　　1644年清朝定都北京，北京是清朝的政治中心。后来随着避暑山庄的兴建，逐渐成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避暑山庄是清朝皇帝的夏宫。曾有“一座山庄，半部清史”之说，可见避暑山庄的政治地位。康熙、乾隆、嘉庆等皇帝每年从农历四月至九月，几乎有半年的时间住在承德避暑山庄。乾隆帝一生去山庄达52次。这里距京师较近，奏章朝发夕至。他们要在这里处理政务，因此每次清朝皇帝到避暑山庄都等于朝廷一次搬迁。随行人员除皇子、皇孙、妃嫔外，军机大臣、重要的文武官员都要陪同前往，此外还有护卫的军队。避暑山庄的正宫澹泊敬诚殿犹如北京紫禁城的太和殿，是清朝皇帝驻跸山庄时进行重大活动的主要场所，在这里接见王公大臣、国内少数民族首领、外国使节和举行大典。山庄勤政殿是乾隆皇帝批阅奏章和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在山庄四知书屋召见臣工。皇帝驻跸山庄期间，原来任命文武官员的“引见”仪式，在避暑山庄丽正门进行，由吏部、兵部派员将任命的文员知县以上职官、武员守备以上职官带至避暑山庄觐见皇帝，由皇帝最后审定。
　　清朝皇帝说是到这里避暑休养，实际上朝廷的政治职能在山庄照常运转。乾隆皇帝执政期间曾指挥十大战争，自诩为“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令受廓尔喀（今尼泊尔——引者注）降为二，合为十”，这所谓的“十全武功”的决策和指挥也大部分是在山庄正宫和木兰围场进行的。
　　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各民族首领。如乾隆十八年（1753年）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策凌，台吉策凌乌巴什，凌策孟克归附，乾隆帝于次年在澹泊敬诚殿接见三策凌，进行赏赐。
　　乾隆十九年（1754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阿睦尔撒纳与和硕特台吉班珠尔、都尔伯特台吉讷墨库等归降，乾隆皇帝于是年冬十一月，冒严寒乘马三日赶至避暑山庄，召见阿睦尔撒纳等进行封赏。
　　乾隆二十年（1755年），厄鲁特蒙古绰罗斯台吉噶尔臧多尔济，辉特部台吉巴雅尔，和硕特台吉沙克都尔曼济与台吉塞布腾等归降，乾隆皇帝于当年九月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受朝，进行加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汗敦罗布喇什遣使朝拜清朝，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待了他。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左部哈萨克汗阿布赉派使臣表示归化。九月，乾隆皇帝接见使者，在万树园举行盛大夜宴。右部哈萨克汗也随之遣使觐见乾隆帝。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东布鲁特部众归降。九月，乾隆帝在木兰围场接见他们的首领，随后在澹泊敬诚殿受朝赐赉。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下属的达什达瓦部东迁热河，乾隆皇帝亲自接见部中大小首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自俄国伏尔加河下游东归，乾隆皇帝对其首领渥巴锡等人赐宴和颁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至热河贺寿，朝见乾隆皇帝。
　　此外还有台湾高山族头目及其他少数民族首领在避暑山庄朝见乾隆皇帝。
　　清帝除了在避暑山庄处理一般政务，还要举行大典。乾隆皇帝每年农历七月都举行庆祝自己生日的“万寿大典”，极为隆重。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祝乾隆帝八旬寿辰，台湾高山族狮子社头目怀目怀等12人到达热河，内蒙古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图、噶勒丹锡胡土克图、诺门坎喇嘛等，以及土尔扈特汗策凌那木札勒，杜尔伯特多罗郡王纳旺索诺本、和硕特多罗贝勒德克乌巴什、阿尔台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延德勒克等4人，哈密郡王品线多罗贝勒额尔德锡尔及各回城阿木伯克等17人，以及金川枰宣慰司甲勒参纳木卡等30人，哈萨克汗杭和卓之弟卓勒齐等5人；并有外国使节共261人，也到热河祝寿。其中安南国王阮光平、陪臣吴文楚率使团184人，缅甸国使臣便居朱施等32人，南掌国使臣叭整烘等15人，朝鲜使团30人，他们先后到达，同时入觐，乾隆帝分别进行封爵和赏赐。14七月十四日，乾隆皇帝在澹泊敬诚殿举行庆祝典礼。庆典之后赐宴，扈从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回部王公伯克、高山族头目、金川土司以及安南、缅甸、南掌、朝鲜等国使节赴宴。筵宴上各式各样的灯挂满万树园，宴会的高潮是观灯、观火戏、歌舞、杂技、马技等。晚上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中燃放烟火盒子，观看烟火，烟火和炮竹花样繁多，点燃的盒灯五彩缤纷，山庄成了沸腾的不夜之城。万树园中人笑马嘶，篝火处处，酒肉飘香。乾隆帝在御幄蒙古包内与蒙古王公、台湾高山族头目和各国使节，共饮奶茶。从七月十四至七月二十四日，连续10日，在清音阁演戏；共演出舞乐18章，万寿歌曲300多首，演出剧目上百种，演员至千人。可谓盛况空前。
　　清朝皇帝还在避暑山庄接见了包括朝鲜、安南、缅甸和英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在内的许多国家来华使团。避暑山庄成为清代前期的对外窗口。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英国使团正使马嘎尔尼、副使斯当东及随员数十人到达北京。9月，前往乾隆皇帝驻跸的承德避暑山庄，共停留13天。其间于9月14日，乾隆帝于避暑山庄万树园赐宴。入宴之前，乾隆皇帝赐送“英吉利国王玉如意，来使成员缎匹有差”。9月17日（农历八月十三），乾隆皇帝83岁寿诞，英使在澹泊敬诚殿向清朝皇帝行庆贺礼，正使马嘎尔尼呈表文祝寿。15英使访华的真正目的不在祝寿，故在以后数日向清朝提出“希望自由贸易”等项要求，被坚持“天朝固有体制”的乾隆皇帝温词拒绝。英使访华带来600箱礼物，多达数十个品种，显示了英国产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成就和工业生产水平，但只作为“天朝威仪”的摆设，而未能研究利用。许多外国人来到承德，观察了解到中国的社会状况，也使清朝看到了外面世界。
　　在康乾盛世，避暑山庄是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中衰以后避暑山庄同样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影响。1860年9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被英法联军所逼，由北京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又一次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咸丰帝在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里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耻辱和灾难。不久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死在这里。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与恭亲王奕相勾结，在烟波致爽殿策划了“辛酉政变”。从此开始了慈禧长达48年的专制统治。中国进一步加深了半殖民地化。避暑山庄见证了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衰世的耻辱。
　　（二）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彰显了“以儒治国，以教治心”的理念，弘扬了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道教文化
　　清朝皇帝接受汉族传统文化，崇儒重道，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理念。避暑山庄的许多建筑题名、碑刻、殿内悬挂的楹联，彰显了儒家的思想。进入山庄，便能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礼。
　　乾隆皇帝为避暑山庄正门题名为“丽正门”，汉文意思是“向着光明的正南方”。引自《周易·离卦》中“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丽乎正，乃化成天下”之句。意思是说：太阳和月亮受万民景仰，在于日月的光芒公正、公平地照耀一切。寓意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团结和平等。
　　乾隆皇帝在“勤政殿”中说：“不息自强励勤政，永钦家法咏卷阿。”勤政殿内面南额曰：“正大光明”，面北额曰：“高明博厚”。勤政殿的后殿是卷阿胜境殿。这些理念都出自儒家经典。“不息自强”和“高明博厚”出自《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坤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表示执政者要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处理政务，以宽厚的德行对待百姓。“卷阿”，指《诗经·卷阿》篇，寓意要像召康公告诫周成王那样，选贤任能治理国家，使百姓安居乐业。
　　在绮望楼，乾隆皇帝题写了“万家灯火随民便，圣度原如天地心”的句子，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
　　四知书屋得名于《周易·系辞》中“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物之望”之句，意思是既要懂得隐藏自己的真情，又要知道宣扬自己的功德；既要知道发挥怀柔的安抚手段，又要懂得发挥武力的权威作用。这也成为清朝皇帝的座右铭。
　　山庄清舒山馆东镜湖上一处小岛，名戒得堂，亦是传承了儒家的礼法。《论语·季氏》：“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康熙大帝深得其意，做一方闲章“戒之在得”。于是清舒山馆东镜湖上一处小岛，乃名戒得堂。
　　山庄的正宫澹泊敬诚殿的名称，取自三国时大政治家诸葛亮《诫子书》，“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意为以简朴的生活来坚定和保持自己明确远大的政治志向。表达了儒家的治世和修身的理念。
　　康雍乾盛世清朝廷有两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即编纂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是康熙时召集朝臣编纂的，至雍正三年（1725年）完成。全书共1万卷，1.6亿字，比《大英百科全书》还多三四倍，是仅次于明代《永乐大典》的一部大类书，也是现存的最大的类书。在楠木殿（即澹泊敬诚殿）内陈列过《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编成的，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共收书3457种，79070卷，装订成3.6万余册，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修成后，共抄录7部，分存北京等6地，其中避暑山庄文津阁储存了一部。两书搜集宏富，保存了大量儒学典籍，对发展儒学和弘扬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避暑山庄也就成为传播儒家文化的基地。从而提高了山庄的文化价值。
　　清朝皇帝既尊儒学为正统，同时又包容了其他宗教。北方蒙古族笃信喇嘛教（藏传佛教），清朝实行“易其政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羁縻政策。清朝皇帝深知儒学、佛教、道教理论对社会的协调、整合和控制功能，因此形成了儒、释、道三教相融并存的态势。特别是将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冶为一炉，实行“以儒治国，以教治心”的方略。避暑山庄的建筑以儒家的正统文化为基调，同时环以藏传佛教的外八庙，而且还在山庄内修建了多座大小不一、规制不等的道观、庵、寺。外八庙是喇嘛教的道场，晨钟暮鼓，佛音袅袅，清朝皇帝要借助释迦牟尼佛的圣光，“以一众志”，筑起一道无形的长城。外八庙的修建使承德成为佛教胜地，发展了佛教文化。外八庙的建筑、园林及大量的碑刻、雕塑、壁画、佛像祭器等文物是难得的瑰宝。在避暑山庄松云峡的最高处，有建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道教寺庙广元宫。广元宫仿泰山顶碧霞元君祠的规制而建，规模宏大，主体建筑采用黄绿琉璃瓦覆顶，画栋雕梁，富丽堂皇。门正中有乾隆帝御笔“广元宫”石匾。乾隆皇帝一生曾11次到泰山祭祀道教主尊碧霞元君，每逢驻跸避暑山庄也必到广元宫致祭，并写下广元宫瞻礼诗。足见其对道教文化的重视。
　　当年清军入关时，面对不少大臣上书要求修补长城，康熙帝坚信治国之道在德不在险。在他的御制诗中指出：“边垣利刃岂可恃，荒淫无道有青史。知警知戒勉在兹，方能示众抚遐迩”。16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广元宫等充分体现了清朝统治者“以儒治国”和“以教治心”的理念。
　　（三）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国家统一、民族和合内聚的象征
　　清朝皇帝为了安定北疆，民族和合内聚，实现国家统一，一方面利用木兰围场这个武场，每年秋狝指挥千军万马进行“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张扬其勇猛骠悍的风范，藉以提高八旗将士战斗素质，同时震慑北部边境的蒙古人。另一方面利用避暑山庄这个文场，安抚笼络强悍的蒙古人。每年指定蒙古王公轮流到这个闲情逸致的山庄来觐见，皆得宴赏、赐赉，陪同打猎习武，进行赛马、摔跤、野宴，作佛事祈祷，以体现“恩益深而情益联” 17的特殊关系。用一层薄薄的轻纱，掩盖了政治实质。使各族上层人物对朝廷“畏威怀德，弭首帖伏”，不生异心。把复杂莫测的政治目的消解得那样烟水葱茏、慈眉善目，这不能不说是康熙大帝的本事。
　　避暑山庄的门匾、碑刻中，不少地方都用满、汉、蒙、藏、回部五种文字刻写，使来到这里的各族人民产生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五种文字的使用，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博大的治国胸怀。
　　如前所述，清朝皇帝在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国内各民族首领，加强民族关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安定。现再进一步叙述几个重大历史事件。
　　其一、乾隆皇帝夜宴三策凌。在清朝与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长期斗争中，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部因不堪准噶尔部达瓦齐洗劫，其部长策凌、台吉策凌乌布什、策凌孟克决定内附清朝。率部众不下万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一月由额尔齐斯河启程到达乌里雅苏台，受到清朝廷的赏赐和救济。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乾隆皇帝驻跸喀喇河屯行宫，赐封台吉策凌为亲王，策凌乌布什为郡王），策凌孟克为贝勒。随后，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召见三策凌，在万树园举行夜宴，连同随从人员逐一赏赐共白银3.1万余两。又令绘制策凌等图像，携到避暑山庄悬挂。18以后几年时间，厄鲁特蒙古各部相继内附，清朝廷都依三策凌之例予以对待。
　　其二、达什达瓦部东迁热河。达什达瓦部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下属的一个分支，因不堪准噶尔贵族的残害和数十年的战乱之苦，在达什达瓦寡妻的带领下，投归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到达清军西北重镇巴里坤，受到乾隆皇帝封赏。后来，达什达瓦部情愿向内迁移获准，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抵达热河。乾隆皇帝亲自接见部中的大小首领，邀请他们参加普宁寺的开光典礼仪式，在普宁寺附近建房千间，供他们居住。随同而来的17名喇嘛安置在普宁寺，部众都得到了较好的安置和丰厚的赏赐。达什达瓦部从世代居住的伊犁河畔东迁热河，是清朝民族内聚又一佳话。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在达什达瓦部驻地附近的山岗台地上，仿照西北蒙古最大的佛教寺庙——伊犁庙的样式，修建了安远庙（俗称伊犁庙）。19每岁藩部入觐咸集庙下膜拜，增强了达什达瓦部众在异地安居的信心。随着岁月的流逝，东迁热河的蒙古达什达瓦部实现了与当地汉族人的融合。
　　其三、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土尔扈特部，原在我国新疆塔城一带游牧。明朝崇祯年间（1630年），因躲避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而举部西迁，至荒芜人烟的里海旁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生活。18世纪20年代后，沙俄势力扩张到该地区。土尔扈特部人民因不堪沙俄的控制与奴役，在渥巴锡汗领导下，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1月）举行抗俄武装起义，毅然回归祖国。此时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已被清朝彻底平息。土尔扈特部民众行程万余里，历经千辛万苦，摆脱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于1771年7月回到伊犁。清朝安置他们到准噶尔盆地一带游牧。乾隆皇帝于同年八月（农历），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隆重接见了首领渥巴锡汗一行13人，回到避暑山庄以后又多次宴赏，在万树园举行了盛大的灯宴和观火戏。为嘉奖渥巴锡的爱国壮举，乾隆帝加封其为卓哩克图汗（意为英勇）。20时值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乾隆帝与渥巴锡等王公贵族以及内蒙古、喀尔喀、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一同出席落成典礼；并为乾隆帝祝贺六十寿辰和其母八十寿辰举行了盛大法会。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为清朝乾隆皇帝彻底统一新疆画了圆满句号，实现了蒙古族各部统一于清朝的有效治理之下。
　　其四、六世班禅承德祝寿。乾隆时期，清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乾隆四十五年七月（1780年），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不远万里从西藏日喀则到达承德，祝贺乾隆帝七十寿辰。班禅一行朝见乾隆帝后，乾隆帝亲临须弥福寿之庙看望六世班禅。并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盛情宴赏，乾隆帝赐给六世班禅金印等物品。又与六世班禅等一起参加在须弥福寿之庙举行的祈愿大法会。八月七日，六世班禅为乾隆帝七十大寿献礼，乾隆皇帝特许六世班禅乘轿至寝殿内。八月十三日是乾隆皇帝生日，六世班禅朝见乾隆皇帝，二人携手同登宝座，并做长寿仪轨等法事，诵经祝寿。此后又宴赏。六世班禅在承德一个多月时间，乾隆皇帝为他举行四次大型野宴，又在东宫的清音阁连续演戏10日。21九月间，六世班禅在乾隆帝劝说下去了北京，再次受到乾隆帝赐宴赏赉。不幸六世班禅于十月间因患天花，猝然圆寂。乾隆帝亲率众吊唁，为班禅舍利金龛返藏送行。为了缅怀班禅，乾隆帝下旨在北京黄寺西侧修建净化城塔院，在紫禁城雨花阁西配楼设立影堂（纪念堂），又令仿紫禁城雨花阁西配楼陈设形式，在承德曾是六世班禅寝殿的须弥福寿之庙吉祥法喜和避暑山庄紫伏，建立两座影堂，陈列六世班禅的银像、画像和娑罗树，供后人永久凭吊和纪念。六世班禅是清代历史上惟一进京和赴承德觐见的班禅，生前受到乾隆帝超越常格的隆重接待和无上尊崇，身后又得到这位至尊皇帝的深切缅怀。22六世班禅的承德避暑山庄之行，见证了清朝廷与西藏政教首领之间的亲密关系，进一步密切了清朝与西藏的关系。
　　清朝皇帝修建的“外八庙”，有鲜明的政治功能，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外八庙集各民族宗教建筑艺术之大成，反映了统治者在文化上开放兼容的胸襟。外八庙的建筑风格可分为汉式寺庙、藏式寺庙、汉藏结合式寺庙等三种形式，融合了我国汉、藏等民族的建筑艺术。外八庙有明显的地方建筑特色，看完须弥福寿之庙和普陀宗乘之庙，犹如到了西藏；看完安远庙犹如置身在新疆、青海。而且每座寺庙的修建始末，几乎都有一段民族团结的佳话，展示了平定准噶尔叛乱、准噶尔达什达瓦部举迁热河、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六世班禅万里东行等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重要碑文全部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成为一座巩固民族团结的巨大的佛教文化博物馆。
　　先说溥仁寺和溥善寺，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汉“伽蓝七堂”式建筑。时值清廷平定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武装叛乱，又逢康熙帝六十寿辰，这两座庙都是应蒙古王公、贵族的要求而建的，接待蒙古各部王公贵族诣阙祝寿，是蒙古诸部聚会之所；以后成为避暑山庄前期举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溥仁寺建成后，内蒙古49旗每旗派一名喇嘛到该寺。两座庙都是应蒙古王公、贵族的要求而建，反映了清朝和蒙古诸部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采用汉藏结合的建筑风格，前半部为汉“伽蓝七堂”样式，后半部是仿西藏桑耶寺的“曼荼罗”布局而建。普宁寺是乾隆皇帝为纪念平定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叛乱而建造的。寺内碑亭中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书写的《普宁寺碑文》记述其事。碑亭里现存的另两块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之碑》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则分别记述了清政府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叛乱的经过。23
　　普佑寺，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这一年，时逢乾隆帝五十寿辰，又值平定了西北边疆回部大小和卓木的叛乱，为此乾隆决定修建普佑寺，以庆贺国家统一，民族昌盛。当年该寺曾是避暑山庄周围寺庙喇嘛的经学院。
　　安远庙，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是乾隆帝为原游牧于新疆伊犁一带，后不远万里来承德定居的厄鲁特蒙古达什达瓦部而建。“安远庙”寓意为“安定远方”。安远庙仿新疆伊犁河畔的固尔扎庙而建，俗称伊犁庙，明显地保留了原固尔扎庙的风格，其中又巧妙地融汇了汉族建筑的精华，整座寺庙别具一格。
　　普乐寺，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清朝平定蒙古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叛乱后，西北边疆日益巩固，为了安抚络绎不绝到承德朝贡的蒙古族、哈萨克族、布鲁特族（即柯尔克孜族）等西北各族首领，建普乐寺而“普天同乐”，从而密切了清朝廷和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该寺为汉藏结合式建筑，前半部为汉式，后半部为喇嘛教建筑。
　　普陀宗乘之庙，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三月始建，至乾隆三十六年八月竣工。是为了庆祝乾隆皇帝六十寿辰及其母亲八十寿辰，并为迎接土尔扈特部回归，安抚蒙古各部而建。该庙完全仿照西藏布达拉宫，故俗称小“布达拉宫”，“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的意译。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的历史见证。1771年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之际，厄鲁特蒙古中的土尔扈特部与喀尔喀蒙古、内蒙古及青海、新疆的少数民族王公在此举行盛大法会，以纪念该庙落成。乾隆帝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碑立在普陀宗乘之庙内，纪念蒙古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这一民族和合内聚的重大历史事件。
　　广安寺，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为了庆祝其母亲寿辰，及每年与蒙古诸部王公贵族聚会热河瞻礼和举行法会的需要而建。取“天下广为安宁，宇内归于统一”之意。
　　殊像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建造，为皇家寺庙。仿山西五台山殊像寺规制布局和北京香山文殊菩萨像貌而建，是一座很有特色的汉式园林寺庙，堪称中国古代寺庙建筑艺术与园林艺术完美结合的杰作。承德避暑山庄各个寺庙中均藏有藏文、蒙文经卷，只有殊像寺存放满文经卷，庙内住满族喇嘛，诵读满文经卷。
　　罗汉堂，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汉“伽蓝七堂”制式，是仿浙江海宁安国寺而建，也是避暑山庄周围惟一具有江南风格的寺庙。
　　须弥福寿之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乾隆皇帝为来承德祝贺他七十寿诞的西藏宗教领袖六世班禅而建，曾是六世班禅讲经和居住之所，俗称“班禅行宫”。 该庙仿照六世班禅在西藏日喀则的住所扎什伦布寺的形制修建，富丽堂皇。“须弥福寿”是藏语“扎什伦布”的汉译，意为“多福多寿吉祥的须弥山”。有乾隆皇帝撰写的《须弥福寿之庙碑记》，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于石碑上。须弥福寿之庙“既具有藏族寺庙依山就势而建的特点，也运用了汉族园林造景的艺术手法，成为藏汉建筑艺术相结合的典范”。24该寺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缘寺，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避暑山庄诸寺庙中建造最晚且规模最小的一座。寺庙的布局为汉式“伽蓝七堂”样式。广缘寺是普宁寺堪布喇嘛察鲁克斯自筹资金，为了感恩皇帝而修建，献给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寿辰的礼物。可以说此举是清朝开明的民族宗教政策获得成功的证明
　　清朝统治者从1713年到1780年，用了67年时间修建了这些寺庙，“因俗而治”，“以教治心”，从而促进了蒙、藏、回部（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和合内聚。所谓“修建一座庙，胜养十万兵”。这些寺庙环绕着山庄，象征着地方对中央的向心。那些运用了满、汉、蒙、藏、回部（维吾尔族）等各民族建筑艺术建成的寺庙，使到避暑山庄来朝觐的各族人找到了家的感觉和心灵的慰藉。外八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象征。
　　（四）避暑山庄文化的精神内涵
　　经过康熙、乾隆祖孙延续了89年之久的精心经营，这个占地面积564万平方米（5.64平方公里）的承德避暑山庄，“成为我国园林史上规模最大、建筑时间最长、构建最精美、政治功能最突出的皇家宫苑。”25避暑山庄的景观表现为自然生态景色与人造景观的相融合，随山依水，自然天成，再造了大自然之美；构成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惟一”的天人合一、相生相息的和谐统一关系；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促进了国家统一及民族和合内聚，是民族和谐共生的象征。王子平教授把避暑山庄的精神内核，概括为“和谐共生。筑园取天人和谐，建庙促民族共生”26是有道理的。清朝自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之后，北方各族包括滦河流域各族一直比较安定，各族文化共存共荣，各族民众联系进一步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发展，因而出现了唐朝“贞观之治”千年之后又一个治世——“康雍乾盛世”。避暑山庄文化对这个盛世有助力之功。
　　四、避暑山庄的兴建对承德城市形成的影响
　　承德位于河北省东北部，地处塞外，在气候、物产、交通等方面，同内地相比均有较大的差异。清朝入主中原之前，承德一带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角逐的战场。清初，康熙帝到上营村（承德）选址准备建造行宫的时候，这里还是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是蒙古人的牧马场。
　　1703年后，由于避暑山庄的兴建和第二个政治中心的影响，形成了盛极一时的“热河雄风”。“热河雄风”推进了滦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的开发，承德出现了兴盛局面。清初只有80户人家的山野荒村热河上营,在康熙、乾隆以后迅速发展为百业兴旺的城镇——“塞外京都”。
　　由于每年木兰秋狝时清朝皇帝入驻避暑山庄，从农历四月到九月，一住就是五六个月，大批满汉王公大臣扈从而来，这些扈从也将家眷和佣人带到承德，他们在避暑山庄附近兴建府邸，如：诚亲王府、恒亲王府、淳亲王府、雍亲王府、亲王府、佟王府、和珅府、刘墉府、纪晓岚府等。此外还有蒙古王宫的府第。上营山村的人口逐渐增多。除了皇家官府人员增加外，还有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工程的庞大施工队伍。关内许多回民也被吸引集中到这里经商。康雍年间，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因黄河决口的受灾难民涌入承德。乾隆时期，平定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叛乱之后，又在山庄东部的磬锤峰下，安置了内附的蒙古达什达瓦人。乾隆时期为了加强国防，实行有计划的移民，使山庄的人口进一步增加。
　　人口的增加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为了供应各方人等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资，承德的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和其他生活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康乾年间，清廷有计划地移民垦田，开发承德庄园，使承德农业得到很大发展，保障了粮食供应。外来参加建筑避暑山庄、外八庙的各类技术工匠留在承德从业；皇家官府的生活消费为皮革业、纺织业、桑麻业等手工业提供了市场；城镇人口以煤代柴的需要，促进了采矿业的开发。民间商业繁荣。由于木兰围场和避暑山庄的兴建，对承德的道路交通和城镇发展更起了决定作用。文化设施也随之兴起。康熙、乾隆年间，承德学庠渐起，礼乐弦诵日兴。文学艺术别树一帜，出现了宫廷戏剧和宫廷音乐、寺庙音乐等。
　　为了加强管理，清朝廷在承德地区设八沟直隶厅、承德州、承德府，承德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承德因山庄的兴建，逐渐形成了市井繁华的城市和塞北商业中心。
　　因山庄而兴市，是承德城市发展的显著特点，这一点与唐山、秦皇岛城市的形成有明显不同。唐山因煤矿而兴市，秦皇岛因港口而兴市。1878年，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派人在滦州荒村乔屯建立开平矿务局后，带动了唐山城市发展。开平矿务局在秦皇岛一带建立港口，为外运煤炭服务，使原来属于临榆县的一个小渔村，开始向近代化的城市迈进。
　　五、近代山庄文化的败落与现代重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山庄一度衰落。乾隆帝统治的后期，由于穷兵黩武和豪华奢侈的生活，清朝开始从鼎盛走下坡路。到咸丰帝病死在山庄以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在北京养尊处优，已经很少去承德了，也放弃了“木兰秋狝”习武的祖制。慈禧太后不愿意重回她丈夫（咸丰帝）身故之地，在北京建筑了富丽的颐和园，代替了古朴的避暑山庄。从此山庄大门紧闭，日益失修废圮，任其自然荒废，山庄开始败落。那些守护避暑山庄的大臣，内外勾结盗窃文物。
　　民国初期，盘踞热河的姜桂题、阚朝玺、汤玉麟等官员，更是不择手段地盗卖山庄的文物，甚至拆毁山庄内的建筑去修工事。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后，日军占领承德，大肆砍伐园中树木，放火烧毁“卷阿胜境殿”，折毁并掠走“宗镜阁”铜殿，填平西湖做靶场（西湖内有远近泉声、听瀑亭、招凉榭、观瀑亭、双湖夹镜、长虹饮练等景点）；日本军人还把“罗汉堂”当作军火库，在山庄内建造日式住房，山庄的人文景观受到严重破坏。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也滥肆破坏，在制高点修碉堡、挖战壕。
　　1948年承德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山庄进行保护，立即成立了管理机构，陆续进行大规模的修缮工作。1961年，避暑山庄和普乐寺、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由国务院公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德成立了避暑山庄博物馆。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造反派毁弃了山庄的大批文物，山庄内建成居民宅，成为武斗的场所，山庄再度败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山庄获得了新生和重振。国家拨巨款修复这里的古建筑。将承德定为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德因避暑山庄成了旅游胜地，被誉为“塞外明珠”。历经沧桑，承德以顽强的生命力雄踞塞北，发展成了塞外重镇。1994年，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承德的知名度进一步传向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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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192021周金生、张爱萍主编：《承德文史文库》（卷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第231—232页；第244—246页；第251—256页；第264—266页。
　　15周金生、张爱萍主编：《承德文史文库》（卷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3页。
　　17 和珅、梁国治：《热河志》卷20，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3 承德避暑山庄管理处编辑：《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24陈金云编著：《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25 冯亚萍主编：《承德名胜古迹》，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26 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滦河文化研究》，2011年第4期，第4页。
　　（刘建国，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校副教授、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王士立，唐山师范学院教授、唐山市历史学会名誉会长、滦河文化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