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亭关，是今迁西境内一座著名的长城关口。自汉唐以来，今唐山一带长城被称为“卢龙塞”。《承德府志》载：“府治东南二百五十里有乌龙山，塞之得名，盖由此。”可见承德东南至山海关的乌龙山（即卢龙山）这一线长城边塞皆称“卢龙塞”，即广义的卢龙塞，今迁西境内的长城和关口皆属卢龙塞。
　　“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卢龙塞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了许多大事。从汉、唐以来，卢龙塞一直为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塞。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出卢龙塞。东晋永和十年（350年）前燕慕容隽治卢龙道，焚刊木石，令通方轨，刻石岭上，以记功事。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四月，魏伐北燕出卢龙塞。公元553年秋，北齐文宣帝高洋率军击契丹经卢龙塞。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幽州总管阴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破高保宁部。李世民东征高丽兵出卢龙塞。公元1123年辽都统萧干入卢龙塞，攻破景州（今遵化）。卢龙塞之名在历史文献中频频出现。
　　可能有读者要问：狭义的卢龙塞具体指哪里呢？上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哪个长城关口呢？《水经注》载：“濡水……又东南径卢龙塞。塞道自无终县东出，渡濡水，向林兰陉，东至青陉。卢龙之险，峻阪萦折，故有九峥之名。”意思是说：濡水向东南流经卢龙塞。古卢龙塞道从无终（今玉田、遵化一带）向东而来，渡过濡水（今滦河），继续东行至林兰陉，再向东至清陉（青陉）。那么，林兰陉、清陉又在哪里呢？清乾隆皇帝曾写过《滦河源考》中说：卢龙塞即今之潘家口也，林兰陉盖今喜峰口，清陉（青陉）即今冷口。以此为据，后人便认定为长城与滦河交汇之处的今潘家口为狭义上的古卢龙塞，今喜峰口为古林兰陉。1991年版《迁西县志·交通》对卢龙塞道也有记载：早在西汉时期，从广阳郡治所蓟（今北京）至右北平郡治所平冈，有一条途经卢龙塞（今潘家口）大路，称卢龙塞道。在今迁西境内的走向大致为：从今三屯营入境，经洒河桥转洒河谷至汉儿庄，再北行至西城峪至潘家口（卢龙塞）出境。可见曹操北征乌桓、慕容隽治卢龙道、阴寿出兵、李世民东征高丽等都经由卢龙塞即今潘家口出关。
　　然而，到了辽宋时期，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卢龙塞和林兰陉之名已很少见到，而“松亭关”之名却频频出现，并且在这里发生了许多历史上的大事要事。南宋诗人陆游曾写过“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剑南诗稿·楼上醉书》）。这足以证明松亭关在当时的重要地位。但松亭关这样一座历史名关的定位，今天却居然成了一个历史之谜。自辽代松亭关产生至今1000余年来，特别是明代以来，关于松亭关的定位众说不一，五花八门，争论不休。2010年在迁西县召开的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刘汛涛、韩怀诚、关真全、陈力先生等都陈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博览群书，引经据典，提出了“潘家口即古松亭关”的定位思考。笔者作为一名从事多年的文史工作者，对松亭关也早有关注，对此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出于对长城文化研究的强烈责任感，今将一己之见陈述如下，以求史家雅正。
　　松亭关，是长城线上的一个重要关口，不仅是塞内通向塞外的交通枢纽，更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文章说松亭关产生于汉代，但笔者至今尚未发现相关资料，不敢苟同。据众多资料证明，松亭关最早出现于辽宋时期。松亭关到底在哪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五种说法，一一陈述如下，并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平泉县西南”说
　　清初著名方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喜峰口关，县（遵化县）东北七十里，三卫属夷入贡通衢也。《道里记》：由喜峰口东北六十里，曰椴木峪关，又六十里曰松亭关。”“松亭关，在喜峰口北百二十里。”这样，顾祖禹就将松亭关划在了喜峰口北120里的今平泉县西南之处。此后，顾祖禹参与编修的官方志书《大清一统志》和清代官修的《畿辅通志》，也都沿用了这种说法。1991年出版的《辞源》也说：“故址在今平泉县西南。”可见“松亭关平泉县西南说”影响深远。
　　笔者认为，松亭关是长城沿线上的重要关口，应该在长城线上寻找。然而，“松亭关平泉县西南说”，已经远离喜峰口长城“百二十里”，自然是没有根据的。
　　二、“宽城县西南”说
　　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还说：“喜峰口北六十里，为椴木谷寨，又六十里，至富民城，松亭关在焉，其相近者曰宽河”。刘汛涛引纪昀、陆锡熊纂《四库全书总目》说：“（清初高士奇）谓喜峰口为古松亭关，故以书名。然松亭关在喜峰口外八十里，士奇合而一之，未详考也。”1985年《辞海》说：“（松亭关）古关名。故址在今河北宽城县西南。”刘汛涛引宽城县1988年陈烈《松亭关考》文：宽城西南孟子岭乡的“南天门土城子古关隘遗址即是辽代的松亭关”。
　　以上四处资料，都将松亭关定位在了宽城县西南的地方。笔者认为，“松亭关宽城县西南说”，也远离喜峰口长城七八十里，孤悬塞外，自然也没有根据。
　　三、“松亭关即今潘家口”说
　　2010年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之前，刘汛涛、韩怀诚、关真全、陈力先生等通过查找大量历史资料，并亲自到实地勘察，特别是陈力先生从国家图书馆查到了《晋献契丹全燕之图》和《契丹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是公元936年时后晋主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后辽国绘制的《全燕之图》。此二图出自《契丹国志》的插图，是元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雕版墨印，标明了契丹境内的松亭关和周边关塞、城关的相对位置，为松亭关的定位提供了直接证据。
　　从《契丹地理之图》和《晋献契丹全燕之图》可以看出，辽代松亭关位于滦河西岸的一座大山脚下，大山即是滦河西岸的三十二壳楞（泽高山），与今潘家口关地形相符，足可证明，今潘家口即辽代松亭关。
　　在历史文献中，北宋时期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文字记载最为翔实具体：“松亭关，关东北五里至滦河关城。”此处记载说明了辽代松亭关在滦河关城的西南五里的地方。为了小心求证，刘、韩、关、陈等先生曾多次到潘家口亲自勘察，结果发现，今潘家口上游东北四里左右滦河岸边有小村叫“关场”，再北行一里许有旧村名“小河口”，滦河东西两岸均有墩台遗址。此小河口关即明初的潘家口旧关。《四镇三关志》记载：“潘家口新关，嘉靖四十一年建，通骑，冲，旧关不守。”经考察后综合分析确认：今潘家口关东北五里左右的小河口即辽代滦河关城，亦即明初潘家口旧关，此地西南五里左右的今潘家口关即辽代松亭关。
　　在《契丹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和《武经总要》翔实具体的记载面前，笔者对“松亭关即今潘家口”之说表示赞同，只是应该再补充完善一下，应该说“辽代松亭关即今潘家口”更为准确。
　　四、“松亭关不知所在”说
　　松亭关在辽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南北交通要道。但到了金代，金国的南方边界已经推进到黄河以南的淮水，松亭关成了金国的腹地，已不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里发生的大事要事自然也就少了，人们对松亭关的关注程度也就逐渐淡化，甚至有人搞不清松亭关的准确位置了，以至于《金史·地理志》的编纂者将松亭关误入滦州名下。南宋与金国对峙时期《靖康稗史·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载：“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岭，中有五关：居庸可以通大车，通转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马，不可车行。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从此记载可以看出，松亭关与金坡关（即紫荆关）、古北口一样，“止通人马，不可车行”。这样记载松亭关，很像是山路关口，看不出松亭关与滦河有任何关系。此记载出现了模糊语言。
　　元灭金以后，元朝的疆土幅员辽阔，南北一统江山，松亭关更加失去了战略地位，无须驻军设防，久而久之，松亭关逐渐被历史淡忘。《元史·河渠》记载：“滦河，源出金莲川中，由松亭北，经迁安东、平州西，濒滦州入海。”这段文字内容仍属模糊不清，实难判断松亭关与滦河的相对位置。因为辽代的松亭关城堡位于滦河西岸，滦河从松亭关流进关内，这与《元史》中的“松亭北”并不完全相符。因为如果说元代的松亭关在大喜峰口或者小喜峰口，亦可用“松亭北”三字来描述。语言模糊，难以为证。
　　到了明代，为了防止塞外残元势力的复辟，长城沿线又成了具有战略地位的关塞。但经过辽、金、元400多年以后，昔日的“松亭关”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可能被移换了位置，或者被更改了名称，致使有些人已经找不准原来松亭关的准确位置了。所以就有人用模糊语言带过，只提关名不提关址，或者干脆说“松亭关未考”或“不知所在”。比如，明代正德年间兵部尚书王琼在奏疏中说：“今紫荆关即宋金坡关，山海关即宋榆关，古北、居庸俱仍旧，而松亭关未考。”明万历年间曾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在笔记中写道：“……金坡关即紫荆关，榆关即山海关，松亭不知所在。”这说明松亭关的定位在明代已经出现了问题。
　　用模糊语言带过和曰“松亭关不知所在”之人，虽然不能说出松亭关的准确位置，但也不会造成历史错误。
　　五、“松亭关即今喜峰口”说
　　喜峰口，元代许有壬曾写过父子喜相逢的传说故事，故有“喜逢口”之说。《四镇三关志》记载：“大喜峰口关，洪武年建，通大川，正关口极冲。为属夷三卫贡路。”此处说明喜峰口关是明初洪武年间大将徐达建的，至今喜峰口西侧山崖上的荒城仍称为“徐太傅城”。到了明清时期，在历史文献中出现了很多“松亭关即喜峰口”的说法。
　　最早出现此说法的时间是在明初洪武年间。潘家口水库工程师陈力先生找到了两份明军北征的珍贵资料。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明朝开始了对残元势力的第一次战争。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至十月班师回朝，完成了第一次北征。此次北征，有一个名叫白范的跟随李文忠副将做军中书记，伴随着李文忠一路征战，并在行军途中写有《蓟州》诗，其中有“回首松亭道，秋风几日愁”诗句。诗中的“松亭道”，应指松亭关道。那么松亭关道在哪里呢？可在洪武二十年的北征诗里找到答案。
　　《明史·冯胜传》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冯胜）与傅友德、蓝玉、赵庸北征，常戎、李景隆、邓镇皆从。”李景隆，李文忠之子，袭封曹国公。此次北征，他的军中有一个名叫唐之淳（字愚士）的随军书记，记载了这次从南京出发北征的征战行程。大军从四月二十一日出师，经过通州、三河、蓟州、石门口（遵化石门），然后到了松亭关，在此写下《松亭关》一诗，并在标题下面加有小序说：“即喜峰口峰亦作逢近亦名狮子峪”。从此小序可以证明：明初洪武年间的松亭关即喜峰口。峰亦作逢，即源于元代许有壬写的父子喜相逢的传说故事。近亦名狮子峪，说明当时还有“狮子峪”的叫法。唐之淳出松亭关（即喜峰口）后，紧接着又连续作有《宽河》《黄崖白塔》《惠州》等诗，说明他们的行军路线是，出了松亭关（喜峰口），经过黄崖白塔（俗称“万塔黄崖”）、宽河（今宽城），便到了惠州。从七月十五日，唐之淳从大宁开始随大军踏上返回路线，沿原路返回，在宽城写下了《宽河城夜宿》诗，其中最后两句是：“顷报入关多好梦，明朝应到喜相逢。”回到松亭关（喜峰口）后，又写下了《入关》诗，其中两句为：“欲知地气分南北，减却衣裳入蓟州。”说的是塞外的天气比较凉，穿的衣裳还比较厚，入关以后就要减少衣裳了。他在松亭关还写下了《宿松亭关有怀松轩公子》《送松轩公子之大宁》等诗。后来唐之淳将这些诗文汇集成《唐愚士诗文集》四卷，并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从此可以看出，从喜峰口出关后不远，便到了万塔黄崖和宽城，是一条大军首选的便捷之路。
　　从以上这两次大规模的北征资料证明，明初洪武年间北征大军走的是松亭关即喜峰口路线，而不是其它关口。同时也证明喜峰口关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
　　明初建文元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欲先拿下松亭关再取大宁，但因松亭关险固难下，遂绕道刘家口攻下大宁后，再回取松亭关。明代后期，有米万春在《蓟门考》文中谈到这件事时，他这样评论：“成祖（朱棣）取大宁，由刘家口出塞，回由喜峰口入关，则境外道路迂捷可见。”由此可见，明代后期的米万春也认为当年燕王朱棣回取的松亭关即是喜峰口。明永乐以后，喜峰口关之名频频出现，而松亭关之名彻底消失。
　　明代蒋一葵撰《长安客话》中说：“喜峰口，乃乌梁海（即兀良哈）进贡之路，本名喜逢口，古松亭关也。”可见，明代万历年间的蒋一葵对喜峰口很了解，他不仅知道喜峰口是兀良哈三卫进贡之路，而且还知道喜峰口原名喜逢口，即古松亭关。
　　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初翰林院侍讲、著名学者高士奇扈从康熙皇帝出喜峰口去承德，回京后把沿途路线和见闻写成诗文集《松亭行纪》，书中这样记载：“喜峰口，古松亭山也，奇峰削下，腰有洞，高二丈余，深倍之，《辽史》为松亭关。”
　　到了清朝初期，康熙二年(1663年)曾任礼部郎中宋琬修、十八年（1679年）常文魁续修的《永平府志·古迹》记载说：“松亭关，今之喜峰口是也。”此后的康熙五十年（1711年）版、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光绪五年（1879年）版的《永平府志》，和历届《迁安县志》也都沿用了“松亭关即喜峰口”的说法。
　　清同治年间，迁安名人马恂（曾受聘纂修《昌黎县志》）写过《三屯营震湖考》一文，文中说：“而由三屯之东之北诸关隘悉在焉，中惟喜峰为最巨，是为松亭关，即古兰陉。”马恂说喜峰口就是松亭关，为古兰陉。（《迁安县志·古迹篇》）
　　1975年由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辽代的松亭关标在了今天喜峰口的位置。
　　20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编纂的《迁西县地名志》《迁西县志》和撰写的有关文章也引用了上述记载。
　　近日笔者从互联网上又查到一条资料说：“元以后，由于喜峰口修了官道连通关内外，此后潘家口交通断绝，均走喜峰口。”可见在元代，今喜峰口就已经成了关里关外的交通要道。
　　就目前来看，“松亭关即喜峰口”或者“喜峰口古称松亭关”这种说法影响最大。自明初洪武年间至今600多年来，这种说法已经载入了国家史书和地方志书，写进了图书报刊，录进了广播电视，充斥了互联网，可谓影响极其深远。
　　其实，笔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百思不得其解：从明初以来的那些朝廷高官、文人学者们，难道就从来没有看到过南宋人叶隆礼撰写的《契丹国志》中的契丹地图吗？也没读过北宋官修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吗？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是明清时代的饱学之士，对重要的历史书籍不会不知道，也不会没有读过。如果说他们见过《契丹国志》内的地图和《武经总要》“松亭关，关东北五里至滦河关城”的记载，那为什么还要说“松亭关即喜峰口”呢？笔者考虑再三，认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辽代的松亭关到明代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动，或移动了位置，或改换了关名。
　　由此及彼，笔者联想到古榆关和山海关的情况与松亭关和喜峰口的情况倒很是相似。古榆关（渝关），始建于汉代。那么古榆关在哪里？清光绪五年《永平府志》说：“临渝山：抚宁城东二十里。峰峦崛起，高千余仞，下临渝水，旧为关隘，一名马头坡。”山海关长城专家李亚忠先生查找了大量历史资料，并亲自勘察找到了古渝关的具体位置，即在今抚宁县榆关镇之北。随着唐代以后海平面下降3米，海水后退，古渝关之险已失。到了明初，大将徐达便以“平、滦、渝关土地旷衍，无险可据，去东八十里得古迁民镇。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岭东环，石河西绕，形势险要，诚天造地设。遂筑城移关，置卫守之，更名曰山海关”（明商辂《显功庙记》）。此碑文明确记载，明初徐达将古榆关东移80里建关，并更名为“山海关”。由此可见，建渝关与建山海关在时间上相隔1000余年，距离相差80里。清乾隆二年又在山海关改置临榆县。于是，人们渐渐地就误以为今山海关即古渝关，石河即古渝水了，所以有人就把明代以前发生在古渝关的历史事件统统都归结到今山海关的头上了。早在明代正德年间的兵部尚书王琼就说：“今紫荆关即宋金坡关，山海关即宋榆关。”明万历年间曾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于慎行在笔记中写道：“……金坡关即紫荆关，榆关即山海关。”可见明代中期的两位高官都将榆关与山海关说成了一回事。现在的许多书籍和互联网上也都说“山海关又称榆关（渝关）”，似乎在榆关与山海关之间从未发生过明初移关之事。
　　综合上述资料和古渝关移山海关情况，现在笔者可大胆推断：汉唐至辽代以前时期，狭义的卢龙塞在今潘家口，辽代时期的松亭关亦在今潘家口。而在金元时期的200余年间，松亭关则成了腹地，已经失去了其战略意义。而今喜峰口在当时已成为关里关外的交通要道，逐渐替代了昔日松亭关的交通枢纽作用，所以松亭关也就开始东移。到了明初的洪武年间，大将军徐达在喜峰口开始建关，实际上已将辽代的松亭关移到了喜峰口，关名也改成了喜峰口，但当时仍有人习惯用“松亭关”的旧称，所以至建文年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仍用“松亭关”之名称呼喜峰口。由此看来，东移古榆关建山海关，与东移松亭关建喜峰口关极为相似，不仅关口都移动了位置，而且都改了名称。
　　当然，反对“喜峰口即古松亭关”的人自古有之。如清初《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陆锡熊在书中说：“松亭关在喜峰口外八十里，士奇合而一之，未详考也。”纪、陆二人说高士奇将松亭关与喜峰口合在一起是未经详细考察，而他们自己则说松亭关在喜峰口外80里，难道就“详考”了吗？远离了长城线，其实更加荒谬。笔者从资料中发现，在明朝初期，由于松亭关位置和名称的变动，的确有人已经搞不准到底哪里是松亭关、哪里是潘家口、哪里是喜峰口了，于是发生了张冠李戴的现象，对同一地点发生的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文献中则出现了不同的地名表述。举例说明：《明太祖实录》和《卢龙塞略》均有记载：“洪武二十年……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出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驻于大宁。”这里只说“出松亭关”，并未具体说明当时出的是哪个关口。而唐之淳作为书记官随曹国公李景隆北征，在他的《唐愚士诗文集》也记载了这件事，但说法更加具体。他随军出征走的也是“松亭关”，在出关时曾写下《松亭关》诗，并在标题下加了非常有价值的小序说：松亭关，“即喜峰口峰亦作逢近亦名狮子峪”。峰亦作逢，即源于元代许有壬写的父子喜相逢的传说故事。近亦名狮子峪，说明喜峰口当时还有“狮子峪”的叫法。从这14个字的小序中可以看出：明初洪武年间，喜峰口就有松亭关、喜峰口、喜逢口、狮子峪四个名字。因为当时出现不同的地名表述，所以就造成了混乱，有人认为松亭关在喜峰口，也有人认为松亭关在潘家口，还有人说“松亭关不知所在”。从上面唐之淳记载的行军路线也可看出，出松亭关（即喜峰口），距离口外的万塔黄崖和宽河（即宽城）最近，交通便捷，亦可证明明初的松亭关即喜峰口。《明太宗实录》记载燕王朱棣欲取松亭关攻大宁时，因刘真、陈亨把守松亭关难下，遂绕道刘家口攻下大宁后，“丁未，刘真、陈亨回至乱塔黄崖。”可见，刘、陈当时把守的松亭关也是距离“乱塔黄崖”最近的喜峰口。《明史·地理志》记载：“（遵化）又东有滦河，西南有黎河，北有喜峰口、马兰峪、松亭关。”《明史·兵志》说：“分兵守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松亭关。”万历年间郭造卿编纂《卢龙塞略》也如此照录。此处松亭关与喜峰口同时出现又作何解释呢？笔者认为，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明初的松、潘、喜三关名称混乱，容易造成张冠李戴，应该是编书人认为明初的松亭关仍在潘家口，所以才会出现喜峰口与松亭关（即潘家口）并列现象。当然，现在有许多书籍、报刊和互联网把历史上的卢龙塞、松亭关统统都归到喜峰口头上，也属谬误！
　　综上所述，现笔者做出推断：狭义的卢龙塞在今潘家口，辽代松亭关亦在今潘家口，明初松亭关在今喜峰口。换句话说，即今潘家口为辽代松亭关，今喜峰口为明初松亭关。其实还可以这样说：松亭关是喜峰口的别名。得出这样的结论后，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前面提到的唐之淳、米万春、蒋一葵、高士奇、宋琬、马恂和历届《永平府志》《迁安县志》《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各种史志书籍、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松亭关即喜峰口”或“喜峰口古称松亭关”的说法，也就不再觉得是错误了，反而倒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事了。就和现在有人说“山海关又称榆关（渝关）”是一个道理。
　　如果上面推断不错的话，那就应该正本清源，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将发生在卢龙塞（此指狭义卢龙塞）的历史事件归还给今潘家口，将辽代发生在“松亭关”的历史事件归还给今潘家口，将明初洪武、建文、永乐年间发生在“松亭关”的历史事件归还给喜峰口。
　　今笔者陈述以上观点，与文友探讨交流，属于一家之言，以抛砖引玉，就教于大方之家，并期待以后有新的证据出现。
　　（写于2013年4月，感谢陈力、关真全、刘汛涛、韩怀诚等同志提供资料）
（潘秀华，迁西县档案局原局长，《迁西县志》主编，副编审职称。）