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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赐名的伊绵峪究竟在哪里

来源:未知 时间:2013-03-05 10:37:08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帝,在近140年的“木兰秋狝”过程中,文治武功,“柔远怀诸”,处理了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其中,乾隆在木兰秋狝期间接见率部由境外万里回归的民族英雄渥巴锡,堪称皇帝“现场办公”的典范。
  史料明晰记载,乾隆是在木兰围场的“伊绵峪”大营接见渥巴锡的。300余年过去了,由于地名的演绎更迭,伊绵峪位于当今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的何处,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笔者经反复考证,得出结论,发表如下,以飨读者。
乾隆皇帝在木兰秋狝期间接见渥巴
  渥巴锡,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第六代首领。土尔扈特部于明朝末年从新疆塔城地区游牧到尚未被沙皇俄国控制的伏尔加河下游,并与祖国保持经常联系。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渥巴锡与其部族不堪忍受沙俄的压迫和统治,与近侄策伯克多尔济策划重归祖国。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一月率领游牧于伏尔加河下游近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人民,举行了震惊中外、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反抗沙俄压迫、重回祖国的武装起义,携部族3万多户17万人踏上了东归之路。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回归途中,由于受沙俄军队的阻截追击、内部分裂分子的破坏和戈壁滩沙漠恶劣气候的影响,加上疾病和饥饿的困扰,“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渥巴锡没有被艰难困苦吓到,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部下的英勇善战,歼灭阻截回归的俄军,战胜了内奸和严寒酷暑,行程万里,于当年七月进入中国境内,终于完成重返祖国的悲壮历程。到达祖国时,全族只剩下7万人。渥巴锡率部万里东归,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乾隆皇帝给予了热情接待。九月初八,乾隆在木兰围场行幄大营接见了渥巴锡,以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与皇恩浩荡。乾隆回到避暑山庄后,又在“澹泊敬诚”殿接见了渥巴锡。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时,渥巴锡等扈从前往瞻礼,并为乾隆皇帝六十大寿祝贺。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与《抚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分别用汉、满、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在两块巨碑上,立于庙内,以记述和纪念这一不同寻常的重大历史事件。
  乾隆选择在伊绵峪接见渥巴锡一行是有深刻寓意的。据《清高宗实录》载,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九月初四,皇帝及扈从群臣于木兰围场行围,便驻跸在“毕图舍里围”(七十二围之一)附近的“布扈图(有鹿之处)沟口”大营。翌日如之,这一天乾隆在行幄接见了已归附的西域准噶尔、伊犁、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的使臣。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九月初三再一次驻跸在“布扈图沟口”,在行幄接见了西域少数民族诸汗王或使臣,同时把“布扈图沟”御赐名为“伊绵峪”。“伊绵”为蒙古语“会归”的意思,“峪”则为山谷或山沟的意思。
  乾隆赐名“伊绵峪”,可见其用心之良苦。当今考证伊绵峪确切地址,目的在于还历史一个真实,为挖掘、整理、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做贡献。
当今对伊绵峪位置的歧义
  早在1986年,县内地域文化研究人员便开始对“伊绵峪”当今的位置进行考证。1997年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志》主编杨振国在《谈伊绵峪位置》一文中说,伊绵峪在当今杨家湾乡杨家湾村“小五台山”东的原木兰围场七十二围之一的“布扈图围”二道川沟门。其援引了《围场厅志稿·卷之三·山》:“布扈图山,在小五台山之北与东,即白鹿山也,蒙古语布虎图山,布扈图围在焉。乾隆二十三年以西域诸藩于此入觐,赐名伊绵峪,伊绵峪蒙古语会归也”。“白鹿泉河,俗称二道川。《大清一统志》翁牛特部白鹿泉在右翼西八十里,蒙古名布扈图,源出奴克都呼尔山南,流入乌拉岱河。案二道川东北山为大苏汏梁之南支,再南则布扈图围在焉。布虎图、布扈图音同,蒙古(语)谓鹿也”。
  文史工作者陈树新等在《伊绵峪位置初探》一文中,依据《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弘历皇帝自乾隆六年开始至三十六年,先后共25次巡幸木兰围场,其中驻跸在布呼图口4次,伊绵峪10次,计14次。每次驻跸的前一日或后一日都驻在伊逊萨勒巴尔,仅一次驻跸在布扈图围。而从其前一日或后一日总是驻伊逊萨勒巴尔的史实看,认为伊绵峪应在滦河一级支流伊逊河川,而不会在西辽河三级支流乌拉岱河川。
  为检验两说孰真孰伪,县政协文史委曾组织十余名文史研究员,在同一天分别到两处现场进行考察,并各抒己见进行论证。大家争鸣的结果,仍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莫衷一是。 
伊绵峪位置新考
  关注与研究“木兰围场文化”的同仁,对乾隆曾把“布扈图”赐名“伊绵峪”是达成共识毫无争议的。分歧的焦点是“布扈图”究竟是指西辽河流域杨家湾二道川口,还是滦河流域五道川黑山口。为了弄清史实,笔者反复查阅《清高宗实录》《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围场厅志稿》及《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起居注》等有关史料,并多次到现场考察、访问,经过认真仔细梳理得出结论,认为陈树新等人的论断是正确的,即乾隆御赐名“伊绵峪”的准确位置在滦河一级支流伊逊河川。但因其论据不够充分,故支持率不尽人意。
  据《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起居注》所载,现整理出如下一览表。
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月接见渥巴锡前后驻跸地与行程一览表
  时  间   驻跸地原名   当今地址 距前驻跸
地行程
  当时主要活动
九月初五日 巴颜沟大营 新拨乡白云皋 二十三里 行围射猎获鹿一狍三野猪三狐狸一
九月初六日 达颜达巴汉阿玛吉昴阿大营 新拨乡岱尹上村南沟门 三里 行围射猎获鹿十三狍三盘羊二狐狸一
九月初七日 扎克丹鄂佛罗大营 五道川惠汉村沟里 三十一里 行围射猎获鹿五狍五青羊一貉子一
九月初八日 依绵沟口大营 五道川富城子村黑山口 十二里 行围射猎获鹿四狍三,主要接见渥巴锡并赐茶
九月初九日 萨勒巴尔哈达大营 五道川沙力把村大砬子附近 十里 行围射获鹿三狍六野猪三
九月初十日 按母巴鸠沟口大营 伊逊河川大唤起沟门 十二里 行围射获鹿四狍二野猪一青羊一
  从上表可知,乾隆此次秋狝,每日行程一般在十几里至二十里,少者三里,最多不过三十余里。由此可得出结论:乾隆赐名的“伊绵峪”,只能是距扎克丹鄂佛罗大营、今惠汉村沟里十二里,距萨勒巴尔哈达大营、今五道川沙力把村大砬子附近十里或十里的依绵沟口大营、今五道川富城子村黑山口。当年的布扈图沟就是现在的罗子沟,沟口为今黑山口水库。
  如果按杨振国先生判断,“伊绵峪”位于当年的布扈图围,即今日的杨家湾乡杨家湾村北二道川口,从地形图上按比例尺计算,当年的布扈图围,即今日的杨家湾乡杨家湾村北二道川口,距当年的扎克丹鄂佛罗大营,即今五道川惠汉村沟里,直线水平距离在七十余里,实际行走距离一百四十余里。试想,乾隆率领扈从群臣,初八日从伊逊河川,当行走一百四十里,到达当今杨家湾村北二道川沟门所谓“伊绵峪”后,当日接见渥巴锡一行,还行围打猎。初九日再行走一百四十余里返回五道川当今的沙里巴村行围驻跸,就当时的交通状况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
  此外,据《承德府志》611页与《钦定热河志》804—805页载,“伊绵峪”即布扈图沟所在地址与《清高宗实录》的记载基本一致。特别应提出的还有《承德府志》所载,木兰围场及其周边有四处名曰“布扈图”的地方,即“伊克布祜图”(扈与祜同音)“巴噶布祜图”“布祜图山”“布扈图沟”,而为乾隆赐名“伊绵峪”者只能有一处。那么,杨振国先生所认定“伊绵峪”在二道川沟门布扈图围,不过是囿于《围场厅志稿·卷之三·山》那段文字。殊不知,《围场厅志》恰恰于此处出现错讹,是不足训读的。
《围场厅志稿》指瑕
  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围场厅志》稿一套,为毛笔行楷手抄本。围场现有1987年8月县党史办与县志办复制的誊影本流传。此志书监修查美荫,浙江省海宁县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任围场抚民厅知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围场厅志》稿卷首六卷及正卷一至十四竣稿。无论是监修查氏还是协修、编纂人,总算对围场自木兰围场建立以来的历史沿革、人物活动、山川地理及有关诗词文赋等有所记载,虽未正式付梓,但原稿基本完整,是至今保存100余年惟一较详尽的围场地方史料。
  反复对照研读《钦定热河志》《承德府志》和《围场厅志》稿,却发现 《围场厅志》稿(以下简称“厅志”)有诸多瑕疵,甚至是硬伤,实在令人不能肓从。现仅枚举几例,权作“豹管”。
  例一,厅志《卷首四·天章》高宗御制诗《于木兰作》九首出现讹舛字3个,即把第四首诗中的“吴越近经巡”,书为“吴(月)近(江)巡”;第六首诗的“乐洞笙簧幽”书为“乐(动)笙簧幽”。此诗碑立于伊玛图河川碑梁之巅,现文字尚可辨认对照。
  例二,厅志《卷之三·山》,有“布扈图山,在小五台山之北与东,即白鹿山也。蒙古名布扈图山,布扈图围(七十二围东界围之一)在焉。乾隆二十三年以西域诸蕃于此入觐,赐名伊绵峪。伊绵峪蒙古语会归也”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弊端是,首先毫无根据地把“布扈图山”(白鹿山)认定为“伊绵峪”,“峪”者乃山谷或山沟之称谓,厅志此段文字硬是把“山”引申演绎成“山沟”。同时,厅志本卷为“山”之专册,把“峪”写入其中,实属离题。
  例三,厅志《卷之十四·围场规制》,有“阿济格赴围场(今大唤起沟门)在德尔吉围场(今惠汉沟里)之南,阿济格赴河出焉。东北则伊逊乌兰哈达(棋盘山崖),更东北则布扈图口(今黑山口)。乾隆二十三年以西域诸藩于此入觐,赐名伊绵峪(伊绵蒙古语,会归也,见高宗御制诗注)”一段文字。
  上述白纸黑字不言而喻,伊绵峪在小唤起之东北,棋盘山之更东北。而五道川罗子沟曾有过“布扈图沟”历史地名的记载。明眼者定会生疑,同为一部厅志,而不同卷册中对御赐“伊绵峪”地理位置的叙述大相径庭,该不是两个不同的撰稿人相互“掌嘴”玩吧?
  至此,关于乾隆赐名“伊绵峪”的确切地址在文史界争论十多年已经昭然。问题关键是持他说或傍歧义诸公,在研读厅志稿时,要么只读到上述“例一”便轻易接受其误导,要么是“例一”“例二”虽均足读,但因种种原因,造成歧义。
  主要参考文献:
  ①清·佚名《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起居注》,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清·佚名《清高宗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影印。
  ③清·和珅等《钦定热河志》(承德师专校点),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④清·海忠《承德府志》(光绪朝重订,2006年承德师专校点),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⑤清·查美荫等《围场厅志》稿,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手抄本,围场誊印,1987。
  ⑥政协围场县委员会《围场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
  ⑦杨振国等《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志》,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⑧陈沭辛《木兰围场风情史话》,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
  ⑨毕宪明等“乾隆《于木兰作》诗诸多版本讹舛字诱因辨析”《木兰围场》周刊,2009.12.16—2010.4.26。
  (毕宪明,教授级/林业生态工程正高工,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承德市历史学会理事,围场老科协副会长兼秘书长;韩玉文,大专学历,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楹联协会会员,围场自治县委宣传部外宣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