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笔者到曾经工作和居住的隆化县探亲，顺便参访了隆化境内的部分寺庙和古代文化遗址。在参观张三营镇的佛教地藏寺时，见寺内有一座“赛罕佛殿”，殿内供奉着一尊手托金蟾、身着清朝长衫马褂的老者塑像，塑像前的排位上写着：“北天赛罕佛位”。塑像两侧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皇封塞北地”；下联是：“佛光照神州”。 佛像左右各塑一尊立姿的侍者。看到这些，笔者不由产生了迷惑：在以往拜访过的佛寺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佛像；在阅读过的佛教典籍中，也未见过“赛罕佛”的名字。这位赛罕佛到底是什么来历？为了弄清赛罕佛的由来，笔者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探讨研究，在王怀祥、赵海龙、于春江、王琳、李贺明、孙德福等同志的帮助和隆化、围场两县博物馆、地方志办公室的协助下，对两县境内的部分宗教场所和有关文物进行了实地考察，对有关的资料进行了梳理，终于解开了心中的谜团，搞清了赛罕佛信仰的来龙去脉。
　　一、赛罕佛与木兰围场的关系
　　要弄清赛罕佛是怎么回事，就要先弄清楚“木兰围场”。
　　木兰围场是清朝建立的皇家猎苑。清朝统冶者是凭借马上功夫获得的天下，所以他们重视狩猎习兵。清太祖努尔哈赤“奋迹东陲，率臣下讲武校猎习兵”；清太宗皇太极“踵行之”；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入关后，“统一区夏，数幸南苑（今北京市南郊），令禁旌行猎”。顺治八年（1651年）四月十七，亲政仅三个月的顺治皇帝首次出巡，到达今围场县西部的土鲁根河(蒙语，意为“迅流河”)和库尔齐勒河(蒙语，意为“潺河”)等地。是年，“定制巡狩仪”，“铸行在扈从印”，巡狩期间“部院奏章内阁汇齐，三日一送行在”①。清圣祖康熙皇帝玄烨，在平息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人发动的“三藩之乱”后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北巡到达今围场县东南部。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决定在地近京畿的今隆化县以北，原属内蒙古克什克腾、巴林、翁牛特、敖汉、喀喇沁各旗的部分牧地上，以诸旗“敬献牧场”的名义划定范围，设立皇家围场，派官兵设置木栅和柳条边②加以隔离，并颁布“蒙古人不得阑入”的禁令，取名“木兰围场”。(“木兰”是满语，意“哨鹿”。猎人打猎时，吹吸木制长哨，仿效雄鹿求偶的声音引诱雌鹿出现，以便围猎。)围场周围设八旗营房8处，设卡伦(哨所)80处，分驻八旗兵800人看管围场；还在唐三营(今隆化县唐三营镇)设围场总管衙门，钦定专职官员管理围场事务。据《钦定热河志》云：木兰围场“周千三百里”(占地15300平方公里)，围内根据山川河流地形“分围七十余所”，史称七十二围。
　　木兰围场是为贯彻“肄武绥藩”国策而设立的，其作用有三：
　　一是为遏制北方沙俄的侵略。17世纪上叶，沙俄扩张势力从西北、漠北、东北伸向中国，数次入侵大兴安岭、松花江、黑龙江和贝加尔湖以南以东地区。康熙帝为遏制沙俄的侵略，设围场“以各朔方”。皇帝每次秋狝，都要检阅满蒙八旗以及汉军绿营兵的布阵和火器，以向中外示威。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头目噶尔丹，率军入侵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并与沙俄勾结，请沙俄出兵助战。喀尔喀诸部战败，请求中央政府保护。康熙帝一面命驻俄使节向沙俄政府交涉，警示俄国出兵的严重后果；一面调八旗军队布防于围场乌兰木通(大红山)一线。康熙二十九年八月，经过一场激战，清军全歼了噶尔丹军，仅噶尔丹与数骑逃命。乌兰木通之战，初显了木兰围场的“绥藩御外”的作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在木兰围场秋狝期间，听取了内大臣佟国维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谈判情况的奏报，做出了相应的部署。
　　二是为绥服团结内外蒙古诸部，达到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之目的。明末清初，蒙古民族活动在长城以北的辽阔地域，是中原政权需要时刻注意的力量。后金时期，皇太极巧妙地施展政治和军事手段，把桀骜不驯的漠南蒙古纳入后金版图；还通过招降和武力征服等手段，使漠北蒙古臣服于后金。清军入关统一中原后，清朝最高统治者知晓团结蒙古等少数民族以安定稳固华夏版图的重要性。木兰围场建立后，皇帝每年率文武大臣和八旗官兵举行秋狝大典时，内蒙古48旗扎萨克(旗长)以及漠北和青海蒙古各部的王公、贝勒，都要先期到达围外的博洛河屯行宫接驾，然后随皇上入围行猎。围猎开始前，先检阅满汉八旗的八阵和火器营，目的是震慑蒙古各部。秋狝期间，皇帝按蒙古各部王公贵族的军功政绩，赏赐不同的鞍马、弓箭、朝服、珠玉和银币；蒙古各部要向皇上进“家宴”，敬献“九白”(白骆驼l峰、白马8匹)之礼，以表对皇上的忠诚。
　　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康熙帝为调解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在木兰围场的多伦诺尔(蒙语，意为“七个湖泊”)会阅喀尔喀蒙古左右两翼49旗各部及属下民众，安抚、赏赐各部王公大臣，调解各部之间的矛盾，史称“多伦会盟”。会盟时，“上御甲胄乘马，遍阅各部。下马亲射，十矢九中。次大阅满洲兵、汉军兵、古北口兵，列阵鸣角，鸟枪齐发，声震山谷，喀尔喀环瞩骇叹曰：‘真神武也！’”③会盟结束后，康熙帝晓谕扈从诸大臣：“昔，秦兴土木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④他的话道出了建木兰围场的真正目的。
　　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更是重视民族问题。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的藏王因西藏政教两界矛盾的加剧而不满清政府的统治，策动叛乱，杀死驻藏大臣和大臣衙门所有官兵。乾隆帝立即派四川清军入藏，平息了叛乱。事后，乾隆帝决心改组西藏的政治体制，打算不再设藏王，西藏日常政务由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任命噶伦(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管理，重要军政事务由驻藏大臣会同噶伦官员办理。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四川总督策楞经与西藏上层人士协商，起草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正在木兰围场陪皇太后行猎的乾隆皇帝审阅了这个奏折后，基本满意，批示：“兹奏俱悉。着照所定行，各部知之。”并晓谕军机大臣等人：“策楞等所奏办理藏地事宜，朕已批照所奏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既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又提高了达赖喇嘛的地位，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教领袖。一个具有西藏特色的政教合一行政体制的出现，为后来西藏的长期安定奠定了基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远在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已漂泊了140年的蒙古土尔扈特部，不甘忍受沙俄政府的歧视和压迫，全族33000多户、16.9万多人，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毅然踏上回归祖国之路。他们克服了沿途的寒冷、饥饿和疫病，摆脱了俄军的追击堵截，历时8个月，行程近万里，终于胜利回到祖国的怀抱。乾隆帝十分重视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不仅钦命驻西北新疆、青海的官员选择水草丰美之地妥善安置回归的土尔扈特民众，还专门在热河木兰围场布扈谷（蒙语，意为“有鹿处”）举行隆重仪式，接见渥巴锡及其随行人员。乾隆帝特意用蒙古语与他们交谈，表彰和肯定了他们回归祖国的正义之行，赐封渥巴锡为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汗，赐封渥巴锡的族侄和亲属为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乾隆帝把接见渥巴锡之地布扈谷改名为“伊绵谷”（蒙语“伊绵”是“会归”之意）。乾隆帝还作诗著文记土尔扈特部回归及接见他们之事，并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在巨碑上，将碑立于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
　　三是木兰围场的设立是为了“诘戎习武”。满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满洲贵族以骑射征服了全国。但是，清军入关后，贵族享有特权，生活优裕，贪图安逸，沉缅嬉戏，疏于骑射；八旗官兵纪律松弛，战斗力下降，据说有的旗兵在马上仅能将箭射到十几步远。鉴于此，康熙帝采纳了一个都统的建议：“安不忘危，每岁冬校猎塞上。”自此，每年举行木兰秋狝就成了清王朝的定制。从康熙二十年设木兰围场，至道光元年（1821年）“木兰秋狝”礼废共140年。其中除雍正帝在位的13年没有进行秋狝行围外，康、乾、嘉三帝在木兰围场举行过秋狝大典88次（有人统计为110次），行围场次无计。清朝历10帝，其中有6帝8代在木兰围场进行过习武绥藩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
　　后世有人评价说，木兰围场是专为满清最高统治者娱乐游猎嬉戏而设的。此种见解未免失之偏颇。正如乾隆皇帝在乾隆六年二月初批驳某些大臣劝止皇上行猎的奏折时说的：“我朝武备超越前朝”，“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骑射渐至生疏矣”，“朕之降旨行围，所以遵循祖制，整饬戎兵，怀柔属国，非驰骋畋游之谓”⑤。
　　木兰围场这等重要的地方，最高统治者当然希望有上天神灵的保佑。于是，康熙、乾隆、嘉庆三帝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等制造了木兰围场的保护神——“赛罕佛”。木兰围场是赛罕佛的诞生地。
　　二、康熙皇帝的自述与“金蟾救主”的故事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七月十六，康熙帝举行木兰秋狩前夕，在热河避暑山庄对大学士等人说：“夫天象最难测,而之所动，亦可预知。朕少年时在兴安岭(此兴安岭是指木兰围场境内的兴安大岭，今俗称大光顶子山，非指东北大兴安岭)，上行(于)茂林中，迅雷忽作，乃避出茂林。雷止，遣人往视，树木皆为迅雷所击。此皆朕亲历之事也。”康熙帝的这段自述，没有道明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但至今在围场、隆化两县民间仍流传着一个发生在康熙帝自述三十年前的“金蟾救主”的故事。
　　康熙二十年(1681年)四月，康熙皇帝巡视塞北。十三日傍晚，当大队人马行至今围场县境内的三星潭附近时，天空突然雷声滚滚，下起大雨。皇上与随行官兵急忙避入茂林中。有一位大臣劝皇上找个避雨的地方小憩一下，待雨过天晴再赶路。年轻气盛的康熙帝却用手中的马鞭一指天空生气地说：“下吧，下吧，就是下红雨，朕也要继续赶路!”这时有人见到三星潭似有红雨降落。其实，那只不过是潭边积存了大量草锈，暴雨激起水花，草锈随之起落，如降红雨罢了。天空劈雳闪电不停，随行的官兵个个胆战心惊。康熙皇帝虽不失态，心中却也有些恐惧。正在此时，康熙皇帝忽见坐骑前方的地上有一只尺许大的金色蟾蜍，双爪环抱如作揖，双目炯炯望着他，似乎表示着什么。康熙皇帝虽然善猎，却从未伤害过虫蛙之类，所以未对这蟾蜍的举动在意。金蟾见皇上无动于衷，便大叫一声，转身向林外蹦去；它蹦了几步，见皇上仍原地未动，又回头连叫两声，朝林外蹦去。康熙虽对此蟾蜍的行为觉得奇怪，却仍未解它的用意。金蟾又停下来，朝皇上连叫三声，向林外蹦去。这时康熙帝才发现此金蟾只有三足，前二后一。他恍然大悟：“它是要我跟着它走啊!”康熙帝立刻率人马紧随金蟾迅速向林外走去。金蟾边跳边叫，虽然雷声响似山崩地裂，金蟾的叫声却听得真真切切。当人马走出树林后，雷声停了，天空晴了。康熙帝回头再看那片树林，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树木皆为雷击，东倒西歪，一片狼籍。他马上命人寻找那只金蟾，却不见踪影。他心想：“这一定是神灵显圣保佑我。”又回想金蟾当初前爪环抱作揖，似有讨封之意。于是便说：“朕就封你为‘塞北灵验佛’，永世承祀。”康熙帝回宫后，将此事禀告给孝庄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告诫他：“金蟾灵佑乃我大清洪福，不仅你要常去祭拜，我也去拈香!”事后，康熙帝命人在三星潭西不足一公里的地方(今围场县赛罕坝机械林场四旗拨营林区境内)建一座赛罕佛石庙。此庙由13块经打磨的石板建成，单间，坐北朝南。庙高1.96米，面宽1.21米，进身1米。庙顶用一整块石板凿成瓦状。庙门拱形，门额上刻着“英灵千古”四个字。门两侧刻有楹联：上联是“清得道千秋不朽”；下联是“赛北佛万古流芳”。庙内供奉一尊石雕的赛罕佛像，坐姿，头戴清朝官帽，身穿清朝官服，项上挂一串朝珠，手里提着一串佛珠，面带微笑，体态雍容。赛罕佛像左右各一立姿石刻的侍童，皆穿清代服装。庙前有一石碑，上面的字迹因年久风雨剥蚀，已无法辨认。庙周围是一碧万顷的林海，松涛澎湃，环境清幽。此庙大概是我国皇家敕建的最小庙宁。庙虽然小。当地民众却说灵验无比。康熙二十二年(1863年)六月二十四日，康熙帝奉孝庄太皇太后木兰秋狝，驻跸于察（蒙语，意为大沟谷，今名白岔），此地距三星潭仅数里，太皇太后祖孙曾去赛罕佛庙拈香。此后，康、乾、嘉三帝木兰秋狝时，必遣官致祭或亲拈香于赛罕庙。
　　赛罕庙处于蒙古草原通往内地的必经之地，来往行人和拉盐的勒勒车(蒙古人的木轮牛车)、骆驼队经过此庙时，都要到庙前烧香祈祷，求赛罕佛保佑。有人认为，赛罕佛也许就是康熙皇帝的化身。因为经过平定噶尔丹之乱和举行多伦诺尔会盟后，康熙帝对蒙古各部流离失所的牧民大力优抚，使蒙古民众感激涕零，称皇上“仁德高峻养育群生”，洪恩浩荡，类于“活佛”，故建石庙供人膜拜，使其万古流芳。仔细看看康熙帝的那段自述，我们似乎可感觉到赛罕佛就是康熙帝的这种看法可以成立。
　　三、乾隆的诗文说明赛罕佛是护佑木兰围场的大山之神
　　我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信奉萨满教。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信奉萨满教的满族人有崇拜大山之神的习俗。满族人认为他们的始祖就诞生在长白山东北的布库里山，因此视布库里山为神山。
　　围场县北部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大山，是大兴安岭的南端，阴山的余脉，海拔1400—1700米，是木兰围场境内的最高峰。蒙古人称此山为“海喇堪山”，意为“神灵之山”。但不可直呼其名，只称其为“赛堪达巴汉”，意为“美好之山”。“赛堪达巴汉”今已转音为“赛罕坝”。今围场人俗称此山为“大光顶子山”。康熙帝和乾隆帝称此山为“兴安岭”或“兴安大岭”。康熙说它“桓亘塞外，南北诸山尽在其下”；乾隆皇帝把此山视为本兰围场保护神，写诗作赋盛赞它。乾隆十四年(1749年) 他在《登兴安大岭歌》中把兴安大岭(即赛堪达巴汉)与九州各名山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各山统统不如兴安大岭，所有的山都以兴安大岭为中心，都在兴安大岭统领之下；对兴安大岭不可贬之附会，只能褒之。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木兰秋狝，入伊逊崖口(“伊逊”是蒙语，意为“九曲”，如羊肠九曲)时，作了一首《入崖口有作》诗，命将此诗刻成诗碑立在崖口旁。诗中说道：“朝家重习武，灵囿自天成”，意思是说，皇家猎苑是有神灵的。此地称上塞神皋，就是“塞外神山”之意。乾隆帝还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年写了一首《巴隆桑阿苏台歌》。“巴隆阿苏台”是蒙语，意为“西边松树”。乾隆帝在歌中对兴安大岭大加赞关。长歌共28句，现摘八句于下：
　　兴安大岭巍堂堂，千派万绪案衍长；
　　持与兵镇相夷行，不动声色镇四方。
　　一树不许斤斧砍，一兽不许弓矢伤；
　　更不许人称其名，我今作歌昭灵祥。
　　赛罕佛的“赛罕”二字，是“赛堪达巴汉”的略音，是对兴安大岭的蒙语尊称。既然康熙、乾隆二帝如此神化兴安大岭，那么赛罕佛就是护佑木兰围场的兴安大岭神了。
　　四、嘉庆皇帝的敕封使赛罕佛定格在神位上
　　清仁宗嘉庆皇帝颙琰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作《木兰记》一文中说：“洪惟圣祖岁幸行围，诸部云集，神武聿宣，德化深冶，遂献斯也，开亿万年之灵囿。”于是他遵守其高祖制订的“木兰秋狝永世承循”的家法，并对围场的建设有所发展。
　　木兰围场建立后，随着频繁的大规模围猎，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盗猎盗伐之事不断发生，野兽和植被面积减少，于是嘉庆帝下令加强对木兰围场的管理，并令修建神祠，求神灵保佑皇家猎场。本兰围场有东西两个入出口，亦称东西哨口。东哨口名伊逊崖口，位今围场县四道沟乡庙宫村；西哨口名伊玛吐崖口(“伊玛吐”是蒙语，“小羊“之意)，位今隆化县步古沟镇土城子村。皇上秋狝时一般是从东哨口入围，从西哨口出围。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帝命在东哨口择地修神祠一座，敕名“敦仁镇远神祠”。此神祠一派皇家建筑风格，红墙黄瓦，坐北朝南。祠内有前后两殿和东西两跨院，四周围以宫墙。正面有拱形山门和东西便门，山门上有题额“敕建敦仁镇远神祠”。前殿额题为“崇镇周”，殿内供奉敦仁镇远神的金色塑像，塑像造型与三星潭赛罕佛庙中石像相同，只是更精制并且全身涂金了，俨然是一位体态雍容的清朝封疆大吏。塑像前有一5尺高牌位，莲花边、黑底金字。牌位前有香炉香案。像的左右各塑一金色立姿的侍者。后殿是皇帝休息的寝宫，殿额题为“缵功致祷”和“上兰别墅”，殿内设有龙床、桌椅等。这种前庙后宫的布局，以及所供神灵为清帝亲封并身穿清装的特征，为国内罕见。神祠依山傍水，祠内外有数百株古松，轻风吹过，松涛阵阵，幽雅静谧，真是皇帝拈香、小憩的佳处。人们俗称此神祠为“东庙宫”。
　　嘉庆二十二年(1871年)，嘉庆帝在木兰围场行猎时，又命在西哨口选地建一座神祠，并为之题名“敕建协议昭灵神祠”。此神祠的建筑规制和所供神像的造型完全与东庙宫相同。只是神名为“协议昭灵神”了。当地人称此神祠为“西庙宫”。
　　其实，东庙宫的敦仁镇远神也好，西庙宫的协议昭灵神也好，从塑像上看是一神两名称。嘉庆帝两次敕封的都是兴安大岭山神。这样，嘉庆帝就把百姓所说的“赛罕佛”，定位在“神”格上了。
　　五、慈禧太后提高赛罕佛的神权
　　木兰围场与后来的热河避暑山庄，是清朝最高统冶者处理国内民族事务和国际涉外事务的中心。清中叶以后，随着清朝政治、经济上的衰落，木兰围场也渐衰落。道光元年（1821年），清宣宗道光皇帝颁诏“木兰秋狝”礼废，但仍留官兵看守围场。同治年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应付八国联军侵略，调蒙古盟骑兵扎在木兰围场，以便应急入京。后又因军费匮乏，慈禧决定于土匪，慈禧便想求神灵，助剿土匪，于是“颁热河围场赛罕佛庙匾额”，“普泽消氛”。至此，清朝统治者已将木兰围场保护神提升到“赛罕佛”的位置了。
　　六、民间对赛罕佛的演绎
　　由于最高统治者对木兰围场保护神的崇信不断提升，在围场、隆化民间，自然出现了对这位保护神的宗教式信仰。通过三百多年来的神化和演绎，现今的围场、隆化两县民众，已多不知道“敦仁镇远神”和“协义昭灵神”的名字，而对赛罕佛和金蟾救驾的故事却无人不知。有的佛寺甚至把这位木兰围场的保护神当作佛来供奉。把原来官味十足的敦仁镇远神像和协义昭灵神像，改塑为百姓喜闻乐见、憨态可掬的赛罕佛像。笔者在隆化县张三营地藏寺赛罕佛殿外的内墙白壁上，见到当地一位名叫夏自知的知名人士撰写的《赛罕佛序》。《序》中说道：“赛罕佛是上古一只得道金蟾，在热河北部赛罕坝修化而成。在热河至内蒙(古)辽阔大地上广施佛法，济困挟危，恩泽百姓。康熙廿四年⑦，帝游木兰围场，遭强人围困，危急之时，帝大呼：“何人救驾？”只见空中现五彩云，上站一金面白须、两耳垂肩、手托金蟾之老人，大呼：‘吾皇休慌，赛罕佛在此。’用手一挥，但见满天血雨纷飞，数把尖刀直射强人。强人见之，大惊失色，怆惶而逃。帝见之大喜，望空而拜后，帝与佛永结金兰，并为赛罕佛刻碑建庙。四方朝拜者络绎不绝。每遇困苦求之，无不迎刃而解，声震华夏。”《序》文还说，光绪廿六年，当地伊逊河水泛滥，有水妖作怪，冲毁良田，冲走百姓。危急时刻，水面出现赛罕佛，救起百姓；手中金蟾口吐金光，斩杀水妖，河水从此平静。《序》文还说，民国时期国运不佳，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每逢赛罕佛庙，求之于赛罕佛，路上必遇白银数两，以解燃眉之急。《序》文最后说，此赛罕佛殿(庙)，在文革十年浩劫中被毁，改革开放后重修。
　　显然，此序文所记内容，是对金蟾救驾故事的再演绎，且多属神话，但从中可以看出围场、隆化地区民间对赛罕佛的信仰状况。
　　七、结论
　　从以上内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塞罕佛不是佛教中的佛，而是属于民间信仰中的一位神。明清以后，由于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和，人们(甚至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已经分不清楚儒家、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它们之间的界限了，分不清圣、佛、仙、神、怪、妖了，因而出现“塞罕佛”之类的名称。
　　2、塞罕佛是由清朝最高统治者创造，后又经民间演绎和神化而成的。
　　3、塞罕佛信仰的出现，适应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也契合了在科学落后的情况下，受压迫的贫困百姓渴望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和解脱的要求。
　　4、赛罕佛的故事，属于塞上民间文化内容，反映出塞上地区历史和文化的特色。
　　注释：
　　①见《清实录》。
　　②清顺治至康熙年间的一种治民措施。在官方画定的区域周边，插柳树条以为篱笆，后来柳条多长成林带。边外居民不得进人边内打猎、采药和挖参。
　　③《清史稿卷七・圣祖本迹二》，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清圣祖实录》。
　　⑤摘引自《漫话木兰围场》，文子君著，民族出版社，2000年4月版。
　　⑥转引自《木兰围场风情史话》，陈沭辛著，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
　　⑦此与前面所述的“金蟾救主”故事，在发生的时间上有出入，自康熙二十年以后，康熙帝曾多次到木兰围场围猎。《清史稿》等也确实有康熙二十四年六月康熙帝巡幸塞外的记载。但此处所说金蟾救驾之事因系神话传说，正史无载。
　　(常念，本名果辰，唐山轻工局党校退休教师，河北省历史学会会员，唐山历史学会会员，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